---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300234083" library_document_id: "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 source_sha256: "c66742e6375663a3ee3d5c6305b6bcec19d7db557eaeadfc0af64169ac70f654"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323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5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start=15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md?start=15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md?start=14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md?start=160&limit=10" --- #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0 | PRINTED_PAGE=118 最后，国家（nation）也是共同性在其中得以组织并受到腐化的社会机构。很多人当然能够体验到归属于国家这样一个共同领域的感觉，其中包含整个人口集体性的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表达。在危机和战争期间，当国家呼吁其国民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将个人利益置于一边时，国家作为社会生活中心领域的地位就得到强化。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63 ① 英文原文是： Whether the combined working day,in a given case,acquires this increased productivity because it heightens the mechanical force of labor, or extends its sphere of action over a greater space, or contracts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relatively to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or at the critical moment sets large masses of labor to work, or excited rivalry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raises their animal spirits, or impresses on the similar operations carried on by a number of men the stamp of continuity and many-sidedness, or performs different operations simultaneously, or economizes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by use in common。中文译本并没有 animal spiritis的对应翻译，原文对应的中文是：和同样数量 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综合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 产一定效用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参见《资本 论》，中文2版，第1卷，382页。我们可以看到，animal spirits被翻译成了“精力”。——译者注 11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1 | PRINTED_PAGE=165 / 119 Anderson)的著名说法，国家（民族）不只意味着共同的历史，或者一系列语言和文化传统，而且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实这是组织共同性的另一种说法。我们的政治想象是多么贫乏，以至于国家成了我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共同体，成了我们表达社会团结和逃脱个人主义的唯一形式！当政治只能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时，这是多么可悲！当然，在国家内，就像在家庭和企业中一样，共同性要屈服于各种制约：国家在内外关系上都受到等级制和排斥机制的规定。国家通过建构和强化“人民”这个国民身份而进行运作，这就排斥或者压制了那些不同的身份。当然，国家及其人民，同时还有那些统合社会领域的向心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成为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如法农所说，国家和民族意识也可能是个陷阱，这只有在战争之后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那些号召人民为了国家与人民的统一和光荣而进行斗争的宣传，在我们听来总是具有法西斯主义的味道，不论是在中心国家还是在边缘国家，我们总是能够听到。这是权威主义、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回响。这些都是共同性在国家范围内被腐化的案例。[38] 尽管有所反感，但我们还是应该记住，家庭、企业和国家关涉并动员共同性尽管是以腐化的形式，因此为诸众的出走提供了关键资源。所有这些机构提供了生产性协作的网络、开放的财富资源以及交往圈，这些既激发了共同性的欲望，同时又摧毁了后者。诸众必须逃离家庭、企业和国家，但同时又要在他们所激发的共同性承诺的基础上重新建造。记住，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扩大利用共同性的权限就意味着夺取生产和再生产的资料；同时，这也是从资本抽身，并构建诸众自主性的基础；这个出走的筹划就是当下阶级斗争所采取的首要形式。 我们具有斗争意识的读者可能不会接受下面的看法：将出走视为阶级斗争，因为其中没有足够的对抗。别担心，摩西很早前就认识到，那些当权者不会让你轻易离开。更为重要的是，出走并不意味着作为赤裸生命离开，赤身裸体，身无分文。不，我们需要拿走我们的果实，这就意味着对共同性—我们过去劳动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自主生产和再生产的资料进行再占有。这里就是战场。 3.3 诸众的时机(Kairos) 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164 165 11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2 | PRINTED_PAGE=166 / 120 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G. W. F.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诸众的能力 所有的客观条件已然就绪：生命政治劳动不断逾越资本主义统治的边界；资本的社会关系中出现裂痕，开启了生命政治劳动取得自主性的可能；出走的基础已然具备，共同性不断产生；资本剥削和管控的机制与生命政治的生产力持续对立，并成为后者的障碍。但是，也存在不利的客观条件：新的资本主义机制应用新的方式去占有和私有化共同性，陈旧的社会机构不断地腐化共同性。我们该如何面对？对客观条件的分析只能将我们带到这里，无法再前进一步。资本主义危机并不会自动地导致崩溃。在共同性的生命政治领域内进行生产同时也被生产的多元的奇异性并不会自发地实现出走，乃至构建它们的自主性。必须要有政治组织，以穿过豁口，并生成政治事件。必须有一个政治主体抓住时机在单调性和线性时间的重复之间开启断裂的那个时刻。 我们提议，将诸众视为自足的概念，去政治性地组织出走和解放筹划，因为我们相信，在当下生命政治的语境中，传统的基于统一性、领导集中制以及等级制的组织形式不再可欲或者有效。[39]诸众这个理念很多年前就已成为知识界和政治圈的话题，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讨论来评估和优化这个概念。我们看到，最具生产性的批判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上：一个涉及诸众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另一个涉及其行动的进步或解放特征。 就第一种质疑来说，即便对诸众概念的最好批判也接受我们的观念，特别是，在生命政治语境中，社会由彻底的多元性所构成，或者说，由不可被化约的奇异性的杂多性所构成这一点。问题是，这些奇异性能否以及如何政治性地集体行动。根本的问题就是政治的概念本身。例如，皮埃尔·马舍雷(PierreMacherey)正确地解释说，政治需要在社会而非个体层面作出决断的能力。他写道：“诸众的肉体如何成长为一个身体?对政治实体的介入是必要的，在我们的情况下，这个实体虽然要维持诸众的块茎结构，但必须成为集体性的，并拒绝一切自上而下的命令形式，从而忠诚于内在性的目标，这个目标要求诸众在水平的层面上展开。”[40]马舍雷认为诸众的杂多性为政治带来了障碍或者挑战，因为在他看来，作为政治体来行动并作出决断需要统一性。他进而认为，诸众的任何政治筹划都面对一个矛盾：要么牺牲水平的杂多性并采取统一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从而不再成为诸众；要么维持其结构，从而无力作出政治决断和行动。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66 12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3 | PRINTED_PAGE=121 拉克劳(ErnestoLaclau)也认为，诸众的内在性和多元性是发挥政治能力的障碍。他承认当下存在诸众的首要条件是：社会领域彻底成为异质性的。他解释道，沿着诸众的路线，政治行动要求处于内在性平面的奇异性介入接合（articulation)过程，去定义并组织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但是当他坚持说，为了实现这种接合，一个能引导这一过程并将所有奇异性都同一化的主导性霸权力量必须从内在性的平面崛起时，他就误入歧途了。霸权将奇异性的多元性呈现为一个统一体，从而将诸众转化为人民，在人们看来，后者因其统一性而具备进行政治行动和决断的能力：“从根本来说，政治行动总是要成为对人民’的建构。”[41]就像马舍雷一样，拉克劳将诸众视为通往政治的一个过渡角色，而非政治角色本身。 第二种质疑关涉的主要不是诸众是否有能力政治性地开展行动，而是行动的方向，也就是说，不是诸众政治的形式，而是其内容。具体来说，这些作者看不出诸众的政治决断和行动为何会指向解放。例如，维尔诺(PaoloVirno)最为卓有成效地发展了诸众这个概念，但是却认为诸众的政治极端含混，因为在他的观念中，诸众被赋予了与社会团结同等重要的社会侵凌性(agressiveness)。政治哲学的漫长传统警示我们，有关自然状态中的人是无所保留的善的假设是幼稚且不负责任的。同样，维尔诺也强调生命政治生产中“自然状态”的两面性。诸众所掌握的强大新工具—语言工具，还有其他交往、情感、知识等工具并不必然就产生好的结果，也可能会导致恶的结果。维尔诺因此提倡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他坚持认为，任何对诸众积极政治能力的讨论，都要清醒地认识到其消极作用。[42] 巴里巴尔(ÉtienneBalibar)同样坚持认为，诸众的概念缺乏内在的政治标准，这种标准可以确保其进步的取向或者反体制的特征。在面对全球剥削的体系时，它可以进行反抗和辩论。与维尔诺一样，巴里巴尔强调诸众立场的两面性，例如，他这样解释诸众恐惧的双重意义：诸众感到的恐惧以及诸众所激发的恐惧，可能导致不同的政治选择。打个比方，诸众就像是航船，但如果没有舵手，我们也无法预知船会驶向哪里。[43] 齐泽克和巴丢将诸众的政治方向问题推进了一步，他们认为诸众并非具有两面性，而是会与统治的力量相结盟。齐泽克认为，诸众即便在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时，也只是模仿并支持着资本主义权力，他甚至认为对诸众的误解可以追溯至马克思。他指出，马克思的错误就是相信资本会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生产会在资本内部创造出对抗自身的、具有革命能力的政治主体，即无产阶级。齐泽克坚持认为，资本在其内部所生产的对抗和另类力量最终只是在支撑这个体系。例如，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商品及这些商品所激发的欲望来解释资本如何在市场和消费领域创造出不断繁衍的杂多性。从这个视角来看，诸众的杂多性及其水平网络结构只是资本自身去中心化和去辖域化运作的镜像而已，因此，尽管我们认为诸众是在反抗资本，但他们实则是在重复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统治。因此，在齐则克看来，根本的改变，或者说对抗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永远不可能像诸众那样从资本内部出现。[44] 第三章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167 168 12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4 | PRINTED_PAGE=122 齐泽克将诸众思想的错误归于马克思，巴丢则将这些错误追溯至福柯及其反抗的概念。既然反抗总是对权力的反抗，巴丢论述说，它就永远无法逃脱权力，并永远也无法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摆脱权力的事件。他认为，任何关于创造性、反体制的诸众概念都是痴人说梦。这里，“所谓的反抗’，不过是权力自身前进的一个组成部分”。诸众的现有运动对巴丢来说就无足轻重。“小资产阶级的大众运动已然黔驴技穷，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他们剧目中的几个普通表演而已，他们喧嚣地声称自己有权什么也不做，但却要享受一切，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规训形式。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哪个领域，规训都是开启真理的钥匙。”[45]巴丢对诸众的批判，事实上是齐泽克观念的衍生和普遍化：齐泽克指出马克思的错误，指责诸众虽然在反抗资本，但不过是在模仿和支持资本的统治，而巴丢则通过批判福柯，认为诸众和反抗的其他筹划只是权力自身前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诸众的共同性本质 关于诸众政治能力和方向的质疑与批判非常有用，因为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聚焦并搞清楚这个概念，搞清楚诸众在生命政治现实中进行解放的组织筹划能力到底有多强。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我们要表明，诸众不是自发的政治主体，而是政治组织的筹划者，因此将问题从是/成为(being）诸众转变成制造(making)诸众。在直接考察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探讨诸众概念的哲学与政治基础，尤其是诸众与自然互动并改造自然的方式。 就像“人民”一样，诸众是政治构成过程的结果，虽说人民是由凌驾于多元的社会领域之上的霸权性力量所造就的统一性形成的，但是诸众却是在没有霸权的内在性平面上形成的。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认识两者的差别：这两个政治构成过程在政治和自然状态之间表现出不同的关系。政治理论的漫长传统告诉我们，对霸权或主权的建构需要政治生活从无政府状态进入文明状态。诸众的构成却混淆了自然状态与文明或政治状态的区分：它完全是政治的，但又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状态。一旦我们看到自然的转变在诸众构成中所起到的作用，它就不像看起来那么具有吊诡色彩。 169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70 12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5 | PRINTED_PAGE=123 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那种将自然视为固定不变的、与文化和社会互动相脱离并先于后者的观念已然成为政治思想的障碍。他们已经证明，自然处于不断被建构和被改造的过程之中。例如，巴特勒就通过质疑自然的固定性，挑战传统的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区分。巴特勒解释道，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想的主流考察社会性别如何被塑造，并社会性地被建构，却认为生理性别差异是自然的、生物性的，因而是永恒的。她论证说，不只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也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因此她跟随福柯认为，生理性别和生理性别差异也是话语结构的产物。这并不是说生理性别与生物学或身体毫无关系，而是说，我们关于生理性别的知识和思想乃至我们的理解模式，都完全内嵌在规定性的社会话语中。[46]其他女性主义学者从科学和生物学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自然根据社会建构和实践而进行自我调整。福斯托一斯特林(AnneFausto-Sterling)探索自然和身体如何通过社会交往而不断被改造，特别是我们对自然性别和自然性别差异的理解如何完全内嵌在社会与文化的实践和意识中。她论述说，甚至人类的骨架架构这个在我们看来属于自然界中最为固定的身体组成要素之一，也需要受到外界的刺激才得以发展，同时也根据其在成长期与身体实践—很多是具体的社会性别实践—的复杂关系而作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文化塑造骨架。[47]当然，这并不是说，自然就不存在了，而是说，自然不断被社会和文化交往所改造。自然处于变化之中，这个论断与构成本体论(constituent ontology)的哲学命题紧密相关—存在也处于社会行动和实践所引发的变化过程中。用斯宾诺莎的术语来说：上帝，或存在，或自然，并非与世界中诸样态的互动相隔离，并先于后者，而是完全由后者所构成。[48] 这些对自然可变性和可塑性的论述指向了共同性问题—事实上，自然不过是共同性的另一种说法。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之前对共同性所区分的两种内涵。虽然传统观念将共同性视为外在于社会的自然世界，但是对共同性的生命政治认识却渗透进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不光指向大地、空气、诸元素，甚或动、植物生命，而且也意指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如共同语言、习惯、手势、情感、符码等。根据传统观念，如在洛克和卢梭看来，社会的形成与历史的进步不可避免地要摧毁共同性，将其垄断为私有财产，但共同性的生命政治观念不光强调维护共同性，同时还强调保护生产共同性的条件，并且对其特征进行选择，去芜存菁。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同性的生态学—这种生态学同等关注自然与社会，以及处于动态的相互依赖、相互关怀和相互改造过程中的人与非人世界。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诸众若要政治化，并不需要像传统主权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脱离自然状态，而是需要动员对共同性的改造，这种改造在自然、文化和社会的层面同时进行。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12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6 | PRINTED_PAGE=124 共同性的改造将我们直接带向了主体性生产的问题。如果我们记得所谓的后现代争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如何白热化的，或许会有所裨益。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普遍关注意识的生产。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立场重复了经典法兰克福学派的论断，即异化意识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来的，具体地说，是由其文化工业、消费的命令以及商品文化所生产出来的，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态度却被他们的欢呼所取代了。主体性在商品化的资本主义文化圈中生产出来，在某些人看来，这预示了某种基于游戏和偶然性之上的自由观念。另一方面是那些维护主体性的现代主义者，他们不仅借用理性、现实和真理的名义，还打着解放政治的大旗。在他们看来，外在于权力运作的稳定主体对政治的基础来说是必要的，如阶级政治、种族政治、女性主义和其他身份政治问题。我们以简单的语言所描述的这两种立场垄断了最为常见的讨论，但是与我们的观念最为接近的第三种立场，在同时期由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Guattari)所发展。这些作者在体制结构、心理分析话语、国家机器等机构中聚焦主体性生产的社会机制，但是他们认为主体性通过权力的装置而得以生产，这并不值得乐观，也不值得悲观。他们将主体性的生产视为政治斗争的首要领域。我们需要介入主体性生产的循环，从管控的机制中逃走，并构建自主性生产的基础。[49] 主体性生产的政治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共同性转变的经济过程。生产观念、符码、图像、情感和社会关系等的生命政治生产被直接视为人类主体性的构成性要素：这个领域就是主体性得以生成并寄居的场所。有人可能依然认为，经济生产就是主体与自然间所发生的互动关系，是客体通过劳动而得到改造的过程，但是生命政治劳动所改造的“自然”日益成为主体性自身。经济生产与主体性之间的这种关系抽空了传统的劳动过程观念的基础，并创造了一个可能令人眩晕的圆环。但是，我们可以从共同性转变的视角来面对生产过程问题，从而理解这些表面上的吊诡现象。很明显，这种作为生命政治生产核心的经济过程也是一个本体论过程，在此过程中，主体性和自然都得到改造和构成。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72 173 12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7 | PRINTED_PAGE=174 / 125 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诸众理解为一种存在，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制造或者说，一种并非固定或者静态的，而是不断得到改造，不断被丰富，由制造而得到构成的存在。这是一种独特的制造，因为并不存在制造者。在主体性生产的过程中，诸众就是自己不断生成他者的制造者，也是集体性自我改造从未间断的过程。 从成为诸众到制造诸众 一旦我们的视角从成为诸众转变为制造诸众，一旦我们认识到诸众是奠基于共同性之上的不断转变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回应之前所提到的对此概念的质疑和批判。第一个质疑认为，诸众无法进行政治行动，因为没有霸权对其进行统一化。问题在于，是否只有霸权性的、统一性的主体才有政治行动的能力，扁平化组织的杂多性是否也有此能力？我们可以通过之前的经济学考察来回应这个问题。生命政治生产能且只能在共同性的领域进行。观念、图像和符码，这些不再只由天才或者大师生产，让学徒做帮手，而是由相互协作的生产者所构成的庞大网络所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变得日益自主，资本的剥夺和管控机制也成为组织生产力的障碍。生命政治生产就像是没有指挥家而正常演奏的乐队，一旦有人走向指挥台，这个乐队反而会鸦雀无声。 生命政治的经济生产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政治行动的形象类比：正如广阔的社会杂多性生产非物质产品和经济价值，诸众也有能力去生产政治决断。这不只是一个类比，因为同样的能力已然付诸实践，它对一方来说是必要的，对另一方也同样是充分的。也就是说，生产者以计划的方式自主地组织协作和集体生产的能力对政治领域也具有直接性的启发，为集体决策提供了工具和习惯。在这个方面，阿伦特（HannahArendt)等思想家所设定的经济生产和政治行动之间的裂缝就被弥合了。阿伦特的政治概念主要聚焦于多元性与自由，认为政治行动是奇异性在共同世界中进行交往与协作的领域。她将这种形式与工具人(Homofaber)的经济领域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属于工作场所，并且不得不工具性地制造产品。她论述说，经济生产者必然会鄙视行动和言辞，他们认为政治不过是无所事事和无所用途的闲谈。工作只是狭隘地指向一个目的，以至于“生产过程的力量完全被终端产品所吸收和耗尽”，而政治过程的力量却永远不会在产品中耗尽，而是会成长，“其结果会繁衍；在人类事物的领域中，延续下去的就是这些过程，而它们的延续是没有尽头的，虽然物质会消失，人会死去，但它们却会像人类本身一样，延续下去”[50]。阿伦特明确地指向物质生产的经济范式，并以工厂作为她的典型，但是一旦注意到生命政治生产，我们就会明确地看到，她所赋予政治的一切特征也可以同等地应用于经济领域：诸如奇异性的广泛多元性在共同世界中进行协作，对言辞和交往的关注，以及既基于共同性又生产共同性的这个过程的连续性。这就是我们使用“生命政治”来命名这种生产形式的一个原因，因为经济能力和行为本身就已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这里我们应该注意，阿伦特也区分了第三种人类根本性的活动，她称之为劳动。她头脑中的劳动对应于身体的生物性功能，因此是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她解释道，这种劳动的条件和目标就是为了生命本身。当然，阿伦特最初试图将劳动的这个概念作为标准，将政治领域与需求领域区分开来，但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这种区分也彻底失效了。政治也许从来没有真正与需求领域和生命脱离开来，当下生命政治生产的目标日益成为生命形式的生产。因此，我们有了“生命政治”这个术语。于是，对制造诸众的关注让我们认识到，生产活动同时也是自我一制造的政治行动。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174 12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8 | PRINTED_PAGE=126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轻松地回应与诸众政治能力相关的第一组质疑。的确，政治行动和决断所需要的对奇异性的组织并非直接或者自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霸权和统一化，主权和统一性权力的形成不论是国家、政党还是人民就是政治的必要前提。自发性和霸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诸众可以通过在共同性中所进行的冲突性或协作性交往而发展出组织自身的力量。尽管有人识别出这种趋势，但还会有人质疑，诸众是否为这种责任而准备就绪，是否完全具备了政治性的组织、行动和决断的能力。记住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的警告：永远不要依赖理想的或者想象的人民发动革命。他断言说，俄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统治自己，而是需要一个霸权性力量去引领他们走完过渡阶段。他们在工作中被训练，需要接受臣服、监管、“监工和会计”：他们在工作中有老板，在政治中也必须有老板。[51]列宁的警告中所包含的逻辑触及了我们之前的论述，即在当代经济中，生命政治生产取得霸权的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品质和能力。如果我们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以及社会生产中实质性地确立自我组织和协作的能力，那么诸众的政治能力就不再是问题。 与诸众的政治方向是进步还是反动，是反对还是支持权力的体制相关的第二组质疑并不容易回应。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出了反抗的概念，那就是反抗先于权力，因为权力只有作用于自由主体才会起效，因此，尽管反抗“内在于”权力，却并不必然就强化或者重复权力结构。我们也考察了事件的生命政治观念，但与那种将事件视为“自外而来”的观念不同，在后者那里，唯一的政治责任就是忠于事件以及事件所昭示的真理，在事件到来之后维持纪律。持那种事件观的人，只能靠弥赛亚的狂热去等待另外一场事件的到来。生命政治事件就栖身在共同性生产的创造性行动中。的确，在创造行动中存在神秘的要素，但这是每天都产出自诸众的奇迹。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75 176 12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9 | PRINTED_PAGE=127 但是，反抗和事件的创造还不能确立诸众的政治取向。共同性的特征及其与诸众的关系对我们有所启发。马舍雷认为，共同性的造反特质总是逾越权力的界限。他写道：“经由共同生命，我们必须理解集体创造的所有形象，这些形象能够让协作与合作发挥作用。这个网络一旦运作起来，就能够无限扩展下去。这就是为何共同生命能够逾越其所要反抗的所有体制和所有固定秩序的原因。”[52]基于共同性的诸众总是可以逾越权力的界限，这个事实就表明其与统治体制的不可兼容—这就是其反体制的特性—但还不能说他们已经确立了解放性的政治取向。 诸众政治方向的一个面相就在于，它从在社会机构中所积累的所有共同性的腐化形式中出走，这些机构包括家庭、企业和国家。诸众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共同性进行甄别。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些机构的共同性主要是因为等级制、分化和限制而被腐化，它们阻碍了主体性的生产，更有甚者，阻碍了共同性的生产。通过甄别和出走，诸众必须利用共同性再度启动其生产过程。 政治取向也应该在制造诸众的过程中得到定义，不过我们不仅要将这种制造视为诸众的政治构成，而且也要理解为他们的经济生产。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通过利用并生产共同性，诸众不断地在改造自己。这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对傅立叶乌托邦思想的赞美：无产阶级就是处于转变之中的主体，不仅通过劳动，而且还通过在工作束缚之外的闲暇时间所进行的社会化的、协作性的、创造性的行动而得到改造。马克思扩展了傅立叶的洞见，他解释道：“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53]。诸众基于共同性的扩张和在生产中的自我改造为诸众在政治领域中的自治明确了最终方向。 但是，所有这些由生命政治事件所激发的要素，一方面在逃避共同性的腐化形式，另一方面致力于扩大有益于共同性的生产，却依然没有充分确定诸众的政治取向。这里我们需要直接介入组织问题，因为这是诸众的特征—进步、解放和反体制—必须在自己持久的机构中受到检验和强化的部分。这将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首要任务之一，我们会在“论奇异性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177 178 127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md?start=16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