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300234083" library_document_id: "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 source_sha256: "c66742e6375663a3ee3d5c6305b6bcec19d7db557eaeadfc0af64169ac70f654"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323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28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start=28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md?start=28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md?start=27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md?start=290&limit=10" --- #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0 | PRINTED_PAGE=248 尽管如此，共产主义传统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通过对劳动和生产转化的分析来考察新的潜能。在第三章，我们考察了与资本有机构成（也就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关系）相关的资本技术构成(其实是劳动力的技术构成）的变化。现在我们需要探索，在与其政治构成的关系中，无产阶级的技术构成到底是什么。这个术语可能听起来有些含糊，但其基本的前提是清楚的：人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磨炼出的技术（技术构成）增强了他们在政治行动领域的能力(政治构成)。正如我们在本书通篇所强调的，如果无产阶级的技术构成改变了，以至于生命政治生产的特征在生产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新的政治构成就有其可能，这与生命政治生产所需要的具体能力相呼应。技术构成的改变并不能自发地创造出斗争和革命的新政治图式——这需要组织和政治行动—但是它表明我们可以利用新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当下生命政治生产的性质和特征让民主决策所需要的政治构成过程具备了可能。 我们应该注意，指出技术和政治构成之间的关系，也就将先锋组织的问题历史化了，将其置于新的视角之下。这可以通过粗略的时段划分来得到澄清。在20世纪初期，当工业生产的特征主要是专业（professional)工人的等级排序时，布尔什维克政党、德国的委员会(Räte)①以及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运动都用政治图式来阐释那种技术构成：先锋党对应工厂中专业工人的先锋队。在20世纪中叶，当工业生产主要由相对去技术化的大众工人（massworkers)来负责时，大众政党——意大利共产党有时扮演这个角色——则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图式以适应这个新情况，仅仅将工会视为政党的“传动带”，并且实践策略，而这些策略在阻碍工业生产和要求提高工资与社会福利这两个选项间游移。以这种方式坚持技术和政治构成之间的关系，的确可以维持（或者至少解释）这些政治组织，因为它认识到了如何让这些组织扎根于当下的形势中，从而努力从政治方面阐释生产中的组织以及工人的能力。但果真如此的话，就会把他们制约在过去。今天，当劳动的技术构成发生如此深远改变的时候，任何提倡先锋队政治构成的提议，在最好情况下，都已是犯了时代误置的错误。[43]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351 352 ①德语中的Räte指的是像苏维埃那样带有自治色彩的委员会。——译者注 24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1 | PRINTED_PAGE=353 / 249 当下正在出现的生命政治生产的霸权也带来了新的民主能力。我们在第三章和第五章所强调的三个相互交叉的运动在这里也非常关键。首先，虽然在产业生产的霸权时期，资本家一般为工人提供组织生产所需要的协作资料和策略，但是在生命政治生产中，劳动越来越具备自主负责协作的能力。其次，生命政治劳动也日益脱离资本主义控制，而具有自主性，只要后者插手介入，就会阻碍生产，降低生产力。再次，与资本主义控制所强加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协作形式不同，生命政治劳动会创造出扁平的网络形式。生命政治劳动的三个特征—协作、自主以及网络组织为民主的政治组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记住列宁所说的，民众既然在工作中需要老板，那么在政治中也需要老板：现在的民众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44]今天，生命政治生产显示了人性经历了多大的变化。民众在工作中不再需要老板。他们需要扩张与他人在交往和协作时所结成的网络；老板日益成为工作的障碍。对劳动的技术构成的关注为我们创造了民主能力的视角，这种能力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亲自实践的。当然，劳动的民主能力并不能直接导致民主的政治组织的创造，但是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来供我们想象和创造。 我们应该注意到当下民主组织形式呈现出的与先锋队组织相关的重要策略性进步。就历史来看，先锋队承担着撼动(destabilizing)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启动革命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的西欧共产主义和自主主义(autonomist)运动—这些运动既反对斯大林主义也反对国家的共产主义议会政党—重新规划并扩展了原本的命题：破坏资本主义的战术必须得到以下要素的补充，那就是要有一个能够深刻摧毁(destructuring）资本主义社会的战略，使其等级制和统治结构彻底解体。[45]生命政治劳动所启示的民主组织的形式为革命行动的定义增添了另外一种要素：除了破坏的战术和摧毁的战略之外，增添了构建新力量的计划。通过这种新力量，诸众便能够管理共同性。因此，革命的目标旨在创生社会生命的新形式。这就意味着政治决策的新形式。在生命政治领域，决断所需要的知识和意志都内嵌在历史存在中，因此决策总是述行性的，并且会导致主体真正的人类学转变，其中包括让-吕克·南希所说的，决策前提的本体论转变。[46] 第六章 革命 353 354 24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2 | PRINTED_PAGE=355 / 250 我们将经济和政治相提并论的做法，可能会让有些读者感到不安，甚至可能会令其怀疑我们有经济主义的取向，就好像我们真的认为经济力量决定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不！当我们坚持认为，考察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资质、才能和技术是理解日常生活中诸众普遍能力的一种方式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阿伦特否定经济对政治生活的相关性，因为在她看来，劳动能力(任务的机械重复、服从命令等）与政治生活毫无关系，因为后者要求自主、交往、协作和创造力。但是，生命政治劳动却日益具备政治能力，因此，在经济领域所出现的能力，在政治领域也让民主组织的发展具备了可能性，事实上，这也证明了两个领域之间日益增强的关联。在这方面，我们的论述可以置于革命主张的漫长历史中，这种主张结合了经济与政治的要求。我们在第一章提及，17世纪的英国诸众用自由去反对财产。苏维埃革命呐喊的口号是“和平、土地和面包”。而我们的口号得结合经济与政治的考量，如“贫穷和爱”或者（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口号太感性，也可以叫）“力量与共同性”，意即穷人的解放，以及社会协作力量的制度性发展。在任何情况下，认识到政治和经济的交叉，不仅对描述当下的社会生活是根本性的，而且对构建民主决策的机制和实践也是根本性的。 起义和制度 若要为革命开辟道路，起义就必须可持续，并且凝聚成一个制度性过程。这种起义的制度性概念不能与政变相混同，因为后者只是用类似的同质化制度取代已有的国家制度。但是如我们所说，诸众对掌管国家机器毫无兴趣，甚至不想将其用于其他目的，或者这么说，诸众掌管国家机器的目的只是为了打破它们。诸众不是将国家视为自由的领域，而是将其视为统治的窝点，因为国家不仅确保了资本主义剥削，维护私有财产的统治，而且也维持和调节一切身份等级制。对反抗屈从地位的行动来说，对国家制度的政治干预无疑是有用和必要的，但是解放的目标只能是对以上要素的消灭。在有些人看来，这可能意味着起义与制度相对立，但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说，起义需要制度只是不同的制度。 在社会理论的历史中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分歧，其主流将社会契约视为制度的基础，而另外一条少数派路线则认为制度的基础是社会冲突。虽然主流试图将冲突排除出社会，从而确立社会的统一——对契约的服从就意味着放弃了造反和冲突的权利—但少数派路线却认为，冲突内在于社会，是社会的基础。当杰斐逊宣称，诸众每隔一段时间(至少一代人时间，在他看来也就是每20年）要向政府造反，并且制定新宪法的时候，他就为少数派路线贡献了自己的思想。[47]另外两个少数派路线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都认为，冲突之所以是制度的基础，不只因为它是对权威和压迫的造反和反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诸众内部断裂和变化的冲突之路。[48]这些少数派路线的作者坚持认为，只有当社会机构的发展向冲突保持开放，并由后者构成时，才有可能是民主的。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355 25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3 | PRINTED_PAGE=251 当我们以主流观点来看待制度时，起义看起来就会为困难所阻碍。一方面，没有能够发展出制度性、连续性的反抗和造反，很快就为主导秩序所掩埋和吸纳，就好像扔进水中的石头，水花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另一方面，进入制度的主导形式——这种形式基于身份—通过代表而运作，且要求统一和一致，也会慢慢弥合由造反所撕开的社会断裂。造反的领袖进入政府，然后我们多少次会听过这样的话：“你们必须现在就回家，放下武器。我们会代表你们。”但是，根据少数派路线，基于冲突的制度过程可以强化起义，而不会否定其所造成的断裂和力量。在关于暴动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只有当反抗发明并且强化一系列新的集体习惯和实践，亦即新的生命形式时，它才能真正变得强大长久。例如，让·热奈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约旦的敢死队以及美国的黑豹党中游历时，被这些群体的“风格”所征服，在他看来，所谓的风格就是那些人对新生命形式的发明，他们共同的实践和行为，以及真实的姿态和感情。[49]如果我们拥有历史学家的才能和工具去考察当代反抗如何在另类的制度形式中得到强化，这些考察就会大有裨益—例如，纽约1969年石墙事件(StonewallRebellion)①的断裂力量如何通过一系列男女同性恋组织的形成而得到延续；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如1976年的索韦托起义如何成为制度性进程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马尔盖拉港、倍耐力和菲亚特工厂内的意大利工人造反，如何通过建构工人委员会和其他政治机构而得到深化和发展；1994年发生在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如何通过创建自治委员会、议事会或基层社区机构以及好政府的治理（juntas）而得到发展。关键在于，在每个事例中发现，制度性进程究竟怎样(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非但没有否定造反所创造出的社会断裂，反而是扩张并发展了它。 第六章 革命 356 357 ①1969年6月28日凌晨发生在纽约市格林尼治村石墙酒吧的一连串自发性暴力示威冲突。警察的检查直接导致了冲突的发生。石墙暴动通常被认定是美国历史上同性恋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导之迫害性别弱势群体的实例，亦被认为是美国及全球同性恋权利运动发轫的关键事件。——译者注 25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4 | PRINTED_PAGE=252 现在，我们手边有好几个要素来为制度提供新的定义。制度建基于冲突，因为制度既扩展了反抗统治权力时所产生的社会断裂，同时自身内部也可能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制度也强化集体习惯、实践与能力，这些意味着新的生命形式。最后，制度是开放性的，因为它们不断得到构成它们的奇异性的塑造。这种制度的概念与我们之前所说的“爱的训练”有着强烈的对应关系，因为前者并没有化约奇异性的杂多性，而是创造了管理它们相遇的语境：为了避免消极的相遇，我们弱化了它们的力量，并且延长和重复那些愉悦的相遇，这就会让愉悦的相遇大大增多。如此理解的制度是起义和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基于控制论网络中生产活动的共同经验而得到关于制度的类似定义。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早期关于网络政治作用的写作中所蕴含的激情通常会存在如下的神话：网络可以得到控制，例如，网络的透明性总是好的，控制论的蜂群总是智能的。[50]网络技术的试验的确导致了新的决策过程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杂多性和互动。虽然旧的社会主义精英曾经梦想过“决策机器”，网络技术人员和使用人员的经验也描绘出制度性决策的图式，这是由诸多微观政治途径构成的。“成为媒介”(be-comethemedia)就是传播学制度性建构的一个路线，其中对网络中言论表达的集体控制成为政治武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由冲突和多元性所定义的制度概念，这个制度由集体习惯和实践所构成，并且有可能得到各种奇异性的改造。[51] 对我们就制度所下定义的两种反对意见立马就出现了，这两个意见让我们的定义与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标准立场截然区分开来。我们可以想象到社会学的反对意见，即我们的概念并没有充分说明那些与制度进行互动的个体性与身份。根据正统的社会学概念，个体进入制度，然后拥有身份。也就是说，制度悄无声息地强迫个体去遵守既定的行为模式，为他们提供生活的程式，例如，对爱的欲求就意味着婚姻，对自由的欲求就意味着消费。但是，这些被制造出来的行为模式在社会中绝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通过强迫人们去服从种族、性别和阶级属性—就好像这些属性是自然的、必然的然后确立身份结构。相比之下，我们的制度概念并非从个体开始，以身份终结，或者通过服从而起作用。奇异性反抗统治权力，同时也经常相互冲突进入制度性进程。正如我们所说，根据定义，奇异性总是杂多的，且一直处于自我改造的进程之中。这个制度性进程让奇异性可以在彼此的互动和行为中取得恒定性，并以这种方式创造出生命形式，但是这些模式不会固着于身份。也许，根本的区别就与能动性的场所有关：根据正统社会学概念，制度形塑个体和身份；而在我们看来，奇异性形塑制度，而后者处于流变之中。 358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25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5 | PRINTED_PAGE=253 我们猜想，来自政治理论家和法律理论家的反对意见主要是我们关于制度的概念无法形成主权的基础。这个视角认为，在经济和社会世界的个体生命，正如在自然状态下那样，主要面对的是风险、危险和稀缺性。只有当个体进入制度，并且至少将一部分权力和权利让渡给主权权力时，他们才能得到保护。当法律理论家强调，制度中的法定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必须固定不变，才能确立并维持社会秩序时，他们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制度必须成为宪定权的基础，也就是说，成为主权的宪定秩序。相比之下，根据我们的定义，制度构成了制宪权而非宪定权。制度性规范和责任在日常的互动中得以确立，但是也处于不断的进化过程中。构成诸众的奇异性并没有让渡他们的权利或权力，因此他们禁止主权权力的形成。而在他们的相遇之中，每一个奇异性都变得更加强大。因此这个制度性进程为诸众提供了避免两个重大危险的保护机制（但这并非是完全有保证的）：就外部来说，是统治权力的压迫；就内部来说，是诸众内部奇异性之间的毁灭性冲突。 在改造社会存在结构的制度性进程中让起义得到强化，这是革命的有利状态。当康德宣称，法国大革命不应该理解为革命，而应理解为“基于自然法的宪法的演化”时，他非常接近我们的定义。他尤其强调该过程的公共和普遍意义。“这个事件既非由重大事件，也非由人类所犯的罪恶所构成…亦非由古代卓著的政治结构所构成，这些结构就像变戏法一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像是地底下冒出来的其他结构。不，绝非如此。这只是旁观者的思维模式，在伟大革命的游戏中以公共的形式揭示出自己，并且对参与者的一方而非另一方，展示出普遍但无功利的同情。”[52]一旦革命成为制度性进程，成为一种政府形式，革命就是起义，康德将其称为公共的，我们称之为共同的。 康德继续解释，革命对社会存在的改变在历史中构成了一种创造，并且指向未来。“由于其普遍性，这种思考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一次性地展示了人类的特征；由于其无功利性，人性的道德特征至少在其禀性中不仅可以让人们相信进步，而且本身就是进步，因为其能力是堪用于当下的。”[53]作为新的统治形式的革命，无论康德对进步的信念是多么的大，事实上都被挤压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只有很小的改造空间。革命必须不断去对抗已经确立的宪定权和过去所积累的社会问题。想想革命者所亵渎的法国和加泰罗尼亚教堂中的哥特式建筑，他们破坏了圣人和国王的塑像。是的，对于破坏珍贵文化遗产的行为，我们愤怒不已，但是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是要从肉体上摧毁纠缠他们的权力象征。而通常的情况是，即便当革命者认为他们的行动足以将我们带入未来时，过去还是会纠缠不已。例如，托克维尔描述了过去如何不时地暗中潜入革命的未来之中，但这并非如反动派所说，是历史的规律和革命的命运，而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我们可以坚持康德对进步的信仰，但这有两个前提：第一，进步不是自然规律，而是基于革命斗争；第二，进步在制度形式中得到强化。革命创造的新统治形式遏制了过去，开创了未来。 第六章 革命 359 360 25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6 | PRINTED_PAGE=254 6.3 治理革命 革命律法的目标就是为了维持革命，并加速或调节其进程。 ——孔多塞：《论革命一词的意义》 (Condorcet, O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Revolutionary) 过渡问题 很多革命思想甚至都没有讨论过过渡问题，只是关注开端，而忽略后面的戏剧内容。打败统治权力，摧毁旧制度，砸碎国家机器—甚至推翻资本统治、父权制和白人至上主义这些还不够。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诸众已然形成，并且不仅肃清了等级制和现有社会的腐败，还能够管理共同性的杂多性，让他们自由平等地相互协作，简言之，民主社会已然达成，那么，这些也许真的就足够了。果真如此的话，也许摧毁权力结构的起义事件就足够了，压迫枷锁下的完美人类社会就会自动繁荣地生长出来。但是，当下的人性还远算不上完美。我们都身陷当下权力形式的身份、等级制和腐化之中，并且也是同谋的一员。正如我们前面所说，革命不只是释放，也是解放；不只是毁灭事件，也是漫长持久的改造过程，并最终创造出新的人性。这就是过渡问题：如何将起义事件扩展为解放和改造的过程。 孔多塞指出—阿伦特大约在两百年之后做出回应—“革命’一词意指的只是那些将自由作为自身最终目标的革命。”[54]我们要接着说，革命必须将民主作为自身的目标，因此革命改造的方向和内容必须由诸众民主能力的增强与否来计量。就本性来说，人们并不能自发地彼此进行自由协作，并共同治理共同性。例如，杜波依斯在研究美国内战之后重建的诺言、背叛和失败后就敏锐地认识到，释放黑奴还不够。除了美国政府的陷阱和托辞以及被剥夺的南方奴隶主，除了北方的冒险资本家所创造的肤色和阶级等级制，杜波依斯还看到，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美国人口的大多数，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处于贫穷和无知之中，缺乏民主的能力，释放黑奴只是一个开始。[55] 361 362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25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7 | PRINTED_PAGE=363 / 255 在现代革命思想的编年史中，列宁提供了理解革命过渡的经典论述。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列宁认识到，当前的人性还无法胜任民主。在他们的习惯、日常行为、精神世界，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种微小行为中，人们依然受制于等级制、身份和隔离，也就是共同性的腐化形式。没有主人、领导和代表，他们还无法进行民主自治。列宁因此提出由两个否定所构成的辩证性过渡。首先，专政时期必须否定民主，从而领导社会并改造人口。一旦新的人性创造出来，并能够自治，那么专政就会被否定，新的民主就会达成。[56]列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清晰的论述，但是他的辩证解决方案在今天已经被普遍且正确地否决了，不仅因为“过渡的”专政会牢牢掌握权力，去反对民主中的辩证性否定，且更为重要的是，专政的社会结构绝不会主持制造诸众所必需的民主训练。恰恰相反！专政只能导致奴性。只有通过民主行为才能真正理解民主。 我们必须为过渡问题提供一种肯定的、非辩证的解决方式，以民主的方式走向民主。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然提出了关于民主转变的某些要素。我们解释说，起义事件必须在转变的制度性进程中得到强化，而这种转变就发展了诸众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制造诸众就是旨在实现民主的民主组织筹划。我们关于过渡的概念并非依赖辩证法去开启这个进程，并最终达到相反的结果，而是描述了一个非症候式的方法，其结果就是，即便运动永远没有终点，过渡和目标、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距离是如此微小，以至于也可以忽略不计。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进程混同于过去的改良主义幻象，后者相信渐变，并将革命延宕至无限的未来。不！与当代社会及其统治权力的断裂必须是彻底的：起义必须在过渡时得到清理，同样，过渡也必须不断得到起义力量的更新。也就是说，在计量当下社会的状态时，关键不是计较杯子是半满还是半空，而是要打破杯子！ 但正如我们所说，过渡的进程并非自发的。如何来治理这种过渡?用什么或者由谁来描绘出指导过渡的政治对角线?毕竟，政治路线并非总是笔直且一目了然的，而是会沿着神秘曲线曲折前进。这些问题会将我们拖回到先锋党、领导和代表的困境中去。在历史的进程中，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和革命进程不断落到领袖人物或领导组织手中政党、军人集团、委员会、理事会等—由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代表大众。我们曾多少次听说过，因为需要领导而在革命斗争中让一个（在生产过程中具备更多知识、更高意识或地位的）社会群体凌驾于其他团体之上，从而打破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平行论。产业工人要领导农民，白人工人要领导黑人工人，男性工人领导女性工人，如此等等。通常领导的确立都伴随着如下主张：与社会、经济、私人或者文化因素相关的“政治自主性”[57]。 第六章 革命 363 25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8 | PRINTED_PAGE=256 看来我们的论述将我们引向了一个僵局。一方面，过渡并非自发的，必须根据政治对角线原则进行引导。另一方面，放任某种社会身份或先锋队群体抑或领导掌管这个过程，势必会破坏这个过渡本身要行使的民主功能。在无效率和混乱不堪与等级制和权威的极端中间，仿佛没有革命过程的容身之处。 走出僵局的方式就是将政治对角线带回到生命政治图表（biopoliticaldiagram)里去，也就是说，调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生命政治生产过程中已然行使的民主能力。用我们前面探讨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探索生产性诸众的技术构成，从而发现他们潜在的政治构成。这里我们看到，第三章和第五章的经济分析得到了政治上的结果。如前所见，在生命政治语境下，观念、图像、符码、语言、知识、情感等的生产是通过水平的交往和协作网络，因而呈现走向自主的共同性生产的趋势，也就是说，这是生命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已然开始，过渡问题得到了解决，原因在于：首先，生命政治生产的自主性只是部分性的，因为它依然处于资本控制的指导和约束下；其次，这些经济方面的能力并不能直接以政治能力表现出来。但是，这的确意味着，在生命政治图表的共同结构中潜存着诸众自主对过渡进行政治诊断的能力。经由政治行动和组织实现这种潜能，意味着通过交叉的起义事件，将平行的革命斗争推进到管理共同性的制度性进程中。 葛兰西关于“消极革命”的定义及其限制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对角线和生命政治图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去面对过渡的困局。正如其他核心概念一样，葛兰西在不同语境下使用“消极革命”这个概念，使其具备极为广泛的含义。其中首要的使用方式是用法国资产阶级的积极革命过程来比照19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的消极转变。葛兰西解释说，消极革命是没有革命的革命，也就是说，虽然有政治和制度结构的改变，但没有出现关键的主体性生产的过程。真正的主角是“事实”，而非社会行动者。其次，葛兰西也使用“消极革命”来指认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工厂制度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结构的变化。“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意指的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对劳动的关系，由“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化，这意味着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成。资本的结构性转变之所以是消极的，是因为其进化的周期很长，且没有得到一个强大主体的驱动。在将“消极革命”作为历史分析的描述工具，并且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结构性转变后，葛兰西似乎又将其用作走向斗争之路的工具。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完全被资本吸纳的社会中制造革命？葛兰西所能看到的唯一答案就是一个相对“消极的”革命，那就是通过市民社会制度而开始的漫长征途。[58]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364 365 25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9 | PRINTED_PAGE=257 葛兰西各种各样的政治提议构成了对列宁主义的列宁主义批判。他批判列宁，因为他强调“阵地战”而非“运动战”，也就是说，反对用起义对抗统治权力，他呼吁用文化和政治领域内的一系列斗争去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霸权。[59]但葛兰西的批判依然是列宁主义的。对于19世纪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或者20世纪的无产阶级来说，消极革命并非优于积极革命，而是当首选的道路行不通，没有积极的主体来领导革命进程时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葛兰西政治中所有的核心理念包括阵地战、霸权和消极革命都旨在非革命时期发明革命行动，但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当这种政治成为可能时，就会指向积极的革命空间。 因此，在很多方面，葛兰西是生命政治图表的先知。他认识到，产业工人先锋队无法成为积极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至少就其对于农民的“领导权”来说，他质疑了工人先锋队的可行性。葛兰西也认识到，在福特制下，当社会被吸纳入资本时会导致无产阶级技术构成的改变。他最终似乎也直觉到，在生命政治图表下，资本主义生产最终会越过工厂的高墙，充斥整个社会领域，从而打破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分界，让文化和生产关系与经济价值和生产直接处于同一领域。他甚至认识到，新的技术构成意味着新的主体性的生产：“在美国，理性化决定着对新类型的人的需求，让这种人适应新的工作类型和生产过程。”[60]但葛兰西没有预见到—他怎么能够预见到伴随着生命政治图表的发展，新政治对角线的可能性出现了。诸众的制造及其在革命制度中民主决策能力的组成和强化正意味着主体性的生产，而在葛兰西看来，这种主体性的生产对积极革命（而非消极革命）来说是必需的。在生命政治领域，对列宁主义的葛兰西式回归让我们可以将其思想中看似彼此分离的要素结合起来。我们面对的不是选择起义还是制度性斗争，消极革命还是积极革命。事实上，革命必须既是起义也是制度，既是结构转变，也是上层建筑的转变。这是诸众“生成一君主”之路。 第六章 革命 366 367 257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8d76baf-3072-4977-bc4a-7ba36ebeb36c.md?start=29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