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摆脱这种辩证法的一个途径就是从现代性怪物的立场去看待这种关系。例如，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怪物—畸形的卡利班（Caliban）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代表了被殖民的土著，他们被描述为恐怖的、充满威胁的怪物（卡利班这个名字同时可以理解为食人族的变位词，意味着加勒比岛上在殖民期间被消灭殆尽的加勒比人）。魔法师普洛司帕罗(Prospero)叙述说，他想要成为这个怪物的朋友，并对它进行教化，而一旦它威胁到他的女儿米兰达(Miranda)，他便只能将卡利班囚禁起来。根据经典的记述，土著的怪异和野蛮为欧洲以现代性的名义进行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但是，他们不能简单地将卡利班杀死或者驱逐。“我们不能没有他，”普洛司帕罗向米兰达解释道，“他为我们生火，给我们砍柴，为我们服务。这于我们有益。”[55]他们需要怪物的劳动，因此必须把怪物留在岛内。

卡利班的形象在加勒比地区20世纪的反殖民斗争中成为反抗的象征。殖民者所制造出来的野蛮形象从另外一个角度被重构，以叙说被殖民者的痛苦故事以及他们反对殖民者的解放斗争。雷塔马尔(RobertoFernándezRetamar)写道：“普洛司帕罗侵略了我们的岛屿，杀死了我们的祖先，奴役卡利班，并让卡利班学习他们的语言，这样他就能理解卡利班。于是，卡利班只能用习得的语言去诅咒他除此他没有别的语言，只能祈祷红色瘟疫’(redplague)去报复他。据我所知，没有什么比这个隐喻能更好地表达我们的文化境况，我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如果不是卡利班的历史和文化，还能是什么?”[56]卡利班的文化就是反抗的文化，利用殖民统治的武器反戈一击。对雷塔马尔来说，古巴革命的胜利就是卡利班对普洛司帕罗的胜利。瑟赛尔(AiméCésaire)①也以类似的思路重写了莎翁的剧本，被普洛司帕罗长久奴役的卡利班最后赢得自由，但不是通过打破束缚他身体的锁链来现的，而是通过将他从怪物形象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实现的—这种怪物形象意味着欠发达、无能以及低人一等，而这种形象已经被内化了。因此“卡利班的理性”成为非洲一加勒比思想的隐喻形象，在与欧洲经典保持距离和自主性的前提下发展起来。[57]

这个反殖民的卡利班为我们走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深陷的辩证法提供了出路。从欧洲殖民者的视角来看，怪物就徘徊在理性与疯狂、进步与野蛮、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辩证斗争中。但是，从被殖民者的视角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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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来自法属马提尼克岛，法农的导师，既是作家也是政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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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认识怪物的野蛮力量，我们有必要回到欧洲哲学的另外一个时刻，这个时刻除了表达典型的种族主义以及对他者的恐惧，同时也强调了怪物进行自我改造的能力。斯宾诺莎收到他的朋友巴林(PieterBalling)的一封来信，信中将他儿子最近的死亡与他总不时听见儿子的声音联系起来。斯宾诺莎在回信中说出了他自已的幻觉：有天早上，天已经变亮，我从很深的梦境中醒来，发现那些梦境中的形象依然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就好像这些事物真实存在一样尤其是有个黑皮肤的、患疥癣的巴西人，而这个人我从来没见过。[58]这封信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其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建构，将患疥癣的巴西人视为类似卡利班的存在，这主要源于斯宾诺莎从荷兰商人和企业家（尤其是荷兰的犹太人）那里得到的二手知识，他们于17世纪就开始在巴西经商。当然，斯宾诺莎在欧洲哲学家中绝不是唯一一个使用种族主义意象的人。经典作家中有很多人首当其冲的就是黑格尔和康德不仅把非欧洲人、尤其是那些深色皮肤的人看作非理性的代表，而且也从理论上论证他们低下的思考能力。[59]然而，如果我们就此打住，就会错过斯宾诺莎所描述的怪物的有趣之处，因为接下来他会解释，这个怪物如何为他构成了想象的力量。对斯宾诺莎来说，想象并非创造幻觉，而是真实的物质力量。这是可能性的开放领域，在其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身体与另一个身体的共同之处，由之而产生的共同观念是理性的基础和筹划的工具，这个筹划就是旨在增强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力量。但对斯宾诺莎来说，想象总是逾越性的，它将超越现有知识和思想的界限，为改造和解放提供可能性。他描述的这个巴西怪物就不只是殖民心态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表达了逾越性的、野蛮的想象的力量。当我们将反现代性的所有形象都化约为相反身份之间互相驯服的辩证法游戏时，我们就错过了这些野蛮想象的解放性可能。[60]

当然，过去存在、当下依然存在的反现代性力量也可能一点也不具有解放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纳粹的筹划中正确地看到了反动的反现代性，我们在很多现代筹划中也能看到，如种族清洗、3K党的白人至上主义幻想，以及美国新保守主义统治世界的美梦。这些筹划的反现代性要素，就在于如下尝试：在现代性中心打破关系，同时让统治者可以免受被统治者的干扰。从科尔特斯(JuanDonoso Cortés)到施米特的主权学说之所以是反现代的，就因为他们试图去打破现代性的关系，通过解放主权者，终结处于其核心的斗争。这些理论所主张的所谓政治自主性，不过意味着统治者游离在被统治者之外，由此他们可以免受后者的挑战和反抗。当然，这种梦想只是幻象，因为没有被统治者，统治者也无法存活下去，正好像没有了卡利班，普洛司帕罗也难以为继一样，且最终来说，没有了讨厌的工人，资本家也难以为继。但这个幻象却一直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在引发无法言说的悲剧。这些怪物是噩梦的真实构成。

第二章 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在他们寻求解放的斗争中，卡利班和殖民者有着同样多的理性和文明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如果要说他是怪物，那只是因为他对自由的渴求超越了生命权力的殖民关系的界限，打断了辩证法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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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赋予了我们去分析反现代性力量时双重的积极任务。首先，要区分两种反现代性观念：一种是旨在解放主权权力的反动的反现代性观念；另一种则是解放性的反现代性，旨在通过肯定反抗和扩大被统治者的自由，去挑战和颠倒等级秩序。其次，认识到这些反抗和自由如何逾越了统治的关系，现代权力中的任何辩证法都无法恢复原来的统治。这些怪物拥有释放创造性力量的诀窍，去超越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对立。

2.3 另类现代性

Mesrin：你从哪儿来？

Azor：世界。

Mesrin：你说的是我的世界？

Azor：哦，这我倒不知，因为有好多世界！

——马里沃：《争议》

(Marivaux, La dispute)

在这个世界中，还有许多世界的可能。

—萨帕塔口号

(Zapatista slogan)

怎样才能不陷入反现代性之中

目前为止，我们至少从三个方面考察了作为反抗形式且内在于现代性的反现代性。首先，这并非要防止现代性的扩张，从而保存前现代或非现代的要素，而是在现代性的权力关系内去争取自由。其次，反现代性并非在地理上外在于现代性，而是与现代性共生。我们不能说欧洲领土是现代的，而殖民地是反现代的，正如被统治的地区同样现代。反现代性也贯穿着主导世界的历史，如奴隶造反、农民起义、无产阶级斗争以及所有的解放运动。最后，反现代性并非暂时外在于现代性，因为前者并非作为一种反动单纯生发于现代权力的运作之后。事实上，反现代性总是先在的，正如反抗等级制和宰制的自由主体总是先于权力关系一样。现代性需要作出回应，去驯服这些解放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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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解放斗争的野蛮、过度和不可驯服的特征时，我们就遭遇了反现代性概念和实践的界限。事实上，正如现代性难以摆脱自己与反现代性的关系一样，反现代性与现代性最终也难解难分。这也是反抗之概念与实践的一般界限所在：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怪圈。我们需要从反抗转移到另类模式，从而认识到解放运动可以取得自治，并摆脱现代性的权力关系。

全球化反抗运动的标语或许可以启发我们走出这个困局。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当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出现在北美和欧洲全球体系领导的会议门口时，媒体很快将这种运动称为“反全球化”。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对这个称呼非常不满，因为他们虽然挑战了当下的全球化形式，但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并不反对全球化本身。事实上，他们提议的另类全球化模式，也同样关注全球贸易关系、文化交流以及政治进程，而且，这些运动本身就构建了一种全球网络。他们自己提议的名称不是“反全球化”，而是“另类全球化”(在法国是altermondialiste)。这种术语变化就揭示了一条对角线(diagonalline)①，摆脱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对立的目光短浅的游戏，将重点从反抗转移到了另类模式。

类似的术语转换也置换了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讨论。另类现代性与现代性存在对角线关系。它既与现代性的等级制相冲突，也与反现代性相矛盾，将反抗的力量更为清晰地引向自治领域。但我们应该马上注意到，另类现代性也容易招致误解。对有些人来说，这个术语可能意味着一种改良主义过程，让现代性去适应新的全球境况，同时保持其根本特性。对其他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现代性的另类形式，尤其是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所作出的定义，如中国的现代性、欧洲的现代性、伊朗的现代性等。在我们看来，“另类现代性”意味着与现代性及其权力关系的彻底决裂正是后者规定着前者，因为在我们的概念中，另类现代性既是从反现代性传统生发而来，同时又脱离了反现代性，它超越了二元对立和反抗。

第二章 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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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词应从几何学的意义来理解，既非指向正向，也非指向反向，而是对角线的方向，即既不是“→”，也不是“←”，而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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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农关于“被殖民知识分子”进化阶段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指导，引领我们从现代性和反现代性走向另类现代性。在法农所定义的第一阶段，被殖民知识分子被最大限度地整合进欧洲文化和思想之中，认为一切现代的、好的和正确的事物都源自欧洲，从而贬低殖民地的过去与当下文化。这种被整合的知识分子比欧洲人更加现代和欧洲化，除了他们深色的皮肤。少数勇敢的被殖民知识分子进入第二阶段，反抗思想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与殖民权力。法农解释道：为了保证自己的拯救，为了逃脱白人文化的至上神话，被殖民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回归自己未知的根源，并且无论如何，让自己委身于野蛮的人民。[61]在宗主国，也很容易发现那些反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种族、性别、阶级或性方面采取类似行动，逃脱并挑战现代性的制度化等级制，同时肯定被殖民人民的传统和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和指针。法农认识到反现代性知识分子立场的高贵，同时也警告其中可能的陷阱，即要小心民族意识、黑人性(negritude)①以及泛非洲主义。其危险就在于：对于身份和传统的肯定，无论是钟情于过去的苦难还是光荣，都会确定一个静态的立场，虽然这种立场与现代性的统治是对立的。知识分子需要避免陷入反现代性的迷局中，从而进入第三阶段。“坚持传统或者恢复被忽略的传统不仅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也是与自己的人民为敌，”法农继续写道，“当人民为反对无情的殖民主义而支持武装或者甚至是政治斗争时，传统的意义就发生了改变。”[62]身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必须被转化为革命性的生成。对法农来说，革命过程的最终结果必须是新人性的创造，这就超越了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静态对立，而呈现为动态的创造性过程。从反现代性到另类现代性的转变过程，并非由对立、而是由断裂和改造所构成。

在考察反现代性与另类现代性之界限的时候，近些年在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兴起的本土性运动和话语成为一个特别复杂的领域。当然，反现代性的经典领域就是：自欧洲人入侵以来，对本土传统和身份的肯定就成了进行防御的强有力的武器。但吊诡的是，在某些社会，尤其是那些公民权利基于历史条约的社会，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权利的诉求与传统和记忆的保存是互相关联的。这些社会会惩罚那些偏离身份的行为。根据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意识形态，本土的主体被号召，乃至被要求符合本真的身份。[63]尽管如此，当下有很多本土运动和话语能够逃脱反现代性的陷阱，并走向另类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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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黑人性出自塞泽尔1939年发表的长诗《还乡笔记》。这是一个旨在恢复黑人价值的文化运动，提出了“黑人应以黑人文化传统自豪”的论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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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现代性与另类现代性立场的含混关系是可想而知的，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巴塔拉(Guillermo Bonfil Batalla)所辑成的拉美本土理论家选集的序言中，巴塔拉这样解释，所有作家所坚持的印第安性(Indian-ness)筹划事实上都意在消灭“印第安人”。这种消灭对他来说，并非意味着在身体上消灭印第安人，虽然这是过去五百年现代性筹划的一个间接副产品。他也不是说，通过在拉美进行自由主义寡头所推行的“现代化”政策，对本土人口进行西班牙化和同化，通过通婚、移民和教育让“印第安人”消失，从而将本土文明送进博物馆。相反，消灭印第安人的计划是要清除殖民者所创造的身份，因此这是建立在反现代性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对我们来说，关键就在于后面的争论。一旦殖民身份被清除，接下来的一个选择就是去恢复“本真”的身份—如基切人(Quiché)、玛雅人、克丘亚人（Quechua)、艾玛拉人（Aymara）等—就像他们在与欧洲文明遭遇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样，并且有着自己传统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权威。这样一种观念依然内在于反现代性的传统之中，处在法农所说的第二阶段。巴塔拉在这本书及其他著作中的话语，依然封闭在反现代性的身份构成中，但是他没有提出通往新选择的方向。他写道：“少数族裔的身份并不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隐德来希（entelechy），这并非一个外在于社会生成的维度，或者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64]这种社会生成的概念揭示出走出本土主义反现代性的可能性，从而走向本土的另类现代性。

小说家西尔克(LeslieMarmon Silko)是另类现代性理论家中最为有趣的一位。她的小说展现了土地的盗窃、私有产权的统治、军国主义以及现代统治方式的其他方面如何日复一日地摧毁不计其数的土著美洲人的生活。西尔克小说中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混杂、运动和转变的过程，正是这些因素破坏了身份与传统的反现代性结构。其作品中充满着混血儿—印第安人与黑人的混血、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以及被氏族驱逐的印第安人和其他杂交人种，这些人在沙漠中一直在穿越边界。她的主角永远不会忘记过去、长者的智慧以及祖先的经典，但是为了让传统保持活力并领会古代的禁忌，他们需要不断地创生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己。土著美洲人需要持续地改造自身的实践、知识以及仪式，从而维持自身的力量。在西尔克的世界中，如果既想对破坏者进行反抗并维持生存，同时又保护自己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最为珍贵的财富，那么革命是唯一的选择。[65]

第二章 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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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争取土著权利的萨帕塔主义(Zapatista)①运动，为另类现代性提供了明确的政治典范。萨帕塔主义者拒绝采用传统的策略，将权利与身份相挂钩：他们既不要求获得与其他身份相同的对土著身份的法律认同(从而认同实证法的传统)，也不认为（根据自然法）就国家来说，传统的土著权力结构和权威至高无上。事实上，对大多数萨帕塔主义者来说，政治化的过程已经导致了与墨西哥政府的冲突，同时，也意味着他们拒绝本地共同体的传统权威结构。于是，当他们在1996年与塞迪略(ErnestoZe-dillo）政府就圣安德烈土著权利与文化协议进行协商时，自治和自决权就成了引领萨帕塔主义运动的主导原则。但是，当政府无法履行协议时，萨帕塔主义者就开始组织一系列的运动，通过设立地方自治行政席位以及“善好政府委员会”，将其原则付诸实施。尽管萨帕塔社区的成员主要是土著，尽管他们与种族主义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斗争，但他们的政治并没有寄托在固定的身份之上。他们并不要求“成为我们自己”的权利，而是要求“成为我们想成为的自己”的权利。这些运动原则和自我转变使得萨帕塔主义者得以摆脱反现代性的陷阱，从而走向另类现代性。[66]

另类现代性不只是要加入到反现代性斗争的漫长历史中去，同时也要和现代主权与反现代抵抗之间所存在的僵化辩证法进行决裂。从反现代性到另类现代性的转变过程中，传统和身份得到了改造，与此同时，反抗也获得了新的意义，可以致力于另类秩序的建构。如前所述，为反抗奠定基础的自由走到了前台，构成了一个事件，去宣告新的政治筹划。这种另类现代性的概念让我们可以很好地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莫衷一是，而共产主义必须与共同性建立直接的关系，从而与现代性和反现代性同时决裂，并发展出另类现代性的道路。

科恰班巴②的诸众

另类现代性不只事关文化与文明，同时也与劳动和生产相关联。在整个现代时期，人们一直认为这些斗争领域互不相关，甚至彼此排斥。很多地方都有这种陈腐的观念虽然并不全错那就是，劳工斗争是由产业工人阶级在现代性筹划中所进行的活动，文明斗争则是有色人种与土著在反现代性筹划中所进行的活动。从文明斗争的角度来看，劳工运动的目标和政策可能与统治阶级的一样有害，可能会重复他们的种族主义行为，并推广他们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理念；从劳工运动的角度来看，文明斗争总是落后的、前现代的，甚至是原始的。许多其他的主体性也要纳入这场冲突里来。农民运动有时会与其中一方结盟；性别斗争有时会与另一方结盟，有时则会与双方并肩战斗，但总会被这两方所吸纳。这些意识形态以及实践的冲突可能会阻碍甚至脱离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以及反帝运动。但是，从反现代性到另类现代性的转化，随之带来一个重要的转变—在斗争的领域至少可能形成新的同盟。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运动的合流或一方屈从于另一方，而是意味着双方可以自主地在平行的道路上共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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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是位于墨西哥东南部恰帕斯州的一支农民武装，这个组织把争取“土地与自由”作为行动口号，致力于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译者注

②玻利维亚中部城市，科恰班巴省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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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的社会运动为莫拉莱斯(EvoMorales)在2005年当选总统奠定了基础，这是反现代性平行论（parallelism）的绝佳案例。这让那些表达如下要素的政治形式得到了彰显：自主性，以及各种各样的要求和社会主体性之间的联系。斗争中有两个关键事件：一个是2000年在科恰班巴及周围山谷围绕水资源控制而进行的斗争；另一个是2003年在埃尔阿尔托(ElAlto）及高地为争夺天然气资源而进行的斗争。在他们的行动纲领里，有反抗近年来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的经典案例。在科恰班巴玻利维亚的一个中等规模城市，世界银行建议政府取消为公共用水所提供的一切补贴，将供水系统卖给外国投资者，这样后者就可以确立“恰当的收费系统”。当政府真的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卖掉供水系统之后，外国财团立刻把当地水价抬高了35%，接着抗议就开始了。2003年因为天然气而引发的抗争，其经过也如出一辙。这些并非个案，而是展示了至少在2000一2005年这段时间玻利维亚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高水平动员的最显著案例。这些斗争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它们能够在扁平网络中对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要求进行协调，更为明确地揭示了从反现代性向另类现代性的转变。

若要明白情况的复杂之处，我们需要去认识玻利维亚的社会和运动在每个转折点所呈现出的杂多性。首先，根本的问题是，这些斗争并非只是(关于土地、劳工和自然资源的）经济问题，也不纯粹是种族、文化或文明问题，这些斗争无所不包。其次，在每个斗争领域都存在主体性的杂多性。当社会学家萨巴莱塔（RenéZavaleta）将20世纪70年代的玻利维亚概括为socieded abigarrada—可以勉强翻译为多肤色的、多样的甚至是杂色的社会—时，他就把握到了这种杂多性。[67]萨巴莱塔认为这种社会多元性是消极的，认为这是玻利维亚“前现代的”特征，就好像现代性意味着同质性的阶级、身份以及社会机构一样。但是，在我们的概念中，玻利维亚不仅像法国、印度或加拿大那样是现代国家，而且也是向另类现代性开放的。在另类现代性的语境下，萨巴莱塔所认识到的多元性是通往社会转型的潜在通道。这里的问题是，社会的杂多性如何进行互动，或者更具体地说，它们如何在共同的斗争中相互协作。为了理解这种机制，我们必须更加细致地分析sociededabigarrada的本质，并认识到构成社会运动的各种社会奇异性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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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这些斗争中的种族群体间所存在的广泛差异性也是一目了然的：除了欧洲人的后裔，在玻利维亚官方统计中，还存在36个不同的土著族裔或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就是艾玛拉人和克丘亚人，同时还有杂交族裔的人口。这是一条中轴线，围绕这条轴线所展开的运动是多元的或多肤色的。劳动的形式和分化也同样多元，但缺乏对玻利维亚经济史的了解，这条轴线就无法得到理解。在1952年的革命①之后，工人和农民的运动都以极大的统一性得到了组织，玻利维亚的矿工以及人数相对较少的产业工人在国家政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政治和军事压迫，以及更为重要的、改变了玻利维亚劳动力结构的经济重组，终结了传统工人阶级的霸权。有些大型矿场关闭，之前很多以矿工身份受雇的农民不得不再度迁徙，去寻找新的工作。当越来越多的工人不断迁徙，居无定所，没有稳定的工作时，工人阶级在构成上就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就像全球其他工人阶级那样，变得更加灵活和流动。随之而来的工人以及工人状况的杂多性，使得过去以集中化的结构去自上而下组织工人的方式变得不再可能。矿工不再可能代表全玻利维亚的工人阶级，正如在其他国家，汽车工人或钢铁工人不可能再扮演此角色一样。工人阶级内所有的霸权和代表关系都变得问题重重。甚至传统的工会也不再可能真正代表阶级主体和经验的杂多性。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告别工人阶级或者工人斗争的衰落，而是意味着无产阶级杂多性和新的斗争面向的增加。玻利维亚的社会运动是“多肤色的”，这至少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是成立的：种族的、族裔的、文化的层面；以及劳工在共同斗争中所介入的不同部门的层面。[68]

有一批当代玻利维亚学者跟随萨巴莱塔使用“诸众一形式”这个术语，而非过去的阶级一形式，对内部充满差异的另类现代性斗争进行命名。诸众一形式概括了sociededabigarrada内斗争的特征。虽然在萨巴莱塔看来，与阶级的积极统一性相比，诸众是消极的或者只是自发的力量，但这些当代学者却认为，诸众就是统一政治行动的主角。诸众是政治组织的一种形式。一方面，诸众强调了斗争中社会奇异性的杂多性；另一方面，诸众积极协调他们的共同行动，并在扁平的组织结构中维持平等关系。例如，2000年在科恰班巴的“保护水资源的协调行动”就是这样一个扁平结构。事实上，最近玻利维亚的经历清楚地展示了诸众一形式如何不仅在不同的工人阶级群体、在种族和族裔的杂多性领域中，而且也在前两者之间建立起了政治组织。利纳拉(AlvaroGarcía Linera)①解释道：“运动的碎片化表现了现实本身在结构上的分裂，如族裔、文化、政治、阶级以及区域，这就要求我们发明社会接合的新方法，用暂时的扁平网络机构取代等级制的融合。”[69]诸众一形式并不是什么万能钥匙，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却可以提出真正的政治问题，提供一个模式，为一系列彼此自主和平等的社会奇异性创造契机，让它们在彼此平行的扁平网络中通过行动去改造社会。[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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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2年4月，玻利维亚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出兵朝鲜，工人、学生与农民发动武装起义，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导人埃斯登索罗就任总统。其间，政府把美、英垄断资本控制的矿产公司收归国有，实行了土地改革，建立了普选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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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诸众是一个应用平行论的概念，能够把握另类现代性斗争的具体性，后者在奇异性的巨大杂多性中保持自主、平等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在玻利维亚的斗争中，就像在全球很多类似的地方一样，并不存在唯一的劳工形象，如矿工，去引导或宣称代表所有的工人。事实上，矿工、产业工人、农民、失业人口、学生、家务劳动者，以及其他部门的巨大人口都平等地参与到斗争中去。玻利维亚的斗争既非外来群体引导，也非土著群体领导。社会奇异性的杂多性—或多或少由各自文化、族裔或劳动地位所定义—对诸众中的共同斗争进行协调。这里的主导原则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萨帕塔主义不谋而合：并不追求对身份的承认、保护或肯定，而是旨在争取诸众进行自决的权力。在另类现代性中，反现代性的障碍和分支—尤其是在文明斗争与劳工斗争之间—已经被斗争的新面貌所取代，它将杂多性确立为政治行动的首要因素。

玻利维亚诸众的斗争也昭示了另类现代性的另外一个本质特征：另类现代性奠基于共同性之上。首先，这些斗争的首要目的就是确保资源，如水和天然气不被私有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另类现代性的诸众与财产共和国相龃龉。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诸众的斗争基于共同的组织结构，在这里，共同性并非自然资源，而是一个社会筹划，而且这种共同性也是创新和创造力取之不尽的源泉。例如，在埃尔阿尔托，激发2003年斗争的全国天然气保护委员会就在业已存在的本地自治实践和结构中发挥作用。埃尔阿尔托是拉巴斯一个杂乱的郊区，人口主要由艾玛拉人构成，在过去的20年中，他们从农村迁徙来首都。一方面，斗争源自并且奠基于艾玛拉农村社区的组织模式和自治政府的实践活动，这些都因为如下共同性而得以确立：对资源和财产的共享，对社区责任的公担，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在全市范围内以联盟形式组合的埃尔阿尔托社区委员会，构成了自治政府的另一个基础。社区委员会提供一系列服务，从教育到医疗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就共享的资源和公民责任进行决断。而这些服务并非由政府所提供。当大众动员在2003年爆发时，它并非如某些人所想的，只是一场自发的反抗，而是从业已存在的网络和运行良好的自我管理实践中自然生发出来的成熟的组织结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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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玻利维亚副总统，本身也是社会学家，社会学教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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