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第三章资本 (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因此，我们要求，我们决定收回共同的（Common）土地和共同的森林，供我们生计之用。在我们看来，你们与我们完全平等，并不能凌驾于我们之上，而且我们深知，英格兰，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财宝，人人有份。

——温斯坦利①等：《英国受压迫的穷苦人宣言》

(Gerrard Winstanley et al. , “A Declaration from the Poor Oppressed People of England")

3.1 资本构成的转变

用外语写作对我们头脑的影响，就好像是暗箱中的重复视角。暗箱能够准确清晰地记下图像，与真实的物体和视角完全一样，以至于效果取决于暗箱，而不是真实物体。

——里奥帕蒂：《凡人琐事》

(Giacomo Leopardi, Zibaldone)

生命政治劳动的技术构成

经济生产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其造成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就是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正在变成生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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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温斯坦利是一位英国新教改良者，克伦威尔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在英国内战期间，温斯坦利领导了与约翰·利尔伯恩麾下的“平均主义者”齐名的另一组基督教共产主义派别，号称是“真正的平均主义者”的“掘地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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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学者所强调的三种主要趋势，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当下劳动在全球诸多地方所发生转变的工具。第一个趋势就是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过程中非物质生产的霸权或者主导地位。[1]高兹（André Gorz）写道：“产品的非物质维度，它们的象征、美学和社会价值，在现实世界中占据了统治地位。”[2]例如，图像、信息、知识、情感、符码以及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中，都超越了有形商品或者商品的物质性层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汽车、钢铁那样的物质性商品的生产就消失了，或者在量上减少了，而是说这些物质性商品越来越依赖和从属于非物质因素和商品。生产这些非物质商品（或者物质性商品的非物质方面）的劳动形式，可以称为心脑劳动(laborof headandheart)，其中包括服务业、情感性劳动(affectivelabor)②以及认知劳动，但我们也不能被这些传统的提喻手法所误导：认知与情感性劳动并不是某一器官的功能，而是需要头脑和身体的共同运作。也就是说，即便产品是非物质的，生产过程也同时需要脑力和体力。一旦我们将具体的差异抽象出来，就会看到，劳动的不同形式主要体现在生命政治的特征上。博耶（RobertBoyer)写道：“如果要猜测未来几十年将要出现的新模型，我们也许会想到人对人的生产，并且探索这种创新所需要的制度性语境。”[3]正如马拉泽（ChristianMarazzi)所注意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正在向“人类起源学模式”转变，也就是说，经济正经历生命政治的转向。作为不变资本的生命体成为转变的核心，而生命形式的生产也成为附加值的基础。这样一个过程充分利用了人类机能、能力和知识—而这些都是在工作中获得的，但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在工作外所获得的技能，与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生产系统相互动的那些技能，直接成为价值的来源。[4]心脑劳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生产的客体其实也是主体，由社会关系或者生命形式所规定。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治生产。在我们为这种新情况而发明出新的认识工具之前，我们还是回到马克思的方法，以抓住当下经济生活的状态：去考察资本的构成。这就需要区分在当下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不变资本所占的比例和扮演的角色。我们特别需要去考察资本的“技术构成”①，或者说，劳动的技术构成，去搞清楚在当下的全球经济中，谁在生产、生产了什么以及如何生产的问题。首先，确立劳动的技术构成，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基础，不仅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当下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管控形式，同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从资本中得到解放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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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量的比例，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而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译者注

②关于情感(affect)，见前文。而所谓情感性劳动，则是与体力劳动相对应的一种(在马克思看来的）非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看起来不算辛劳，却需要巨大的情感和情绪投入，主要存在于服务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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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技术构成的第二个主要趋势，就是工作的女性化(feminizationofwork)，这主要涉及三个相对独立的变化。首先，从量上来说，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在全球的中心和边缘地区，女性在雇佣劳动市场上所占的比例都迅速提升。其次，工作的女性化意味着工作日的本质性转变，无论男女，劳动的“灵活性”都有所提高。工作时间的分配也有所变化，尤其是在欧洲和其他领先国家，一般都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和八小时睡眠的时间安排。兼职、非正式雇佣以及临时工—这些在全球边缘地区早已存在在中心国家也正成为主流。最后，工作的女性化意味着那些与“女性岗位”相关的传统特征，如情感、情绪和公关等，正成为所有劳动部门的核心，虽然在全球不同地区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这与形成第一个趋势的生命政治生产的主导地位正相吻合。）传统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在此语境下已经失效，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追求商品的生产(也许这已不是主要目标了)，也要进行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当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变得浑然难分时，劳动的生产性力量就转变为生产社会生命的力量。我们可以接受用“女性化”来描述这些变化，只要在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带有一点辛辣讽刺的意思，因为这并没有导致性别平等或者摧毁劳动的性别分工。恰恰相反！女性无论是工作还是休息，都在进行情感性劳动。事实上，如果有女人不愿意进行情感性劳动，如微笑、安慰受伤的情绪、组织社会关系、照料抚慰他人，那么她们就会被视为异类。虽然她们也成为雇佣劳动力，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妇女主要还是负责无酬的家务和再生产性劳动，如家务劳动和生育并照看孩子，或者在城市或乡村的非正式部门承担更为沉重的任务。妇女的双重工作日是她们接受高等教育，以及获得更好和更高报酬的工作的巨大障碍。传统上与女性岗位紧密相关的劳动性质的变化，以及妇女不断加入雇佣劳动大军之中，这些都导致了妇女境况的恶化(其实，男性也是)。“女性化”的术语也会有所误导，但这也是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更为有用的原因所在，只要我们注意到这些过程的性别化本质，认识到劳动正生成为生命政治性质的转变，这个转变让我们注意到劳动与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日益模糊。[5]

劳动的技术构成的第三个主要趋势，源自移民与社会和种族混合过程的新模式。在中心国家中，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层面，从大企业到小公司，从农业综合经济到制造业，从家务劳动到工地建设，都需要合法与非法移民的不断流动，来补充当地的劳动力。我们将会看到，这在资产阶级内部不断产生意识形态冲突，虽然他们从经济角度更喜欢移民，但是在他们道德的、民族主义且更多是种族主义的意识中，则反感这些移民。同时，南方国家之间也存在大量的劳工流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大量的移民，且这些移民都属于特定的生产部门。这些移民在数量上改变了劳动力市场，让它们更加全球化，虽然说，劳工的运动并不自由，而是受到特定路径的严格限制，且经常会有极端的风险。同时，劳动力市场也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化。一方面，劳工移民的性别正在转变，妇女的比例有所提高，无论是在传统女性岗位如家务劳动、性工作、照顾老人或护理方面，或者在制造业的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电子、纺织、鞋类或玩具，在所有这些领域，年轻女工的比例是最大的。这种转变与劳动的“女性化”相伴而生，对南方国家的女性会产生种族主义的偏见，如“灵活的手指”。莫汉蒂(ChandraMohanty)写道：工作范畴自然化中的灵活性、暂时性、不可见性以及家务性（domesticity）观念，是将第三世界女性建构为廉价劳动力的关键。[6]另一方面，劳工移民会（并且总会）带来种族分裂和冲突。因为在穿越国界的过程中，移民总是会让全球种族的劳动分工问题变得更加显眼，在其他时候，尤其是在那些中心国家中，种族等级制会成为冲突的引爆点。然而，虽然移民创造出了极端艰难和痛苦的条件，却总有可能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通过出走和对抗，去颠覆并改造种族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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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主要趋势向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概念和方法提出了挑战，因为生命政治生产将经济的重心从物质商品的生产转移到了社会关系的生产，而生产与再生产也日益混同。经济学家就所谓的无形价值(intangiblevalues)和无形资产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分析的方法主要依赖量化计量，并且计算那些可以被计数的物体的价值，如汽车、计算机和小麦。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普遍关注的是用计量(measurement)和量化方法去理解剩余价值和剥削。但是生命政治产品则倾向于逾越（exceed)这些量化计量，并且采取共同形式，这些形式很容易共享，但很难被圈定为私有财产。如果我们以这个新视角回到马克思，我们就会发现，资本概念在其著作中的演进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政治经济学语境的重要线索。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最开始表现为巨大商品堆积，但是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事实上是通过商品生产来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马克思认识到资本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或者说，是通过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创造而导致的对社会关系持续不断的再生产。将资本视为社会关系，这就为我们分析生命政治生产提供了第一个关键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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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非常看重马克思思想中的新奇和丰富，这种思想可以得出“人生产人”的结论。但他提醒道，我们不应该将马克思的这句话理解为人本主义的表述。“对我来说，应该生产的不是自然所设计好的人，也不是人的本质所决定的人；我们必须生产出尚不存在的、我们尚不知道什么样子的人。”他还提醒我们，不要将这种生产只理解为一般所理解的经济生产的延续：“我不同意那些人，他们将这种人生产人的现象理解为价值的生产、财富的生产或有着某种经济有使用价值的物品的生产；恰恰相反，这种生产是对我们存在的破坏，是某种完全他者性的创造，一个彻底的创新。”[7]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生产的主体和被生产的客体来理解这种生产。生产者和产品都是主体：人既生产，也被生产。福柯清晰感觉到（但似乎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情形的爆炸性：生命政治过程不仅限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再生产中，同时也为自主的过程提供了潜能，这个过程可以摧毁资本，并且创造出全新的未来。生命政治生产以及我们所归纳的三种主要趋势，明确地昭示出剥削和资本主义控制的新机制，接下来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讨论。但是在跟随福柯直觉的同时，我们要从最开始就注意到，生命政治的生产，尤其是在其超越资本主义关系的边界并且不断指向共同性的时候，如何让劳动更具自主性，同时为解放的筹划提供工具或武器。

生命政治的剥削

我们考察了劳动的技术构成谁生产、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也考察了马克思在面对正在出现的生命政治生产形式时考察资本构成方法的前半部分。现在，我们来看看资本的“有机构成”，这表现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或者以能够体现马克思的“有机”概念来说，就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前者以机器、货币、原材料和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若要考察当代资本的有机构成，就需要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以及新的剥削形式下考察剩余价值生产的新条件。也就是说，有机构成不只涉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客体”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体现在劳资对抗这种对抗体现在剥削和造反中—关系中的“主体”条件。

当下的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在劳动过程之外实现，如剥削就以剥夺共同性的形式得以实现。这种转变可以从两个主要现象中辨认出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学者总是强调，今天的资本主义积累越来越表现为剥夺性积累，越来越具有掠夺性，主要措施就是将公共财富和社会共同占有的财富转化为私有财产。[8]娜奥米·克莱因（NaomiKlein）使用“灾难资本主义”分析全世界很多国家所采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模式，这种模式利用灾难—无论是军事或政治上的人为制造还是因为环境灾难而自然降临的的帮助实现了公共产业、公共福利结构、公共交通网等的大规模私有化。[9]那些研究边缘地区——尤其是其国家结构甚为薄弱的国家，其中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的学者强调这些情况，即新自由主义积累涉及对共同性的剥夺，且主要是以剥夺自然资源的形式发生。在那些没有主权国家和强有力法制结构并饱受战争之苦的地区，对石油、钻石、黄金以及其他资源的剥夺层出不穷。外国的资本主义企业通常只是雇用少量的当地人口，它们对当地财富的剥夺和转移，与过去的殖民政权并无二致。[10]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近几年重新关注原始积累这个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个概念可以让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去理解财富的积累，那就是通过对人力、社会和自然财富的直接剥夺，例如将黑奴卖给种植园主，或者从美洲掠夺黄金。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因为下面的发现而偏离了马克思：在这种原始积累机制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的历史关系，并不存在发展的进步历史，比如以更高形态取代前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运动，在这里，原始积累不断重现，并与资本主义生产并行不悖。因为当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通过对共同性的剥夺而实现持续积累，原始积累这个概念逐渐成为核心的分析工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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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剥夺共同性的第一种分析从剥夺和占有的角度关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却没有为我们提供合适的手段来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尽管它充分论述了国家政策和死劳动的命运，但是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其他要素却语焉不详，如活劳动的生产力。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不应该满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即将资本主义积累片面或者主要理解为对现有财富的剥夺。资本就其本质来说，是且必须是一个通过其所雇用和剥削的劳动力来创造财富的生产体系。

对剥夺共同性的第二种分析关注对生命政治劳动的剥削，这让我们可以对资本的有机构成进行更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我们之前所勾勒的劳动的技术构成之三个主要趋势，与财富的共同形式的生产紧密相关，如知识、信息、图像、情感和社会关系，这些都被资本所占有，从而生产剩余价值。我们马上就注意到，第二个外观首先指向与第一个外观所不同的共同性概念。第一个是相对静态的、传统的概念，一般指的是自然资源。现代早期的欧洲社会理论家将人类可用的自然恩惠视为共同性，如肥沃土地和大地上的水果，通常以圣书中的宗教术语来作为证明。例如，洛克就宣称：“正如大卫王所说（《旧约》诗篇第115篇，第16节)，上帝把地给了世人’，给人类共有。”[12]共同性的第二个概念是动态的、涉及劳动产品以及未来生产的工具。这种共同性不只涉及我们所共享的大地，也包括我们所创造的语言，我们所确立的社会实践，以及规定我们关系的社交模式等。这种共同性的形式并不像第一个概念那样服从于稀缺性的逻辑。杰斐逊有句名言：“从我这里获得思想的人，增长了教益而无损于我；就像借用我的蜡烛点亮自己蜡烛的人，照亮了自己而无损于我。”[13]对共同性第二种形式—人造的共同性，或者消弭了自然与文化界限的共同性—的剥削是理解生命政治劳动剥削新形式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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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分析生命政治生产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又从剥削回到了异化(alienation)，正好和马克思的思想轨迹相反—但是，又没有回到他青年时的人本主义。生命政治生产以新且特别的方式昭示了异化的特征。例如，考虑到认知和情感性劳动，资本不仅异化了工人的劳动产品，同时也异化了劳动过程本身，以至于工人在工作的时候，都无法感觉到他们进行思考、爱和关心的能力。[14]之所以关注异化，还因为有些与剥削紧密相关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资本的生产性角色相关的特征已经消失了。虽然资本还会压迫生命政治劳动力，剥夺其产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为生产提供必要的工具，但资本已经不再组织生产协作。在论及机器大工业时，马克思认识到，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就是提供协作—这与剥削的机制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让工厂提供工具给工人，共同劳动，制定协作计划，并强制实施这种协作。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确保协作，就像战场上的将军或者乐队的指挥一样。[15]但是，在生命政治生产中，资本并不决定协作的组织，起码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甚至在最严格的、剥削最严重的情况下，如呼叫中心或餐饮业，认知和情感性劳动也会普遍摆脱资本家的统治，自主地进行协作。智识性、交往性或者情感性的协作方式通常都是在生产性相遇（productive encounters)中创造出来的，不能从外部进行操控。事实上，与其说资本提供协作，不如说是剥夺协作，这是剥削生命政治劳动力的核心要素。这种剥夺不是发生在个体工人身上(因为协作已经昭示着集体性)，而是发生在社会劳动身上，以信息流动、交往网络、社会符码、语言创新以及情感和激情的形式表现出来。生命政治剥削涉及对共同性的占有，在这里，以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

于是，资本通过外在于其自身的生命政治剥削来占有和剥夺价值。因此，当生命政治生产日益具有主导性时，经济学家更加频繁地使用“外部性”(externalities)这个概念去理解价值的增减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他们说，教育良好的人口对某个具体国家的协作来说，就是积极的正外部性，正如文化低下的人口是消极的负外部性一样：企业的生产力完全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16]我们在后面会更加详细地处理外部性问题，但现在我们可以假定，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资本以外要素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因为在事实上，与传统的经济学构想不同，资本日益处于生产过程和财富的生成之外。也就是说，生命政治劳动正变得更具自主性。正如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所说，资本变得更具掠夺性，因为它想要占有和剥夺自主生产出来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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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经济学术语，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地租取代利润，来理解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的积累。[17]利润主要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内部活动而得以生成，地租则通常被理解为剥夺的外在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预见并且欢呼“食利者的安乐死”，以及之后作为资本主要代表的“无功能的投资者”(function-lessinvestor)的消失。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食利者阶层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时机成熟时就会消失。资本的未来属于那些积极参与到组织和监管活动中的资本主义投资者。[18]然而，在当下生命政治生产的网络中，对共同性的价值剥夺不再需要资本家介入生产之中。地租再次表现出的重要性为我们提供了洞见，通过它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金融资本，以及凯恩斯所指出的广大无功能的投资者阶层在对资本主义积累的组织方面占据核心地位，从而占有并剥夺那些外在于劳动过程而创造出的价值。

对马克思概念的最后解读：在本书及其他很多作品中我们都指出，马克思的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这个概念非常有用，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资本不再简单地在规训式装置和生产过程中吸纳之前就外在于资本创造出的劳动行为(这只是形式吸纳)，而是创造出新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劳动形式，也就是说，将劳动完全整合进资本主义的躯体内。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下，可以说资本不仅吸纳了劳动，而且吸纳了作为整体的社会，或者说是社会生命本身，因为生命既是生命政治生产过程的要素，也是其产品。资本与生产性的社会生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谓的有机的了，因为资本日益外在化，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生命政治的劳动力不再是资本主义机体内一个起作用的器官，而是变得更具自主性，而资本通过其规训性政权占有装置以及剥夺机制等，寄生在劳动力之上。有机关系的断裂与劳动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管控危机新形式的核心，这也正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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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生产和管控的危机

资本处于危机之中。那又怎样？我们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危机：股市危机、信用危机、信贷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有些人破产了，有些人发财了。曾几何时，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不均衡，其周期以及生产、流通和实现的特有危机最终会导致崩溃。结果，最为老谋深算的资本分析家告诉我们，资本就是通过崩溃，或者说通过危机所导致的创造性破坏而得以运作的。事实上，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内，危机和灾难成为更加重要的杠杆，可以用来对公共财产进行私有化，并实施资本主义积累的新机制。[19]但并非所有的资本主义危机都是一样的。[20]虽然客观性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积累来说有一定作用，但是主观性的和政治性的(或者也同样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对资本却是一种实在的威胁。这种危机在当下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中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管控模式无法再掌控劳动力新的技术构成所具有的力量；事实上，资本主义管控正越来越成为生命政治劳动生产力的障碍。

在勾勒当下危机的框架之前，我们应该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所出现的类似的资本主义管控危机中的基本词汇。那次危机发生在如下语境中：60年代的劳工斗争和社会斗争在主要国家内破坏了福利国家模式的基础。那时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不仅由工人的斗争所引起——这些斗争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大的财富再分配幅度，以及对劳工阶级生活品质的提高—同时也是因为工人与其他社会运动之间或多或少地联合，不断提出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要求。当亨廷顿感叹说，“黑人，印第安人，美国墨西哥人，白人少数群体，学生和女人”对国家的要求不但导致了财政和经济危机，更为重要的，也导致了管控危机时，他也隐约预感到了这个危机。[21]但是，将这些危机和其他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和国家的转型联系起来非常关键。在20世纪早期，福利国家作为对工人斗争所引起危机的回应，起到了有效作用，但到了70年代，这种机制无法继续控制新出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为了回应70年代的危机，我们看到世界发生了一个转变：福利国家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并且出现了生产和管控的生命政治形式。

我们将在资本主义统治结构和解放斗争相互决定的关系中来理解这些历史变迁。(我们很难将这种关系称为辩证的，因为并没有整体的解决，有的只是先后运动。）一方面，工人以及其社会斗争决定资本的再结构化；另一方面，这种再结构化也提供了未来斗争的条件。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随着劳动技术构成的转变，工人使用现有的手段来发明新的反抗和逃避资本的形式，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本被迫重构生产、剥削和控制的基础，再次改变技术构成，工人则会为新的反抗发现新的武器，如此等等。我们的命题是，今天，我们遭遇到另外一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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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当下生命政治危机进行评估，我们可以回到之前所提到的劳动转变的三个主要趋势。每一种趋势都表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控制的新策略，但是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管控机制与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力相矛盾，并且妨碍了价值的创造，从而加剧了危机。就第一种趋势来说，即劳动的认知、情感和生命政治形式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控制策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强化。这些强化策略主要对生产性合作的共同领域进行分化，从而确立某种控制前哨，这样个人乃至国家机构就可以通过各种规训和监视技术来进行调节和控制。其他策略致力于掠夺作为生命政治生产基础的共同性，例如，通过对初级教育进行私有化、减少中等教育预算的方式摧毁公共教育机构。策略的广度在金融领域得到体现，因为其并不直接介入生产网络，而是通过扩张，剥夺并私有化历史上所积累的知识、符码、图像、情感实践和生命政治关系。资本的占有过程因此与生命政治所社会化地创造出来的共同性相对立。就这个方面来说，金融世界就模仿了（或者说映照并颠倒了）社会劳动力的运动。当我们认识到，共同性不仅是发展的客体，同时也是其主体时，就会明白那些努力去维持并且再生产其“生命形式”的诸众不能再用传统的规训和管控体制来对待。正如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之后的全球经济危机所表明的，当国家被迫救市，从而纠正过度私有化的错误并确保社会福利的时候，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冲突就出现在了金融领域。

这里我们遭遇到了第一个矛盾，因为深度和广度的管控策略都破坏了共同性，前者分割了生产的共同基础，后者私有化了共同成果。每当共同性遭到破坏，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力就会降低。例如，科学知识的生产是一个非常专门化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与生命政治生产有很多共同特征。若要生产新的科学知识，过去科学行为所生产出的相关信息、方法和观念就必须对广大的科学共同体开放，同时，在不同的实验室和研究者之间，应该通过期刊、会议等中介，建立高度发达的合作与流通机制。当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它必须成为共同的财富，将来的科学生产可以将其作为起点。生命政治生产必须以这种方式确立一种良性循环，从已有的共同性走向新的共同性，从而成为扩大生产的基础。然而，对共同性的分化和占有不可避免地要破坏这个良性循环，这让资本日益成为生命政治生产的障碍。

对应工作“女性化”的资本主义管控的第二个策略就是不稳定性(precarity)的确立，根据市场灵活性的各种模态来对劳动进行不同形式的组织。在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和日本，大量的劳动力都曾经有着相对稳定和有保障的职业，工作日都非常固定。相比之下，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劳动力不稳定的现象非常明显。工人在诸多工作间不停地流动。不稳定性的核心方面就在于—考虑到工作日和工作本身它确立了一种新的时间政体，或者换句话说，不稳定性是一种管控机制，决定工人的时间安排，摧毁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的区分，虽然不要求工人整天工作，却需要其时时待命，准备工作。[22]当然，劳动的不稳定性对中心国家的妇女和少数族裔，以及边缘国家在这些国家，没有保障的非正式就业早已司空见惯的绝大多数男女工人来说，都不是新鲜事物。现在，不稳定性在全世界劳动力的层面已变得十分普遍，事实上，已经呈现出新的极端特征。一个具有轶事意味的人类学案例可以说明这种极端的不稳定性。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郊区的一个住宅区，达尼·霍夫曼(DannyHoffman)报道说，一个名为穆罕默德的人有次组织并部署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他们很多曾是利比里亚或塞拉利昂的正规军士兵。今天他会派遣他们前往利比里亚东南的非法钻石矿场进行不定期工作；明天他会组织他们在这个国家里的另一个地方的橡胶种植园工作；他甚至会派遣两千人作为军人去往特定地点实施裁军计划，从而从联合国机构领取基金。他的职员甚至随时为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这些人构成了不稳定的劳动的极端案例：一个漂浮的人群，无限灵活和机动，随时为工作做好准备。[23]如果再将这些人视为产业劳动后备军或者任何种类的后备军就不再合适了，因为没有了“常备军”，也就是说，没有了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力。或者说，在不稳定性的管控体制下，全部的劳动力都成为后备军，工人时时待命，等待老板的召唤。因此，我们可以将不稳定性视为一种特殊的贫困，一种时间上的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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