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劳动的不稳定性导致了第二个矛盾，因为它颠倒了生命政治生产所需要的对时间的掌控。观念、图像或者情感的生产不可能在固定的时间段内进行，因此生命政治生产就会让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之间的传统区分趋于无效。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力，尤其是生命政治生产所需要的创造力，需要生产者拥有组织自己时间的自由；但是，不稳定性所施加的管控会取消这种自由，这会让人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时间不再是自身的。当然，你可以根据要求进行思考并产生情感，但这只是以一种机械方式所进行的生产，它会限制创造力和潜在的生产力。因此，矛盾就变成了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力—如果任其自主组织时间的话与不稳定性所强加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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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管控的第三个策略，主要应对的是日益增加的移民和劳动力的混合，这就涉及障碍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的建构，从而疏导并阻止劳动的流动。对现有边界的强化以及新边界的建构通常伴随着一种道德的、甚至是文明的恐惧。美国人对墨西哥人的恐惧，或者欧洲人对穆斯林的恐惧，都伴随着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在全球的中心和边缘国家，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都作为管控的武器而得到升级。不光是国家之间确立了边界，更为重要的是，一国之内也设立边界，如在大都市和农村之间将人口分隔，从而阻止文化与社会的融合。除了在边界设立障碍防止移民，我们还应该关注一国之内让部分人口陷于非法地位所导致的后果。秘密活动不仅会剥夺人民的社会服务和公民权，也会让他们望而却步，无法与社会的其他部分进行自由交流。正如不稳定性创造了时间的贫穷，地理和社会的隔离也强化了空间的贫穷。

对移民的阻碍以及隔离的构建就非常明显地造成了生产的矛盾，起码就其一个方面来看是如此。当中心国家的政府“成功”地驱逐非法移民时，商业界立马就会指责劳动力的短缺：谁来挖土豆、摘苹果？谁来照顾老人、做家务?没有非法工人，谁去血汗工厂工作?曼德维尔(BernardMandeville)在两百多年前说：“如果私有产权得到保证，没有钱肯定比没有穷人要好些；不然谁会愿意工作呢?”[24]流动和融合的矛盾，在更深的层次上还存在更加严重的重复。为了提高生产力，生命政治生产不仅要对其运动进行掌控，同时也要与其他人不断进行互动，即那些在文化上和社会上具有差异，但同样处于平等状态的人。当代经济学家在设计、广告、专门工业、时尚和文化工业等领域大肆谈论创造力，但是普遍忽视了这样的事实：生命政治生产的创造性需要一种开放、动态的平等文化，需要不断的文化流动和融合。[25]通过封闭空间以及社会等级制的确立而确立的管控机制已经成为生产力的障碍。这个视角的矛盾实际上是包纳(inclusion)与隔离（exclusion）的矛盾，在政府层面上昭示了两种整合模式的危机：通常与法国相关的共和主义一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t)①策略和以英国为典型的多元文化主义策略。(美国同时采纳了这两种策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某种接合。）这些模式当前都处于危机之中，因为它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创造并维持社会等级，关闭社会空间，从而阻碍生命政治生产，虽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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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直接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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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化主义意味着移民必须放弃原本的语言和习俗，融入当地的文化社会中。例如，当越南人来到法国时，他们必须说法语，并且像法国人那样生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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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与此恰恰相反。

所有这三个矛盾都表明，资本的策略以及剥削和管控的技术日益成为生命政治劳动生产力的障碍。资本无法产生积累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可以通过生命政治生产，从现有的共同性走向新的扩大的共同性，并让后者成为新的生产过程的基础。但事实与此相反，每当资本想要控制生命政治劳动并占有共同性时，它就会阻碍生产过程。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自从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积累之间的矛盾；但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这种矛盾加剧了，而且似乎达到了更高的阶段。

3.2 从危机到出走的阶级斗争

我已经受够了清醒的音调，

现在该扮演真正的魔鬼了。

——歌德：《浮士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劳动与资本之间开放的社会关系

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我们认识到，资本不应该仅仅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更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社会关系。最初，资本在其内部集聚劳动力，并对劳动进行控制，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能够构建可变资本（即雇佣劳动力）和不变资本的有机构成。但在今天，资本的有机构成出现了日益加剧的断裂，资本逐渐解体，其中可变资本（尤其是生命政治劳动力)与不变资本日益分离，当然还有与后者相伴随的统治和管控的政治力量。生命政治劳动趋向于生成自己的社会协作形式，并自主地生产价值。事实上，生命政治生产的社会组织越具有自主性，它的生产力就越高。资本在以往可以创造一个生产循环，并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吸收劳动力，但这一做法在如今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许，我们不应该再用“可变资本”去指涉这种劳动力，因为其与不变资本的生产性关系变得日益遥远了。

那我们应该就此宣称资本已经玩完了吗？革命已然开始了吗？或者用更为专业的术语说，可变资本已经确定无疑地从不变资本的魔爪中解放出来了吗？不！如前所述，危机并不意味着崩溃，资本的矛盾无论多么严重，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终结，或者出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秩序。事实上，资本内部的断裂和生命政治劳动所出现的自主性呈现出了一个政治豁口。我们可以用资本关系的断裂为赌注，并在生命政治劳动新出现的自主性基础上进行政治性活动。资本创造的开放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机遇，但是需要政治组织对其进行推进。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当西耶斯（AbbéSieyès)质问第三等级的价值何在—第三等级是一切！但在政治上却一文不名！时，他开启了新的政治和哲学论述，这种论述的基础与当下的经济形势所呈现的机遇相类似。正在成为社会生产中心的第三等级不再愿意接受其臣属的地位，并拒绝向旧制度的统治阶级纳税。在考察生命政治生产、剥削和管控的新形式之后，我们应该发展当下阶级斗争的语言：阶级斗争的基础是什么？冲突的首要社会路线是什么？能够为组织行动所用的政治形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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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基础开始。与资本相关且新近出现的生命政治劳动的自主性打开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其存在首先依赖于如下两个事实。首先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在经济生产中，共同性所取得的中心地位既是生产的基础，也是生产的结果。其次是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力的生产力日益逾越资本雇佣所设立的边界。就其潜能来说，劳动力总是逾越其与资本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们在工作时间的表现相比，人民有能力做得更多、生产得更多。但是在过去，生产过程，尤其是工业过程严重地制约着逾越资本边界的潜能的实现。例如，汽车工人有着超凡的机械技能和知识，但他们的岗位是固定的，他们的潜能只能在工厂里得到实现，因此只能受困于与资本的关系，以及与家中车库里的汽车的关系。但与此相对照的是，生命政治劳动的表现，如情感和智识天赋，创生协作与组织网络的能力，交往技能和其他能力，都不需要固定的场所。你不仅可以在工作场所，而且也可以在大街上或家里与邻居和朋友形成关系。生命政治劳动力的能力逾越工作领域，充满整个生命。我们不用“过度”（excess）这个词来指代这种能力，因为从劳动力的角度或者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能力永远不算多。只有从资本的角度看，这才是一种过度，因为它并不生产可以被个体资本家所占有的经济价值尽管说，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生产并不生产那种能够在更广阔社会层面被资本所占有的经济价值，如一般所说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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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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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假说：生命政治语境下的阶级斗争采取出走的形式。我们所谓的出走，是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subtraction)的过程。因此，出走不是拒绝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力，而是拒绝资本对生产能力日益强加的制约因素。这是生产能力的表现，通过穿越资本社会关系的豁口而逾越与资本所结成的关系。作为第一个概括，我们可以将阶级斗争的这种形式视为一种黑奴逃亡（maroon-age)。正如奴隶集体逃脱奴隶制的锁链，并构建自治的共同体和逃奴堡(quilombo)①,生命政治劳动力从其与资本所形成的关系中退出，也必须发现并建构可以让他们的生产能力得到实现的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生命形式。但是，与黑奴逃亡不同，这种出走并不必然意味着走向别处。我们可以寻找一种逃逸路线，同时停留在原地，改造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模式。

阶级斗争依然涉及反抗资本主义控制，并攻击资本主义权力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论述，但它也要求从与资本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走。尽管在劳动关系中，对反抗的要求是直接给予工人的工人总有说不的力量，有停止为资本提供劳动力的力量，他们颠倒生产过程的能力一直呈现在他们生产的能力之中—出走的要求倒没有那么明确。只有建基于共同性既能够进入共同性，也能够利用共同性—的出走才有其可能，而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想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甚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私有化来消除或者掩盖共同性。在考察政治组织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更为充分地考察当今社会已然存在的可资利用的共同性。

共同性的幽灵

共同性的幽灵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尽管是以被遮蔽、神秘化的形式出现。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敌对心理，资本却不能没有共同性，这在当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追踪共同性的幽灵，我们需要注意生产性社会协作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各种各样的抽象模式。揭示共同性的某些现存形式，就是为诸众从其与资本所确立的关系中出走确立了第一步。

共同财富的一个巨大蓄水池就是大都市。正如城市和建筑史家所解释的，现代城市的形成与产业资本的形成紧密相关。地理上工人群体的集中，对资源和其他产业的接近，信息和交通系统，以及城市生活的其他特征等，这些都是工业生产的要素。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空间的质量都由产业工厂及其需求、节奏以及社会组织的形式所决定。今天，我们正见证一个转变，那就是从工业城市向生命政治大都市的转变。在生命政治经济中，在生产过程与构成城市的共同性之间，存在日益强化和直接的联系。当然，城市不只是一个被建构的环境，不只由高楼大厦、街道、地铁、公园、垃圾回收系统以及交通网所构成，同时也需要文化实践、思想交流、情感网络和社会机构的动态结构。城市内所包含的共同性要素不只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前提，同时也是这种生产的结果；城市是共同性的源头和共同性源流的入海口。（我们会在后文的第四章以及“论身体2”中更加详细地探讨生命政治大都市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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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巴西最初的奴隶制时期，由一小群成功逃跑的原住民们组成的抵抗团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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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大都市的共同财富以及对其进行私有化所作出的尝试，这项任务主要由城市房地产经济学完成，而这门学科亟待祛魅。我们要知道，地租和土地价值曾经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大难题。如果如斯密所说，劳动是一切价值之源，那么土地或者不动产的价值该怎么计算？当然，通过耕作和建设，劳动被吸纳入土地中，但这并不能充分说明不动产的价值，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说地租是垄断价格，这也没有回答核心问题。不动产的价值不能从内部得到说明，而只能借助外部因素得到理解。[26]

当然，当代不动产经济学家完全认识到，城市中一栋别墅、大楼或一片土地的价值，并不完全由财产的内部特征所决定，如建筑的质量或面积，而是同时或者首先由外部性所决定—既包括负外部性，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喧闹的邻居、高犯罪率以及周六晚上让人难以入睡的底层迪斯科舞厅；也包括正外部性，如毗邻操场、活跃的区域文化关系、思想交流圈，以及和平、积极的社会互动。在这些外部性中，我们可以看到共同性的幽灵。这些经济学家主要的关心是，外部性处于财产关系之外，因此抵抗市场的逻辑和交换。他们宣称，在有效的自由市场下，人们会作出理性决定，但是当“市场失灵”，外部性开始起作用，社会成本不再等于私人成本时，市场理性就不复存在，市场也就失效了。由此，不可思议的是，尤其是在都市环境中，不动产的价值主要由外部性决定。市场失灵是常态。最为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因此殚精竭虑，希望发明对这种情况进行“理性化”，并对共同性进行私有化的策略，以便共同性可以被交易，并遵从市场法则，从而将污染和交通状况货币化，以保持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对等，并恢复市场交换的逻辑。[27]

我们应该注意，外部性的关键角色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标准预设。如前所述，当下的政治经济学者思考的不再是地租而是利润，同样，他们也不再思考（只是基于占有之上的）“绝对地租”，而是(基于追加在财产上的劳动价值的)“相对地租”。在生命政治生产和城市再生产的社会循环中，与外在于自身的“共同工作”相比，追加在财产之上的工作变得日益次要，因此，普遍趋势是，相对地租变得无足轻重，绝对地租日益重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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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中介，这些每天交易着都市价值的人，他们的双脚立足大地，他们的双手贪婪地握紧自己的口袋，不需要任何复杂理论就能理解共同性的主导角色。他们的祈祷文“地段、地段、地段”—就是他们策略的表达，努力将负外部性最小化、将正外部性最大化。地段只是接近并利用共同财富的别名—不只是公园，同时还有邻里关系的质量、交流渠道、思想和文化活动等。房地产中介不需要对外部性进行私有化并将市场“理性化”。一旦涉及共同性，他们就非常善于从大都市及其“非理性”中盈利。

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告诉别人怎样通过房地产致富，而是去追踪共同性的幽灵。房地产经济学的理论以及房地产中介的实践都证明了大都市如何成为共同性的巨大蓄水池，其中不仅包含物质因素，同时更为关键的，也包括或好或坏的非物质要素。但是，这些经济学家不理解的是，共同财富从何而来。从市场和资本主义组织机制的角度来看，共同性可能是外部的，但它却完全内在于生命政治生产的过程中。生产出的共同财富部分被地产投机商和金融家所剥夺、占有和私有化，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这已经成为进一步生产共同性的障碍。这个困境在都市艺术家住宅区和改造区之间的经典辩证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落魄潦倒的艺术家搬进便宜的住宅区，因为他们付不起更高的房租，而除了他们所生产的艺术之外，他们也生产了新的城市景观。当他们的活动让住宅区在思想文化上更加活跃、更加时尚时，财产价值提高了，以至于连艺术家都难以承受，只能迁出。最后，富人搬进来，慢慢地这片住宅区又失去了其思想文化特色，变得贫瘠无聊。虽然城市的共同财富不断为房地产市场和投机所占有和私有化，但共同性依然作为幽灵继续徘徊。[29]

金融是我们追踪共同性幽灵的另一个巨大领域。齐美尔(GeorgSim-mel)说，大都市的特质就是货币所要求的：细致的劳动分工，非个人化的相遇，时间上的共时性等。[30]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特征的核心就是抽象的力量。金融资本就是进行抽象的巨大机器，既表征又神秘化了共同性，就好像在镜子中扭曲变形一样。[31]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批判金融资本扩大了经济风险，却什么也不生产，在2008年的全球危机之后，对金融的批判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金融就是赌场资本主义，其批判者说，和没有任何社会功能的合法赌博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声称，产业资本的用处就在于它直接介入生产过程，并通过实物生产价值，而金融资本的产品却是虚拟的，以钱生钱，始终处于抽象的形式，因此与真实价值的生产是寄生性关系。这种批评部分正确，金融工具既用来做风险管理，也用来做投机，而生命政治经济也日益趋向非物质产品。但是批评者没有抓住金融的核心本质。如果金融投机可以视为赌博，而投资者就像那些赌马的人，但正如赌马人要观察动物和赛道的状况，投资者也要通过一系列数据—有些是非常抽象的—去估算某个生产部门的未来表现。金融资本，究其本质来说，是表征共同性的精密机器，这种共同性是对生产某种特定商品、商品群或其他某种资产或现象所必需的共同关系和网络。这种表征涉及共同性自身不可思议的抽象过程，事实上，金融产品越来越呈现出抽象和费解的形式，以至于它们不再直接指向生产，而是指向未来生产的表征或者表征的表征。金融的抽象力量让人迷惑，这就是数学模型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抽象化本身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财富的社会特征被表征。在每一级抽象水平上，金融工具都掌握更广阔的社会网络，这些网络直接或间接地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协作。换句话说，这种抽象的力量既立足于共同性，也对共同性进行神秘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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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与资本其他形式的关系来说，金融在最近几十年中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张。阿瑞吉将这种现象阐释为一种循环现象，与金融在19世纪末和更早些时候以英国为中心的崛起存在着平行关系。[33]从我们的观念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将金融的崛起与生命政治生产的出现联系起来。就生命政治劳动变得具有自主性这一点来说，金融就成为资本主义强有力的工具，去占有生产出来的共同财富，外在于这种财富并且与生产过程相脱离。从这个方面来说，金融就是货币的力量本身。齐美尔写道：“货币以其纯粹的形式代表了纯粹的交往。它让最为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理解；它的核心意义可以超越其个体性。因此，货币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面表达，这种关系只有在单一、具体的情况中才能得到认识，但是只有当这种单一性成为编织所有单一性的实际精神过程的体现，并且以这种方式创造出现实时，这种关系才能真正得到理解。”[34]金融通过抽象化，在最广阔的社会形式中抓住了共同性，将其作为可以交换的价值进行呈现，对共同性进行神秘化和私有化，从而创造利润。我们既不打算欢迎也不打算谴责金融资本。我们提议将其视为考察领域，从而追踪潜藏在那里的共同性幽灵。

我们以上的两个例子，房地产和金融，都昭示了抽象化与共同性之间的含混关系。在结束这个讨论之前，我们也许会通过马克思对资本力量进行抽象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含混性。抽象化对资本的运作和对资本的批判都至关重要。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出发点就是对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所进行的分析。马克思解释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必须从木匠劳动、瓦匠劳动或纺纱劳动等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不管其具体功能如何，将其理解为普遍的劳动。这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就是它们所共享的共同实质，这使得它们的价值成为可以普遍通约的，并最终让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太多的马克思的读者都渴望从文本的开篇得出政治结论，将这些概念区分应用于政治立场：用具体劳动反对抽象劳动，用使用价值反对交换价值。但是，马克思对待抽象化的观念是不太明确的。不错，抽象劳动和交换体系是抽取剩余价值和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但是抽象劳动的概念——表征不同职业中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却是使得思考工人阶级成为可能的因素。没有抽象劳动，就没有工人阶级！这是资本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并维护其自身核心功能的同时创造出反对工具，并最终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又一个例子。资本主义抽象总是依赖共同性—没有共同性就难以为继，却可以不断地将后者神秘化，因此就有了抽象化的含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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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和出走

任何社会制度都依赖共同性，并且实际上通过其所利用、组织和创造的共同性而得到规定。社会制度因此成为出走筹划的核心资源。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并非共同性的所有形式都是有益的。正如经济学家所说，有些外部性是积极的，有些则是消极的，共同性的某些形式，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会增强我们思考和共同行动的力量，而有些则会削弱这种力量。有益的形式是生成的发动机，有害的形式则会传播腐化，破坏社会交往的网络，并削弱社会生产的力量。于是出走就需要一个拣选的过程，从而将共同性的有利形式最大化，将有害形式最小化，也就是说，要对抗腐化。当然，正如我们所见，资本通过管控和占有机制构成了共同性腐化的一个形式，分割并将共同性进行私有化，但是共同性腐化的相对独立形式也可以在统治性的社会机构中找到。

资本主义社会中，共同性以腐化形式出现的三个最为关键的机构就是家庭、企业和国家。这三者都会动员共同性，提供通往后者的途径，但同时又制约并扭曲共同性。这些就是诸众进行拣选的场地，在这里可以将有利的、生成性的共同性形式与有害的、腐化的形式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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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家庭也许是动员共同性的首要机构。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家庭就是首要的—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分享集体的社会经验、协作性劳动的组织，以及表现关爱和亲密关系的场所。它建基于共同性之上，但这一共同性同时又因为一系列强加的等级制、规约、排斥和扭曲行为而受到腐化。首先，家庭是性别规范的机器，会不断倾轧共同性。家庭权威的父权制结构，在不同文化中虽有所不同，但基本一致。家庭内部的劳动性别分工虽然受到批判，但事实上却变本加厉。家庭所规定的异性恋规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大同小异。家庭通过强加的性别等级制和性别规范腐化了共同性，以至于任何尝试另类性别实践或者性别表达的努力都要失败，并且受到惩罚。

其次，家庭在社会想象中是亲密和团结关系的首要体现者，压制并篡夺了其他可能形式。隔代关系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家长一孩子关系的烙印(以至于教师也要像家长那样照顾他们的学生)，同代友谊则被视为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所有另类亲缘结构，无论是否基于性别关系，都要受到禁止或被纳入家庭的统治之下。家庭模式的排斥性特征不可避免地导致内部的等级制、性别规范和异性恋规范，这不仅是社会缺乏理解其他亲密和团结关系的表现，也是缺乏创造并实验另类社会关系和非家庭亲属结构自由的表现。[35]

再次，尽管家庭表面上在欲望和利益方面超越个人并走向共同体，但是它却导致了自恋和个人主义的最为极端的形式。事实上，人们居然相信，当他们为了家庭的利益而行动时，他们是出于利他主义。这实在很奇怪，因为这些行为不过是最为盲目的自我中心主义。例如，当学校的决定对他们的孩子不利，而对其他学生或共同体有利的时候，很多家长就打着德性的旗号，以他们孩子的名义无所不用其极，去表达最为凶猛的反社会抗议，这些家长都有着奇怪的自恋感，将孩子视为自己生命的延伸。那种因为家庭延续性的逻辑而让未来利益正当化的政治话语—例如，我们无数次听到，某项公共政策对孩子的利益必不可少—就将共同性化约为一种投射性的个人主义，无法用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去思考未来。[36]

最后，家庭因为成为积累和转移私有财产的核心机构而腐化了共同性。如果没有基于家庭组织的继承法，那么私有财产的积累在每一代结束时都会被打断。打倒家庭！不过，这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孤立的个人，而是去实现家庭所承诺但又时刻在否定和腐化的对共同性平等与自由的参与。

企业是共同性既得以生成而又遭到腐化的另外一种形式。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一种巨大装置：它发展了社会协作的共同网络，同时又将其作为私人积累进行占有。当然，对许多工人来说，工作场所是他们外在于家庭，能够与其他人进行协作的唯一场所，是他们逃脱当代社会中个人主义和隔离感的唯一场所。正如马克思所说，以规划好的方式进行共同生产激发了“动物精神”①，因此在工作场所产生了社会性和生产性交换的奖励和快乐。可以预计的是，企业鼓励工人全心全意地将他们在工作中所体验到的激励和满足感归因于企业，然后他们就会有付出和忠诚的感觉。意识形态告诉我们，对企业好，就是对每个人好。的确如此，我们不应该否认事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的确涉及共同性，并且是以不同的程度为社会和生产性协作提供了场所，而为底层劳动力所提供的协作场所就要少些。正如我们已详细解释的，生产中所涉及和滋生的共同性不仅被资本所强加的等级制和宰制所剥夺，同时也被束缚腐化了。这里我们要补充的是，就企业与家庭同时滋生与腐化共同性的方式方面，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当代社会的荒漠中，这两个机构看起来很像是共同性的绿洲。在工作场所，就像在家庭中那样，协作关系也必须听命于严格的内部等级制和外部制约。结果就是，很多试图逃脱家庭恐怖的人，误闯进了企业敞开的怀抱，有些人则逃避企业，在家庭中寻找安慰。人们一直谈论的家庭和工作间的“平衡”，不过是在两者间选择较小的恶，在共同性的两个腐化形式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对我们社会中的很多人来说，不论如何被扭曲，这些是他们能够利用的仅有的社会空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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