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爱不只是形而上学的发动机，除了生产共同性，并在社会中进行强化，它也开辟新的战场。当我们想到爱的力量时，我们需要牢记，并没有前定的保证；其运作和后果也不是自动的。爱可能变坏，阻碍并摧毁这个过程。对抗恶的斗争需要在爱中进行训练或教育。

需要说清的是，我们应该对爱的力量进行区分，并将其三个运作或行动领域结合起来。首先且首要的是，爱的力量是共同性的构成，且最终说来，是社会的形成。这并不是说要否定社会奇异性的差异，从而形成统一化的社会，就好像爱意味着融为一个统一体，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对它们进行组合，并以此来构成共同性。但是，既然爱的过程可能走向歧途，生产出共同性的腐化形式，既然爱可能变坏，成为阻碍和摧毁共同性的障碍，在某些情况下将共同性的杂多性转化为同一性和统一性，或者在共同的关系中强加等级制，那么（其次)，爱的力量就必须成为对抗恶的力。爱现在采取义愤、不服从和对抗的形式。出走是我们早先指出的对抗共同性腐化制度的一种方法，从同一性中脱身，从臣服和奴役中逃逸。爱的力量的前两个表现—联合与反抗的力量，构成共同性和对抗腐化的斗争—与第三种表现共同发挥作用：制造诸众。这项筹划必须将出走的过程与旨在创造共同性制度的组织性筹划联合起来。所有这些表现形式都因为对诸众的训练或教育(Bildung)而启动。爱并不会自发地运行良好，并在持续的社会形式中实现共同性。应该学习如何去应用爱，并通过对我们欲望的集体组织—感性和政治教育过程，形成新的习惯。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形成的习惯和实践，会构成我们正在转变的人性。

这里应该搞清楚，爱总是涉及力的使用，或者更为准确地说，爱的行动本身就是力的应用。爱可能是天使，但必须是武装的天使。我们早先已认识到，构成性的爱的力量及其对共同性的创造昭示着本体论的力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命名的话，这种力出现在存在的生产或者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当我们关注针对等级制和共同性的腐化而进行的反抗和出走行动时，爱之力的对抗性形象就变得更为清楚。另外，制造诸众，形成共同性的制度，激发了我们所谓的构成性的政治力量。但是，爱的这三种力并非彼此独立的，它们只是爱的力量之不同表现形式。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96

195

138

我们应该清楚，爱和力之间的关联并没有任何绝对的保证。我们知道，爱的种族主义的、家长制的、同一性的以及其他形式的腐化在力中也并不罕见。事实上，它们通常形成力的剩余，就好像要掩饰它们从共同性偏离的误入歧途。那么，难道我们无法区分爱的力量及其腐化的力量吗？答案是否定的，以这种方式担心力的使用是一种错误的谨慎。我们可以轻易列举出好几种标准来对爱之力进行区分。第一，爱和力之间关联的内容是共同性，这可以在社会团结和政治平等的过程中组成奇异性的交往。第二，爱之力指向奇异性的自由。第三，使用力的组织形式总是公开的、构成性的、水平的，以至于每次当它在自上而下的僵化的权力关系中固定下来时，爱总会逾越它并越过其界限，重新打开组织，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第四，爱和力之间的关系在奇异性的共识和每个奇异性的自主性中，在互惠关系和集体的自治中，得到合法化。第五，这种力总是要在机构中强化这个过程，而这些机构允许它可以更强大地持续下去。我们还可以列出其他标准。

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概念层面的区分标准，而是在政治领域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战斗。甚至当我们清楚理解爱的力量及其腐化时，甚至当我们在社会中看清恶—即变坏的爱以及共同性的腐化形式，而我们和其他人都沉迷于其中—时，我们也没有绝对的胜算。里奥帕蒂在其著名的诗歌《花朵》(Lentaginestra)中捕捉到了爱的脆弱性，以及与看似无法逃避的死亡和毁灭命运进行共有斗争的奇异性。维苏威火山令人恐惧地矗立在那里，但金雀花娇美的花朵依然缘坡而上。如果事先就知道胜利在望，人们当然愿意加入战斗。但里奥帕蒂却为这一事实欢呼—无论面对的力量多么强大，爱都会进行不懈战斗。只有将希望组织起来，并建构出人类共同体时，胜利才有可能，对火山的恐惧才有望消除。[69]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始所面对的悲观主义的政治人类学，从而强调我们关于恶的概念所揭示的政治意义以及对抗恶的方法。甚至在那些与我们的思想相类似的作者那里，我们也认出这样的趋势，即将恶视为不变的人性，并将其与旨在制约恶的政治关联起来。倒是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发挥这种观念，这个例子来自保罗书信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保罗提出了阻拦者（katechon)的概念。保罗解释道，阻拦者阻止“不法者”，撒旦，直到合适的时间，才让世界末日降临（帖撒罗尼迦后书2：1—12)①。这个神秘的“阻拦者”在基督教神学中一般被阐释为一种主权权力：在基督教早期，德尔图良将阻拦者解释为罗马帝国；在20世纪，施米特认为，阻拦者是基督帝国。姑且不论具体所指，这些作者都一致认为，阻拦者是较小的恶，可以保护我们远离更大的恶。这种观念与悲观主义的政治人类学完美契合。如果我们认为，恶或同种间的侵凌性或类似要素是人之本性，那么制约恶就成为政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核心的话，这让我们不得不接受“更小恶的政治”[70]。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197

139

在我们看来，恶是在共同性的创造中腐化爱和阻碍爱的因素，这个定义就意味着对抗恶的政治，而非阻拦恶的政治。既然恶相对于爱是次生性的，我们就不会受制于外在的约束，而是可以进入其内在机制。爱是对抗恶的战争，更为重要的是，爱的第一性表明了我们在这种战斗中所拥有的力量。如果恶是第一性的，那么我们就会无能为力。在帝国中，我们就只能去阻止它，并且拖住死亡。但既然恶衍生于爱，那么恶的力量必然就略逊一筹。爱比死亡要更加强大。通过爱的行动，我们就拥有了对抗恶的力量。这种爱的政治不需要接受更小恶的统治。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梦想着一劳永逸地打败恶，不是，因为爱和共同性的腐化会一直延续下去。我们的意思是，我们要战斗，并且一定能打赢这场战斗。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从这个观点开始，我们拟在诸众运动的内部去发现可以生产新的主体性以及形成新制度的共同性机制。但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去面对爱与力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关于党的概念中的可怕历史经验。前提是理性的、可以理解的：当我们彼此孤立时，一切都不可能；只有统一性才会激活义愤和个人反抗的价值，并让后者蔓延开来。激进分子因此手拉手前进，用知识和激情武装自己，创造出一个紧密组织的团体。那将是改造社会的星星之火。但结论却是错误的：党会秘密但却毫不留情地决定规范和策略，其决定(甚至是生杀大权）与运动的经验日益脱离，并为资本主义异化逻辑所吸纳，变得官僚化和专制化。本应赋予杂多性以力的要素转变成为同一性的暴力。统一性成为超验价值，革命的宣传语腐化共同性。不，党不会打败恶。今天，关于腐化的记忆只会让我们更进一步去发现对抗恶的力。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98

199

①第二章有这样的话：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译者注

140

注释

第三章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141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42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143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44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145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46

第四章帝国归来

当有一个民族，因为战争和胜利，以及最高程度的军事秩序和智慧而声名卓著，并且为了这些事物惯于做出最大牺牲时，当他们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大声呼吁“我们要消灭武器”，并且从根本摧毁全部军事制度时，或许，最伟大的时刻将会到来。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

(Friedrich Nietzsche, Human, All Too Human)

4.1一场失败的政变简史

不管世界喜不喜欢，我们都要经营这个世界。世界无能为力我想，我们也无能为力。

——康拉德：《诺斯特罗莫》

(Joseph Conrad, Nostromo)

让死人埋葬他们自己的死人

就地缘政治来说，21世纪头十年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单边主义的绝对失败。20世纪末，全新的全球局势出现，由此开启了新的治理过程，并开始奠定全球秩序的新结构。新的帝国正在形成。这是与之前帝国主义截然不同的帝国，前者主要基于民族国家的权力，但全球范围的主导力量，尤其是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帝国的形成过程，而是否定和压制新帝国，从过去召唤幽灵，让政治统治的死魂灵占据舞台，以期重现过去的辉煌梦。帝国主义征服的野心，民族主义的荣耀，单边决策，以及全球领导权都借尸还魂了，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恐怖的实实在在的暴力。在美国内部，这些幻想是最为强大的，过去看似不同的选择—如孤立主义、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都融合在了一起，成为统一计划的不同面相，一切都以美国例外主义为中心。但是，不出几年，这些幽灵般的形象就立刻土崩瓦解了。21世纪初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美国的帝国主义美梦发起了最后一击。在本世纪头十年的结尾，单边主义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1]除了迎头直面帝国的形成之外，别无选择。

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