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过去十年终结了单极世界的美梦。国际关系学者的一般叙述是，20世纪见证了一个巨大转变：一系列由主要民族国家所统治的多极世界—这可以回溯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但真正的出现却要归功于欧、美、日帝国主义向由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所规定的双极世界转变。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让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有了新的选择，那就是要么回到某种多极形式，要么创造出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体系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一个没有对手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在过去十年确立霸权和单边统治的努力和失败说明，这种单极世界的愿景只能是幻象。在这点上，甚至美国的战略家也开始认识到，单极世界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回到之前的双极或多极世界，而是将会出现新的秩序。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司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这样解释：

当下的世界也许看起来是多极的。主要的力量—中国、欧盟、印度、日本、俄国以及美国—囊括了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占据全球GDP的75%和全球军费开支的80%。但是，表象也具有欺骗性。今天，世界与经典的多极世界模式有着根本的差别：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很多极都不是民族国家。事实上，当代国际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民族国家失去了对权力的垄断，在某些领域，甚至开始衰落。就上层来说，国家受到区域和全球组织的挑战；就下层来说，受到国内军队的挑战；就两翼来说，受到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的挑战。权力现在分散在很多地方的很多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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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哈斯看来，传统的几何学分法单极、双极或多极已无法描述正在出现的全球秩序。他继续写道：“21世纪国际关系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其非极性：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来统治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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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占有和行使各种各样权力的多重主体来实施统治。这揭示了与过去的结构性偏离。”[2]现在，下面的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甚至成为常识：将当下全球秩序——这个秩序事实上在冷战末期就开始形成——的特点归结为权力的分配，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关系网权力(networkpower)的形式，这就要求主要的民族国家、大企业、跨国的经济和政治机构、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媒体以及一系列的其他权力进行广泛协作。也就是说，21世纪的问题是帝国问题，很快这将成为常识。[3]

那么，这是失落的十年吗？在迂回考察借尸还魂的帝国主义冒险和单边主义矫饰—这些对帝国主义机器的“完善”只是证明了其不可避免的过时之后，我们能否回到正轨？我们需要更为仔细地考察单边主义的失败以及多边主义的不可能，从而认识帝国的形成如何从这个过程开始它如何日渐成形，如何走上新的征途。

以美国为中心创造出单极秩序的努力，是一场发生在全球体系之内的政变，也就是说，是想让所有正在崛起的“贵族”权力其他主导性的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臣服于帝国秩序，从而强化美国的“君主”权力。这场政变是想要将正在崛起的帝国转变为原本的帝国主义，但这次只有一个帝国主义力量。记者和学者已经详细地记录了这场政变的最初事件和最终失败。在“9·11”事件之前，“新美国世纪计划”①已然准确就绪，但是每一场政变都需要导火索，需要一个灾难性事件来让夺权合法化。在帝国体制下，“反恐战争”的修辞为紧急状态提供了借口，于是他们发动政变，其目的是将控制全球秩序的权力集中在美国手中，确立单边控制，并根据华盛顿的意志，去提升或降低民族国家的地位，削弱国际和跨国机构的力量和自主性等。在新崛起的帝国体制之上，强加一个中央权力，一切国际决定都要在这里通过。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和占领是关键，但是这场政变也在全球体系的不同层面引起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运作。军事失败是这场政变破产最为明显的标志，但绝不是唯一标志。很多人不厌其烦地重复说，自从“9·11”之后，一切都有所不同了，但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实并非如此。历史断裂的修辞支持了这场政变的力量，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政变失败之后、尘埃落定之时，无论进攻和单边主义冒险是怎样的恐怖和悲惨，这些都不再意味着根本的转变，而只是通往帝国的路径而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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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97年成立的一个名为“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机构。其目标是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所有其他国家都应该屈服于美国的领导和意志。这是个智囊机构，主要成员包括切尼，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企业界巨头福布斯，还有布什的弟弟。这个机构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要确保21世纪是美国世纪，就应该加强对中东石油的控制，以油制欧，以油制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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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政变的早先时候，某些策划者和支持者开始歌颂过去的帝国主义结构，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虽然很多年以来，“帝国主义者”在政治光谱中一直是个侮辱性的称谓，几乎可与“法西斯主义者”相提并论，但突然却有一批重要学者和政客公开宣扬帝国主义！其他人虽然避免使用这个词，却重提为帝国主义的传统辩护：它有能力重构全球环境，它广播文明，它有道德优越性，等等。更为审慎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被动接受这场政变及其成功，同时还警告预防过激行为，从而让帝国主义统治更加人性和长久。这种关于霸权讨论的典型论调就是警告过度依赖“硬实力”的危险，并推荐发展“软实力”[5]。但是，无论这些立场有多么不同，实质都是对全球秩序所持的帝国主义观念。

对政变最为热衷、信心也最为坚定的幻想家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这是一个由记者、伪学者以及政府官员所构成的群体，他们在美国主流媒体和保守主义圈子内都很有影响力。这些意识形态专家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有着关于全球政治秩序的相同愿景，在这个愿景中，美国占据主导，单边地决定其他国家的政治事务，因此确保了世界和平。他们同样具有末世论情怀，警告人们不遵循他们教导的可怕后果。弗鲁姆和珀尔(Da-vid Frumand RichardPerle)写道，在反恐战争中，“美国人没有中间道路。要么是胜利，要么是大屠杀”[6]。这些意识形态专家从根本上是反帝国的，也就是说，反对与正在出现的帝国结构中所广泛存在的权力网络进行合作，而狂热支持帝国主义。实际上，他们的战争口号是：“要么帝国主义，要么死亡！”

虽然野心很大，但新保守主义者实际上非常浅薄。他们眼高手低，对行使帝国主义权力和维持单边霸权的必要基础漠不关心。他们的计划基本上依赖军事实力，但是他们却无法发明或发现新的军事能力，只是将他们的信念维持在战略层面，如我们在下半部分将要看到的。另外，他们对经济规划也无所用心。有时，他们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提倡者结盟，但这依然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他们核心的日程是政治性的：确立并实施美国的单边能力，从而“塑造全球环境”，去组织并掌管全球政治事务。但即便在政治领域里，新保守主义者也对取得道德或政治权威的必要性视而不见。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民族国家和其他重要力量会毫无保留地听命于华盛顿的意志。简言之，新保守主义者模仿了已成往事的英帝国主义者的姿态，却缺乏支持那些梦想的内容—没有维持统治或者确保臣服于霸权的实力——他们最终变成了小丑一样的角色。[7]他们从事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计划：想要行使霸权，却从不考虑确立霸权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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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变的失败已经昭然若揭之后，新保守主义者又各自投靠其他阵营。最为机智、惯于见风使舵的那些人试图通过转变他们的立场—如重新强调民族国家的力量来构建全球秩序—来挽救他们的事业，并且宣称，他们从没有真正支持过政变。而强硬派则依然对他们的远景深信不疑，指责布什政府或其他人办事不力，最为常见的就是指责美国在伊拉克所犯的军事错误。[8]当然，政变的失败绝非因为美国单边主义的无能，其实，在政变所导致的诸多血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帝国主义计划就已然失败了。也许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专家是合格的掘墓人，专门去发掘已然死去的意识形态。

还有一个奇怪的对称性历史现象，那就是大量左翼的学术和大众书籍将这一未遂政变分析为向帝国主义的回归。从2003年到2005年的短短两年中，这类书籍充斥着书店的书架。它们解释说，并没有新的世界秩序，也并没有新的帝国形式。因此（多么让人宽心!)没有必要去发明新概念和新理论。正如整个20世纪那样，全球秩序和统治由美帝国主义所规定。当然，从表面来看，这些论述是正确的，因为这场政变的确旨在恢复帝国主义，但就实质来说却大错特错了。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事实上，这些学者被政变煽动者的言辞给欺骗了，他们对帝国主义权力借尸还魂的形象和矫饰信以为真。这些关于新的（也许不是那么新的）美帝国主义的理论实际只是美国例外主义的颠倒性重复而已。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是例外，并非如那些为美国欢呼和辩护的人所说，是因为美国的德性和对自由民主的天职，而是因为美国有统治世界的意愿，更有甚者，诸多民族国家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认为美国有统治世界的能力。但是，是时候了，该让死人去埋葬死人。[9]

美国霸权的穷途末路

既然政变失败了，试图确立美国对全球事务单边控制的企图也已破产，我们需要详细考察军事、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失败，从而分析帝国体制所面对的境况。军事失败最为明显，也最富有戏剧性。入侵阿富汗和塔利班政府的速崩只是前奏，伊拉克已成为美国可以不顾联合国和其他传统盟国的反对，乐于证明其单独行事能力的试验场。巴格达很快就被攻下，美国及其盟国的武力占领了伊拉克全境，并立刻成立了占领政府。截至2003年夏，任务已经完成：单边军事力量表现出其效率，这场政变似乎已成胜局。赢家环顾四望，寻找行使其权力的下一个战场(叙利亚?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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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预想的军事胜利却不翼而飞：最开始，对美国军事占领的反抗只是星星点点，然后是不定期的阵雨，最后则是大规模的倾盆大雨。过去的报道都说阿富汗已经被成功地纳入占领力量和临时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不久就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伊拉克，军事占领力量及他们在新成立的伊拉克政府中的同伙对此都无能为力。死亡率逐渐上升，大洪水肆虐和无休止的内战不可避免。美国军事力量的最终“爆发”以及伊拉克暴力的减少并不能改变以上趋势。在伊拉克的试验场，单边军事力量已经证明，它并没有能力去创造并维持全球秩序，只是展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即便美国最终宣称胜利，单边主义在伊拉克也彻底被打败了。

略作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伊拉克的失败彰显了军事思想中的两条真理。第一条证明，有必要确保征服和占领军队的人数和构成。伊拉克单边主义计划的首要因素通常被称为“军事事务的革命”(revolutionaryinmili-tary affairs，RMA)或“防御转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这项战略—虽然遭到了军队和原有军事组织的反对，却得到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公开支持—基于两个战略创新：在战争中，通过战争中信息和武器技术的协调，减少作战人数；重新组织军事结构，让其更加灵活机动。2003年的“巴格达胜利”以及这项战略表面上的成功激起了人们对赛博格(cyborg)和机器人军队的梦想—这样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也就是美国的军人）去消灭敌人。伴随着伊拉克反抗的增强，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日益明显的是，配备高科技移动设备的军队组织相对轻便，在发起进攻时的确更为强大，却拙于防守已然攻下的阵地，或者用记者的术语来说，它能打赢战争，但无法赢得和平。传统的观念，即占领新区域需要大量人手，又作为常识而回归。2007年年初，拉姆斯菲尔德被撤去国防部长一职，美国政府放弃了“军事事务的革命”中的核心战略，开始向伊拉克大规模增派士兵。[10]

伊拉克的失败重新肯定了第二个关于军事的传统观念，彰显了冲突双方主体性的巨大差别。武装反抗，尤其是反对外国占领军的武装反抗，是生产主体性的强大发动机。占领在伊拉克人中创造出强烈的意愿，让他们不畏流血牺牲，有时甚至采取恐怖、野蛮的形式。它再一次教导我们，占领者的在场就足以激发反抗。但是，对占领军来说，无论意识形态宣传怎样将战争与“9·11”事件进行联系，或者更为普遍地，生造出“恐怖主义”或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让它们成为全球的敌人，他们都不会有这种主体性的生产。在过去的某些时候，爱国主义可以激发主体性的生产，从而支持国外战争，但在今天，这种机制的效果已大打折扣。占领军现在主要是雇佣军。马基雅维利很久之前就认识到，“武装的人民”比任何雇佣军都要强大，因为前者有主体性的生产来驱动。任何技术方面的优势都不能改变主体性方面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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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单边主义策略的两个障碍—技术转型的局限以及主体性的不平衡—在城市战争中却若合符节。军事战略家很清楚，起义和反抗将越来越多地在大都市发生，RMA所动员的技术装置对这里的作战环境来说并不适用。[11]在都市景观迷宫般的街道中，士兵很难展开战斗，或者远距离射击。正如我们在“论身体2”中所论述的，大都市也是生产主体性的工厂。共同性设施良好的空间、交往的网络，以及构成大都市的社会习惯，都能对主体性生产在反抗中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大都市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完全点燃，而大火却很难扑灭。

当然，一处战场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军事战略的彻底失败。有些人可能要说，失败只是因为战术错误，例如，解雇前复兴党官员，遣散伊拉克军队，或者没有迅速应对反抗。我们可以放心，美国军队的战略家及其智库—在抽象理论和动画模拟的帮助下—为城市环境重新制定RMA策略，并且通过技术和战略创新，实现像“长期区域统治”这样的目标。[12]以色列军事理论家也着力发展出有效的战略，从而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控制新占领城市。[13]但是，已经很明显，无论未来有怎样的创新和改善，这个战略都无法支持美国的单边军事计划。

美国对伊战争的首要负责人也许是幼稚的或者不专业的军事战略家，但他们无疑是聪明的政治思想家。他们意识到，美军士兵的大规模伤亡势必要削弱国内对战争的支持。他们考虑的不只是阿富汗和伊拉克，而是未来单边国际秩序的要求。如果依循陈旧的军事战略逻辑，美国军队不可能与其他大国抗衡，如俄罗斯与中国。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人手不够。新战略的承诺就是，它可以克服数字上的不平衡，并将劣势转化为优势。他们相信，这种技术一战略优势是创造长期单边军事控制的唯一希望。尽管这些战略满足了政治逻辑的要求，却无法在军事上对国家弱小、装备不精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绝对优势。

在政变及其失败时期，美国的国际政治霸权已经急剧衰落。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某些策划人也许真的梦想过美国的坦克在巴格达受到鲜花与亲吻的礼遇，同时，其他民族国家也要感激美国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也许人们很快就会忘记，在20世纪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冷战的白热化阶段，美国在全世界的很多地区都占据着霸权地位。对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解释主要标榜这样的观念，即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美国政府都坚持不懈地推行和保卫自由与民主。但是，我们很清楚，美国政府在历史上以或公开或秘密的方式，民主地颠覆了从危地马拉到智利、从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民选政府，并支持独裁。[14]其他国家支持美国霸权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们认为美国的行动增进了它们的国家利益，或者增进了那些掌权者的利益。但是，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因为物质利益必须与“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说辞相配套，没有后者，前者也难以为继。[15]正如西塞罗笔下的罗马，美国的全球领导权对其同盟者来说，更像是保护人（patrocinium）而非统治者(imp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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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照片可以很好地说明美国道德和政治权威的腐化，以及美国的形象如何从自由民主的捍卫者变为人权和国际法的破坏者。数十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批判声音抗议美国军方训练敢死队的方式和鼓励虐待的做法。但是，美国土兵在伊拉克虐待并戏弄俘虏的照片，完全粉碎了其所剩不多的道德形象，让焦点转移到美国在关塔那摩以及其他非正规监狱的做法将恐怖和虐待作为政治和军事工具并大规模应用，同时彰显了这样的事实：美国政府违反国际法，同意并推广虐待囚犯的做法。托马斯·弗里德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照片公之于世之后警示说：“相比伊拉克战争的失败，我们可能失去了更为重要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失去美国的道德权威，及其在世界上的激励作用。”[16]在侵犯权利或者使用虐待手段方面，美国当然不是最严重的，但是其形象不能再承担推广个人权利和法治、自由和民主的功能了。

我们认为，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伪装越来越捉襟见肘，因为其实质正变得越来越空洞。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已经认识到，美国的国际行径战争、单边主义冒险、经济模式等不再能继续增进它们的利益。我们在下一章会从经济角度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但目前认识到这场政变与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衰败即美国军事策略的失败及其道德和政治权威的一落千丈如何相重合，已经足够了。

一美元值多少?

美国单边主义以及美国在帝国体制内所发动政变的失败，不能只归因于军事力量或策略。除了政治和道德权威，经济实力也是确立霸权的“软实力”的一部分。单边主义计划中的经济、军事、政治或道德各自根据不同的逻辑运作，在权力上升时，它们会相互促进，而在权力衰败时，则会相互抑制。就最宽泛的层面来说，至少在当下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经济领域内霸权力量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在比较广泛的层面上保证资本家的利润，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还要关照同盟国家的利益。评估经济霸权不可能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是我们对以下症候进行解读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单边的美国经济控制投出“没有信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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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失败有目共睹，但其经济失败却可能最为关键，且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那就是美国不可能成功推行单边计划。控制伊拉克的石油当然很重要，但是占领伊拉克的首要经济目的是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17]由保罗·布雷默(PaulBremer)所领导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被指控破坏了伊拉克经济的现存社会结构，其中包括劳动权、国有企业以及福利体系，将原本的经济结构夷为平地，从而创造出新的空间，移植入纯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布雷默政权遭到一系列强硬经济反抗的抵制(同时还有其自身的无能)。该政权很快就认识到将国家的经济商品私有化并卖给外国企业的难处。外国企业不敢接手，一方面，因为国家持续的暴力让商业很难开展；另一方面，因为它们担心，国际法不承认它们对占领政权所出售的国有企业和资源享有合法的所有权。凭空创造出纯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之所以不可能，还因为伊拉克工人对私有化的抵制。据克莱因报道，事实上，某些被国有企业解雇的工人立刻就加入了军事抵抗之中。在伊拉克，除了在军事方面的失败，美国的单边计划在经济方面也失败了，因为它没有能够创造出新的经济政权去生产并保障利润。就单边主义计划来说，伊拉克是个典型，表明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选必然要结合美国的军事控制和政治霸权。[18]

虽然不可能给出满意答案，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核心问题在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及其“反恐战争”、其政治霸权以及经济政策—是否有利于商业，并且有益于全球资本的利润。很明显，这不是质疑它是否有益于某些具体的企业，如哈里伯顿(Halliburton)或柏克德(Bechtel)①，而是其是否有益于作为整体的集体资本。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就在于，聚焦美国在国际经济协议中将自已意志强行施加于其他民族国家的能力。事实上，美国在取得经济霸权方面正面对越来越多的困难。例如，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议上—在多哈始于2001年，在坎昆始于2003年—人们对美国的提案投出的反对票越来越多，并且一直如此。当僵局出现时，每次年会都会被视为失败，这些僵局主要是关于主导国家的农业补贴和进入工农业市场问题。在这方面，象征着美国失败的最关键事件是，美国没能取得拉美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协议(FTAA)的支持。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都可以依赖其“后院”，指望拉丁美洲国家来支持自己的经济计划。但在2005年的马德普拉塔(MardelPlata)①,拉美地区国家至少有一部分能够宣布自己摆脱美国霸权的统治。这不只是对国家主权的政治肯定，而且更为重要的，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不再认为美国霸权对他们的经济利益有益。于是，所有这些断断续续的失败，从巴格达到多哈再到马德普拉塔的对华盛顿意志的反抗，都可以理解为对美国政府软实力所投的“没有信心”票，这就是其单边经济计划失败的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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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者成立于1919年，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服务公司之一；后者始创于1898年，是一家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工程建设公司，目前在全球各地区拥有四万余名员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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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示一个国家掌握国际经济霸权最为根本的要素，可能就是国家货币的地位和功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元的主导地位因以下因素而得到体现：在全球经济中是交换和储备的首要货币，这就体现了全球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以及对美国经济领导权的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与其他货币相比就一直保持着较高价值。事实上，操纵汇率经常是主要国家的伎俩，在国际舞台上作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机制。今天的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但这只是过去荣耀的余光了。阿瑞吉写道：“美国的霸权，而不是单纯的主导地位，就任何方面来说都已经终结了；但是，正如英镑在英国霸权终结的30到40年内依然作为国际货币而通行，美元也将如此。”[19]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欧元或人民币或者某种混合货币将占据统治地位，到了那时，美元霸权早已旁落。

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之后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了美国霸权在当下全球地位的某些重要面相。一方面，它揭示了新政和福利结构在美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遭到破坏的程度，而这些破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依赖全球金融市场。全球化稳定并保护了美国的经济私有化政策，为后者提供保证。但另一方面，当美国本国民众无法支付他们的房贷时，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家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危机的影响就很清楚了。虽然美国市场因其霸权还在吸引全球投资，但其规模已经大幅缩小了。美元的价值不再依赖国家的生产力本来，货币符号就是后者的象征而是依赖其敲诈全球金融市场的能力。[20]

在遭遇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美国单边主义计划在各个方面的失败汇成一个完美风暴。政府机构在应对紧急情况时所表现出的腐化和无能，事实上只是近些年来被系统性剥夺的社会机构所呈现出的表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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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根廷东部港口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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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的后果一度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现在已经在国内激起巨大涟漪。某些记者和政客将受其影响而迁移的人口称为“难民”，这种现象所激起的愤怒表现了美国人的焦虑—他们已分不清这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情形，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将这些图像与全球边缘地区关联起来。卡特里娜飓风也暴露了美国难以解决的种族隔离，揭示了种族与贫穷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场灾难不仅提醒我们，很多非裔美国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如在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的人口等，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美国的政府机构和媒体对不同的种族人口如何采取不同的政策。在飓风经过的几周后，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种族主义情绪，从政府机构到普通人的偏见，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最后，卡特里娜灾难在美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所持态度的问题上起到了转折点的效果。有些论者指出其中的直接联系：花在战争上的经费削弱了国家基础建设的能力，入侵伊拉克所征用的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的国民警卫队无法用于救灾行动等。但是我们认为，公众意见所建立的关联在更为抽象和更为深刻的层面起到更大的作用。截至2005年夏天，就在庆祝“巴格达胜利”所带来的帝国主义荣耀的两年之后，单边主义计划的破绽随处可见，而卡特里娜所带来的灾难则坐实了其中的问题。这一灾难可能会延续很久，但已经很明显的是，政变失败了。

4.2 美国霸权之后

在他们所经历的变化中，诸省一般会从有序走向无序，然后再由无序走向有序，因为世间的事物就其本性来说，不可能保持静止不变。

——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

(Machiavelli, Florentine Histories)

过渡期（Interregnum）

美国单边主义计划的失败促使很多分析家开始寻找全球霸权的可能继承者。新的哈里发会出现，并且基于穆斯林统一性的基础在神权政治下对全球的绝大部分地区发号施令吗?结盟的欧洲是否会重夺其统治地位并主导全球事务？世界其他地区是否在等待中国行使其单边主义霸权的那一刻？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凯觎王位”的观念都不可行，因为它们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全球秩序的形式依然是帝国主义的，尽管美国无法维持单边主义霸权，其他民族国家或主权权力却可以取而代之。在我们看来，美国单边主义的失败不仅证明了美国计划的失败，同时更为重要的，也证明了单边主义本身的失败。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替期，一个过渡期，在这段时期内，旧的帝国主义死了，新的帝国仍在生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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