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阿瑞吉就美国霸权的衰落提供了最为敏锐的分析。根据阿瑞吉对积累周期的解读，一个霸权力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上升时期具有如下特征，那就是对新的生产过程的稳定投资，而从生产向金融的转变则是衰落的症候。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就象征着美国的“秋天”，在他看来，这与英国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霸权衰落是颇为相似的。对阿瑞吉来说，伴随着正在衰退的经济霸权的，是美国的军事失败，如越南战争，这是美国霸权衰退的又一个证明。就在美元脱离金本位制以及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不久，越战发出了危机的信号，而对伊拉克的占领则意味着终极危机。因此，阿瑞吉提出假设认为，美国所领导的全球积累周期将要为以东亚为中心（其早期著作以日本为中心，最近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周期所取代。但是，如果将阿瑞吉的论述解读为—尽管他的著作中的确有这种意思—中国或者其他任何民族国家将重复美国霸权的形式，正如美国取代英国，或者再往前如尼德兰取代热那亚和威尼斯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新的积累周期需要新的全球政治秩序，以及对地理和全球资本运作模式的重新组织。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成为新的帝国主义力量，当今世界也不会再出现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在更大范围重复民族国家霸权的特征。事实上，阿瑞吉的分析最具独创性的地方在于，根据对亚当·斯密的创造性精读，他认为“在世界各个文明之间的更为平等的基础上，世界一市场社会”出现了。他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样本，代表了与主导国家相比的边缘国家的普遍崛起，从而象征着并非基于单一民族国家霸权的全新积累方式的出现。阿瑞吉的论述指出，美国霸权的衰落标志着基于单一民族国家—以帝国主义、单边主义或者其他形式—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体制行使单一霸权的终结。当下正在出现的全球秩序必然呈现出全新的形式。[21]

之前为美国霸权效忠的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也足够聪明，他们认识到了这种变化，因而不得不为全球秩序寻找另外一种范式，以面对全球失序的威胁。但是，他们的想象力有限，当单边主义没有能力解决全球秩序问题时，他们立马就诉诸多边主义，也就是说，由几个主导国家通过协作来共同指导全球秩序。基辛格公开宣称：“当下的世界类似17世纪的欧洲；它需要变成19世纪的欧洲。”[22]在三十年战争之前，17世纪的欧洲混乱不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让战争终结，并创造出欧洲秩序，其组织原则就是宗教和绝对主权。因此，在主权国家的协议之外，不存在所谓的国际秩序；在民族国家之外，也不存在行使权力的结构。在基辛格看来，到了19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造就的政治秩序达到了完善阶段。他补充说，今天我们所期望的与19世纪欧洲现实的唯一区别就是宗教的消失和意识形态的强化，从而恢复诸多主权国家的共同行动。甚至基辛格也认识到，16世纪将政治统治与宗教权威相勾连的欧洲原则“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Cuiusregio，eiusreligio)—在今天已经无法成为全球秩序的基础。他关心的不是文明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多边协同行动。福山在抛弃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梦之后，也通过号召大国之间相互协作从而造就多边秩序的方法呼应基辛格。但是，福山和基辛格所想象的国家间的多元秩序，并不需要国际机构的支持。[23]这就是为何基辛格的想象力要回溯到19世纪才能描述这样一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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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能够维持多边秩序的国际体系已经完全不复存在。1945年之后所建构并用来维持战后秩序的所有国际和跨国机构都已处于危机之中，仅举一例。在联合国建成之初，人们认为可以在国际层面上来建构一种“应该”，一种法学上的“应然”(sollen)，然后由民族国家通过协同行动来实施。但是，当下的多边主义道德责任已然失去其效力。这并不是说联合国将国际秩序的根本问题进行宪法化的努力在根本上是徒然无功的。除了掩盖非正义行为以及为主导国家频繁操纵，联合国有时也能够实现最低标准的和平。我们来简单考察联合国的法律秩序在冷战期间处理诸多危机中的几个事例：在1956年的两大危机中，即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危机，联合国现实主义的政治运作避免了更具破坏性的世界灾难。联合国的秩序不是“神圣同盟”或帝国主义独裁，而是一个法的国际体系，充满矛盾，且经常可能失效，但最终还是可靠的，而且能够积极行动。其起源并非植根于19世纪，而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后者激发了诸多民主期待。但联合国发挥作用的前提已不复存在。《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都已失去意义。简言之，多边主义的全球秩序，一个能够协调国际协议与合作的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然不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所依赖的制度性秩序—从联合国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失效。

那么，单边主义的失败并不一定会导致其在某段时间内首要竞争对手的再度出现，也即是说，多边主义不会在短期内形成。事实上，国际体系无法在美国所发动的政变中持续下去。在失败的时候，力士参孙拉着敌人同归于尽。但是，维持多边主义秩序所需的国际机构在单边主义最后一搏之前已然摇摇欲坠。不管怎样，伴随着单边主义的失败，多边主义及其国际结构无法再回应当下军事、经济、意识形态或者法律等领域的挑战。在这个语境下，呼应基辛格回到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号召，已然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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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治理

对政治想象力仅限于先前全球秩序的已有形式的人来说，一旦单边主义失败，多边主义成为不可能，剩下的就只是无序，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丛林法则在全球市场内运作。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甚至在弱化的单边和多边主义控制下，全球化也在继续进行。我们需要去认识正在涌现的、操控全球体系的管理、调节和控制的新形式。事实上，一旦采取新视角，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出，一个全球规范、结构和权威的复杂网络已然存在，虽然这个网络还不够完善，且在某些方面还比较脆弱，但网络本身却是真实而有效的。

萨森(SaskiaSassen)对正在涌现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的制度形式所进行的精确分析为我们考察这个新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萨森果断地将所有无用的讨论弃置一边，这些讨论将民族国家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与全球化的趋势对立起来，就好像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她论述说，新出现的全球秩序不仅外在于民族国家而形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内在于民族国家。这个新秩序开启了一个让民族国家的某些要素“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过程，让国家越来越关注全球日程和体系。全球的事务内在于国家，国家的事务也内在于全球。因此，萨森建议，用这样的集合去理解未来新出现的全球政治和制度秩序。在这个集合中，“民族国家和国家间的体系在构建壁垒方面依然重要，但是它们并非唯一的要素，并且从内到外都经历深刻的改变”[24]。她揭示了全球秩序的条件如何得到改变，一方面，美国或其他任何想要称霸的国家都无法行使单边主义控制，并成功地施行帝国主义计划；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多边主义的国家间制度结构能够单独去管理或调节全球体系。她所认识到的决定全球秩序的集合乃是由一系列因素杂合而成：跨国的、国家的、非国家的机构和权力。

相比之下，有很多作者使用“治理”(governance)而非“统治”来考察这些在民族国家内外所形成的权力和集合的新颖性。“全球治理”就是一般用来指代那些在统一性的全球权威如霸权力量或国际体系—缺席的情况下，以各种形式运作并生产规范的调节性结构。[25]这个术语的两个重要谱系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叠，但其所引起的讨论却有很大不同。首先，“治理”来自企业的话语，原本强调权威结构、管理和问责机制，这些与国家结构相比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典型特征。这种企业管理的术语为思考全球秩序提供了国家行动主体之外的主体，它是包含国家、企业和其他统治机构的杂交体系。[26]其次，治理的话语也来自哲学话语，如福柯和卢曼（NiklasLuhmann)的作品。两位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考察了治理这个新概念的谱系，聚焦于行政过程中由行动主体、调节和规范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创造性。卢曼和福柯都试图将主权及其专断权的传统概念转化为新的概念，那就是更为灵活的决策结构和更为开放的协商过程。在这个语境之下，治理标志着政治传播方向的颠倒：自下而上的过程取代自上而下的过程，归纳程序取代演绎程序，与此同时，体系的重心指向诸多层面的决策网络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更大规模的合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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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概念的这两个关键谱系—企业的和哲学的，为我们分析当下情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全球治理并非基于统治与合法性的管理模式、来自单一的权力中心，它是一个持续的协商过程，是为了共识规划与协调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诸多国家和拥有不同权力的非国家行动者进行合作。这些行动者只有合作才能决定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制定过程。今天的全球秩序为一系列的规范、习俗、条例和法律所规定，这些在全球范围内构成了需求和权力的异质性整体。

不同学者通过发展不同的治理概念来建构截然不同的全球秩序的模式。其中一个模式主要来自经济学和金融学，它聚焦“市场价值”，并将其视为治理有效性的计量标准。这种想法具体的制度性代表就是那些建构并管理国际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规则。这种模式将治理视为调节多中心的（poly-centric）以及分配的机制，而这种调节主要由国家和非国家机构所规定，但是由于其主要源自企业的概念，因此其所理解的权力和规则的功能和结构只是那些支持商业和利润的要素。[28]

来自新制度主义自由主义传统的第二个模式将治理视为某种机器，这种机器可以在不同利益和司法关系，即全球治理的后主权形式中进行构建。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这个模式，那就是，它以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传统为起点，且与后者紧密相关，这个模式将国家作为首要行动者，从而彰显了国家和国家间的机构在新的全球语境下进行运作的方式，虽然这些方式有所转变。例如，事实证明，这个模式在对抗和协商的很多领域中非常有用，这些对抗和协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是开放的，都有助于地区冲突的解决和调节。但是，新制度主义治理并不局限于这些行为，它也借助防御性警力和特别法院为整合和利用政府结构创造了有效的机制网络。[29]

治理的第三个模式借鉴了工会制度的新法团主义（neocorporative）工具，这些工具如果基于个人层面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应用。这里，治理是不同利益之间进行交换的自我调节过程，由那些赞同多元和多头政治（pol-yarchic）司法的行动者所驱动，从而防止国家和政府机构从规范性生产的领域退回到共同遵守的规则的生产，并努力以渐进的方式为稳定的司法秩序建构单一的平台。[30]相比其他模式，第三个模式为我们理解帝国的治理提供了更为切近的视野，这个帝国中的各种经济和政治体组合为一个寡头，其中包括国际机构、主要的民族国家、跨国企业、洲际和区域联盟等，这些机构共同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构成性的过程。实质上，在这个模式的背景下，全球资本似乎有选择地混合了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哥特体制”(gothic regime)①和日耳曼的“普芬道夫②模式”(Puffendorfmodel)，从而建构起一个调节性结构，可以用更为普遍的中介性工具接合资本家的利益和组织起来的劳动力的力量。“TrutinaStatuum”是罗汉公爵(Dukeof Ro-han）对17世纪秩序的称呼，即国家间的“平衡”，或者说这样一种机制：聚合并解散国家与非国家行动者所构成的调节性集合。[31]这与黑格尔式国家相去甚远，后者在绝对精神的哲学中决定着历史的统一步伐。全球治理的当代实践和结构，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多元和灵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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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模式都将治理的理念作为一种多元主义调节的形式自下而上地确立，并且在一个多变的、多层级的乃至多中心的几何学构造的网络中得到巩固。国家(有些国家更甚）依然是战略性场所，正是在这些地方，全球政策制定的不同基础得以确立关系，正如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有时要提供（并实施）再分配和社会平衡的最小治理标准一样这些是国家需要扮演的角色。因此，治理的不同概念都分享了法律生产装置的去宪政化(deconstitutionalization)和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观念，这个装置从主权那里夺走权力，让其满足市场要求，并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进行权力分配。[32]

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这种治理形式混同于民主制。是的，这种制度由多元主体所构成，相对灵活和开放，而且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起码就国家主权的结构来说是如此。但是其多元性是非常排他的，只向少数特权组织开放，它是在等级制基础上所形成的诸多权力的寡头制，其开放性高度受制于权力和财产。事实上，其多元性和开放性在其与市场交换的结构和实践中，可以得到最明确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治理完全由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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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哥特体制存在于12—16世纪这段时期。—译者注

②普芬道夫是17世纪德国法哲学的开创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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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民主”实践所渗透。

起码，这些对全球治理的分析应该弄清楚，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失效并不必然导致权力真空或混乱。在某些方面，在美国政变失败后，集体的资本已经实现了对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危机的拨乱反正。今天正在出现的帝国，在某些人看来，(用我们前面的话语来说）似乎是一个非极(nonpolar)世界。但是，一旦我们采取新的视角，我们就可以看到，事实上，全球治理存在很多极，并且有很多行动正在建构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的集合，确立新的权力形式，并决定调节和管理的新规范和实践。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达沃斯，即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所在地，其重要性正在赶超华盛顿。事实上，全球体系正处于危机之中，因为其权力结构和调节机构有所偏袒，所以通常很低效，在不同地方实施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是这场危机彰显了一个过渡期，在这段时期内，全球治理的过程正在建构崛起中的新帝国的基础结构。

对非洲新一轮的争夺

认识到旧的帝国主义已经终结，新的帝国秩序正在形成，并不必然就意味着社会之间或之内的分化和等级的终结或者哪怕是弱化。某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支持者宣称，世界正在变“平”(flat)，也就是说，全球经济正在变成一个平滑的空间，经济机遇和生产的条件在全球范围内正变得越发平等，但这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神秘化。劳动和权力持续的全球分化有时可能并不发生在国家之间如中国与越南，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或者英国与尼日利亚—但事实上，以国家为中心的差异和等级制观念在过去很多时候也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关键一点是，在新形成的帝国结构中，分化并没有减弱，而是在很多方面变本加厉了。很多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都已证明，全球化的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极度不平衡的，充满了或新或旧的差异和等级制。[33]

就我们的分析来说，最为关键的是劳动与权力的分化作为社会管控机制所起的作用。地理上的不平衡与分化，正如帝国主义时期一样，也起到了维持等级制和转移（从而控制）社会对抗的作用。伟大的帝国主义者罗得斯(CecilRhodes)对这些功能了如指掌：“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34]。当然，不再有殖民政府和殖民地来维持这些地理区分，但是对资本及其全球治理机制来说，分化作为维持等级制和转移社会冲突的方式依然是必要的。在今天，这种不平衡有时聚集在密集的区域内，颠倒了城市的地形。尤其是在欧洲，富裕的白人城市中心和贫穷的有色人种边缘地区在地理上的分化演变为创造和维持不平衡的一种模式。美洲的大城市，从洛杉矶到里约热内卢，以不那么明显的地理分化模式呈现出另外一种模式。拉各斯和雅加达杂乱无章的都市圈展示出分配和分化的其他模式。劳动与权力的分化在其他领域也起到作用，甚至也可以由此追踪跨国和洲际间的联系，如南一北关系、东一西关系等。这里，我们不拟探索这些不平等发展的图式，虽然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的关注点仅仅是，这些分化依然处于帝国的结构中，有时会在不同领域得到彻底的再组织，且经常会得到强化，正如罗得斯所理解的那样，这些分化依然有其必要，因为可以通过维持等级制和转移社会冲突来维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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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当下的情况与马克思的分析如何不同，或许会让我们的观点更为明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正在转变为实质吸纳，这个历史转变过程对应的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对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创造出来的劳动实践和关系，如果在其统治下依然保持不变的话，那么这种吸纳就是形式的。例如，我们可以想象手工生产的方法如何得到保存，并在机器大工业中得到应用，或者非资本主义农业实践如何在资本主义农业的形式中得到保存。于是，形式吸纳就意味着同时处于资本内部和外部的现象。但是，当资本创造出不再属于非资本主义形式而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劳动过程时，这种吸纳就变为实质的。对马克思来说，在工厂内部生产出来的工业劳动形式是实质吸纳的典型。被实质吸纳的劳动不再处于资本内外的边界上，而是完全内在于资本。20世纪某些伟大的帝国主义理论家，如卢森堡(RosaLuxemburg)，将马克思的分析扩展出单个社会之外来分析帝国主义，将后者视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对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吸纳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形式吸纳标示出了资本与其外部之间所存在的边界，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个边界来维持等级制并转移社会冲突。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全球化的过程也涉及从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变，将所有的社会都纳入资本生产的循环之中。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宣言所说，资本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想象一下，全世界都处于实质吸纳阶段，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整体也许可以很容易产生平的世界观，这个世界没有劳动和权力的地理分化。事实上，我们需要认识到全球化过程中的双向运动，即从实质吸纳向形式吸纳的转变，它不是要创造出资本的新“外部”，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起到维持分化和等级制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实质吸纳和形式吸纳并存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其地理由新旧边界和裂缝所划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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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质吸纳向形式吸纳的回归，在某些方面，与最近再度出现的资本主义剥夺的过时的寄生形式相呼应。如果正如基辛格所想象的，有任何19世纪国际协议的复归，那就是我们今天正在见证的新的“对非洲的争夺”，欧洲民族国家在19世纪末为了争夺对领土的帝国主义控制权，将这片大陆转变为殖民地。19世纪的欧洲人首先想到的财富形式，就是他们从非洲所能攫取的财货，如象牙和黄金。今天，对全球各地的类似攫取再度出现，哈维(DavidHarvey)将其称为剥夺性积累，这种剥夺形式不仅涉及财富的生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合法与非法手段占有现存的财富，通常是从穷人或公共机构那里进行剥夺，尤其是在法律规定含混不清的情况下。[36]在列强通过剥夺而积累所展开的普遍竞赛中，很明显，形式吸纳的旧有要素再度出现了。

当然，这种占有总是要受到超经济暴力的支持和赞助。克莱因所说的“灾难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范式：剥夺性积累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强行实施由某种休克所实现，这种休克可以是军事政变，也可以是入侵占领或者生态灾难。当然，资本总会试图从灾难中获取利润，将其作为财富和生产集中的杠杆。但是，克莱因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当下的过渡期和无序状态下，通过灾难和剥夺性积累实现的经济转型成了主导模式。[37]

我们在此宣称，对资源的新剥夺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但在非洲所呈现的形式更加剧烈和野蛮。从塞拉利昂的钻石矿到乌干达的油田，攫取矿物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然成为当地的主导经济形式。这些矿藏的所有权主要属于外国企业，并且处于非正规民兵的保护之下。詹姆斯·弗格森（JamesFerguson)指出，与标准的说法相反，稳定、和平与法治在这个语境下，与经济增长并无对应关系。相反，他观察到，“那些最为失败’的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者眼中）恰恰在吸引外资方面最为成功”[38]。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国家领衔对非洲的争夺，今天，则主要是企业在全球治理复杂形势的掩盖下对非洲继续进行瓜分。

因此，在这个语境下，我们不应吃惊，有些陈旧的、看起来已然过时的术语又回归了，很多学者用它们来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和差异。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就是某些优秀的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回归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借自黑格尔的历史理论，用来描述静态的从而是非历史的社会生产装置，这种生产的核心是专制国家，通过对自给自足的村社进行剥夺而攫取剩余财富。马克思将这种生产方式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机制进行对比。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因为其历史的非准确性和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判。瑞贝卡·卡尔(RebeccaKarl)解释，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之所以重提这个概念，并不是想让亚洲从属于任何新的有关普遍世界历史的概念，而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指认中国的独特位置。他们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永恒停滞”是一种力量：中国的统治在几千年中维持稳定，肯定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39]我们且将这个概念的有用性放在一边—虽然在我们看来这很成问题，但这些史学家所强调的区分却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区分指认的不是一个外部，而是正在出现的全球帝国结构内部的分化和等级制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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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全球形势的无序和复杂，如各种陈旧形式的暴力再度出现、经济剥夺、政治宰制等，让很多人向往通过旧的模式，如单边主义霸权和多边主义协作，来理解全球秩序。虽然在这个过渡期，过去的幽灵会不断出现，但是我们坚持认为，正在出现的全球秩序需要全新的视野才能得到理解。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就认识到了这种新形势：“霸权的警棍不会从美国传向一个新的霸权的民族国家或区域联合体，而是会传向一个跨国的结构。”[40]一旦我们聚焦于在全球治理语境中形成的集合和权力，我们就可以看出，新的帝国结构正在形成，且只有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跨国的以及非国家的力量的联合，才能发挥应有功能。我们的未来政治，要在帝国的框架内进行思考。

4.3 造反的谱系学

我嘛，我讨厌乌合之众，讨厌畜群。在我们看来，他们愚蠢或者犯下了邪恶的暴行……我从未喜欢过他们，除非是在造反的日子里，但就是那时也不一定！……在那些日子里，空气中有伟大的呼吸你可以体会到为人类诗歌所陶醉的感觉，这种感觉像自然一样，只是更加热烈。

——福楼拜致路易丝·柯蕾，1853年3月31日

(Gustave Flaubert to Louise Colet, 31 March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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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向历史注入生命

在本章的论述过程中，我们概括了新出现帝国的主要特征：国家和非国家力量的组合，其治理的集合，其内在矛盾，其地理等级以及权力和劳动的分化等。我们应该开始注意到，虽然我们经常听闻当前全球秩序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状况，但也许这些并非客观情况，而是那些不是很明显至少从强权者看来不是很明显的冲突和对抗的结果。事实上，如果我们想更加深入地理解全球秩序，我们就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即抵抗和造反的角度。这就将我们带回到了我们在第二章所探索的方法论原则，即自由的公理，我们可以进行如下概括：权力只能施加在自由主体之上，因此这些主体的造反并非后于权力，而是先于权力，是他们的自由表达；作为行使自由的造反不仅先于权力，而且预示了权力在作出回应时所采取的形式。如果我们想更好地理解正在出现的帝国的本质，那么，我们就需要考察针对这个帝国的对抗、造反和反抗。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决定了权力结构的整体发展。[41]

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也主要因为内部发展而陷落。例如，罗马帝国之所以崩溃，并非因为蛮族的入侵，而是因为其合法性的衰落、阶级斗争的加剧以及反帝国统治力量的增强。同样，苏联的解体也并非因为冷战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而是因为国内对不自由境况的造反，尤其是因为以极端规训形式对机器大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管理和新出现的生命政治生产所要求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42]

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基于主体在面对不自由和非正义、严酷的控制和等级制形式，以及全球治理的无序世界中的剥削和占有的残酷形式时所产生的义愤(indignation)，去考察自下而上所产生的对抗性主体性。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义愤是地面零点，是反抗和造反运动所赖以发展的基本原料。但是，有人或许要问，我们真的要回到开端吗？当下已经存在组织良好的反对党，甚至还有某些左翼政府正在对抗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有工会以工人的名义进行协商；有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努力为那些缺乏基本必需品的人提供服务和保护。为何我们还要另起炉灶？为何不直接考察已有反抗的制度形式？这当然也是重要的任务，在我们之前的作品中，我们也致力于与诸众已有的反抗当下帝国统治的运动形式展开广泛对话，并指出传统的抗议和造反模式如何需要改变，并且在当下的情形中得到了怎样的改变例如，工会如何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发展出新的策略，去接纳穷人和那些非正式就业的人；社会运动应该如何在国家之间构建网络，等等。[43]在本书的前几章，我们也在另类现代性中考察了诸众的运动，例如将种族斗争和劳工斗争结合起来。这里，我们想从更为哲学的视角来对待这个问题，从最为基本、最为抽象的视角出发，逻辑性地回归到诸众结构的崭新视角。我们可以将这种考察当成经验考察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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