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让我们从义愤开始，将其作为反抗和造反的原料。正如斯宾诺莎所提醒我们的，在义愤中，我们发现了自己反抗压迫并质疑我们集体受难的力量。在义愤的表达中，我们的存在造反了。[44]因此，义愤也包含着一定的暴力。这与我们之前所触及的事实紧密相关，即反抗权力的暴力并表达自由，这些总是要涉及力的维度—当工人面对老板时，当被殖民者面对殖民者时，当公民面对国家时，如此等等。

反抗权力的滥用和因为义愤而产生的专断的力和反抗，可能看起来是直接性的或者自发性的，并因而是幼稚的(但其力量并不因此就会削弱)。义愤总是作为奇异性的现象而产生，去回应具体的障碍或违规行为。那么，是否有可能存在义愤的战略?义愤可以导向政治自决的过程吗?[45]在现代政治运动的历史中，基于义愤的自我组织的造反，其伟大代表通常被称为暴动(jacqueries)：从16、17世纪欧洲激烈的农民起义到19、20世纪工人的自发反抗，从反殖民统治的起义到种族暴乱、各种形式的城市造反、食物危机等。一般情况下，这些事件在政治史中都作为反面被描述。是的，标准的版本会说，这些人饱受磨难，有正当的理由，但是他们的自发性行为让他们走上了歧途。一方面，暴动的暴力超出合理手段，似乎不分青红皂白地摧毁了他们发怒的对象：想想海地造反杀死白人殖民者的故事，或者1967年夏天暴乱时，底特律在大火中的形象。另一方面，根据标准的叙事话语，暴动的自发性并不会造就作为被推翻权力替代品的组织结构和合法机构。暴动开始风起云涌，然后就消失殆尽。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Villon)①的伟大诗歌充斥着暴动的伟大冒险和悲剧命运。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某些人对传染性的蔓延和不断出现的起义有不同的称呼。这些起义从欧洲到俄国，再从印度到中国，从非洲到美洲以及之外，不时打断现代历史的进程。[46]除了短命和非连续性特征，这些不断出现的暴动不仅深刻地决定了压迫的机制，而且也规定了权力结构自身。

在处理暴动所引发的政治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暴动受到它们所反抗的生产关系的强烈影响。从这个视角来看，暴动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少具有普遍性，但更加睿智，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农民暴动可以是zweckadequat，也就是说，有能力达到目标，并且在其自发性中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组织”。在整个现代性历程中，农民起义反对地租制度，认识并摧毁了贵族制和殖民权力的象征性场所。产业工人的起义通过对固定资本和机器的破坏而得到发展，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对社会生产的生命政治政权的斗争中，如2005年11月发生在巴黎郊区的事件，反抗者对学校以及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也就是对社会劳动力进行剥削起到根本作用的社会流动和分化的条件—的关注行为，昭示了一种新的智慧。[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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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中世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继承了13世纪市民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市民抒情诗的杰出代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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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财富的毁灭、权力结构的社会性破坏，事实上，一直都是获得有关组织知识的场景。暴动的恐怖与其中所包含的解放驱动力—反抗封建领主、殖民力量、种族主义体制等—相对应。尽管在暴动中组织是以一系列要求的形式出现的，但总是存在着让诸众的行动保持共同性的压力，而这种组织性动力所呈现出的最为常见的形式，就是对非正式网络的建构和再生产。过去，从暴动中发展出的组织在城市里一般被视为叛乱性的，在农村则被视为游牧式的。例如，在欧洲历史上，从14世纪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到17世纪那不勒斯的马赞尼洛①起义，从16世纪的德国农民起义到反抗旧制度的法国农民起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俄国革命可以视为城市暴动(当然也和农村的行动协调进行），而中国革命可以视为游牧式的典型，如长征就是农民暴动。在我们后续分析的展开过程中会发现，今天的暴动—尤其是考虑到都市环境—会以新的组织形式将这两种特征结合起来。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些反动的理论家，尤其是那些处于伟大的西班牙和德国反革命传统中的理论家，如施米特，也关注暴动，但是却赋予其相反的意义，将其解读为保守性事件，粉饰并维护了那些反对革命运动所推行转变的力量。[48]在我们看来，这些分析中有一个缺陷是根本性的，那就是他们只看到暴动如何赋予传统的统治结构以“大众”合法性，却没有看到其为创造性和游牧式力量所赋予的更大的合法性。暴动总是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双重的力量：新的力量反对统治力量，生命形式反对剥削结构，解放筹划反对统治图式。在当代世界，城市和农村的暴动模式越加混合与交叉，这种双重力量就会更多地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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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赞尼洛(Masaniello)，托马佐·安尼洛(Tomaso Aniello,1620—1647)的绰号，渔民，1647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领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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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我们的分析中，无论是本书还是其他著作，我们所关注的是宪定秩序的断裂，这种断裂因为生产者对生产关系的拒绝以及对推翻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的组织而产生。事实上，构成我们著作首要起点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传统将革命过程理解为主要发生在经济生产领域内的行动。今天，甚至对想要忠于这些传统的那些人来说，革命行动的视角也要放在更大的视野内来进行理解，即生命政治的视角。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坚持认为的，经济生产的场所已经扩展至整个社会范围，经济价值的生产越来越难以与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区分开来。工人革命已远远不够；生活中的革命以及生命的革命需要出场了。索雷尔(GeorgesSorel)似乎直觉到了这个转变，却没有认识到反抗剥削的斗争和反抗社会秩序堕落的义愤的表达之间存在的真实关联。索雷尔将“决战前夜”(legrandsoir)①建构为一个神话在他看来，是必要的神话。但列宁坚持认为，真正需要的是下面的关联：伦理一政治的义愤和无休止的暴力行动、剥夺，以及暴动所传达出的反抗权力的符号和制度的破坏行为。[49]

但是，列宁补充说我们也根本上同意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起义的时刻转化为治理的时刻，如何让起义继续下去，并成为稳定的机制，也就是说，如何让暴动变得有效。对世界上的诸多时段和各地工厂里的工人来说，对抗关系的稳定化是通过阶级斗争将其转化为工资问题（同时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其中包括福利、社会服务等)。但是，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越来越难以将关于剥削、福利和生存的斗争转化为货币和工资问题。那么，生命政治领域内的起义行动如何稳定下来？旧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答案在这里苍白乏力。为了发掘新的答案，我们需要转向反抗的政治人类学。我们依然相信，义愤的表达和暴动中的造反对社会转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没有组织，目标就不可能达成。也就是说，暴动还不够，但也不可或缺。

反抗的人类学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发展出“革命的生命政治”理论，或者说生命政治语境下的革命理论，为了探索其基础，我们必须从考察当下政治学的人类学结构开始，也就是说，臣服和反抗的条件。在“间奏曲”部分，我们批判了从霍布斯到施米特的政治人类学的悲观主义传统。现在我们要补充另外一个批判，那就是对从洛克到康德一系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批判，这个传统因为立足于占有式个人主义的预设，同时用先验图式来寻求合法性，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提供了有效的辩护虽然青年马克思和麦克弗森（C.B.Macpherson)已然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50]或许，如果我们在这里指出，当下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所隐含的政治人类学如何与这两个传统相结合，会更为有用。那就是，在一个普遍充满不安全感和恐惧感的生命世界中，产生了毫无保留的占有式个人主义：在生命权力的绝对统治之下，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神秘化。[51]在面对这些神秘化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剥削依然是社会的基础，因此活劳动必须去维持这种剥削，而诸众必须听从资本家的权威。这就是义愤和起义必须对抗的主权。如果说生命权力彻底的资本主义形式构成了当代社会中全部人类学条件的根本基础，那么我们不难推断出，不服从、造反和起义的形式也同样是生命政治的，即渗透在共同性的现实中的奇异性表达。根据斯宾诺莎的定义，“义愤是对那个伤害他人之人所产生的恨”[52]。这就是造反基于共同性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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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决战前夜”(le grandsoir)这个词出现在[法]乔治·索雷尔：《论暴力》(乐启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85页。这里的意思是起义性事件或革命事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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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愤、不服从、反抗和造反在社会的人类学结构中构成了断裂的形象，同时吊诡的是，也构成了连续性的形象。正如我们在暴动的语境中所见的，它们不断重现，同时它们也为社会机构的延续提供了条件。福柯既坚持造反的奇异性和在地性特征，也坚持其持续效果的延续性：“没人有权说：为了我一个人去造反，因为这会成就全人类的解放。’但我也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造反无用，永远是一个样子’。我们不应该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反抗权力的人道德化。造反是对是错？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保持开放性态度。人们起来造反，这是事实，也是主体性(不是伟人，而是普通人的主体性）进入历史并赋予历史以生机的方式。”[53]不仅造反的断裂在人类学意义上是连续的“人们起来造反，这是事实”—而且，造反是诸众创造历史、赋予历史以生机的方式。不然，历史就会死去。

在革命的产业工人运动中，“立足于工厂内的反抗”形塑了工人行动的形象：在工厂内部反抗资本。从专业的产业工人时代到大众工人（massworker)时代，这种“可变资本”立足于“不变资本”内部，并反抗后者的关系，因为劳动的技术构成和组织化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构成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今天，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当工厂不再是资本生产的首要场所时，这种形象还在持续，但也有所转变：无产阶级内在于整个社会，并且就在社会中进行生产；无产阶级也反抗同样的社会整体性。这标志着政治和造反的另外一种人类学条件。现今，对剥削和异化的拒绝更加明确地指向作为整体的资本的社会，并昭示了出走的进程，这是一种与资本统治相对的人类学（和本体论）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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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反抗的政治人类学还具有一种新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进行重新组织。通过考察劳动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时间性如何转变，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转变的大概情况。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关注两个首要的时间分化：必要劳动时间（其中工人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价值得到生产）和剩余劳动时间（其中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得到生产）的分化；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分化。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论述的，在生命政治生产中，这两种时间分化都开始消解。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不再是先后关系，而是共时关系；同理，工作时间也与生活时间相重合，后者也充满了剥削和统治的逻辑。于是，我们不能再通过对时间的可计量单位去认识资本增殖和占有的资本主义时间性，而是要聚焦看似例外于线性时间性的同时性。我们之前对生命政治生产的分析不断回到穷人的形象，去理解传统资本主义时间分化的不断消解，即生产和剥削、工作和生活的交叉。穷人的生命政治生产力总是会逾越强加其上的计量标准，总是会溢出资本主义剥削的机制。我们这里真正面对的是两种时间性：资本主义例外的时间性和诸众逾越的时间性。两者都摆脱了时间的旧有计量方式。之前，资本和劳动处于非对称、非共时的时间性中如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所说，资本主义时间性植根于当下，而无产阶级时间性指向未来但是现在两者在同样的时间领域中揭示出同一个选择。[54]事实上，今天我们已不能再将革命视为处于未来的、与我们相分离的事件，革命必须立足当下，这是一种“逾越性”的当下，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包含了未来。革命运动与资本主义控制处于同样的时间领域中，其既处于后者之内又与后者相对抗的位置通过出走行动而得以体现，为诸众对抗资本主义统治的例外性提供了逾越性的生产力。

1968年的斗争也许第一次彰显了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革命发生冲突的层面与时间的重合。事实上，在1968年，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因为它处于剥削和契约性劳动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中，并且根据后者的逻辑而行动。这种辩证的二元性遭到了破坏：与劳动过程相“分离”的工会失去了意义，同样，与共同的社会智能现在已是生产的主要特征—相“脱离”的老板也失去了意义。当工人运动的辩证条件不复存在以后，资本所依赖的中介的制度性机制也无所依托。

这就是资本主义治理所要恢复秩序的混乱情况一个困难，也许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如前所述，统治的结构不再可能继续凌驾于社会领域之上来决定剥削的过程，而是必须植根于社会领域中。这就是为何治理的全球秩序必然具有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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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暴动的条件。当处于这种新的人类学条件中，考虑到暴动共同的本体论基础和面向出走的趋势，暴动到底可以表达什么？造反中的义愤，其紧迫性和对抗性应该如何得到组织？在此语境下，从自发性到组织的道路是什么？事实上，反抗的人类学条件在这里已然完全得到了改变。有趣的是，虽然我们在其他作品中着意将诸众与乌合之众、暴民和大众区分开来，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所有这些人的义愤和造反得到指导和组织的时候，反而浮现了将这些社会群体融合在一起的可能。事实上，这种对所有从属阶级那些被奴役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进行的再组织，从来都是阶级斗争的任务。我们也许可以跟随本节题跋中的福楼拜说，我们讨厌乌合之众，除非是在造反的时候、当他们创造出某种人类诗歌的时候。未来的诗歌必然由诸众来谱写。

造反的地理学

在分析劳动的生命政治转变的某些时间维度之后，我们现在需要考察其空间维度。我们可以从第三章的结论开始，那就是，大都市已经成为生命政治生产的首要场所。资本的生产不再限于工厂或任何其他单独的场所，而是蔓延至整个社会领域。通常与大都市相勾连的特质，如交往、与社会差异的不期而遇、获得共同性以及生命集体形式的生产等，都日益成为城市和乡村环境的特征；另外，这些特征也是生命政治生产的核心要素。在大都市领域，社会生命进行生产的同时也在被生产。

强加在生命政治劳动力之上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同时还有移民压力，一起创造了去辖域化的特殊动态机制。当我们讨论边界的消失以及游牧主义时，我们应该清楚，边界的消失并不必然导致游牧主义，而是相反，游牧主义会打破边界，并且威胁到资本主义所控制区域的稳定性。[55]产业资本旧有的发展计划可以将城市化、工业化和国家建设联合在一起，但是生命政治生产却打破了这个过程。集体资本日益面对的是机动灵活的诸众。从统治和剥削的视角来看，这只能是混乱无序的。因此，资本所面对的任务就是不断去重建边界，重新对劳动人口进行辖域化，并重构社会空间的固定维度。换句话说，资本必须对当地的社会等级进行重新定义，从而为其秩序和统治重建边界。

新的分化和等级制的产生，是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普遍进程的一个典型案例，那就是与马克思的设想相反的，从实质吸纳向形式吸纳的转变。但是我们应该搞清楚，边界的构建以及向形式吸纳的转变不只是意味着向旧有等级制的回归，就好像农民或手工劳动者与产业劳动者，或资本主义社会与殖民地之间的分化，又再度出现了。这不是一个进化过程的倒退，而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56]对于政治权威和统治的图式来说也是如此：甚至那些看似过时的形象再度出现时也是新的。这里的差别就在于，政治统治的形象是转变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就社会转变的节奏和质量来说，我们之前所谓的上层建筑即政治结构，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在本书的剩余部分，我们会考察这些新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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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政治生产中，因为强加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劳动的核心特征就是其不稳定性，也就是说，缺乏有保障的合同、固定的日程、稳定的就业，使得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在非正式和不断变换的工作的任务和挑战中混同在了一起。在欧洲的语境下，不稳定的工人所寄居的标志性空间就是贫穷的都市边缘，即市郊(banlieu)。市郊居民(banlieusards)每天穿越城市的边界只是为了糊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参与了欧洲内部和洲际间的移民但是他们的运动一直受制于一系列的障碍，在地铁站、街道和购物中心，甚至在整个城市，随时都被警察所盘查或受到财产等级制的限制。即使市郊居民在社会上被排斥，他们也完全内在于经济和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因此，我们从他们身上完全可以看出对不稳定劳动者进行剥削和控制的模式。[57]

在这个不断打破内外边界的不稳定的劳动的世界中，很明显，不再有政治先锋队的位置去领导或代表大众。只有劳动主体性的网络在进行协作和交往。当然，这个网络通常会包含矛盾的要素，尤其是当市郊或贫民窟的政治重要性不再只是作为现象性的要素，而是作为政治装置再度出现时。[58]我们之前说过，当下剥削的结构要求对空间进行再构造，并且对边界进行持续重构，从而维持社会劳动力的贫穷和不稳定。但是，在这些不同的等级制的转变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时刻，那时，义愤及其在暴动中的表达成为根本性的。当穷人、岌岌可危的人以及被剥削者想要夺回大都市的时间与空间时，政治问题就产生了。核心计划必须从反抗转向建设，从暴动转向组织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迎难而上。

生命政治生产及其网络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性质至少指明了一个豁口、一种潜能。通过这些网络，我们如何可能从反抗走向建设，从而让生产性的主体性去积累力量？问题与其说是如何支援并延长造反的时间，不如说是如何指认出力量积累和斗争成熟的基础。不同的时间性在事件中爆炸，而各种各样的空间形象在暴动中结合。就像资本主义治理一样，暴动重构了社会空间，但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完成重构的：摧毁等级制，开辟运动的新道路，创造新的区域关系。这种再构造的事件如何可能发生？这种力量如何能成为社会筹划的灵魂，诠释滋养义愤的爱？我们应该注意，关于社会再生产、收入、福利和公民权行使等问题而进行的斗争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夺回诸众的生命时间和生命空间。这尚不足以定义组织计划，但无疑是一个肯定性规定，是力量的标志。当经济一政治的要求与诸众对力的行使紧密结合，并且成功决定一个事件的时候，那就是造反的力与历史相结合，并且革命计划重新得以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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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发展甚至是这种发展的潜能相对立的，是被应用的恐怖反对一切反抗形式的恐怖，但吊诡的是，反抗却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暴动、夺回财富和权力的斗争，以及都市的起义，都成为资本主义生命权力的根本敌人。但是，这些只是产生于生命政治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反抗，其与大都市的关系，正如产业工人的斗争之于工厂的关系。同时，正如在工厂里，这里也存在着双重关系：市郊居民，处于大都市之内同时又对抗后者，既想要夺回又想摧毁大都市，重新占有其财富以及其交往和协作的网络，并且又摧毁其等级制、分化以及统治的结构。这是一个顽固的、根本性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解决方案和计划的制订都要在全球社会空间内给出。正如我们所见，国家主权不再能够组织全球社会空间，国际机构、企业或者非政府组织也无能为力。甚至在全球治理的政权内，这些不同权力的杂交集合也无法决定全球的空间布局。唯一可能的基础就在于全球人口的运动，以及他们对全球剥削规范和统治的拒绝。在大都市的层面，将造反带入全球社会空间的领域内意味着，在生产性的社会网络中，在市郊、大都市以及在制造诸众的过程中据以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网络中，完成对在地性反抗的深化。构建全球公共空间，就要求诸众在出走的同时，创造出可以巩固和强化穷人反抗的人类学条件的制度。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们会以更为具体的话语去考察政治组织和革命。但是在此之前，在当下的情况中，我们必须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然后发展出政治制度的理论。在离开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应该记住，没有被剥削者的造反和穷人的暴动，就没有批判性思维或筹划组织的可能。

论身体2：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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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创造出不会分离的城市，双手互相搂住彼此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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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志间的爱，用同志之间的男性之爱。

——惠特曼：《为了你，民主》

(Walt Whitman, “For You O Democracy")

首先，我们可以将大都市理解为诸众的骨骼和脊髓，也就是说，是支撑诸众行动的环境，以及由情感、社会关系、习惯、欲望、知识以及文化交流组合构成的储藏室。都市不仅铭写并再度激活诸众的过去其臣服、痛苦和斗争—而且也为诸众的未来提供了积极和消极的条件。但是，这种拟人化的比喻可能有所误导，因为通常认为，这意味着功能主义和等级制的关系：头来主导，手去服从，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将都市理解为无机的身体，也就是，诸众没有器官的身体。马克思在启发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段落中写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59]自然构成了共同的财富，这也是创造性的人类活动的基础，马克思解释道，过去的人类行为铭写并印刻在自然之中。在生命政治生产的时代，主要由大都市扮演这个角色，成为诸众的无机身体。

事实上，当我们聚焦生产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更加准确和具有意义的类比：大都市之于诸众，正如工厂之于产业工人。在之前的时代，工厂是首要场所，并为产业工人阶级的三种核心行为提供了条件：生产；工人内部的相遇和组织；工人的对抗和造反。但是，当下诸众的生产行为越过了工厂的高墙，渗透到整个大都市，并且这些行为的性质和潜能在此过程中都得到了根本性改变。通过逐一考察诸众在这些领域生产、相遇和对抗内的行为，我们来追踪这些变化。

大都市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场所，因为它是共同性的空间，是人们共同生活、共享资源、相互交往以及交换商品和观念的空间。事实上，当代意大利语还保留着中世纪的拉丁语用法，共同性意大利语是ilcom-mune对应的意思就是城市。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发现的，成为生命政治生产基础的共同性与其说是体现在土地、矿物、水和天然气等自然要素中的“自然共同性”，不如说是语言、图像、知识、情感、符码、习惯和实践等所蕴含的“人工共同性”。这种人工共同性贯穿着整个大都市领域，并且构成了大都市。于是，大都市就完全嵌入并整合进生命政治生产的循环中：生产的基础就依赖于对共同性进行取用的权利，生产的结果又再度铭刻入大都市内，重构并改变整个大都市。大都市就是生产共同性的工厂。相比机器大工业，这种生命政治生产的循环越来越脱离资本，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因为其协作图式乃是内在于劳动过程而生成，所以任何外在强加的命令都成为生产力的障碍。产业工厂生产利润，因为其生产力依赖协作图式和资本家的统治，但大都市主要生产地租，这是资本攫取自主创造出的财富的唯一方式。因此，都市的房地产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性的表现，或者是经济学家所谓的那些内嵌在大都市周围地区的“外部性”的体现。我们在第三章考察了生命政治生产的这些方面，但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如何处于大都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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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生产正在改造城市，并创造出新的大都市形式。建筑学家和城市史家对城市有一个标准的划分时期的方式，彰显了其与经济功能转变所存在的同步性。在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城市提供了交换的场所。商业城市与生产相分离，因为商品主要在别处生产：矿物在山区，谷物在农村。自18世纪以来，工业大城市的形成将工人聚集在了市区，并且将各种产业聚集在了一起焦化厂和炼钢厂以及汽车工厂彼此联合。工业城市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当然，之前的城市总是存在着某些生产，如手工劳动和制造业，但是工厂转移了生产的经济霸权。尽管工厂位于城市之内，但其与后者依然是分离的。产业工人阶级在工厂进行生产，然后穿过高墙，进入城市，开始其他生命活动。今天，生命政治城市正在生成。伴随着生命政治生产霸权的出现，经济生产的空间和城市的空间也开始重叠。不再有工厂的高墙来隔离彼此，“外部性”也不再处于产生价值增殖的生产场所的外部。工人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中进行生产。事实上，共同性的生产正成为城市的生命本身。[60]

大都市为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既产自社会生命，同时也是社会生命的源泉所渗透，除了这个特征之外，大都市还有另外的根本特征：不期然的偶然相遇，或者说，与他异性的相遇。那些描写大都市的欧洲现代主义伟大作家，从波德莱尔(CharlesBaudelaire)到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从乔伊斯(James Joyce)到穆齐尔(Robert Musil)和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他们都强调共同性和相遇之间的关系。乡村生活被描述为同一事件的单调重复。你认识村中的每一个人，陌生人的到来是一个惊人的事件。相比之下，都市则是奇异性之间不期而遇的场所，你不仅会遇到那些不认识的人，还会遇到来自他处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语言、知识和精神。例如，波德莱尔就将进入城市视为“沐浴在诸众中”(prendre unbain demultitude)，当我们完全委身于相遇，委身于“不可预知的事件，不认识的行人”的时候，就会产生“普遍交融”（universal communion）的沉醉感。[61]尽管第一眼看来，共同性可能与杂多性以及奇异性的相遇产生冲突甚至互相矛盾，但是正如我们之前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中所见的，共同性与同一性有所不同，它与杂多性和奇异性的相遇是完全兼容的。正如波德莱尔在大都市的语境中所证明的，共同性和不期而遇是相互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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