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一旦用这些特征来概括大都市—内嵌在共同性中，向偶然的相遇开放—很明显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都市生活正成为普遍的地球境况。就量的方面来说，这与世界历史最近所经历的重大变迁相关：地球上的城市人口第一次占据多数。但是这种城市空间和世界人口的量的观念并没有很好地抓住我们想要强调的转变。从质的方面看，传统的城乡差别呈现不同图景：城乡差别消失了，并得到了再组织。例如，马克思在分析19世纪法国的政治图景，并对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政治能力的差别进行区分时，他的依据就是交往和协作。无产阶级不仅能得到新闻和信息，而且有能力进行内部交流，在无产阶级内部创造出交流和讨论的群体。城市无产阶级在工厂内并肩协作，本来就具有协作的能力。但是，19世纪的法国农民，至少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具有交往能力的，因为他们彼此隔离在家庭或者小的共同体之内，散落在乡村中，没有共同的关系和共享的社会结构。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农民内嵌在“自然共同性”之中，无产阶级则内嵌在“人工共同性”之中。人工共同性是政治行动的前提。但是，当下的交往和社会协作网络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及。我们再也不能带着隔离和没有交往能力等偏见去认识农村生活。当然，虽有不同程度的共同性，但是城乡差别的原有分化正在消失。[62]

当我们关注全球的城市化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地方正变得一样，恰恰相反，不同城市因为不同性质的共同性和相遇而有所区别。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经济外部性语境中所看到的，共同性既可以是正的，也可是负的：城市中活跃的文化圈是共同性的积极形式，而污染、交通堵塞、社会冲突等则是消极形式。同理，相遇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当建筑家和建筑史家慨叹美国“都市圈”（megalopolis)的崛起时，这些缺乏规划且没有任何形式的城市正在取代柏林、纽约、上海等城市这些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是经典的、集中化的大都市。他们所抗议的正是共同性的稀释以及对奇异性之间相遇的不断阻碍。他们解释说，都市圈最为缺乏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化。[63]同理，当戴维斯（MikeDavis)用“贫民窟”来描述日益普遍化的全球条件时，与其说他这么做是强调这些居民的贫穷，不如说是强调围绕着这些居民的共同性的消极形式，以及他们所遭遇的有害相遇。[64]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结构都是都市圈，彼此因为共同性和相遇的强度和性质而有所不同。

最近，有学者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考察了非洲城市的具体形式，即从拉各斯到金沙萨再到约翰内斯堡的非洲都市(Afropolis)。这些学者坚持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城市视为贫民窟或者失败的城市，虽然很多城市充斥着大量的贫困和剥夺现象。从外在的视角来看，很明显，在非洲的诸多大都市内，城市规划大幅缺席或者毫无效果。但这些学者却关注这样的事实，即：虽然基础设施薄弱、贫困人口庞大，但是大都市却实现了其功能最为常见的是通过交往、流动性、就业、交换和协作等外人难以察觉的因素所形成的非正式网络。换句话说，穷人的诸众发明了求生的策略，找到了避难所，并生产出社会生命的形式，不断通过相遇的扩张性循环发现或创造出共同性的资源。当然，我们不是说：别担心穷人，他们的生活好着呢！城市就应该像那样！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了穷人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到底能做什么，他们如何能够生产出共同性并对相遇进行组织。[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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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所使用的作为大都市特征的相遇概念，只是消极的和自发性的。为了让大都市之于诸众的关系正如工厂之于产业工人阶级的关系，大都市不只需要成为相遇的场所，同时也要成为组织和政治的场所。这就是希腊人对城邦（polis）的定义：奇异性之间的相遇需要发生在政治性组织的地方。当恰当的相遇导致新的共同性的生产，例如当人们以不同的知识进行交往，以不同的能力去协作，从而形成新的事物时，大都市的巨大财富就彰显了出来。实际上，恰当的相遇产生了新的社会身体，比原本单个的身体要更加强大。当然，并非每一次相遇都是令人欣喜的。在大都市，大多数与他人的自发相遇可能是冲突性甚至是毁灭性的，会生产出共同性的有害形式，例如，当邻居的噪音吵得你晚上睡不着时，当闻到他们令人恶心的垃圾的气味时，或者更为普遍的，当大都市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降低居民的生活质量时。与他人形成促进交往和协作的新关系并不容易，虽然这可以创造出新的、更加强大的社会机体，并生成更为愉快的共同生命。相反，不恰当的、冲突性的相遇会破坏社会机体，并腐化诸众的共同生命。事实上，正因为如此多的相遇都是有害的，大都市的居民通常会避开与他人的相遇，选择彼此擦肩而过，在共同空间建立起无形的高墙，避免接触，就好像皮肤已经变得僵硬麻木。那些拥有特权的人将自已藏匿在自己的领地中，虽然他们就住在其他人的附近，但是他们乐于接触的只是自己的同类。这时，大都市的根本特征变质，它不再是与共同性和与他者相遇的空间，从而也就不再是交往和协作的空间。[66]

大都市的政治就是对相遇的组织。其任务就是促进愉快的相遇，使其不断发生，让不恰当的相遇几率降至最低。首先，这就要求对他异性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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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并且与他人确立关系的能力，从而生成愉快的相遇，并创造出有着更强能力的社会机体。其次，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学会从冲突性和毁灭性的关系中脱离，并消灭由此产生的危险的社会机体。最后，既然如此多的自发相遇都并非令人愉快，大都市的政治学就要求我们弄清楚，如何尽可能多地将冲突性相遇转化为愉快的、生产性的相遇。[67]

这里我们应该搞清楚，对大都市中相遇的组织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愉快的相遇在经济层面也是重要的行为，且事实上，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生命政治经济的核心。在这些相遇中，共同性被发现，同时也得到生产。这就让我们的论断有了新的意义：大都市之于诸众，正如工厂之于产业工人。诸众对愉快相遇的组织，对应着工人在车间对机器的使用—要么围绕着具体的机器，要么在流水线上进行协作；但是财富的生命政治生产—这里是核心问题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理解，不是从资本的视角，而是从诸众的视角。事实上，资本无法组织大都市中的愉快相遇，而只能占有或剥夺其所生产出来的共同财富。诸众必须自主地组织这些相遇，并让大都市政治所需要的训练进入正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黑人权利运动的语境下，格雷丝（Grace)和詹姆斯·博格斯(JamesBoggs)①提出了类似的论断：城市是黑人的领土。[68]在自主性旗帜下的都市造反，事实上是导致工业城市危机的首要动力，同时还导致了美国霸权的危机。今天的都市造反虽然还受到种族要素的强烈影响，但不再由产业界的形象所引导。当大都市的生产内嵌在资本主义增殖过程中时，都市起义就呈现出新的原创要素，以宣告新的组织形式，就好像第一次产业工人罢工那样，开启了破坏工厂和机器的活动。

但是，诸众从来就不被允许去自由地、和平地参与对大都市组织的管理。除了共同性和相遇，都市还有一个或许是最为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对抗和暴力。词源学可以让我们认清这个面相：在古希腊语中，大都市（me-tropolis)就是统治和控制殖民地的“母城/邦”(mothercity)。这也是这个词的法语形式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意义：母邦法国即是位于欧洲的法国领土，从而与法国在非洲、亚洲、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区分开来。今天，“大都市”依然具有等级制的意味，但是其地理因素有所改变，且变得更加复杂。当然，普遍说来，在当代大都市之间，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如纽约和墨西哥城，伦敦和孟买，巴黎和达喀尔，上海和成都等，这些都让人想起殖民关系。但是，除了等级制之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在大都市的不同居住区之间，甚至在同一个居住区之内，也存在着等级制。这是强度和边界的地理学，就好像从太空所绘制的地表地图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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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二人为夫妇，都是非裔美国政治活动家。詹姆斯既是汽车工人也是作家，最为著名的作品为The American Revolution:Pagesfrom aNegroWorker'sNotebook。—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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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意义来说，所有当代大都市都是病态的：其等级制和分化腐化了共同性，并且通过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隔离以及各种各样的排斥和臣服结构阻碍了有益的相遇。例如，说圣保罗是围墙之城就是在诊断其疾病。[69]这种疾病不只妨碍了积极的相遇，还会带来消极的相遇。在全世界的很多主导地区，如果你很穷且是有色人种，那么你就不能上地铁，或者在你开车的时候，会有很多警察找你的麻烦。在世界的边缘地区，你的居住区可能因为缺乏洁净的饮用水和有效的污水排放系统，而充斥着犯罪和疾病。大都市成了丛林，其所创造的共同性和相遇让我们避之唯恐不及！

因为地租和房地产价值，大都市内部的分化在经济上不断得到生产和强化。将日渐破败的市区改造为士绅化或高档化居住区的做法是创造和维持社会分化的武器，在每个大都市内部都以较小规模再生产出了全球等级制和不平等。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论述的，地租和房地产价值直接从共同性而来，这就是经济学家所命名的大都市周围的正、负外部性。但是，地租与共同性的关系并非纯粹是消极性的、寄生性的。当然，与生产利润的产业资本形式相比，地租与生产的组织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财富的占有和再分配，维持和扩大阶级分化，也涉及社会生产，特别是对非物质劳动生产力的组织。这就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地租已然成为新自由主义范式性的经济工具，以及为何其金融化政权—我们在第五章将要看到主要服务于服务和非物质商品的生产。地租因为对共同性的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 of the common)而运作，通过富人之手将大都市中生产和积累的共同财富进行私有化。奥斯曼（Haussmann）大道的清晰视线对这种权力的应用并不是必要的。①地租和房地产是无所不在的隔离与控制的装置，在整个城市蔓延，并构成了社会剥削的装置。当代大都市的结构形成了一种无声的经济统治，在残忍和野蛮程度方面这种统治与任何其他暴力形式相比都毫不逊色。[70]

这就为下面这句论断大都市之于诸众，正如工厂之于产业工人阶级—赋予了第三种亦即最后一种意义：大都市正如工厂一样，是等级制与剥削、暴力与磨难、恐惧与痛苦的场所。对一代代的工人来说，工厂就是他们身体受损、躯体被工业化学物质毒害、生命被危险机器扼杀的地方。大都市也是一个危险和有害的地方，对穷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正因为如此，大都市也像工厂一样，是对抗和造反的场所。如前所见，因为生命政治生产需要自主性，而资本越来越外在于生产过程，因此其所有剥夺价值的工具都成为生产的障碍，并且破坏或腐化了共同性。看起来吊诡的是，资本成了财富生产的障碍。因此，诸众的义愤和对抗不仅指向等级制和统治的暴力，而且也要维护共同性的生产力和相遇的自由。但是，这种生产性的诸众的造反场所究竟在哪里呢？对产业工人来说，工厂提供了造反的空间：老板就在你面前，你可以破坏机器、占领工厂、中断生产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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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斯曼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对巴黎街道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巴黎城市大改造是为了适应工业革命的需求，以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变的需求。对此，列斐伏尔写道：这次改造并不是为了取得优美的街景透视效果，而是为了用机关枪扫射巴黎。见朗索瓦兹·邵艾：《奥斯曼与巴黎大改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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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大都市中的诸众并没有类似的造反空间，因此无处排遣自己的义愤，但是在最近几年中我们见证了一系列的大都市暴动，这些暴动就在试着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始于2001年的纠察队运动(piqueteros)①发展了我们就工厂和大都市所提出的论断：那些没有工厂大门阻挡的失业工人决定“纠察”整个城市，堵塞街道，阻碍交通，让大都市陷于停滞。也就是说，纠察队运动试验了一种反对大都市的盲目罢工。我们在第二章所分析的2000年和2003年发生在玻利维亚的争夺水和天然气的斗争，也发展出了类似的战略，即频繁堵塞连接主要城市的公路。在2003年斗争的高潮期，造反的诸众从埃尔阿尔托下山—这是环绕拉巴斯的贫穷的郊区—占领了市中心及那些排外的白人居住区，冲垮了种族隔离和财富的障碍，从而在精英中造成了恐慌。2005年发生在巴黎郊区的造反也阻碍了大都市的流动性，焚毁汽车和教育机构市郊居民认识到后两者是社会流动性的工具，因此同时否定了它们。正如在玻利维亚那样，法国的造反也将种族和劳工对抗在抗议中结合起来，去反抗对共同性的剥夺和对相遇的阻碍。这些造反不只发生在大都市中，而且也是对抗大都市的，也就是说，对抗大都市的病理和腐化形式。[71]

暴动和自发的造反，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并不一定就是有所助益的，有时也可能具有自我毁灭性。大都市诸众政治的第三个任务就是组织对抗，去反抗大都市的等级制和分化，利用痛恨和义愤去反对等级制和分化所造成的暴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任务要优先于促进共同性和愉快相遇的生产。在毁灭中也有愉悦攻击你的仇人，你痛苦的渊源！世界的大都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等级制和剥夺的普遍化，也可能意味下面的情况：造反的普遍化，交往和协作网络的发展，以及奇异性之间共同性和相遇的强化。这就是诸众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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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一场反私有化运动，参加者有小企业主、劳工、失业者以及养老金领取者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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