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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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超越资本?

我们身处的战后资本主义—这是腐朽的、国际的，也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个失败。它既不智能，也不美丽，既不正义，也毫无德性它也并没有带来商品。简言之，我们讨厌它，我们开始鄙视它。但是当我们想知道如何取而代之的时候，便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之中。

——凯恩斯：《国家的自足》

(John Maynard Keynes,"National Self-Sufficiency")

5.1 经济转型的术语

当房屋着火时，我们甚至忘了晚餐—是的，但是我们会在灰烬中重做晚餐。

——尼采：《善恶的彼岸》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and Evil)

新自由主义僵尸

美国单边主义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间的联姻是相对晚近的结合。最初的求爱行为始于皮诺切特(AugustoPinochet)于1973年在智利所发动的政变，这是一场美国中情局在背后支持的政变，并且将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男孩”①所提出的经济计划付诸实践。当撒切尔夫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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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接受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思想，并受到中情局资助的来自拉美的学生，后来成为拉美经济学家，在各国经济领域占据要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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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的时候，这一结合更加深入。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结合才随着里根入主白宫而真正完成。那时候，似乎对公共产品和产业进行激进私有化以及对劳动组织进行无情打击已经变得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社会普遍相信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应该与美国对全球政治和军事事务的主导紧密结合。这一时期的神话还有：里根推倒了柏林墙，不仅打败了苏联，还打败了社会主义本身，以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除了美国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别无其他道路。[1]

当然，在事实上，有其他选择，无论相反的论述如何铺天盖地。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全球权力各种各样的多边主义安排，在这段时期通常会涉及主要欧洲民族国家间的协同行动如何与美国的单边主义相竞争。当然，多边主义的选择并非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它们却呈现出国家控制与私有化、福利结构和自由市场的不同混合结果。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说，这种竞争乃是基于如下原则：究竟哪种政治安排可以更好地保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利润和延续性。新自由主义和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结合的政治决断当然，这个决断不是在董事会议事厅或政府办公室作出，而是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作出的集中并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从而控制全球的经济转型，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从福特制向后福特主义转变，或者从以产业生产为中心的范式转向以生命政治生产为中心的范式。这是一个极端的决定，尤其是在我们进行回顾的当下，但这种极端性却彰显了其所要解决任务的重要性，以及管理这种转型的艰巨性。

伴随着美国单边主义的失败，这个联姻也解体了。事实证明，单边主义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无法管理资本主义的转型，在最近十年左右或看似更久且没完没了的全球战争背景下，经济的无序状态更加恶化了。这种失败因为美国金融崩溃和之后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为人所共知。事实上，很明显，当我们考察危机的性质以及资本的转型时，单边主义的武器完全无法应对新自由主义面对的挑战。

用最具概括性的术语来说，危机是因为生命政治劳动的新本体论产生的。在当代经济中心所涌现出的智识的、情感的和认知的劳动不可能被工厂社会时代发展出来的规训和统治形式所管控。事实上，我们在其他地方论述过，这种向生命政治生产霸权的转型受益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反抗资本主义管控下的帝国主义和产业规训模式过程中所积累的斗争经验。这种转型是对工人运动和社会斗争打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统治的某种形式的回应。[2]回归美国单边主义及其帝国主义想象，从而控制这种转型，无异于用老方子来治新病。归根结底，将资本主义经济战略同单边主义结合起来的首要责任，与其说在于美国政府，不如说在于神经过敏的全球股票市场，以及富人惊慌失措的灵魂。小心资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当然，资本依赖强大的中央政治权力去稳定市场并为利润提供稳定性，这并非第一次。但结果是这种转型的性质以及生命政治生产的必要条件变成了对过时的规训和管控形式的模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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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从政治和军事方面看到的，当单边主义的失败成为不争的事实时，很多重要的评论者和政治家都转向多边主义，将其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依靠。例如，多边主义一直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官方意识形态，该论坛将全世界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都汇聚在瑞士的达沃斯。这个逻辑的推论是，更为全球化的世界日益依赖权力的多边主义体系，但是对这种多边主义的支持却无处可寻。单边主义打败了多边主义：美国可能变弱了，不能再一手遮天，但是它还没有弱到让多边主义得逞的境地。所以，一旦单边主义失败，多边主义并不一定就能实现。或者说，在单边主义给其致命一击之前，多边主义的基础已然腐化了。事实上，想要寻找一种可以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政治形式也许是徒劳的。但是，与那些提倡“政治自主性”的派别不同，我们并不认为政治权力可以独立组织并维持经济系统。这里的问题不只是缺乏政治支持，还有更为重要的，即新自由主义本身的无能。

事实上，若要理解新自由主义如何失败，乃至为何永远也无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选择，我们就必须转移视角，关注生命政治的领域。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部的关键特征—强私有产权和弱劳动权利，对共同性和公共产品的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关注的是商业和财富的再分配。哈维写道：“新自由主义主要的实质性成就是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而非去生产它们。”这主要归功于富人通过对公共产品和穷人的剥夺而实现的积累。在这个意义上，哈维继续解释道，根本说来，新自由主义是复辟阶级权力的计划。[3]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而穷人无论是在本国或他国，都变得越来越穷。剥夺过程如对石油、天然气和矿物的剥夺是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性产业。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财富“生成”的很大一部分都只是通过吞食社会主义的尸体得以实现的，不光是在先前的第二世界范围内，也包括第一和第三世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将先前积累在公共财产、产业和机构中的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记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且必须是生产财富，而这是新自由主义的致命弱点。于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其说是单边主义或多边主义无法为财产的再分配提供有效的政治安排和保证，不如说是新自由主义无力提供一个计划去刺激和组织生产。没有这种计划，任何资本主义策略都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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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相信新自由主义可以成为长久经济计划的幻象恰恰证明了要让人们去理解后工业经济生产的本质是多么的困难。当然，让人们看到工厂里生产出的汽车、钢筋和电冰箱，或者农场里打出的成吨的谷物很容易，但是我们如何能够触摸到非物质产品，而这种产品已经成为生命政治经济的主导要素—如图像、符码、知识、情感，甚至是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

为了理解这种情况的新颖性，我们需要对知识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简略的考察。经济史家坚持认为，通过实践和劳动而得以发展的知识在重商主义时期已然成为一种生产力。[4]在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知识依然是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但是伴随着产业范式的转型，其重要性不再体现为内在要素表现在工人的实践中，并凝聚在他们的技能中—而是体现为外在要素，就是独立于工人并能够控制工人的要素。伴随着产业资本主义的成熟，知识成为根本性的，同时也完全被吸纳进统治的体系之中。相比之下，在当下的经济中，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知识大众智识(massintellectuality)—正成为核心生产力，并且逐渐脱离管控的体系，而这种转变正在弱化产业范式。韦尔切洛内(CarloVercellone)写道：

产业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的结果，这种转型在两个主轴上勾画了另类发展的模式：超越所谓的对劳动进行科学组织，对知识重新占有和社会化，从而创造出拒绝生产主义的另类劳动形式；它不是基于商品，而是基于下面的要素，即为了“人对人的生产”和大范围的智识能力再生产而进行的日益深化的知识生产，扩大福利国家所提供的集体服务（健康、教育、研究等），来作为非生产主义发展模式的部门和动力。[5]

换句话说，生产正成为“人生产人的”(anthropogenetic)，从而生产生命形式。从知识在经济生产中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当下出现了两个重要事实。首先，知识不再只是创造价值(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工具，知识的生产本身就是价值创造。[6]其次，不仅知识不再是资本主义控制的武器，而且资本也面临着一个吊诡的境况：资本越是被迫通过知识生产去实现价值增殖，知识就越是脱离其统治。

这里我们也接触到资本在生命政治生产阶段所面对的两难困境，而不只是其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我们在后面会更加详细地探讨其后果，但目前认识到下面一点就够了：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还没有遇到危机，只是因为它与单边主义捆绑在一起并共同下沉。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了，因为它没有能够掌握并介入生命政治生产力中；它无法提出促进生产、增进财富生成的计划。换句话说，生命政治生产向资本提出了问题，而新自由主义无法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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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幻象

正如当单边主义的失败昭然若揭，主要的评论家和政治家都回归多边主义（而没有认识到多边主义已然死去）一样，当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成为既定事实时，同样的一群人又转向社会主义或者某种对经济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政府形式（而不理解其效力已然完全耗尽了）。这两种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看似当代经济想象仅有的两个选择。但是这两个选择在生命政治经济时代都无法控制并刺激生产。

对20世纪的冷战双方来说，社会主义的确提供了有力的经济生产模式。关键是要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非截然对立，正如许多重要的研究苏联的专家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国家管理的政权。强社会主义要素—对经济的官僚制规划和调节，国营工业和公共服务，对资本和有组织劳动的国家调节等—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都非常常见。在20世纪下半叶，那些边缘国家—有些与美国结盟，有些与苏联结盟—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各种各样的发展主义，这些意识形态首要关注的就是通过国家介入和官僚制规划发展生产力。与依附理论紧密相关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计划也完全依赖国家对市场和关税的控制，以及对民族工业的形成和规划所进行的介入。[7]归根结底，社会主义是促进和调节产业资本的政权，是通过政府和官僚机构来施行劳动规训的政权。而伴随着从产业经济向生命政治经济的转变，社会主义管理和调节便失去了其全部有效性。

例如，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方面，因为无法超越产业经济模式，社会主义苏联最终解体。一般的说法是，军备竞赛、在阿富汗的军事失败以及人们对商品的渴求是其解体的原因，这虽然有一定的解释效力，但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最后几十年内社会生产的内在社会动力和障碍。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Yurchak)①的一项对“晚期社会主义”所进行的精彩的人种志研究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时期内，苏联社会远不是冷战时期极权主义理论家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片荒漠，而是一个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极端活跃的环境。这种活跃性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权所培植或推动的；相反，这个政权会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去扼杀社会和文化的创造性，结果就导致了严重的停滞。尤尔恰克意味深长的概括表明，那些经历过解体的人，认为这一结果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社会主义政权在他们看来好像会永远存在下去，但同时他们又很清楚，这个政权难以为继。[8]社会主义政权对工业社会有效地施加了规训，但一旦开始向生命政治生产过渡，社会主义规训就变成其所需要的社会自主性和文化创造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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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主攻社会与文化人类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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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生命政治生产间的不兼容不仅限于苏联模式，而是适用于一切社会主义形式，包括官僚制规划、国家调节等。在我们看来，在最根本也最为抽象的层面上，社会主义的两个首要特征对经济活动的公共管理以及规训式的劳动政权，与生命政治生产直接冲突。我们之前论述过，生命政治生产因日益摆脱资本主义统治而具有自主性，因为其协作模式不再像在工厂里那样由资本从外部提供，而是内在于生产过程，自主生成。同理，也需要摆脱国家管控和政府规训形式的自主性。也许可以“控制别人进行思考”或者“创造出对秩序的情感关系”，但是与自主性社会行为所取得的成果相比，其结果是苍白的。另外，生命政治生产的结果其中包括社会主体性和关系、生命形式等—也具有直接的本体论维度。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得以生成，却无法得到计量，或者说，价值不断逾越任何计算图式单位；它溢出企业的复式记账本并扰乱民族国家的公共资产负债表。你如何能够计量一个观念、一张图像或者一个关系的价值？生命政治劳动过程的自主性以及价值的不可计量的逾越性都是当下资本主义统治中矛盾的核心要素。为了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必须异化生产性的奇异性，对生产性协作进行控制，并驯化价值的非物质和逾越性的特征，从而剥夺生产出的共同性—所有这些都成为生产过程本身的障碍，并破坏生产过程。政府管理和控制也生产出了同样的矛盾。无论共同性是否被占有，其价值被私人还是公家所剥夺，是处于资本主义控制下还是处于政府控制下，结果都是一样的：生命政治生产的周期被打断并腐化了。

什么样的政体才能促进并控制当下的生产？为了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用经济学术语去进一步探索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经济学家使用“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个概念来处理这个问题，从而超越了生产的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他们解释说，我们并非原子化个人所组成的社会，而是由各种社会织体连接在一起的，这些织体包括理解和信任的关系网、共享的知识和行为规范、语言和习惯等。没有信任和同情，市场交换就不会发生。没有社会知识和规范，工人就无法在一起进行协作和生产。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补充性概念：共同性的不同形式构成了财富的仓库，从而让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等的运行成为可能。[9]社会资本的这个内涵的确注意到了非物质的社会关系的经济角色，却将它们视为生产过程的边缘。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本身并不是生产性资本。既然社会资本被视为资本首要形式的补充，那么经济学家就一直让其服从自己的图式，设计公式去计量社会资本，从而将其封闭在产业簿记表中。但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功能只是补充和完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产业范式，依然处于量与平衡的概念秩序中，所以并没有解决因为生命政治生产、其自主化生产力及其对计量规范的逾越而产生的调节和控制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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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的传统版本在今天依然主张正义的、人性的和可持续的政治，从而管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些理论无法面对生命政治生产提出的挑战，从而最终在新形势下迷失方向。社会民主的教条，如在大企业和工会之间确立协议和信任、调节可能的冲突、为工人谋取微薄的利益等，因为法团主义的困境而完全失败，而且也越来越远离不断扩张的工人范畴。就像社会资本理论一样，社会民主在最好的情况下，将生命政治生产的新形象视为福特主义工业及其积累模式的补充或者附加物。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在政治上具有相关性的生命政治劳动的唯一形象就是那些可以适应传统工会结构的形象。实际上，社会民主理论只能看到过去的生产形式和关系，至于其他内容，在它的视野内是不存在的。

由吉登斯提出并由布莱尔(TonyBlair)实践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的确比教条的社会主义要略胜一筹，因为前者认识到，福特制时代的社团主义工会政治已然被超越了(起码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这种修正的社会民主从根本上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核心要素，如去管制化、私有化等，同时将它们与对经济价值的如下理解结合起来，即这种价值是通过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社会性和协作性发展而创造出来的。其结果也许是对生命政治生产更深入的认识，以及占有其产品的更大努力，从而让它们为资本主义利润和发展服务，但这依然没有应对好生命政治生产所提出的挑战。尽管与新自由主义要素相结合，但没有任何社会主义调节的形式能够将生命政治生产在其结构内“理性化”，或者促进这种生产的发展。公共或私有机制都无法管理或控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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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自由主义和缺乏管制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危机和灾难，我们在今天也听到了某种回归社会主义，或者某种对经济的政府控制形式的急切呼唤。事实上，资本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在毁灭共同性之有形和无形的社会形式。气候变化、资源消耗以及其他生态灾难都日益成为威胁。极端的社会不平等、财富等级制、种族和民族、极端的贫穷以及其他一系列威胁都在破坏共同性的社会形式。在面对诸多末世性场景时，我们以为政府管理和调节是解决之道。至少，国家调节能够避免金融崩溃最糟糕的后果！某些国家控制肯定能拯救地球，至少能延缓末日的到来！至少，国家能够向穷人再分配一些全球精英通过剥夺而积累的财富。当缺乏管制的资本主义发生灾难时，社会主义总是能起到纠偏作用。当然，我们完全同意，政府应该停止毁灭地球的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再分配财富，这种做法才是正义且有益的。但是这些观念中的社会主义观点就像我们早先所批判的新自由主义一样，只是将社会主义视为再分配财富的机制，而非生成财富的机制。因此，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幻象所要强调的是，就像新自由主义一样，社会主义无法在生命政治生产时代完成促进、管理并调节生产的任务。

在结束对社会主义所做的简短反思之前，我们应该记住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在过去的20世纪中，这个差别完全被模糊了。在当下标准的媒体化用法中，共产主义就意味着对经济和社会的集权化的国家控制，与法西斯主义毫无差别的极权主义政府形式。有时，当一个概念腐化时，我们似乎应该将其抛弃，并寻找另外一个概念。但是在这里，我们认为最好就这个概念进行斗争，并坚持使用其原本的意义。在纯粹的概念层面，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共产主义：共有(common）之于共产主义，正如私有之于资本主义、公有之于社会主义。[10]但“共有”到底是什么意思？共同性的制度和政府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在本书剩余章节所要考察的问题之一。

全球贵族制和帝国治理

全球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所有选项在现在看来都已失效。当单边主义证明了自己的绝对失败时，多边主义在其腐朽的基础上已然崩溃了；当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无力管理资本主义生产时，社会主义和国家管理的所有版本已然展示了它们同样无力介入并发展生命政治生产力。不过，即便如此，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依然在运作。生产如何得到调节和管理？利润如何得到维持和保证？目前尚不存在完全成形的经济体系来满足这些需求。就全球权力结构来说，正如帝国治理的复杂多元形式在过渡期确立了一种统治的形式，同理，在当下的转型期，国内的与跨国的法律和政治结构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结构通过调节生产、贸易、金融和财产关系支撑着全球经济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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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帝国治理的特征也适用于经济领域。这里，那种令人厌倦的用民族国家去反对全球化的争论毫无价值。当面对不断深化的资本全球化时，或者更为准确地说，面对全球资本的强化和扎根时，很明显，一方面，国家结构不再能够完成调节的任务；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全球国家（global state)像当初的民族国家管理国家资本那样去调节全球资本。事实上，政治上的相互依存确立了经济管理、调节和控制的机制。当然，这是一个极端混杂的领域，由相互协作的国家机制、双边和多边主义协议、国际和跨国机构构成。但这种混杂体是脆弱的，不仅因为这些要素的折中主义，而且也因为其所依赖的主要国际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大多在先前的多边主义全球框架中得到发展—本身就是虚弱且不稳定的。今天我们通过事实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机构全都无法应对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解决货币危机，世界银行无法解决贫穷危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无法解决粮食危机，世界贸易组织无法解决贸易危机，如此等等。当然，这些机构也并非完全无用，但是它们无法成为稳定、持久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分配网络、相互联系的生产结构等—已经远远超前于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

这不是说没有人来进行管理，全球资本的运作没有得到政治、法律和制度性的调节与支持。资本主义权力的全球结构正在运作，但它们是临时性的，并且在体系的不同层面连接在一起。在其他地方，我们考察了在全球经济管理和调节领域中所发展出的某些具体机制，如为了管制那些国家法律系统没有完全涵盖的合同而重新阐释商人法（lexmercatoria)的新法律规范。[11]这里，我们想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在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关系中考察全球资本主义权力结构及其法律框架的问题。

从帝国治理的视角来看，一目了然的是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贵族制”性质。这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戏仿波里比阿对古罗马的颂词，将正在出现的帝国描述为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混合政体，将单一的君主制、有限的贵族制和更广泛的（伪）民主制结合在一起。[12]约瑟夫·奈用一个现代类比描述了混合帝国的金字塔结构：世界政治的日程就好像三维的象棋游戏。对此，奈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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