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在这个游戏中，我们只有上下左右兼顾才能胜利。最上面的棋盘，是国家间的军事问题，美国在未来几年中依然会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或者说保持单极或者霸权地位。但是，中间的棋盘是国家间的经济问题，权力的分配已然是多极的了。没有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同意，美国无法在贸易、反托拉斯或者金融调节问题上取得它想要的结果。再将这种分配称为“美国霸权”就毫无意义了。最下面的棋盘是全球性问题，权力在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之间广泛分配，混乱组织。再将当下的局势称为“单极世界”或者“美利坚帝国”也毫无意义了。13]

在奈的权力游戏里，中间棋局就是贵族制统治的地方，正如他所说，主要关涉的是全球经济的管理和调节，这是多边国家关系、多国和跨国企业以及全球经济机构的领域。最近很多学者都提出，一个跨国的或全球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这个阶级与那些对企业和各种各样的国家和机构进行管理的人物紧密结合，形成新的全球贵族制并发挥作用。[14]但是，这里我们首要关注的不是这个贵族阶层的社会学定义，而是要对贵族在帝国体系的金字塔结构下对全球经济管理和调节有一个结构性的认识。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贵族制并不是由同质同等的权力所组成，彼此能自然而然地和平合作。贵族总是充满对抗性的群体。当你看到全球贵族制的内在运作时如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或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将发现，权力间的等级是非常明显的，同时还有阴谋诡计，主导国家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并且排除异己，而边缘国家会联合起来进行对抗。关于贸易、反托拉斯法案、金融管制、产权法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策略和权力游戏。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来说，政府调节结构和企业的动态关系是贵族制内部的另一个冲突场域，在法院内外都会发生。因此，有时金融报道读起来就像是体育版(如果说不是犯罪报道的话)。

当然，贵族制在不同国家是根据不同的模式得以组织的。“后社会主义”贵族制也许是最为新颖的模式。在俄罗斯，由工业和金融寡头、黑帮老大以及政府官员组成的贵族制已经出现了。在中国，贵族制的后社会主义模式与国家和政党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对企业家和商业精英的参与施加严格控制。在这些后社会主义贵族制内，社会主义所剩下的特征除了集权化的权力结构，就是官僚和政党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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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比官僚制的构成和内部动态关系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整体的全球贵族制与帝国结构其他层面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我们看到贵族与君主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君主因为单边主义而不愿意听从贵族的请求，但这种单边主义会失败，不仅因为军事和政治力量的衰竭，同时也因为成千上万小贵族的造反。贵族的抱怨声势浩大，且人数众多：其他主要的民族国家，同时还有边缘国家，都想参与并分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成果；企业也认识到单边主义会带来无尽的战争，对商业百害而无一益；如此等等。正如奈所说，再将帝国的中间的、贵族制层面视为由“美国霸权”所决定的多级主义安排已经毫无意义。但是与君主持续不断的冲突不应该迷惑我们，让我们认为贵族制想要终结君主制，或者与诸众站在一边。(19世纪的法国历史充满着这样的诡计，贵族和资产阶级欺骗无产阶级和穷人，让他们去前线打仗，当战争胜利后就将他们弃置一边，然后重新确立一个新的君主或帝国秩序。）全球贵族制需要君主：它需要一个位于华盛顿（或北京）的中央军事力量；一个位于洛杉矶（或孟买）的中央文化力量；一个位于纽约（或法兰克福）的中央金融力量；如此等等。贵族要不断进行协商，以取得更为有利的关系，让君主与之合作，并确保自己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

另一方面，全球贵族必须与那些宣称代表帝国金字塔结构最底层的“人民”的有机体和机构进行合作。在某些情况下，从属民族国家的政治精英会将自己打扮成全世界人民的代表，就像教皇和阿訇所做的那样，但实情往往是，他们是贵族的穷亲戚，想要从贵族那里分一杯羹；在其他情况下，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NGO0和救助组织也宣称代表人民(至少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主流媒体总是乐于披上传递人民声音的外衣。帝国体系的这个层面全是烟雾与假象，因为根本来说，并没有有效的代表方式，也没有全世界人民需要去代表。但是对代表机制的利用却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就贵族制来说，这个第三层级提供了中介机制去平息怒火中烧的诸众。毕竟，抛开贵族和君主之间不断的争吵和竞争，将他们联合起来的要素就是对平民的共同恐惧。尽管贵族无法介入并管理诸众，但其与帝国体系第三层级—虽然两者间充满了冲突—的不断协商，还是提供了控制机制和消除恐惧的方法。

贵族绝不可能从帝国体系中脱离出去。全球贵族除了受制于内部的斗争外，还与立于其上的君主层面以及立于其下的“大众”层面处于持续的冲突之中。但这并不会导致僭越行为，他们只会要求更多的权力和更多的利润。帝国政制的三个层面彼此需要，彼此都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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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体系的真正威胁不在于其内在冲突或矛盾，而在于诸众的反抗。斯宾诺莎写道：“实际的（贵族）政府之所以不是绝对的，其原因只能是，诸众是统治者恐惧的对象。因此，诸众自身还得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即便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但民众至少根据默契有权要求与维护这种自由。”[15]正如我们在本书上半部分所分析的，穷人的诸众、另类现代性的力，以及生命政治生产力正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并逾越了之前约束它们的计量和控制形式。我们需要再一次从共同性的领域出发，继续分析和探索正在出现的哪些另类要素能够挑战并最终取代帝国统治。

5.2 资本主义还剩下什么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资本论》

(Karl Marx, Capital)

共同性的生命政治周期

理解当下经济生产的关键就是共同性，这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财富得以生产的形式。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私有财产让我们变得愚蠢，如此愚蠢以至于对共同性视而不见！看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看待世界的概念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要么为国家所有，要么为资本家所有，就好像共同性并不存在一样。事实上，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共同性，却普遍将其置于经济关系之外，视为“外部经济”或“外部性”。为了理解生命政治生产，我们需要颠倒这个视角，将这种生产性的外部性内在化，将共同性置于经济生活的中心。在当下转型的过程中，共同性的立场揭示了经济增殖的过程如何日益内嵌于社会生活的结构之中。[16]

在经济思想中，外部性的概念有着漫长的历史。在20世纪早期，马歇尔(AlfredMarshall)使用“外部经济”这个术语指称那些发生在单个企业或工业之外的经济活动和发展，其中包括在工业区社会性地发展出来的知识和专业技能。[17]这个术语在接下来的20世纪经济学文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其意义却各有不同且含混不清。当然，这毫不奇怪，因为“外部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消极术语，意指所有外在于经济、外在于私有财产交换领域的活动。于是，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外部经济只是意味着还未被认识的经济行为。在20世纪50年代，米德(J.E.Meade)通过区分两种外部经济或“非经济”（diseconomy）来揭示这个术语的内涵：一个是“未支付的要素”(unpaidfactors)，其中包括蜜蜂对果树的授粉行为；还有就是“氛围”(atmosphere)，其中包括落在果园中的雨水。[18]甚至就苹果的生产来说，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些指向共同性的“外部”要素是如何得重要。当经济学家认识到他们无法再忽视那些外在于市场的所有因素，却不断反对考量这些因素时，问题就变得更加有趣了。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外部经济是“遗失的市场”(missingmarkets)，或者说是“市场失灵”的表象。这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任何事物都不应该外在于市场，任何生产性商品都不应该“无人拥有”(unowned)，因为这些外部性会逃脱市场所施加的有效机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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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年，共同性的概念越发清晰，主要应该感谢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律师和法律理论家。事实上，关于知识产权的讨论让人们不得不去关注共同性及其与公众的互动。本克勒(YochaiBenkler)①写道：“我们所掌管的最为重要的资源就是开放的共同性，没有这种共同性，人类就无法得到理解，而这种资源就是20世纪之前的知识和文化，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知识以及当代的科学和学术思想。”[20]我们所继承的共同知识和文化与公有制或私有制都不相协调，甚至还有所冲突。共同性与私有财产的冲突总是关注的焦点：专利和版权是让知识成为私有财产的两个机制，在最近几年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共同性与公有制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却被忽视了。在概念上将共同性如共同知识和文化—与公有的、制度性安排区分开来非常关键。因此，思考私有、公有和共同性的三角关系会非常有趣，但这容易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三者可以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其中，共同性介于公有和私有之间。事实上，共同性存在于既不同于私有制，也不同于公有制的另外一个层面，并且具有自身的自主性。

在信息经济和知识生产的领域，很明显，使用共同性的自由对生产来说是根本性的。正如互联网和软件使用者及学者所经常指出的，在网络环境中，利用共同性—如共同知识、共同符码和共同交流网络—对创造力和增长来说是根本性的。有学者论述道，因为知识的私有产权而产生的知识和符码的私有化会破坏共同性的自由，从而削弱生产和创造性。[21]从共同性的视角来看，经济自由的标准叙事完全被颠倒了，这非常重要。根据这个叙事，私有财产是自由(同时还有效率、纪律和创新）的核心场所，与公共的控制相反。现在，共同性成为自由和创新的核心场所自由交往、自由使用、自由表达和自由交往这与私人控制相反，私人控制即是因为私有产权及其法律结构和市场力量而产生的控制。在此语境下，自由只能是共同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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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色列裔美国法学家，主要研究网络中的共同性和财富问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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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政治生产的时代，之前被视为外部的共同性现在完全被“内嵌化”了。换句话说，无论是自然形式的共同性还是人工形式的共同性，都正在成为所有经济生产部门的核心要素。与其将共同性视为外部性的形式，如“遗失的市场”或“市场失灵”，还不如将私有财产视为“遗失的共同性”或“共同性的失灵”。

一旦我们采纳共同性的立场，政治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概念都要重新认识。例如，在我们的语境下，价值增殖和积累必然要采取社会而非个人的特征。共同性在广阔、开放的社会网络中存在，并因为后者而起作用。价值的创造和共同性的积累都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扩张。在此意义上，经济增长要在社会增长的意义上进行理解。但是，“社会增长”这个概念看似太过含糊和抽象，很难起到作用。对此，我们可以从社会感知(sensorium)的视角来赋予这个积累概念以更哲学化的精确性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绝不会让那些经济学家满意。共同性的积累与其说意味着我们拥有更多的观念、更多的感情、更多的图像等，不如说让我们的力量和感觉得到强化：比如思考、感觉、观察、交往、相爱等。以和经济学相近的术语来说，这种增长既意味着社会可供使用的共同性的不断增长，也意味着基于共同性的生产能力的强化。

让我们从社会角度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一个事实是，生命政治生产已经不再由稀缺性的逻辑所制约。它具有独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并不需要通过摧毁或者消耗原材料去创造财富。生命政治生产让生命(bios)进行运作，却并不消费生命。另外，其产品也不是排他性的。当我与你分享一个观念或图像的时候，我思想的能力并没有弱化；相反，我们关于观念和图像的交流增强了我的能力。情感的生产、交流的网络以及协作模式直接就具有社会性，并为整个社会所共享。

生命政治生产的特征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周期的概念。在宏观经济学的所有课程中，如何理解商业周期都是核心问题。在产业生产的霸权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地重复这样的循环：扩张，巅峰，下降，衰退，扩张，如此依次循环。经济学家通常都关注循环的“客体”原因，如通货膨胀、失业率、供求失衡，并试图通过财政和货币方案去调节繁荣和崩溃时期，从而在解决通胀问题的同时，维持增长率和就业率。当我们在之前的作品中分析产业里的商业周期时，我们发现，强调“主体”因素，尤其是工人有组织地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拒绝和反抗，会更具启发性。当然，工人起义通常会处于客观的经济指示器的“背后”，如通货膨胀、供求失衡，以及生产和分配的断裂。例如，这个视角将20世纪70年代的财政和经济危机放在60年代工人斗争的蔓延和强化的语境中理解。[22]事实上，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政府就通过工资、就业和福利政策等去应对“主体”方面的原因，从而管理经济周期的动荡。但是，无论是从主体还是客体来看，产业中的商业周期都依然存在，有时也会得到调节，但并不会因为财政、货币或社会政策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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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的周期却有所不同。经济依然会有增长和衰退，但是这些必须与共同性的性质放在一起进行理解。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存在有益的共同性，也存在有害的共同性，有些社会机构会强化共同性，有些则会腐化它。如果我们将生命政治经济的增长理解为社会构成的过程，该过程强化了我们普遍的社会力量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衰退理解为社会解体(decomposition)，正如某些毒药会毒害身体一样。共同性的有毒形式以及腐化共同性的机构会摧毁社会财富，并阻碍社会生产力。既然生命政治生产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生产网络脱离资本主义统治和腐化的社会机构从而获得自主性，那么阶级斗争通常采取出走的形式以脱离统治，获得自主性。专业经济学家的量化指标在生命政治领域几乎一无是处，尤其是因为共同性的生产不仅不断逾越控制关系，而且也逾越了计量的框架。因此，有用的经济学指标必然是与质相关的。共同性的哪些质构成了社会？共同性到底如何能为生产性的社会力量所用？生产网络脱离控制形式的程度如何？社会机构增强或弱化有益共同性的可利用性和生产性到了哪种程度？如果这些指标存在，它们就可以追踪到一个根本意义上毫无规律的生命政治周期，这个周期可以通过社会结合与解体而得到理解。但是差强人意的生命政治生产的经济科学还有待发明。

共同性的经济表

1758年，魁奈（FrancoisQuesnay)出版了《经济表》(Tableauéconomique）的第一版，这本书呈现了农业经济中投资和消费的平衡。他的图表以锯齿形追踪了整个社会的货币交换：手工业者购买谷物，农业人员购买手工产品，地主与国外商人进行交换，如此等等。货币的这种锯齿形运动体现了经济体系的和谐，因为每个社会阶级都依赖其他阶级进行购买和销售。魁奈的《经济表》旨在证明重农主义教条的两个核心论点：一国的财富不在于黄金或白银的储量，而在于其净产品；农业是经济中唯一的生产性部门，因为手工业和制造业所产出的价值低于投入的价值。于是，对魁奈来说，剩余价值主要由地主通过地租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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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经济表》十分着迷，魁奈分析农业社会的方式在很多方面影响了马克思，后者对资本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就意在像魁奈那样，希望对产业经济进行概括，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循环，去追踪价值的轨迹。但是，有两个要素使得马克思与魁奈的分析存在根本差别：首先，劳动，而非土地，是资本主义经济中财富的源泉；其次，资本主义体系并非稳定的平衡，而是处于不断的扩张中，永不停歇地寻求新的市场、新的原料、新的生产力等。在这个体系中，剩余价值主要以利润的形式为资本家攫取。

今天，我们需要创造出新的经济表去追踪价值在生命政治经济中的生产、流通以及占有。当然，这并不是说产业生产就不再是经济中的重要部门了，就好比马克思对产业资本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农业不再重要一样。我们的主张是，生命政治生产在当下的经济中正在取代工业在过去一百年的霸权性地位。在过去的时期内，正如农业需要工业化，并采取工业的机械化方式、工资关系、财产统治以及工作时间，今天的工业也必须转变成生命政治性的，并日益整合进交往性的网络、知识和文化圈，以及对图像和情感等的生产中去。换句话说，工业以及生产的所有其他部门都将不得不服从共同性的经济表。

但是，创造一部新的经济表会遇到两个直接的困难。首先，生命政治劳动的自主性会威胁到图表的和谐性，会让魁奈的锯齿变得残缺。资本依然依赖生命政治劳动，但是，生命政治劳动对资本的依赖性却越来越弱。与产业劳动相比—后者依赖资本主义统治以及管理的其他形式来提供原料，并且强化生产所需的协作关系，生命政治劳动可以直接利用共同性，并且有能力在自身内部自主生成协作。其次，尽管经济表中通常都充满量化的数字，但是生命政治生产的社会生命、共同性以及其他全部产品都无法进行量化。我们如何能够创造出由质所构成的经济表?我们如何能够平衡质的要素的投入和产出，并决定体系的平衡？例如，让我们考虑如下事实：在生命政治对价值的生产过程中，主体性的生产日益占据核心地位。主体性是一种使用价值，但是这种使用价值也可以自主地进行生产；主体性是一种交换价值，但是这种交换价值却无法量化。很明显，我们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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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种类的经济表。[23]

马克思为产业生产所创造的术语，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依然适用，但需要进行一些修正。例如，他将工作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出再生产工人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而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则生产出为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在生命政治语境中，我们要将必要劳动视为生产共同性的劳动，因为共同性就体现了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价值。在产业资本的语境下，工资关系是因为必要劳动而引起的阶级冲突的首要领域，工人进行斗争，意在延长社会必要劳动，而资本家则试图压缩它。在生命政治经济中，这种冲突还在继续，但是工资关系不再包含这种冲突。冲突日益成为争取共同性的斗争。基于共同性的社会生产听起来有些类似提出“社会资本”的理论家所持的立场，这些人如前所见，关注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机制，同时坚持认为，只是通过工资并不能解决问题。通常说来，“社会资本”的提倡者依赖社会民主的提议，呼吁通过政府行为保证社会再生产。相比之下，我们要将基于共同性的再生产放在私人或公共管理和控制之外进行理解。

如果我们从共同性中的社会再生产网络来理解必要劳动及其所生产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必须将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理解为社会协作的形式，以及由资本所占有的共同性的要素。资本所占有的并非单独的财富，而是社会力量的产物。于是，如果重写马克思的定义，剩余价值率就不仅是资本对工人劳动力剥削水平的反映，也是资本对生产的共同力量的剥削水平的反映，这些共同力量构成了社会劳动力。[24]结果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在生命政治时期变得更为剧烈了。我们必须记住，当资本积累共同性然后将其私有化的时候，其生产力也受到了削弱。这是一个极端动荡和爆炸性的情形，在这种形势下，处于市场内的社会生产力既具有对抗性，也具有自主性，对资本主义积累来说既是前提条件，也是威胁要素。也就是说，资本骑虎难下：继续留在上面，会被虎所伤；下来的话，也难逃虎口。[25]

资本总是为危机所规定。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当卢森堡认识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循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时，她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关系内部的危机，资本不断面对的是社会生产力日益具备的自主性、对抗性，以及难以管理的形式。为了维持资本主义控制，看来有两个选择：战争或者金融。战争已经尝试过了，并且和最近的单边主义军事冒险一起耗尽了威力。安全措施、监禁、社会监视、对公民权和人权的剥夺，以及伴随着战争而来的一切，这些在短期内可能会加强控制，但也会阻碍生产力，尤其是生命政治经济中的生产力，因为在这种经济中，自由、交流和社会交往是最为重要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见，全球的贵族联手终结了单边主义及其军事政权，部分原因在于单边主义不利于商业发展。金融的方法更为有效。在很多方面，金融化已经成为资本家在面对福特制社会关系危机以及产业资本所依赖的其他社会基础的危机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只有金融有能力去面对生命政治经济的迅速变化和日益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周期，剥夺财富并施行统治。只有金融才有能力在对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灵活性、流动性和非稳定性进行监视及强迫的同时，去削减社会福利！金融的秘密就在于它外在于生产过程。它并不试图去组织社会的劳动力，或者决定协作的方式。金融赋予生命政治生产以自主性，同时却有能力从外部去剥夺财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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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共同性的经济表无法模仿魁奈和马克思分别为农业和工业经济所绘制的表格形式。这些表格不仅追踪了交换的过程，而且追踪了不同经济主体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当生命政治劳动日益增长的自主性内嵌入共同性中时，这些关系的互惠性被打破了。当然，资本依然需要劳动力去生产其可以占有的财富，却遇到了来自生命政治劳动日益强烈的对抗和反抗。结果就是，我们只能找到斗争表，而非经济表。我们可以将表格分为三栏，第一栏由对生命政治劳动自由的保卫所构成。后工业劳动力的组合具有如下特征：被强制的流动性和灵活性，缺乏稳定的合同和有保障的就业，在职业生涯中要不断更换工作，在工作日中时常要做不同的工作，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要跋山涉水，去不同的城市和国家寻找工作。生命政治劳动力从根本说来并不拒绝流动性和灵活性（就好像梦想着回到福特制工厂的固定性中去那样)，但是拒绝对流动性和灵活性施加的外在控制。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力要求自主性，以决定自己的运动和转变；它要求自由，来建构生产性的相遇，形成协作网络，并让自己脱离有害的关系，如此等等。第一栏的斗争就是共同性对工作的斗争—拒绝工作的统治，即保卫创造性的自由力量。第二栏由对社会生命的维护所规定。在福特制体系下，由国家福利系统补充的工资，其目的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再生产，虽然这种目的不一定能够达到。当下不稳定的工人阶级（即不稳定阶级）与工资的关系已经变得截然不同。不稳定阶级依然需要工资来维持自已的再生产，但与资本的关系却处于不断脱离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依赖可以从社会财富的其他来源中所获得的收入和再生产资料。第二栏中的斗争因此可以理解为共同性对工资的斗争也就是说保障再生产社会生命的收入，但反对因为工资关系而不断产生的暴力的、不可靠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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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图表的第三栏由对民主的捍卫所规定。这些斗争依然处于萌芽状态，但它们却需要发明社会制度，以实现对社会生产力的民主管理目标，为生命政治生产的自主性提供稳定的基础。第三栏的斗争将是共同性反对资本的斗争。完成这个表格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

一分为二

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跟随毛泽东提出“一分为二”的口号，以之作为继续阶级斗争和肯定无产阶级立场的号召。他们宣称，他们的反对者采取资产阶级立场，相信“合二为一”。[27]毛泽东的这个口号抓住了我们在本章所分析的资本的危机。生命政治劳动变得日益具有自主性，并且变得与资本主义管理和控制日益具有对抗性，资本越来越难以将劳动整合进其统治结构中。

在产业生产的语境下，资本整合劳动的能力是自然而然的。就概念来说，最明显地表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的时候，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所有可以将自身价值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的生产性要素，如原材料和机器和可变资本，后者即劳动力，其价值是可变的，因为它注入产品中的价值要大于自己得到的价值也即工资。可变资本的概念将劳动力（也就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置于资本之内。这种将劳动整合进资本的行为并非意味着劳动总是平和的，是资本主义借以发展的工具。相反，激进工人运动的漫长历史揭示了如下事实：劳动既内在于资本，又对抗资本，阻碍、破坏甚至颠倒其发展。特龙蒂在20世纪60年代的分析有一个伟大贡献，那就是证明了工人斗争相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优先性。他写道：“我们需要转化问题，转变方向，并且从头开始这个头’就是工人阶级斗争。就社会化发展的资本层面来说，资本主义发展臣服于工人斗争，后于工人斗争，并且不得不让自己再生产的政治机制与工人斗争相对应。”[28]我们可以将特龙蒂所分析的工人阶级斗争视为一分为二的例子，因为在造反过程中，工人展现了自己脱离并对抗资本所有者的自主性，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当斗争结束，两者又合二为一了。或者说，特龙蒂的辩证法是一个双向运动：工人斗争强迫资本进行再结构化；资本主义再结构化又破坏了工人组织的旧有条件，并创造了新的条件；新的工人起义强迫资本进行再结构化；如此循环。这种两方面的辩证法只要没有转变为革命行动，就永远不会打破其内嵌于资本的关系。

从产业经济向生命政治经济的转变改变了这种情形，在某些方面实现并扩大了特龙蒂在工厂中所预见的结构。产业公司不再像之前那样(至少在主导国家中）能够集中生产力，将劳动力整合进资本之中。但是，如前所见，以公司为中心的资本霸权和整合能力的耗尽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结。以社会为中心的资本将要取代以公司为中心的资本，其中作为整体的社会是生产活动的主要场所，并且相应的也是劳动冲突和反抗资本首当其冲的地方。[29]在以社会为中心的语境下，在生命政治生产的社会空间内里以公司为中心的资本所采纳的整合机制不再有效。这里，真正出现了一分为二：日益具有自主性的劳动力，以及日益成为纯粹统治力量的资本。劳动力因此不再是整合进资本身体内的可变资本，而是一个独立且日益具有对抗性的力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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