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这种一分为二源于一种双向运动。一方面，生命政治劳动逐步在争取自主权。它不仅越来越有能力组织生产性的协作，并对社会生产进行自我管理，而且强加其上的资本主义控制机制也减弱了其生产力，并且引发了对抗。另一方面，资本越来越需要撇清劳动与自己的关系，即便当它不得不从劳动中攫取财富的时候。我们在第三章所分析的劳动的技术构成特征也昭示了这种双向运动。在生命政治生产中，工作日日趋解体。福特制产业承诺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八小时睡眠就全球来说，只在少数工人身上实现，无法再成为一个指导性的理想。无论是好岗位还是差岗位，工作与非工作的界限正在瓦解。更为重要的是，工厂生活的时间规划管理时间的方法、时间的准确性、时间规训，这些都超越工厂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也不再适用。在很多方面，工人要组织自己的时间，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德国社会学家用“工作边界的消失”(Entgre-nzungderArbeit)来描述如下现象：工作(就空间来说）蔓延进社会，(就时间来说）蔓延进生活。[31]第二个且紧密相关的例子是劳动在生命政治生产中不断增加的不安全性。有保障的、稳定的就业在很多方面是资本之内的产业劳动内在本性的体现。极端的例子就是忠诚的工人及其家庭，公司对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极为关心。但是，通过从绝大部分劳动力那里剥夺安全感，资本正在排斥劳动，将劳动排除在外，割断原有的稳定性、福利和支持的纽带。当然，工作日的瓦解以及劳动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性并不意味着工人摆脱了资本主义统治远远不是！工人依然不得不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商品化时间性在商品世界中安排自己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的工人依然需要将自己视为商品，有时程度更甚。就关键方面来说，所有工人依然臣服于资本的统治。

当我们说“一分为二”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宣布资本的死亡，而是指认如下现象：资本越来越难以将劳动力整合进自身之中，由此标志着资本的概念分裂为两种互相对抗的主体性。结果就是两种主体性的生产，或者说两种处于同一个社会世界，但又互相冲突、对立的主体性的生产。资本主义权力正在不断丧失其生产性功能，失去对生产性协作进行组织以及控制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机制的能力，它不安地与生产性主体性的诸众这些主体性正在不断取得构成/宪法能力，从而有希望自主地维持自身并创造一个新世界——共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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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可能将工人阶级重新整合进资本？这是我们之前所分析的社会民主理论制造的幻象。这也可能意味着：一方面，再造某些机制，资本可以通过这些机制介入、管理并组织生产力；另一方面，重新激活福利结构和社会机制，从而为资本确保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但是，我们认为，即便精英有这种政治意志，它也不大可能实现。木已成舟，无论好坏，都没有回头路了。换个说法，过去的三段式辩证法让互相对立的主体性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想法已经失效了。这种对统一和整合的宣扬只是虚假的承诺。

如前所述，在这种分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维持权力的首要策略就是金融控制。马克思在对货币二重性的分析中多处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在其无关政治的一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和交换的中介；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代表了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价值；而在其另外一面，货币作为价值的唯一代表，编织了控制劳动的权力。货币是由私人积累的，是社会生产财富的表征，后来又拥有了统治社会生产的权力。[32]金融世界利用其复杂的表征性工具拓展和强化了货币的这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对剥夺生命政治生产的价值并对生产施加控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指认出货币的这两个方面之后，马克思强调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两者相互冲突，并且昭示了如下的社会对抗：作为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劳动价值的表征，与由资本所统治的社会生产条件之间的对抗。传统对抗货币统治的反资本主义策略，就是通过建构一个基于交换乃至价值表征的交换体系，去摧毁货币的这两种表征功能既要消除资本主义统治，也要消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同时梦想着回归到使用价值的史前世界。还有一个策略是维护货币特征的一个方面，破坏另一个方面：将货币作为价值的表征予以保存，但是消灭其代表整个生产社会领域的权力，这种权力借助公平贸易和等价交换的理念，对统治起到了支撑作用。第三种策略则是既维护货币的两种表征功能，又让其摆脱资本的控制，这是否可能？货币（以及普遍说来的金融世界）代表生产的社会领域的权力，能否掌握在诸众手里，从而成为自由的工具，并且消灭苦难和贫穷？正如抽象劳动的概念对于将产业工人阶级—其中包括不同部门的各种各样的工人—理解为统一、积极的主体来说必不可少一样，货币和金融的抽象是否也提供了类似的工具，从而制造来自不同劳动形式灵活的、流动的和不稳定的的诸众？对此我们目前还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在我们看来，以这种方式去重新占有货币的努力会指向当下的革命行动的方向。这就会为一分为二提供一个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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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断层线的前震

资本主义的表现与对资本未来发展的预测是毫不相关的。大多数文明，在它们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承诺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因此，我并不打算根据资本的表现去论述资本主义的间奏曲会延续下去。事实上，我准备提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对资本的诊断

资本充满了问题，传统的疗法无法治愈。无论是私有的、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无论是在单边或多边主义的指导下)，还是公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方式（凯恩斯的或者社会主义的）都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效果。事实上，这些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地寻找一个新的治疗方案，虽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对疾病进行彻底的治疗可能会让病人彻底死去，安乐死反而可能是最为人道的结局，但是在接受这个事实之前，有良心的医生还是要不遗余力地进行正确的诊断，然后开出有效的药方。

有人可能会说，虽然存在危机，但资本没什么大问题。看看那些富起来的人！看看股票市场是怎样反弹的！看看这些产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是的，正如熊彼特在本节的题跋中所说的，这些资本主义表现的一般标准，以及其他标准如利润率等对资本主义的诊断来说可能并非最为相关的要素。[33]当然，资本并不会长生不死，它会历经出生和死亡，就像其他生产方式那样。我们的任务是发现相关的症候，考虑如何治疗这些症候，从而对资本进行准确诊断。

熊彼特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诊断出的一个症候是，拥有资本的企业家的能力正在衰落。20世纪早期，熊彼特在奥地利工作，受到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模型的影响，他认为企业家是资本的重要生命力所在。熊彼特解释说，很多人误以为企业家功能的本质就是承担风险，但承担风险的只是投机而已。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是那种引进新事物的人，是为创造乐趣所驱动的创新者—这种人有尼采式个人英雄意味，让资本处于永远的运动之中。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当熊彼特身处美国，并分析其日益官僚化的企业文化时，他预见到资本的企业家功能开始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经济进步的机械化单调形式，这种进步由管理理性和充斥董事会议事厅的千人一面的灰色西装所控制。熊彼特认为，一旦失去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资本也就难以为继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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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在计算机时代，资本的企业家功能已经被微软的比尔·盖茨和苹果的乔布斯等角色重塑和重新激活了。在媒体眼中，他们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是他们并非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只是推销员和投机家：他们代表企业，去推销Windows或者iPod的最新版本，他们的一部分财富就依赖这种推销的成功，但是他们并非创新的核心。像微软和苹果这样的企业，它们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它们吞食了以互联网和计算机为中心的生产者网络生产出的创新能量，这些网络远远超越了企业及其雇员的边界。事实上，生命政治的生产是自下而上、由诸众式企业家精神所驱动的。于是，熊彼特以下的断言就是正确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作为经济创新源泉的功能已经失效了。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多头的诸众会取而代之，成为生命政治的企业家。

这就将我们引向资本主义疾病的第二个症候：它无法介入并发展生产力。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长达几个世纪的转变时，他们关注的是生产力的扩张：当封建主义关系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资本主义的财产和交换关系就开始出现，刺激并带动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35]每一种生产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首先必须强有力地扩张生产力，但最终对生产力又会起到阻碍作用，从而为下一种生产方式奠定基础。问题不是人们的生活是否比之前更糟糕了，而是他们的能力和潜能能否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在今天日益成为阻挠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有人可能反对说，资本主义发展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例如，数码电子设备的速度和性能每两年都会翻番。但是，这种对资本表现的计量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反映，后者需要以人类的、社会的和主体的力量来计量。事实上，对这些新事物来说，并没有科学的计量方式。我们要判断人们的能力和创造力是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或者说，有多少生命被浪费了。这才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健康水平在最为基础的水平上得到计量的方式。事实上，当下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到越来越多的现象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了绝大多数人口的能力发挥。在主导地区，我们经常听到“没有工作的增长”，而在边缘地区，从资本的视角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口正在成为“可以废弃的对象”。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很明显，绝大多数受雇于资本的人口很少有机会去发展自己全部的生产能力，而是束缚在日常的任务中，远远实现不了他们的潜能。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这与全面就业或者让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愿景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增强我们思考和创造的能力，创造图像和社会关系的能力，以及交流和协作等的能力紧密相关。这里没有必要进行道德控诉，就好像资本应该为人口负责一样。我们不是以道德家而是以医生的身份去评估病人的健康状况。在无法利用现有生产力，并且无法促进其增长—也就是说，浪费人口的才智—的经济体系中，这是一种重要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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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疾病的这些症候导致了资本积累中不断出现的危机。始于2008年的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让人们又重新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如前所述，人们一般从客体方面来看待资本主义危机，认为是从生产到流通再到实现的循环过程出现了障碍。当（无论是作为货币形式的还是作为商品形式的）价值在生产周期中无所作为时因为劳动力短缺、导致生产停滞的罢工、阻断流通的交通问题，或者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从而无法实现其价值和利润危机就爆发了。今天，我们要从主体方面认识危机。生命政治商品，如观念、情感、符码、知识、信息和图像等依然需要通过流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是这种流通已然内嵌于生产过程。生命政治生产周期的确完全内嵌于共同性生产中，而共同性同时也就是主体性和社会生命的生产。这个过程—取决于我们的视角—既可以理解为因为共同性而产生的主体性生产，也可以理解为因为主体性而产生的共同性的生产。于是，我们应该将生命政治生产周期的危机理解为主体性生产的中断，或者共同性生产力的障碍。

有一天，资本先生病了，就去看医生，他说每天晚上都被反复出现的噩梦所惊扰。（我们知道，将资本比作人，就好像它是一个主体，拥有人的特征和欲望，正如将股票市场赋予情感性生命一样—震荡、萧条或者繁荣——都是具有误导性的。）资本先生解释说，在梦中，他站在长满果实的果树面前，沐浴在阳光下，但是他的手臂却因为关节炎无法举起去摘哪怕是最近的果实。他忍饥挨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美味果实。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终于摘到其中一个果子，但是当他低头端详的时候，大为惊惧：手中是一个干枯的头颅！求求你，医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医生回答说，你的问题不仅出在被困扰的意识，还有被困扰的身体。在生命政治生产时期，传统的主客体对立已经被打破。不再存在主体生产客体，然后客体再生产主体的情况。这里存在某种短路，通过共同性，主体生产主体的同时，也在再生产主体。那么，资本先生，你手中所要拿走的就是主体性本身。但是吊诡同时也悲剧的是，一旦你想染指主体性的生产，你就会破坏共同性并腐化这个过程，从而让生产力萎缩。当然，资本先生被这个诊断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但还是让医生开出药方。医生考虑到，无论过去私有和公有的控制，还是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都只会让事情更糟。最终，在深思熟虑之后，医生神秘地说，资本先生，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别碰那些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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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对资本未来的悲观预测并不意味着资本一夜之间就会崩溃。我们对作为崩溃理论的资本主义末世论的过时版本没什么兴趣，这些不过是吓唬资产阶级并且点燃无产阶级革命狂热的工具。[36]事实上，今天即便在最为严重的危机面前，只要有人敢谈及资本的最终消亡，立马就会被人视为灾难理论家。(值得注意的是，像之前的凯恩斯和熊彼特那样，论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与何时终结的人太过罕见。)[37]我们不是宣扬末世论，而是基于两个预设去阅读资本的疾病的症候：资本不会永远统治下去；并且在继续自己统治的时候，资本会创造出取代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的前提。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好像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没人能够说清这个过渡会在何时实现，但是我们已经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自主性、共同性的中心地位以及它们日益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统治的趋势中，看到了新社会在旧社会的躯壳内生成。

从共和国出走

在历史中出现的主要共和国形式一其核心任务是保护和服务私有财产一直都是资本强有力的支持，促进其发展，调节其失误，确保其利益。但是，财产共和国不再是资本的好助手，而是已经成为生产的障碍。早先，我们主要从政治的视角考察了共和国和诸众的差异，以及诸众从共和国的出走。现在，我们需要从经济生产的视角来面对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要记住，在生命政治时代，经济和政治过程更加紧密地交叉在一起，以至于有时难以分辨。共和国的哪些方面阻碍了生产力以及共同性生产的发展呢？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措施能够消除这些障碍，从而促进发展并治愈资本的疾病？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生产力新的扩张以及共同性的无障碍发展，也就是说，为了拯救资本，诸众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将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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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对共同性的生产必不可少。生产主体性的诸众，在当下必须脱离（私有）资本主义的或者(公有）国家的权力，保持自主性，从而生产和发展共同性。先前，生产可能——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只得—由资本家所组织。资本家提供协作方式，将无产阶级组织进工厂，让他们围着机器劳动，分配具体任务，施加劳动纪律。国家有时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生产进行组织，为生产过程提供所必需的协作和交往方式。共和国与资本的关系具有如下特点：私有与公有之间能够做到相互平衡和转换，从而维持各自对诸众的权力。共和国有时会更加注重私有制，有时则更加注重公有制，但是这两者都是进行组织的权力，同时也是相互排斥的两极。但是，在生命政治生产时期，对生产性主体性的诸众进行组织所需要的协作和交往却是内在生成的，不再需要资本家或者国家从外部对生产进行组织。相反，任何外部组织的努力，只会打断和腐化业已在诸众内部运作良好的自我组织过程。诸众有效地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当他们被赋予自主行动的自由，并且使用自己的协作和交往机制时，才能发展出新的生产力。这种自由就要求从财产共和国中出走，后者无论是以私有制还是以公有制形式表现出来，都是管制的装置。

很明显，这里所需的自由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因为共同性只能由奇异性的诸众通过交往和协作社会性地生产出来。这种自由也不是集体主义的，就好像这些生产主体在一个同质的整体中统合在一起一样。其意义与我们前面所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处：大都市是自由的空间，是对奇异性的主体性之相遇进行组织的空间。对自由的需求说明，契约的旧模式既包括公民与国家的契约，也包括工人与资本的契约如何越来越成为生产的障碍。无论是用服从去换取安全，还是用劳动力去换取工资，契约的结果总是权威的确立与合法化，这总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甚至破坏通过主体性进行的共同性生产。进入契约关系的双方所存在的个人主义也阻碍了共同性的生产——无论我们将这些个体视为先在的存在还是政治一历史过程的结果。在契约中，个体被安置到与权威人物的垂直关系中，而非与自己类似的人处于水平关系中。个体永远不可能生产共同性，就好像个体不借助共同的观念和与他人的思想交流就无法生成新的观念一样。只有诸众才能生产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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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对经济生产的利益来说政治自由必不可少一样，政治平等也是如此。等级制会撕裂共同性，并且将人们从共同性中驱逐出去。比喻已经成为理解生命政治生产的社会周期的常见方法。例如，当我们将知识或情感的生产比喻为谈话的时候，所谓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知识、天赋和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在说同样的内容的假设便是荒唐的。谈话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正是因为差异性。值得一提的是，平等并不意味着同一性、同质性或者统一性，恰恰相反。当差异性意味着等级制，即只有“专家”言说而普通人只能聆听的时候，生产也会受到制约。在生命政治领域，人们参与的自由度越大，并且在生产性网络中发挥不同的天赋和能力，共同性的生产就越高效。进而言之，参与就是某种形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扩大了生产力，因为那些参与进来的人都因此而变得更有能力。

但是，这个比方所描绘的生产关系图画太过和谐与平和，忽视了构成它们的相遇所存在的不同品质。很多人甚至在对话过程中也是沉默不语的。简单地将众多声音放在一起，却没有合适的协作方式，很快就会产生不和谐的声音，让所有人都听不清楚。正如我们在“论身体2”关于大都市的部分所看到的，在现有社会状态中，很多自发的相遇都是有害的，会导致共同性的腐化或者产出消极的、有毒的形式。如果说为促进生产和推进生产力扩张所要求的平等，其特征就是开放性和扩张性的参与网络，而且这个网络要尽可能远离等级制的活，那么，我们实现目标所需要的首要行动就要求打断谈话，让我们从这种有害的关系和共同性的腐化形式中脱身。这些决裂行为在很多时候是走向平等的第一步。

自由和平等也意味着民主的确立，这种民主与构成霸权基础的政治代表制是相互对立的。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种代表形式是紧密相关的。首先是要求将诸众建构为人民的代表制。当然，正如拉克劳(ErnestoLaclau)所精彩解释的，人民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或自发的结构，而是由某种代表机制所形成的，这种机制通过一个领导、一个政府组织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核心理念，将现有主体性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转变为统一体。拉克劳明确指出：“如果不通过民主要求的多元性建构出大众的同一性，那么霸权就不存在。”[38]代表制的第二种形式在宪政的层面上最为明显，它在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的分离性综合(disjunctivesynthesis)中运作。例如，美国宪法让被代表者与政府既联合又分离。同理，让代表与被代表者分离开来的做法也是霸权的基础。[39]在这两种形式中，代表和霸权的逻辑要求人民的存在依赖于领导，反之亦然，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了一个贵族制而非民主制政府，虽然这些贵族由人民选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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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命政治生产的需求与政治代表制和霸权存在直接的冲突。只要代表的行为在同一性的构建过程中削弱或者同质化奇异性，那么它就会因为制约我们之前所说的必要的自由和多元性而破坏共同性的生产。人民也许能够保住现有的共同性，若要生产出新的共同性，却需要诸众以及他们在奇异性中相遇、协作和交往。代表与被代表者的分离所创造的霸权也是共同性生产的障碍。不仅所有这些等级制会破坏生命政治生产，而且霸权或者从诸众外部对生产过程强加的控制，都会腐化和制约生产过程。

民主而非由代议制和霸权所代表的贵族制其任务在于促进共同性的生产和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说，避开资本的生命政治危机并治愈其顽疾。这种生产者的民主，除了自由和平等，还需要一个更为根本的要素决断的权力。决断的权力可以组织生产，创造协作和交往的形式，并且促进创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神话还会存在，虽然个体资本家或者整个资本家阶级还会介入和组织生产性协作并试图进行创新，但这只会腐化共同性并阻碍其生产。必须出现（且已经出现）的是共同性的企业家精神，诸众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在生产性主体性的民主制内运作，而这些主体性都被赋予了决断的权力。

最后，诸众从财产共和国的出走、从对生产进行操控的等级制的出走，以及从一切社会等级制的出走，或许是共同决断最为关键的典型。究竟应该如何作出决断？会有投票吗？虽然我们还无法描述这种民主的结构和功能，但是现在我们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到，构建这种民主对医治资本的疾病并促进生命政治生产的扩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抗震加固：资本的改良主义计划

从我们的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资本正处于毁灭之路。它不仅会毁灭外在世界—全球环境和贫穷人口首当其冲—也会毁灭自己。那么，我们还能将资本从其死亡冲动中解救出来么？最后一个成功提出治愈资本主义疾病方案的是伟大的经济思想家凯恩斯。因为他的作品的启发，全球出现了国家对生产进行调控的政权，为生产者所提供的福利结构，对有效需求的激发，以及其他各种治愈机制。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在生命政治时期，这些旧的药物不再有效，有时还会加剧病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不再可能。在我们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并不难提出一系列良性改革措施，但真要提出这些措施又会出现明显的悖论。首先，全球贵族不大可能有能力推行这些重要的改革，或者彻底绕开毁灭之路。其次，如果这些改革措施真的付诸实践，它们在治愈资本疾病的时候也会立即指向资本之外，指向新的生产方式。这种境况让我们想起一个古老的犹太笑话。问：一只乌鸦身体上有什么差别？答：它的两个翅膀长度一样，除了左边的。让我们以悖论的精神继续：将这个逻辑一直往下推，想着它最后会说明什么，同时心里又一直明白，这个逻辑会成为彻底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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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所见，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不能只通过客观的表现来进行理解如信用紧缩、通胀、不景气、猛涨的能源价格、猛降的房价、货币危机、生态危机等更需要通过主体的方面来理解。生产性主体性遭遇了无数的障碍：诸众无法利用共同性；共同性被腐化；缺乏条件去共同创造，并组织生产性的相遇等。因此，最为迫切的改革是为共同性的企业家精神和协作性社会网络创新提供条件。我们不指望全球贵族会在短期内来向我们咨询，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些可能救治资本的改革措施。

改革的第一个措施是提供生命政治生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最为明显的需要有足够的有形的基础设施，这对全球的绝大多数人口来说都是匮乏的。在全球边缘地区的主要大都市中，大多数人口不得不挣扎在有毒的环境中，在死亡的边缘忍受生命的痛苦：没有洁净的饮用水，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民用电、买得起的食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与其称之为生命政治，阿希列·姆班贝(AchilleMbembe)①将这种现状称为“坏死政治”(necropolitics)，这种政治掌管着社会死亡和自然死亡。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环境问题，因为如果环境遭到破坏，那么获取足够的食物、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就会变得困难重重。资本不能随意抹去某些人口；在生命政治经济中，它需要每个人都具有生产性。[40]

但是，赤裸生命对生命政治生产来说还远远不够。为了支撑生产性的主体性，还需要社会和思想的无形基础设施。在生命政治生产的时代，主要的生产工具不再是纺织机、轧棉机或压力机，而是用于构建关系的语言工具、情感工具、思考工具等。当然，人类依然拥有大脑，拥有语言能力和构建关系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需要得到发展。这就是为何对生命政治经济来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比之前更为重要的原因所在。每个人都需要用语言、符码、想法和情感去进行工作，乃至更为重要的，去和他人共事，这些能力都不是天生的。也许，我们人类可以启动某种全球教育，为所有人提供义务教育，从识字开始，然后进入自然、社会与人文科学的高等教育中。[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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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喀麦隆政治理论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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