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除了社会和知识的基础设施，还应该构建开放的信息与文化基础设施，从而充分发展诸众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进行更充分的思考并与他人进行协作。这种基础设施必然包括开放的物理基础(例如能够使用有线或者无线的交往网络）、开放的逻辑基础（如开放的符码和协议），以及开放的内容基础(如文化、思想以及科学作品）。这种共同的基础设施可以对抗私有化的机制，如专利、版权以及其他非物质财产形式，这些形式让人们无法介入已有的观念、图像和符码中去，并使用它们生产新的产品。共同性的这种开放性也能够确保所有的必需品，如药物和其他科研成果，都能够以民众可承受的价格买到。[42]

另外一个必要的基础设施改革是提供足够的基金去满足高级研究的技术要求。例如，支持专利的一个原因是企业需要利润去进行研究和发展，虽然这会限制对共同性的使用从而削弱生产能力。的确，很多研究，例如医学、药物学、计算机科学和材料科学等，都需要巨大的投资。如果把专利和版权所产生的巨额利润拿走，就必须有其他资金来源支撑研究，无论是来自私有或者公有机构。

除了物理的、社会的和非物质基础设施的改革，另外一系列的改革也必须提供生命政治生产所需要的自由。第一种自由就是流动的自由，也就是在国界之内和国家之间移民或者滞留的自由。从我们在前面很多地方的分析可以看到，生命政治生产力依赖如下能力：组织有益相遇，从有害的关系和共同性的有毒形式中抽身。流动的自由因此可能构建自由的空间，让诸众流向可以发挥创造力的地方，组织最为愉悦的相遇，并且确立最具生产性的关系。确立开放公民权的某种形式是我们能看到的支持这种自由并且扩大生命政治生产的唯一方法。

第二种关于自由的改革牵涉时间，我们生活中非自由时间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工作时间。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对生命政治劳动自主性的所有侵犯，包括老板的统治，都是对生产力的障碍。(事实上，在生命政治时代，评估你被迫浪费的时间在呼叫中心，在办公桌前，在田野里或者在工厂中—也是计量剥削的很好方式。）确立时间自由的改革就是在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内，无论工作种类，确立有保障的工资。将收入与工作相分离，就会让每个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时间。很多作者，包括我们自己，都基于经济正义（财富通过广泛的社会网络而得到生产，因此，补偿的工资也应该同样是社会性的）和社会福利呼吁过有保障的收入（既然在现有经济下充分就业不大可能，那就必须给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提供收入)。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全部人口都拥有基本生活保障也符合资本的利益。让诸众具有自主性并自由掌控时间，对促进生命政治经济的生产力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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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劳动所要求的自由，还包括构建社会关系以及创造自主社会机构的能力。发展这种能力的一种可能改革，就是在政府的所有层面确立参与式民主机制，从而允许大众学习社会协作和自治。正如杰斐逊所说，参与政府事务就是自治的教育，发展人民的能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只有通过参与，才能真正学会民主。[44]

如前所述，以上只是为拯救资本主义生产所提出的几项改革措施，我们绝无理由相信，当面对巨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时，统治经济关系的全球贵族有意愿或者有能力将之付诸实施。只有斗争才能使改革出现，只有当资本别无选择时才会接受改革。要求为社会生活提供有形的和无形的基础设施的无穷斗争已然开始出现，争取诸众自由和自主权的斗争也已开始。这些都需要得到发展和深化，以实现改革的目标。

读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开始怀疑我们的革命动机。为什么我们要提出改良措施去拯救资本？这不会延迟革命吗？这里，我们处理的是另外一种过渡问题。很显然，我们不同意崩溃理论的观念，以为“天下大乱则大治”，认为资本主义统治的终结来源于灾难性的危机，然后就会出现新的经济秩序，一切重新开始。这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这种过渡将财产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并增强国家对社会生产的调控、管制和管理。我们所说的过渡要求诸众同时摆脱私有制和公有制，并获得自主性；在协作、交往和组织社会相遇过程中接受教育和训练，从而实现社会主体的转变；最终实现共同性的不断积累。这就是资本创造出自己掘墓人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并维持自身的生存，它就必须强化生产性主体的能力和自主性。当那种能力的积累跨过门槛时，诸众就会带着自主地统治共同财富的能力出场。

论人2：跨过门槛！

如果一个人可以写出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而这本书真正是关于“伦理学”的，那么，这本书就会爆炸性地毁灭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书。

——维特根斯坦：《伦理学讲座》

(Ludwig Wittgenstein,“Lecture on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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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工业时期，一个公司的价值是什么？一般说来，一个企业的价值由其最初的投入和追加的劳动成本、原料价格、设备维护、商品运输等成本所构成。它计算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但一切都可以归入复式记账法的栏目中去。狄更斯名著《艰难时世》(HardTimes)中毫无灵魂的工厂主葛雷梗(ThomasGradgrind)可以用这种方式秘密地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计算出来：“总是带着一把尺子，乘法表格也装在他的口袋里，他随时都准备去称量人性的任何部分，然后告诉你价值几何。”[45]所有的价值都可以得到精确计算，正如政治经济学经典告诉我们的，所有的价值都来自劳动。因此，价值取决于规训劳动和计量其努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成千上万的工人的物质努力，以及在制造过程中有组织控制的严厉程度。

今天，一个公司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非物质财富，如“商誉”（good-will)和其他不可见要素，这些要素可以在转瞬之间就被创造出来或者毁灭掉。经济学家认为，商誉就是因为如下因素而产生的价值：公司名誉，在市场中的地位，雇员的关系，管理才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以及其他非物质资产的价值。对会计来说，将商誉量化并且计量其他非物质资产的价值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事实上，一个包含无形资产的公司，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由证券交易所、银行、买家和卖家、同一部门的不同企业家、评级机构以及企业家、非物质财富的企业家和中介人的协定等共同决定。公司的价值及其无形资产，似乎就是其市场功能的货币化实现。[46]因此，是商誉决定价值还是劳动决定价值？如果金融市场不是已经确立了这个选择关系，并且当代资本主义已经适应这种选择，那么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可笑的。这甚至让我们要质疑，当今的生产是否还有一点劳动力的影子?财富是否真的来源于主人的脑子?当然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嘲笑商誉的观念，并对无形价值进行祛魅，而是要严肃对待呢?

为了考察无形价值的问题，我们需要迂回一下，先简要考察劳动价值论的传统观念。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我们自认也属于这一传统价值理论有两种形式。首先，这是关于抽象劳动的理论，只要劳动是所有生产行为的共同本质，抽象劳动就存在于一切商品之中。马克思主义者分析这种质的概念如何转变为价值规律的量的概念，后者主要针对如何计量劳动价值的问题。价值大小表现了一个具体的商品和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关联，这个关联可以用“简单劳动”的单位来表示。在斯威齐(PaulSweezy）看来，这个价值量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在商品生产者社会中究竟有什么规律制约着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领域间的配置。斯威齐解释说：“用现代术语来说，价值规律问题从根本来说就是普遍均衡理论，这个理论最初因为简单商品生产而产生，后来则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47]在劳动所表现的每一种特殊形式的背后，是能够根据社会需要从一种用途转向另一种用途的全球社会劳动力，其重要性和发展程度则最终依赖于社会生产财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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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也呈现出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将劳动的价值视为对抗性的形象，视为体系中一个开放且永远断裂的主体而非平衡要素。在马克思的所有作品中，一般认为劳动力生产的一个要素相对独立地维持价值规律第一个版本所追求的均衡运作。这就意味着，与其被观念化为计量方式，我们可以在与“必要劳动”的关系中找到“统一”，这种劳动不是一个固定量，而是体系中的动态要素。用历史的视角来看，必要劳动由斗争所决定，并且奠基于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需求：它是反对工作的斗争以及改造生产行为的产物。因此，也就出现了第二个观念，它将价值规律视为构成性不均衡(co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的发动机，而非资本主义体系均衡的发动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价值规律其实是剩余价值规律的一部分，因为它协助制造了均衡的构成性危机。当我们将价值规律应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它就会制造危机—不只是流通和不平衡的危机（这些现象不过是体系平衡模式的产物)，也是因为斗争和周期主体性的不均衡而导致的危机，这种危机因为无力控制需求的增长（也即生产性主体的要求和欲望）而产生—在这个框架中，价值规律或者剩余价值规律同时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发展周期中不断地去结构化和再结构化的规律；作为转变力量的诸众不断组合与解体的规律。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规定的劳动价值论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被消灭。在后工业时期，资本生产出新的组织形式。[48]

但是，这个超越价值规律的过程又将原本存在的矛盾带回来，并且深化了这些矛盾。首先是“简单劳动”对“熟练和复杂劳动”。后者不能视为前者的集合，因为前者一般被视为计量单位。这里就出现了那个无意义论题的根源：熟练劳动最大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其最高生产力水平）可以从其产品的价值推导出来，而非通过在生产中所使用劳动的内在“差异”才得到解释。第二个矛盾是“生产性”劳动对“非生产性”劳动。经典的定义告诉我们，与非生产性劳动不同，生产性劳动直接生产资本。但是，这个定义完全化约了生产力以及生产性力量的概念。如果使用生产性劳动这个概念的话，必须将其内嵌在社会协作中，而非让其处于其所集结的简单劳动单元的量的关系中，劳动越多地为资本所吸收就越是如此。协作和共同性让劳动具有生产力，随着生产性力量的发展并日益成为共同资产，协作也得到了强化。最后，第三个矛盾就是包括智识、科学、交往和情感性活动在内的生命政治劳动力，它既不能化约为简单劳动的总和，也不能化约为协作(无论协作是多么复杂)。生命政治劳动的特征是创造力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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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这些矛盾已然变得非常真实和关键，也就是说，它们已经不再是系统中可能存在的矛盾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矛盾已经成为具体的难题。在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发展时期，或许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分是有效的，但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这种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难题(aporia)。同样，工场手工业时期所存在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分，在机器大工业时期也成为难题。现在，在后工业时期，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性价值已经通过包纳（而非排斥）生产的所有其他要素而成为霸权性价值。很明显，因为这种演化，现在已不可能将(经典形式的)价值规律视为计量全球经济体系的法则，或者均衡的准则。当代努力发明新术语如市场价值、商誉、无形资产等去进行计量的尝试表明，价值规律已经无法再去计量生产力，但是这些术语却表明生产能力性质的真正改变，虽然后者依然是基于劳动。[49]尽管计量对资本来说必不可缺，但是所有用来计量劳动和价值的装置—如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劳动时间以及对工作日的组织，劳动组成的霸权乃至工业对生产的霸权，工作工资和社会收入现在都处于危机之中，无法应用于生命政治社会。

于是，我们需要新的价值理论。但这还是价值理论吗？在本书每一章结尾的讨论中，我们都追踪了劳动价值逾越经济和权力时所表现的图式。在第一章，我们坚持生命政治事件如何逾越了发展的连续性、时间性的重复以及历史的线性展开。在第二章，我们强调了生命政治理性和知识的生产逾越了在现代性中所构建的知识和权力的工具性规范。在第三章，我们讨论了爱作为构成性的社会驱动力如何逾越所有的宪定权力。在与这些讨论相关的间奏曲部分，我们坚持认为，爱因为其溢出性的力量也需要训练，从而防止自身的变质，也需要力量去对抗恶。最后，在第四章，关于大都市中进行共同性生产的诸众的逾越行为，我们开始赋予其具体的图式。现在我们要呈现历史和本体论溢出的世界在主体性方面的相关性。

为了弄清逾越对生命政治的意义，我们需要确立这种非计量（non-measure)与计量价值的传统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在生命政治语境下，价值溢出政治和经济控制。其计量方式无法从再生产整体劳动力所必需的时间量推导出来，也无法从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中推导出来。生命政治价值基于协作中的共同性，以价值增殖形式所表现出的需求来自诸主体，这些需求也不断改造这些主体：共同性的领域由主体性的生产所激活。斯宾诺莎写道：“如果两个人同心合力，他们就会有更大的力量，因此，他们对自然的掌控力就会比一个人的时候要大得多：越多的人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力量也就越大。”[50]在当下的情境中，价值必然指代的是作为整体的生命活动，因此生产性劳动的不可计量性和溢出就是一个穿越社会整个生命政治结构的过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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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门槛让我们得到生命政治逾越过程的第一个定义，这个过程溢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传统所构建的控制劳动力和价值生产的藩篱。用认识论术语来说，逾越是断裂和创新的语言行动，它不满于重新组合语言的延续性，而是一方面揭示意义积累起来但还没有得到表现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揭示符号的创新性表达。[52]用物理学术语或者所谓的身体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来说，逾越是生活模式的不断变形，以及在共同性之中对社会生命新形式不断强化的创新。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中，身体的自然性创新总是以偏斜表现出来，这是影响原子落下的要素，让原子摆脱原本的单一轨道，从而决定事件。逾越应该理解为装置，一种欲望机制，不光认识到其自身的结构，同时也对这个结构进行试验，并介入试验过程中。最后，用伦理学的术语来说，当我们将其视为在爱中进行训练的经历时，这种逾越便失去了其明晰性—正如维特根斯坦在本章题跋中所说的—不再是生命政治过程的产物，而是其表演性机器。[53]

在哲学史中有一个延续的传统，虽然不断遭到压制，却将价值视为生命的表达，并将其阐释为创造的力量。自古希腊开始，意志逾越工具性知识的原则就遭遇到了强大的对手，即知识等级制，这是由教条哲学强加在生命之上的等级制。但是，哲学史中这个关于反抗和逃逸线的另类潮流也一直存在。例如，我们可以从圣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肯定中看出，这个自由意志将人带到改造存在自身的门槛边上。与那种将真理与工具理性相等同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不同，圣奥古斯丁认为自由意志存在于万事万物中：是意志让思想去行动，思想不外乎是意志的力量。[54]正如恩斯特·布洛赫提醒我们的，我们也可以在伊本·西那（IbnSinā)（阿维森纳）和伊本·路西德（IbnRushd)（阿威罗伊）等“亚里士多德左派”那里看到，他们都坚持物质的创造性，并且发现了解释和发展生命力量的人类能力。[55]从邓斯·司各脱（DunsScotus）到库萨的尼古拉斯，从斯宾诺莎到尼采和德勒兹，我们可以追踪出这些逾越和伦理述行（performativity)装置的发展。这个另类谱系，在将爱理解为强力意志的时候即对共同的主体性的本体论生产时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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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基于逾越并跨过门槛的新价值理论。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并不需要将价值视为不同于历史事件认知的某物的某种理论。从马克思到尼采的最为强大的理论体系中，已然将价值视为由历史所决定的创新，也就是构成性行为。狄尔泰进行了巧妙总结：在这个社会一历史现实中，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因为使用了意志；在意志中，目标成为主体，虽然它一般以动机的形式出现。[56]德塞都（Michel deCerteau)也展示了装置如何在福柯的历史研究中激发了生命事件的爆发，而这些事件奠定了未来，“就像笑声一样”[57]。但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处于爆炸的阶段，这是一个独一的、伦理的、全新的以及不可化约的规定性。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价值理论可以而且应该视为一个装置，摆脱决定论，以创造性的术语重新定义生命的时间性和空间。逾越是一个创造性行为。新的价值理论应该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创新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在今天已经成为诸众欲望的表达。当反抗成为创造性且无边无际的溢出时，当人类行动逾越并且决定权力的平衡中的断裂时，价值就被创造出来了。于是，当生命政治过程的构成性要素和生命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失去平衡时，价值就被创造出来了。当加诸发展的控制资本的国家和集体机构就是用发展来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再也无法抵挡诸众、劳动力和社会奇异性的整体组合的反抗时，只有在那时，才会有价值。

这个假设引出了一系列的政治立场。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对抗剥削。决定资本主义统治非均衡的要素有不顺从、破坏、工业暴动、对基本收入的要求、对诸众的智识劳动的解放和组织等。资本主义权力可以通过静止或者动态的方式来追踪和管制这种非均衡。对压制和/或管制的不同技术的选择取决于反抗的强度。当诸众的逾越性力量获胜时，系统就进入危机状态，镇压可能以资本主义组织最为发达、最为成熟的水平进行，或者就开始于权力结构中的改良过程。[58]

质疑的第二种口吻—这种质疑从反抗性主体的视角提出逾越行为的概念让奇异性对抗同一性。我们早前提到，并且在第六章也会回到这个问题，即同一性如何代表了资本主义神秘化和压迫的根本工具。在此语境下，同一性的作用是在弱化或者破坏奇异性通过同一性辩证法在构建诸众和共同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进步。但是，奇异性永远也不能化约为同一性，正如诸众无法成为统一体一样。

第三，这个假设让共同性对抗财产共和国。当劳动和生命进行逾越时，它们总是指向共同性的建构，后者是当下生产力的唯一标志。但是，财产共和国会压制、剥削并私有化共同性，从而根据私人所有制和自由主义的政治代议制原则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这个计划会令奇异性窒息并且抵消共同性的力量。服务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资产阶级同一性政治和共和主义的超越性实际上是坏死政治(necropolitics)或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生命权力会时时刻刻对抗生命政治生产的逾越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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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用经济术语来定义价值？除非我们将经济学纳入生命经济学，同时参考生命政治和生命一社会，以及生命一反抗、生命一革命，甚至生命一幸福，否则这个问题就毫无意义。资本主义摧毁了经济学，将其变成数学，而现在需要我们将其重新带回生命领域和家政学(oikonomia)的古典意义中去。经济价值决定于协作性行为（知识的、手工的、情感的或者交往的）在反抗并超越利用市场的金融规则对社会实行的资本主义调节时完成的溢出和逾越过程。如果价值的计量还有任何意义的话，它必须通过对共同性生产的民主操作而得到决定。作为共产主义者，重申这个古老格言也许不无用处：自由不仅是政治价值，而且首先是经济价值，或者进一步说，是生命政治价值。从这些政治考量出发，我们可以开始解释社会行动和共同劳动的逾越性运动。正如我们在第六章将要看到的，由生产的生命政治所昭示的当下的本体论需要用一个彻底民主的机构来补充。

我们提出了一条艰难的路径，但这条路径已有人涉足。当对工人反抗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研究时，马克思追踪了类似的训练过程：“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59]当代生命政治生产的无产阶级主体也要学会从何处发动攻击，只有当诸众在共同性中得以立足并且认识到资本只是障碍之时，这种攻击才会变得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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