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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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体制就更有必要推广。巴西政府的“家庭津贴”(familystipend)实验让贫穷家庭分配到一定的钱，这就类似有保障的收入，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因为它证明了这个计划在即便不是最富的国家内也是可行的。

第五章 超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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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革命

我们经常看到字面上的民主。但是我必须时刻强调，这个词的精髓依然在沉睡，依然没有被唤醒，虽然因为它的声音，人们的笔下和嘴上爆发出了强烈的回音和怒气。这是一个伟大的字眼，我认为，它的历史还有待书写，因为历史还有待创造。

——惠特曼：《民主图景》

(Walt Whitman, "Democratic Vistas")

6.1 革命的平行论

我不属于任何种族，除非有人强迫我。我不属于任何国家，除了那个我不得不寄居的国家。我没有任何传统。我是自由的。我拥有的只是未来。

——理查德·赖特：《异教西班牙》

(Richard Wright, Pagan Spain)

因为我是混血儿(mestizo)，我没有国家，我的祖国抛弃了我…(作为女同性恋，我没有种族，我自己的人民抛弃了我；但是我属于一切种族，因为我身上的酷儿就属于一切种族。)

——阿占杜拉：《边陲》

(Gloria Anzaldúa①, Borderlands)

①墨西哥裔美国籍女性主义作家，诗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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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属于低等种族。

——兰波：《地狱一季》

(Arthur Rimbaud, "A Season in Hell")

身份政治的困境

最近，身份政治产生了很多很坏的影响。一方面，右翼（以及一大波重要的左翼）的下意识反应就是维持并管治对身份视而不见的意识形态立场，任何谈及社会等级制、种族隔离，以及身份伤害的人都会被指认为罪魁祸首。奥巴马的当选只是强化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已然进入“后种族”时期。另一方面，很多激进左翼，且更为重要的是出于与我们同样的目的，批判身份政治制造了革命的障碍。他们会这样论述：对身份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有时甚至是宗教身份的承认和肯定会暴露社会伤害，从而产生矫正这些社会问题的要求，并创造出造反和解放的武器，却无法实现社会转变尤其是个人改造，而这些正是革命所必需的。但是，所有的革命运动又都是基于身份的。这里我们就遭遇了一个两难困境：革命政治要从身份开始，但不能停在那里。问题不是如何区分身份政治和革命政治，而是相反，跟随身份政治内思想与实践的平行的革命潮流，这些潮流或许是吊诡地全部指向对身份的取消。也就是说，革命思想不应该逃避身份政治，而应该通过身份政治而运作，并从中学习。

身份在财产共和国内成为反抗斗争的首要工具，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身份本身就是基于财产和主权的。在第一个层面，财产的统治是创造身份并维持等级制的手段。例如，财产与种族存在深刻的勾连，不仅因为在全球很多地方，私有产权的历史深深内嵌在奴隶财产的传统中，同时也因为无论有没有种族隔离的合法化政策的帮助，拥有和支配财产的权利都是种族化的。同理，在全世界，男性的财产特权就决定了女性的臣属地位，这由以下观念表现出来：从作为财产的妻子和妇女的交换，到继承法和性别化财产（(genderedproperty)的更为微妙的形式。在第二个同时更为深刻的层面，身份就是财产。构成17、18世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起源的主权性个体和占有式个人主义在哲学意义上将身份视为财产。洛克写道：“每个人都拥有财产，这就是他自己的人身（person)。”[1]身份在物质层面上也充当财产的角色。例如，谢丽尔·哈里斯(CherylHarris)解释说，白人的白色就是财产，因为“法律赋予白色所有者’以其他形式财产所有者同样的特权”[2]。虽然不可转让，但就像绝大多数财产形式那样，身份是一种头衔和占有，通过它编织了排斥和等级制的权力之网。身份是财产共和国的武器，但我们也可以让这个武器倒戈对准财产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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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对各个身份领域革命计划的解读中，我们发现了三个共同任务。首先，揭示作为财产的身份的暴力，从而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占有那个身份。例如，非裔美国人身份的“原始场景”(primalscene)可以视为海斯特姑妈（Aunt Hester)的尖叫：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他的自传中记述了当他听到姑妈被主人鞭笞而发出的惨叫时，因恐惧而催生的奴隶身份认识和更为普遍意义上的黑色如何在他体内扎根。[3]认识到黑色的事实，正如杜波依斯和法农在他们的自传性论述中所说明的，不只是发现了差异，而且最主要的是发现了集体性的臣服和暴力。但是身份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隐而不见的，尤其是对那些臣服于这种暴力的人来说，这就让反抗更加艰难了。杜波依斯的那个著名论断—臣服者在主流社会的视野中被遮蔽了就包含这一层意思。臣服者被神秘地隐藏起来，变成不可见的，甚至当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清扫房屋、照顾孩子、生产商品，或者维持统治者的生命的时候也如此。抵制这种臣服的首要任务—这也是当下身份政治最为普遍的形式—就要求我们去攻击这种不可见性，撕开面纱，从而揭示整个社会的等级制结构。

揭示身份暴力的斗争在当下变得更为紧迫，尤其是当主导性的话语在北美和欧洲宣称种族、性别和阶级等级已然被消灭的时候。是的，这种话语告诉我们，曾经有过令人不舒服的社会等级制，曾经有过奴隶制和黑人歧视法规，曾经有过女性在父权制之下的普遍臣服，还有过对土著人口的压迫和大屠杀，以及血汗工厂对工人的压迫，但是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时了，社会必须对身份视而不见。黑人入驻白宫就是这种话语的最终确证。根据这个观念，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的社会运动、工人斗争以及其他身份政治已然终结了，社会身份的区分只是因为那些继续谈论这个问题的人而存在。那些提倡社会不平等意识以及身份路线的人创造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其他身份分化。结果就是，我们日益面对“无视肤色”的种族主义、“无视性别”的性别歧视、“无视阶级”的阶级压迫等悖论形式。[4]

例如，美国批判性的种族研究者以反讽的证据解释说，民权的法律范式的版本取得了胜利，因为在反种族主义的名义下，今天主导性的法律话语要求在法律思想和实践中必须采取“无视种族”的视角。他们论述说，法律上对种族的无视，只是隐藏了一直存在的种族等级制，让它们更加难于用法律工具来对抗。[5]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寡头自从独立之时，就在动员类似的“无视种族”的意识形态，试图通过教育、通婚和移民(当不再采取肉体消灭的时候）的方式，将本土人口西班牙化，消灭“印第安人”，从而将土著文明的残余送到博物馆，让游人参观。这种民族整合的话语当然并没有消除甚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减少—种族臣属现象，而是让继续存在的殖民化更为隐蔽、更加难以对抗。[6]再举一例，市场意识形态是“无视阶级”的，因为它将个体视为自由和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在市场上出售商品：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则带着货币和财产。但是市场意识形态遮蔽了劳动过程本身所存在的等级制和统治、财产和贫穷的“经济”暴力、征服、帝国主义和排斥的“超经济暴力”，以及创造并维持社会分化的社会控制。我们相信，读者对这些论述以及其他身份领域的相关论述已非常熟悉，后者包括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暴力（这种暴力有时隐藏在婚姻和家庭之内）以及同性恋恐惧症和异性恋规范的暴力。

第六章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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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身份的暴力和等级制不只是意识（或盲从和偏见）问题；而是像财产的其他形式那样，身份主要通过社会结构和制度来维持等级制。因此，在不同领域，身份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抗这种盲点，将那些在身份层面所产生的社会臣服、隔离和排斥的机制揭露出来，后者是残暴而又真实的，但通常却难以发觉。在某种意义上，将身份的臣服作为财产问题揭示出来意味着重新占有身份。因此，我们必须将身份政治的首要任务置于这样的位子，也即将对剥夺者的剥夺置于传统的共产主义话语中。

但是，通常情况往往是，身份政治开始并且终结于第一个任务，有时还伴随着苍白的骄傲和肯定。温迪·布朗（WendyBrown）宣称，当身份计划与伤害相结合，并创造出一种群体投资，以怨恨的态度来维持被伤害的地位时，意在揭示社会暴力和等级制的身份计划就搁浅了。我们可以说，人们将身份视为占有物，并且将其作为财产来保护。布朗坚持认为，这种身份政治最为缺乏的就是应该将对自由的向往明确为其基础。[7]事实上，最近女性主义理论和黑人研究的某些最为有趣的成果论述说要回归到自由的话语，因为这种话语曾经激活了女性主义和黑人激进主义。例如，弗雷德·莫顿（FredMoten)不仅将黑色视为屈从和臣服的标志，也将其视为力量和能动性的地位。“黑色的述行性本质”就是对奴役的反抗，或者更普遍地说，是对自由的追求。[8]在某种程度上，莫顿在呼应杜波依斯和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杜波依斯屡次指出，解放的力量是黑人的特殊礼物之一；而罗宾逊指出，自由和力量是整个黑人激进主义传统的核心。[9]琳达·则瑞丽（LindaZerilli)也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发掘出女性主义与自由实践的内在关联，从而回到第二波女性主义早期的某些强大潮流中。在则瑞丽看来，一个以自由为中心的女性主义，与其说关注“知”(并且揭示女性在社会上臣服的方式)，不如说是关注“行”“改造、建造世界，重新开始”[10]。再举一个例子，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表明，无产阶级身份是反抗资本的武器和阶级斗争发动机，它不仅揭露了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暴力和痛苦，也为工人的力量构建出了某种图式：他们有能力去反击资本，并从中获取自由。身份政治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从义愤出发，将臣属的身份用作武器去追求自由，从而反抗统治的结构，并实现掌握国家权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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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的第二个任务争取自由努力避免沉迷于伤害和受伤话语的风险，不过我们并不保证这个过程会固着于某个身份并陷入停顿。当我们将现存主体的解放视为自由时，身份就不再是战争机器，而是成为了一种主权形式。作为财产的身份，无论多么具有反叛性，总是可以整合进财产共和国的统治结构内。

以这种方式将此过程终止的一个身份政治版本一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影响深远将此过程确立为承认的筹划，这个筹划通常由黑格尔式辩证法所引导，体现在某些最为突出的代表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和霍耐特(AxelHonneth)—旨在表现现存的身份、确认他们的本真性，并最终构建一个所有身份表达都可以互相尊重和包容的多元主义框架的斗争中。但是这种方式以道德代替了政治，承认将对自由的追求化约为表达和宽容的筹划。这里，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依然是有用的：它只肯定了现有的，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要素。身份不再是手段，而是变成了目的。[11]

终止此过程的另外一个身份政治版本的主要特征便是民族主义，它可以宽泛理解为确立身份主权的尝试。例如，美国的黑人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从反殖民主义斗争以及民族解放目标中获得灵感很少从领土方面进行论述，却旨在确立种族身份的主权，后者就意味着分离和自决，控制共同体的经济，管理共同体等。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女性主义的某些流派和男女同性恋政治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们都为某种民族主义所规定，工人政治中也存在工人民族主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在这些事例中，民族的隐喻指向的是共同体与作为整体的社会之相对分离，并暗示一个主权人民的建构。与多元文化主义对承认的斗争相比，所有这些民族主义都是对抗性结构，不断反抗臣服的结构。但是，这些民族主义结果却都强化了身份的固着性。每一种民族主义都是一个规训性结构，强化对身份规则的服从，管制共同体成员的行为，并让他们与其他共同体分离。我们将会看到，基于这些原因，某些黑人民族主义最革命的推行者，如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和休·牛顿（HueyNewton)，最终都远离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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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身份的前两个任务关系革命政治的关键就是揭露出暴力和臣服现象，并进行反抗，而且争取自由不只是回到身份并就此打住。为了增进革命性，身份政治必须找到继续前进的方式。

释放(emancipation)和解放(liberation)这两个术语的差别在这里非常关键：释放是追求身份的自由，是成为你真正所是的自由；解放则旨在追求自决和自我转变的自由，去决定你能成为什么的自由。固着于身份的政治让主体性的生产陷于停滞；解放则要求介入并接管主体性的生产，使其继续前进。

革命是怪异的

还要有第三个政治任务，它支持前两个任务，让身份的造反性功能继续前进，并且让身份政治走向革命筹划：追求身份自我的消灭。身份的自我消灭是理解下面问题的关键：革命政治可以始于身份，但不能就此停止。这个悖论性过程可能听起来像是辩证否定，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是一个严格的自我转变和转化的肯定性运动。另外，这是一个将女性主义、种族政治、阶级政治和其他身份政治的革命潮流与非革命版本区别开来的标准。

革命共产主义传统为我们理解这个悖论性命题提供了最为明确的例子。在这个传统看来，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为革命的阶级，因为它旨在作为阶级消灭自身。资产阶级却努力去保全自己，就像贵族和所有之前的统治阶级那样。特龙蒂写道：“为了对抗资本，工人阶级必须反抗自身，因为他自身就是资本……工人反抗工作的斗争，反抗自身的斗争。”也就是说，身份政治旨在消灭自身的身份。[12]这个共产主义命题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充满悖论，因为革命工人要摧毁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将他们定义为工人的身份。换句话说，阶级斗争的首要目标不是杀死资本家，而是消灭维持特权和权力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并且消灭让无产阶级臣服的条件。我们在其他地方详加论述的“拒绝工作”口号就是这个计划的核心。对工作的拒绝，以及最终对工人的消灭，并不意味着生产和创新的终结，而是创造出尚未出现过的超越资本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允许并且激发我们创造力的扩张。[13]这个超越工人身份的运动包纳并且推进了前两个任务，揭示了暴力和等级制的结构和制度形式，正是这些结构和制度决定了工人的臣服和摆脱这种臣服、争取自由的斗争。当然，除了将工人身份作为武器来争取其自身的消灭外，这里没有去承认或肯定工人身份，以及将身份作为财产来占有的空间。消灭身份的筹划因此负担了消灭财产和消灭国家的任务。为了使革命共产主义成为不仅是释放同时也是解放的任务—即不仅要有生产力的释放，同时也要让工人从工作中解放—就必须开启一个超越工人身份的自我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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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构想让我们弄清了阶级政治的革命与非革命形式。革命政治不只追求工人境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机构内的改善。通过获取更好的工作条件、高工资，强化社会服务，政府内有更好的代表以及其他改良措施，工人可以获得承认甚至是释放，但是他们还是将保持着工人的身份。革命的阶级政治必须摧毁工人臣服的结构和制度，从而消灭工人身份，开启主体性的生产以及社会和制度创新的过程。革命性阶级政治的目的不是让工人作为新的统治阶级去夺取政权，从而延续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进行统治的漫长历史。它也不能让一个阶级身份普遍化，从而让每个人都变成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并最终创造出社会平等。这些非革命的计划都没有动摇工人的身份，而革命过程必须消灭工人身份。假如没有资本家和工人，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怎样来生产呢？这正是我们在第五章乃至全书在讨论共同财富的自主生产时所探索的问题。

请不要担心，这个对身份的革命性消灭不会损害身份政治的前两个任务，或者导致混乱和无所区别(indifferentiation)的社会深渊。我们很快会回到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将这种分析扩展至其他身份领域，并且指出，在每个领域中，革命性如何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定义，那就是对身份的自我消灭。

革命的女性主义之所以与其他女性主义视角有所不同，就在于其消灭性别的目标。除了以下任务证明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揭示家长制的暴力，反抗其社会机构，并要求女性的平等和解放—革命的女性主义也旨在消灭作为妇女的身份。温迪·布朗解释说：“革命女性主义承诺，我们可以成为新的男性和女性，可以接管生产性别的条件从而进行不同的生产，不仅要消除法律和其他制度中所蕴含的性别偏见，而且要证明人类可以摆脱已有历史中的性别范畴的生产。”[14]盖尔·鲁宾（GayleRu-bin)早先提出这个观点，即“消灭生产出性别的社会制度”[15]。也许，我们应该将当代“以自由为中心”的女性主义潮流，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则瑞丽的作品，放在革命女性主义概念的线索中进行理解，只要该潮流将对自由的追求理解为解放而非释放，理解为消灭身份和改造性别关系，而非维持和肯定性别身份。多娜·哈拉维将这个革命性命题称为“对没有性别的怪异世界的乌托邦梦想”[16]。革命计划要超越释放的改良主义远景一个不仅没有性别差异，而且也没有性别等级的世界—同时也努力消灭身份本身。事实上，还将会有差异，但这是奇异性的繁衍，而非我们所认识的性别。因此，革命的女性主义在拉伯雷的意义上是怪异的，洋溢着创造性和发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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