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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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共和国(以及作为穷人的诸众)………………………………1
1.1财产的共和国……………………………………………………………1
论晚近政治学中的末世论倾向…1
共和国的财产权5
Sapere Aude!………9
1.2生产性的诸身体………………………………………13
从马克思主义对财产的批判13
…到身体现象学…17
原教旨主义的正在消失的身体…20
1.3 穷人的诸众……………………………………………………………24
诸众：穷人之名……25
谁痛恨穷人？…28
贫穷与力量…………32
论身体1：作为事件的生命政治…………………………………35
第二章现代性(以及另类现代性的远景) …48
2.1作为反抗的反现代性………………………………………………48
现代性之内的权力与反抗…48
现代共和国内作为财产的奴隶…51
生命权力的殖民性(Coloniality)……………55
2.2现代性的矛盾情节………………………………………58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58
社会主义发展……………………………………………………62
卡利班脱离辩证法…66
2.3 另类现代性……………………………………………………70
怎样才能不陷入反现代性之中…………………70
科恰班巴的诸众……………………………………………………………74
断裂与构成……………………………………………………………………78
论人1:生命政治理性………………82
第三章 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 98
3.1 资本构成的转变……………………98
生命政治劳动的技术构成………………………………………98
生命政治的剥削………………………………………………………………102
生命政治生产和管控的危机………………………………106
3.2 从危机到出走的阶级斗争…………………………………110
劳动与资本之间开放的社会关系…………………………110
共同性的幽灵……………………………………………………112
腐化和出走……………………………………………………116
3.3 诸众的时机（Kairos)……………………………………119
诸众的能力…………………………………………………………………………………120
诸众的共同性本质………………………………………………122
从成为诸众到制造诸众……………………………………125
论奇异性1：关于被占有的爱……………………………128
间奏曲：对抗恶的力量…………………134
第四章 帝国归来………147
4.1 一场失败的政变简史……………………147
让死人埋葬他们自己的死人………………………………147
美国霸权的穷途末路…………………………………………………151
美元值多少?……………………………………………………………154
4.2 美国霸权之后……………157
过渡期（Interregnum)……………………………………157
帝国治理…………………………………………………………………………………160
对非洲新一轮的争夺…………………………………………163
4.3造反的谱系学………………………166
造反向历史注入生命……………………………………167
反抗的人类学…………………………………………………………170
造反的地理学…………………………………………………………………………173
论身体2：大都市……………………………175
第五章超越资本?…………189
5.1 经済转型的术语………………………………189
新自由主义僵尸……………………………………………189
社会主义幻象……………………………………………………………193
全球贵族制和帝国治理…………………………………196
5.2 资本主义还剩下什么……………200
共同性的生命政治周期……………………………………200
共同性的经济表……………………………………………203
分为二……………………………………………………207
5.3断层线的前震…………………………210
对资本的诊断…………………………………………………………210
从共和国出走…………………………………213
抗震加固：资本的改良主义计划…………………………216
论人2：跨过门槛！ ……………………………………219
第六章革命………………231
6.1 革命的平行论…………………………………231
身份政治的困境……………………………………………232
革命是怪异的………………………………236
革命组合……………………………………………………………………241
6.2 起义的交叉……………………………………………………………244
反动的交叉：危机和热月（Thermidor)…………………244
民主的决策?………………………………………………247
起义和制度…………………………250
6.3 治理革命…………………………………254
过渡问题………………………………………………………………254
革命暴力……………………………………………………………………………………258
构成性治理(Constituent Governance)…………………260
论奇异性2：确立幸福（InstitutingHappiness)………………263
致谢………………………………………………………………………………………………………………………274
索……………………………………………………………………………………………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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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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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共和国(以及作为穷人的诸众)

我厌倦了挂在空中的太阳。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世界的句法归于1失效。

——卡尔维诺：《交叉命运的城堡》

(Italo Calvino, The Castle of Crossed Destinies)

1.1 财产的共和国

自由与财产（大多数人假装孜孜以求)，人们最喜欢的这两个主3题是水火不容的。

——罗伯特·费尔默：《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考察》(Robert Filmer, "Observations upon Aristotle's Politiques")

因此，最高阶段的政治构成就是私有财产的宪法。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论晚近政治学中的末世论倾向

末世论笼罩着当代的权力概念，警示着新帝国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任何事件都可以通过主权权力和例外状态得到解释，后者意味着对权利的普遍悬置以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的出现。②的确，很容易找到例外状态的证据：优先诉诸暴力手段去解决国内外争端；酷刑的大规模应用及其合法化；战争中大肆屠杀平民；国际法的形同虚设；取消国内国民权利。例子不胜枚举。从这个视角来看，世界景象就像是中世纪欧洲的地狱表演：有些人在火海中煎熬，有些人被肢解，中间则是撒旦在吞食着人们的身体。这幅景象的问题在于它对于超验权威和暴力的过度强调，遗漏并且神秘化了今天真正支配着我们的主导权力形式体现在财富和资本中的权力，这种权力内嵌于法律之中并且依赖后者而得以存续。

①此为字面意思，与两位作者的内容更为相关，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将其翻译为：“最高阶段的政治制度就是私有制。”译者注

②两位作者意指的主要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Agamben)。——译者注

在大众话语中，这种末世论图景无处不显现着新的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很多人将美国政府看作法西斯主义统治，他们会举出阿布格莱布监狱、关塔那摩基地、费卢杰以及《爱国者法案》(thePatriotAct)。其他人认为以色列政府是法西斯主义的，因为他们拒绝撤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将暗杀和恐吓作为外交政策，并对黎巴嫩进行轰炸。还有些人使用“伊斯兰法西斯主义”(islamofascism）来指代伊斯兰世界的神权政治政府和运动。当然，很多人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指代那些他们因为讨厌而觉得“差劲”的政治体制或运动。但在所有情况下，一旦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术语，其所强调的就是权力的极权和暴政性质；而构成/宪法性的、法律过程的日常功能以及利润和财产的恒久压力，则被遗漏或者神秘化了。事实上，一系列的极端事件和案件让很多人忽视了权力稀疏平常但又经久不衰的结构。[1]

学术界的末世论话语普遍对主权概念过度强调。这些作者认为，主权者就是那个决定例外状态的人，因此主权者既内在于、同时又外在于律法。根据这种观点，现代权力根本上还是神学性的，这倒不是说权威的神圣内涵被世俗化了，而是说，主权权力占据了一个超验性位置，凌驾于社会之上，处于其结构之外。在某些方面，这种思想取向代表了那股要求回到霍布斯及其利维坦(Leviathan)的思潮，这个利维坦笼罩在社会之上，但是更为根本地说，这种思想重复了欧洲20世纪30年代的讨论，尤其是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的论述。与大众话语类似，经济和法律结构被推向幕后，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因素，至多被视为主权可以随意处置的工具。每种现代的权力形式都可能成为主权权力或法西斯主义，而集中营作为既内在又外在于社会秩序的最终管制场所，则成为现代社会的范式性主题(topos)[2]

这种末世论视角—既是对主权权力的学术研究，也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大众性控诉—关闭了对权力进行政治介入的可能。在这样的权力内，不存在解放性力量（尽管这种权力现在受到挫败和阻碍，但还是有脱缰的可能），也不存在通过民主方式进行改造的希望。只能对其进行反抗和摧毁，除此无他。事实上，这种主权的概念包含着一种极端的二元对立观：我们要么臣服于超验性主权，要么全盘拒绝。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左派恐怖主义群体宣称国家已走向法西斯主义，这就意味着，对他们来说，武装斗争是唯一的政治选择。今天那些讨论法西斯主义的左派普遍都会表现出道德义愤和绝望，而非呼唤武装斗争，但是这两个群体根本的逻辑却并无不同：无法与法西斯主义的主权权力进行政治协商，唯一的问题就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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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权力形式并没有这样的戏剧性或邪恶性，毋宁说，这是一种世俗的、平凡的权力。我们不能把政治和神学混为一谈。当代主导的主权形式—如果我们坚持如此称呼的话—完全内嵌于法律系统和治理机构中，并因此而得到维持，是一种既是法治也是财治(ruleofproperty）的共和形式。换句话说，政治不是一个自主性的领域，而是完全浸没在经济和法律结构中。这种权力行使没有任何特别或者例外的地方。其对自然而然属性(naturalness)的强调—事实上，其悄无声息的日常运作让这种权力更加难以辨识、分析乃至受到挑战。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主权、法律和资本的亲密关系大白于天下。

当代政治思想需要某种行动，就像犹希迈罗斯(Euhemerus)①在公元前4世纪为古希腊神话所做的那样。犹希迈罗斯解释说，其实，所有关于诸神的神话都只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因为口口相传而得到扩充、修饰和升华。同理，今天的信仰者想象出一个站在山顶、高踞于我们之上的主权权力，而事实上这种主导的权力形式完全属于此世。一种新的政治犹希迈罗斯主义也许可以帮助人们不再关注天界的主权者，而是识别出其在人间的权力结构。[3]

一旦我们剥去当代主权理论的神学外衣和末世论图景，一旦我们将其带回到社会领域，我们就需要对权力在社会中的运作进行更加审慎的考察。从哲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这种视角转换理解为从超验性(transcendent)分析向超越性(transcendental)批判的转变。康德在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终结了一切中世纪式尝试，这些尝试想要将理性和知性锚定在超验性本质与物自体之内。哲学必须尝试去解释内在于思想和经验的超越性结构。“我将所有超越性的认知称为先验的，这种认识不是与客体相关，而是与我们对客体的认识模式相关。”[4]康德的超越性平面因此占据了一个位置：

第一章共和国(以及作为穷人的诸众)

①古希腊神话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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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非完全内在于直接的、内在性的(immanent)经验事实，也非完全外在前者。他解释道，这种超越性领域是知识和经验得以可能存在的前提条件。

但是康德的超越性批判关注的主要是理性和知识，而我们的批判目标是权力。正如康德扫清了中世纪哲学对超验本质和神圣原因的执迷不悟，我们必须超越基于例外状态的理论—这些理论不过重复了君主的皇家特权的旧观念。我们必须关注权力的超越性平面，在这里法律和资本是主要力量。这种超越性力量不是通过主权的命令，甚至也不是通过强力来制造服从，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可能前提进行结构化来显现。

法律作为超越性结构运行，这种直觉将法律与宪法的所有学派—从凯尔森(HansKelsen)到罗尔斯(JohnRawls)—都引向了康德式的形式主义。[5]人们一般认为财产内在于人类思想与行动，是宪政国家与法治的规范性观念。但这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历史基础，而是一种伦理要求，是道德秩序的构成形式。个体的概念不是通过“存/在”(being)而是通过“有”(having)得以确立的；个体指向的不是“深度的”形而上学和超验的统一体，而是“表层的”拥有财产或所有物的实体。今天我们日益在股东(shareholder)这个带有“祖传”意味的概念上认识到个体。事实上，经由个体的概念，财产合法性的超验性修辞就被整合到了合法性的超越性形式主义之中。我们可以说，例外就包含在宪法之内。

资本也作为客观的支配形式来施行自己的律法，这种经济性的律法会结构化社会生活，并且让等级制和从属关系看起来自然而然且不可或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财产权利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存，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甚至被排斥在剥削关系之外，如此等等—都以先验的形式行使功能。我们甚至很难看出其背后的暴力因素，因为这是规范化的结果，其强力的使用也是客观的。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所依赖的不是外部的主权权力，而是不可见的内在化的法律。随着金融系统的日益发达，资本对社会生活可能性前提的决定作用就越加深入和全面。当然，金融资本是如此抽象，看起来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毫不相关；但正是这种抽象赋予其以先验的普遍权力，即便人们自认与金融市场毫无关系。金融手段五花八门，如个人或国家债务，从大豆到计算机生产的各个方面所使用的金融工具，以及对汇率和利率的操控。

引申康德的论证形式，我们的超越性批判必须说明相互勾连的资本和法律——我们所谓的财产共和国—如何在所有层面和阶段决定和统治社会生活的可能前提。但很明显，我们的论证对康德的应用并不那么忠实，而是带有选择性的。我们吸纳了他的批判性视角，从而认识到，他的认识论图式的形式结构与财产和法律的权力结构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但接下来，与其说肯定这个超越性平面，不如说我们试图去挑战这个观念。康德无意推翻资本的统治或者资本的宪政国家。事实上，索恩一雷特尔(AlfredSohn-Rethel)申论说，康德，尤其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想要“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合理性”，让权力和财产结构看起来完全是自然而然且不可或缺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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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并非要跟康德过不去。我们只是想要利用他提供的工具，去对抗当下的统治权力。我们最终会强调，对财产共和国进行超越性批判的实际结果，会如何克服无力感和痛苦的弃绝感—这些感觉伴随着对主权和法西斯主义所进行的“超验性”分析。我们对资本、共和国制度以及两者勾连而成的权力所进行的超越性批判，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拒绝或者完全的接受和顺从。相反，我们的批判是反抗和转化的积极过程，在新的基础上让某些指向民主的要素得到发展，且更为关键的是，解放那些束缚在资本内的活劳动以及囚禁在共和国内的诸众。这样一种批判并非要回到过去，或者无中生有地创造未来，而是旨在开启转变的过程，在旧社会的躯壳中创造新社会。

共和国的财产权

现代政治思想史中使用“共和主义”这个词，意指一系列不同的、相互竞争且总是相互冲突的取向。美国建国之父杰斐逊(ThomasJefferson)晚年在反思美国革命的最初阶段时说道：“我们把不是君主制的一切都想象成共和制。”[7]在英国和法国革命时期，这个词也意味着同样乃至更为广泛的政治立场。但是当今对现代共和主义的具体定义脱颖而出：这种共和主义是奠基于财治和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之上的，这就排除或者支配了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对西耶斯（AbbéSieyès）来说，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只是“一大群两足的工具，只拥有赚得少得可怜的双手和胡思乱想的灵魂”[8]。从概念来说，共和国与财治并没有必然或内在的关联，事实上，关于共和国，我们完全可以确立或者创造出新的内涵，一种并非奠基于财产的定义。我们的观点就是，财产的共和国在历史中是以主导性的概念出现的。

三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美国的以及法国的—在各自的进程中都展示了财产共和国的出现和强化。在每个国家，宪政和法治的确立都有助于私有产权得到合法化。我们在本章的后面会考察英国“光荣革命”的激进民主进程如何为财产问题所中断：“有产群体”与“穷人的诸众”相对立。但是现在我们主要关注财产在美国与法国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章共和国(以及作为穷人的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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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确认美国革命的制宪权(constituentpower)，并确立了一种通过新的、动态且开放的政治形式得以表达的自治机制。但就在十年之后，《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围绕宪法起草的争论挑战了早先的民主要素，并与后者相龃龉。宪法讨论的主导态度是要重新引入并强化国家的主权结构，并且在宪定权（constitutionalpower)的机制内吸纳共和国的制宪动力。虽然在《独立宣言》中制宪权是根本性的，但是在宪法中，制宪权却被理解为某种国家遗产，这种遗产成为政府的财产和责任，成为宪政主权的组成因素。

与其说制宪权在宪定的公法中被清除出去，倒不如说它受到了权力关系的阻碍(并被排除出公民实践)，而这种关系正是宪法的基础，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财产权。法律理论家解释道，在每一个形式宪法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实质的”宪法，后者可以理解为权力关系，其在具体的框架内奠定了成文宪法的基础，并确立了立法、司法解释和行政决定都必须尊重的方向和限度。[9]财产权，其中也包括早先奴隶主的权力，是这种实质宪法的根本参数，是理解其他一切宪法权利和美国公民自由的前提条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Beard)在其经典分析中写道：“宪法根本说来是基于如下概念的经济文件，即根本性的财产私有权先于政府，并且在道德上超出了大多数群众的能力所及。”[10]很多学者都反对比尔德的这种主张，即美国国父们在起草宪法时是在保护他们自己的个人经济利益和财富，但比尔德的分析中暗含着不可争辩的真理，即当时争论的参与者都认为宪法是奠基于经济利益和财产权之上的。例如，约翰·亚当斯（JohnAdams）写道：“一旦这种观念为社会所接受，即财产权没有上帝的律法那样神圣，没有法律的强力和公共正义去保护这种权利，那么无政府和暴政就会应运而生。”[11]财产在宪法中的神圣地位是行使和发展制宪权的主要障碍。

财产权在宪法中所起作用的一个极端但又关键的例子是，它改变了持枪权的意义。这种权利在17、18世纪的英美传统中得以确立，其目的是利用集体权利去获取并保卫自由，并倾向建立民兵组织而不是常备军，因为后者通常会导致暴政。[12]在美国，这种传统几乎被废弃，宪法第二修正案被赋予了相反的意义：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小心，谨防那些想要偷窃他们财产的人。持枪权的功能就变成保护私有财产，这种转变造成了所有宪法概念的普遍颠倒。就自由来说，很多人将其视为美国政治思想的核心，正如法国大革命中的正义、平等和团结原则一样，现在一般被化约为资本主义文明的辩护词。对财产保护的强调也解释了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这在革命时代虽然也存在，却是第二位的，然而在宪法讨论时就成了核心问题。例如，麦迪逊(JamesMadison）就写道：“政府如果不是对人性最伟大的反思，还能是什么？如果人人皆天使，则政府无必要。”[13]自由成了人类存在的消极权力，只是防止人类因内在冲突而导致全面内战。但在这种自然冲突的背后，隐藏的是对于财产的争夺。武装起来的个人才是自由的真正守护者。政治人(Homopoliticus)由此变成了财产人(Homo proprieta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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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中，财产权的核心地位以极具变数，有时甚至是暴烈的方式得到发展。大概看一下从1789年到1793年和1795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发展，我们就可以看出宪法思想如何不断为有关财产的命令所绑架。例如，财产权在三个版本（1789年宪法的条款2，1793年和1795年宪法的条款1)中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而得以确立，但在1789年和1793年的宪法中，财产权是与“反抗压迫”的权利相关联的，而在1795年则只是与“安全”相关。就平等权来说，虽然在1789年的条款6和1793年的条款4中，平等权被定义为每个主体的基本权利(因此也适用于财产权)，但是在1795年的条款6中，平等权从属于大多数公民或者公民代表的裁决。可见平等权越来越形式化，逐渐演变成保护财产的法律秩序，并且强化了（那些作为财产所有者）个体的剥夺和占有性权力。

当我们关注“真实权利”——jusreale，对事物的权利——的传统概念是如何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被发现时，关于财产更为具体、更为复杂的概念也就浮出水面了。这些“真实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已不再属于旧政权，因为它们不再通过维系价值等级和制度设计来决定特权和排斥机制。在法国大革命中，“真实权利”从一个新的本体论平面上产生，这个平面通过劳动生产力而得到确立。但是在法国，就像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这些真实权利与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着吊诡的关联。一方面，真实权利的意义逐渐超越了抽象的普遍权利，后者在英雄的雅各宾时代似乎占据主导地位。私有财产至少意味着人类改造并占有自然的能力。例如，1795年的宪法条款5就写道：“财产就是享受和使用个人自己的物品、收入以及个人劳动与努力成果的权利。”随着革命的进行，这里又发生了一个转化：原本对公意抽象领域的强调转向了财产权利和秩序的具体领域。[14]另一方面，构成地租和收入基础的真实权利与“动态权利”（dynam-ic rights)恰相对立，后者直接来自劳动。尽管看起来动态权利在革命的早期压制了真实权利，但是真实权利慢慢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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