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换句话说，土地财产和奴隶财产虽然最初看起来从属于古代的生产条件，然后又因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动态权利而被弃之一边，但最后还是保存了下来。另外，当财产权再度被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为一系列新权力中的核心概念时，其就不再是一种真实权利，而是成为所有根本权利的范式。1804年《法国民法典》(CodeCivil)第544条关于财产的定义今天依然通行：“所有权是以最绝对的方式享受和支配物件的权利，但不得对物采用法律和规章所禁止的使用方法。”[15]从洛克到黑格尔，在欧洲政治思想的主导观念中，人们占有事物的绝对权利，成为法律规定下自由个体的基础和实质目的。

关于财产在共和制宪法中的核心地位，我们还可以从一个否定性视角得到补充说明，这就是海地革命及其对财产的极端敌视。海地革命解放了奴隶，从自由的角度来看，这种革命比欧洲或北美的革命更为激进；但是18、19世纪的共和主义者们非但不拥护这场革命，反而迫不及待地予以镇压并削弱其影响。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内，历史学家完全将海地从现代共和主义革命的万神殿中扫地出门，以至于关于这场革命事件的记忆也日益模糊。从当代的欧洲和北美思想界来看，海地革命是不可思议的，这首先是因为前者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种族优越感；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海地革命之所以不可思议，是因为它动摇了财治。简单的三段论是这样的：共和国必须保护私有财产；奴隶是私有财产；因此，共和主义必须反对奴隶解放。面对海地的创举，共和主义者对自由和平等的虚伪拥护就直接与财治相冲突结果财治胜出了。就此来说，海地革命被排斥在共和主义典范之外，就很好地说明了下面的事实：财产在共和国内神圣不可侵犯。由此可以推论说，海地之所以被排斥在共和主义革命的典范之外，不是因为海地革命与共和主义精神不相符合，而是因为共和主义本身没有实现海地革命在反抗奴隶制过程中所蕴含的自由与平等精神。[16]

财产的首要性在全部现代殖民史中都体现了出来。每当欧洲列强以理性、效率和法治的名义带去新的治理实践时，他们首要确立的“共和德性”就是财治。例如，它在18世纪末英国殖民当局和东印度公司的管理者所颁布的“永久居留法”(Permanent Settlement)中得到体现，其目的就是确保财产的安全，尤其是土地财产，同时维持印度地主(Zamindar)当时的孟加拉有产阶级的地位，从而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古哈(RanajitGuha)在其对产生永久居留法的争论所进行的分析中，因为下面的事实而感到困惑：这样一种准封建的土地定居政策为何出自资产阶级的英国人之手，而且其中许多人甚至非常向往法国大革命。古哈认为，欧洲的资产阶级在统治被征服的领土时，放弃了他们的共和主义理想，从而为他们的权力奠定社会基础，但事实上，他们所确立的正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根本原则：财治。财产的安全和不可侵犯是如此坚实地镌刻在共和主义精神中，以至于殖民当局不会怀疑传播这种制度的好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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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福利国家的确立，公有财产在共和国的宪法内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是这种财产权的转变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劳动组织形式的改造，反映出公共条件对生产关系日益增强的重要性。尽管有这些变化，原本的公式依然有效：法的精神就是财产(l'espritdeslo-is,c'est la propriété)。帕舒卡尼斯(EvgenyPashukanis)在 20世纪20年代的写作中就非常清楚地预示到这种发展。“很明显”，

司法概念的逻辑与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的逻辑是相对应的，对私法体系的历史性考察应该在这些关系中，而非权力的行使中进行。与之相对应，支配与从属的逻辑关系只是部分包含在司法概念中。因此，国家的司法概念不可能成为一种理论，但会永远呈现为对事实的意识形态扭曲。[18]

对帕舒卡尼斯来说，一切法律都是私法，公法只是资产阶级法学理论家想象出来的意识形态修辞罢了。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事实是，财产的概念以及对财产的保护，依然是所有现代政治构造的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从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直到今天，共和国一直是财产的共和国。

Sapere Aude!

康德是财产共和国的先知，这倒不是主要因为他的政治或经济观念，而是间接因为他通过认识论与哲学考察所发现的权力形式。我们主张效法康德的超越性批判方法，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决定离经叛道，对其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我们所主张的政治筹划不仅（跟随康德）要对超验主权进行批判，（与康德不同的是）削弱财产共和国的超越性权力，而且最后要(超越康德）肯定社会生活的内在性权力，因为这种内在性空间是民主得以确立的唯一可能的空间。

我们对内在性的肯定并非基于对社会直接或自发能力的信仰。内在性的社会空间应该以政治的方式组织起来。因此，我们的批判性筹划不只是对权力机制的拒绝，或者用暴力进行对抗。当然，拒绝是对支配重要且有力的回应，但拒绝本身并没有超越消极姿态。暴力也是重要且必要的回应，去对抗那些盘踞于我们体内的支配性暴力。但这种暴力只是回应性的，并不能创造出新生事物。我们需要教育那些自发行为，将拒绝转化为反抗，将暴力转化为力量的使用。前者是一个直接性反应，而后者源自与现实的对抗，以及对我们的政治嗅觉和习惯、我们的想象和欲望的培养。更为关键的是，反抗和力量的协调使用超越了权力的消极性反应，走向组织性筹划，从而在社会生活的内在性平面上构建起一个另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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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对发明和组织的需求将我们重新带回到了康德那里，或者说，带回到了一种镜像声音里，这种声音贯穿于康德的写作，并且呈现出不同于现代权力的操控和权威的替代性可能。例如，这种替代性就明晰地在其短小精悍的文本《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得到表现。[19]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让他人代替我们说话和思考；而从不成熟、依赖他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确立为自己说话和思考的能力，就意味着康德引用贺拉斯的名言—“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然而，启蒙的这个内涵及其关键格言在康德的写作过程中变得模糊不堪。一方面，他阐述我们需要采纳的思考方式，但在这一点上也不够大胆：只是要求我们积极去扮演我们在社会中的相应角色，比如说，去交税，去参军，去做公务员，并最终去服从主权的权威，即弗雷德里克二世。这就是那个严守生活规律的康德。当时的人们就说，你可以根据他早晨散步的时间来给自己的钟表对时。事实上，康德的主要作品也构成了欧洲强大的理性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将启蒙视为“理性的修补”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与当时的社会秩序正好合拍，并起到了维护后者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康德也开启了另一种解读这句启蒙名言的可能：“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其实真正意味着“理智知道如何去运用勇气”。这个简单的颠倒意味着在思考、言说以及行动三方面都需要大胆和勇气，同时也要将危险纳入考量之中。这就是非主流的康德，勇敢无畏的康德，这一面相在其文本中往往被埋没，但不时会以火山爆发之势表现出来。这时，理性不再只是责任的基础以维持固化的社会秩序，而是一种对当下固化力量不服从的、反抗性的力量，试图去确立新的秩序。毕竟，为什么我们要有勇气为自己言说和思考，如果这些能力注定要在服从的枪口前噤声？事实上，康德的批判方法是双重性的：他的批判的确规定了知识的失验条件和现象界的系统，但是这些批判也不时会越过超越性平面，从而呈现出力量与创造的人本主义内涵，而后者正是构建自由与生命政治世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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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康德为财产共和国超越性秩序的稳定提供了工具，而非主流的康德则摧毁了这个基础，为生命政治内在性平面上的转变和自由创造开辟了道路。[20]

这种对康德的另类解读帮助我们区分了两条政治路线。主流康德的路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得到了社会民主理论家的忠实发展，他们谈论理性和启蒙，但从没有真正进入到如下平面一在这个平面上，有勇气运用理智与知道如何运用勇气结合起来。对他们来说，启蒙永远是未完成的计划，总需要接受现有的社会结构，同意权利和民主的妥协政策，去服从那最小的恶。社会民主理论家因此从未彻底质疑财产共和国，要么对其视而不见，要么幼稚地以为可以对其进行改良，从而创造出民主和平等的社会。

例如，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和罗尔斯的社会民主筹划就旨在维护基于超越的、形式的图式之上的社会秩序。在他们事业的早期，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两人都提出过更具动态性的概念，立志于社会转变：前者利用黑格尔式的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去开启激进的生产性主体能力的可能；后者则坚持“差异原则”(differenceprinciple)，这样社会决断和制度就可以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也能受益。这些提议都以不同的方式指出了社会转型的机制。但在他们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转变和主体能力的可能都日益模糊或完全被抛弃。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交往行动概念意指不断调和社会现实的过程，因此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被动接受，甚至是强化。罗尔斯构建了进行判断的形式的、超越性的图式，这一图式将主体能力和改造过程都中立化了，将重点也放在了维持社会系统的平衡之上。我们在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那里所看到的社会民主版本乃是主流康德启蒙概念的回声，尽管他们声称进行过修正，实际上是通过超越性的形式主义图式强化了现存社会秩序。[21]

吉登斯（AnthonyGiddens)和贝克（Ulrich Beck)所提出的社会民主版本，其基础更加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需要“外在于”社会平面的起点和中介，吉登斯和贝克则是从“内部”出发。采取了怀疑论视角的吉登斯试图从经验和现象层面，在改良的过程中对社会进行全面代表(representation)，也可以说，他是从社会平面转移到了超越性平面。但是，当社会拒绝服从，当贫民窟开始反抗，社会冲突全面爆发，进而使得从社会现实中直接出现的改良主义中介变得不再可能时，吉登斯便求助于主权权力，从而终结改良过程。吊诡的是，吉登斯引入了一个超越性计划，但最后却不得不求助于超验性的权力，从而打乱了原计划。贝克比吉登斯乃至其他所有社会民主理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愿意将自己的理论基础确立在社会场域，并且直面这个场域所包含的含混斗争、不确定性、恐惧与激情。例如，贝克也认识到工人对抗工厂体制和工厂倒闭的斗争机制。虽然他分析了一种社会形式的枯竭，例如生产性工厂体制所代表的现代性，但是他无法真正认识到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他的思考因此与超越性结构的固化相遇，后者最终主导了他的分析。在贝克看来，现代性转化为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y)，后者最终也不过是现代性主要结构的延续而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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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社会民主立场在当代的全球化理论家那里也非常普遍，如赫尔德(David Held)、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康德主义的回声在这里不是很强，但这些理论家的确从全球体系的角度来宣扬改良，不过他们从没有去质疑资本和财产的结构。[23]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社会民主的共同本质就是社会改良，虽然有时甚至将目标锁定为平等、自由和民主，但都没有认识到财产共和国的结构，有时甚至还强化了这个结构。如此一来，社会民主的改良与资本的改良若合符节。社会民主理论家一般视他们的计划为未完成的，就好像如果假以时日并努力争取，他们所期望的改良就会实现一样。但这种想法无疑是虚妄的，因为这个过程必然要遭遇法律和财产不容置疑的超越结构从外部所施加的阻碍。社会民主的理论家继续坚持主流康德的超越性立场，提倡启蒙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却吊诡地让现存社会秩序的一切要素维持下去。对财产共和国的改良或者完善永远不会产生平等或自由，其结果只能是对不平等和奴役的强化。费尔默，一个17世纪清醒的保守分子，就在本章开头的警句中明确指出，自由和财产势同水火，不可能并行不悖。

这样一种新康德主义立场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在历史的某些节点上却扮演着破坏性角色，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时候。当然，导致这种悲剧发生，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康德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欧洲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事实上，新康德主义是社会民主改革的唯一意识形态。在马堡[以柯亨(HermannCo-hen)和纳托普(PaulNatorp)为代表]和海德堡[以李凯尔特(HeinrichRickert)和文德尔班（WihelmWindelband)为代表]，同时还有牛津、巴黎、波士顿和罗马，所有的康德主义流派都大行其道。很少有意识形态大合唱在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整个系统中传播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企业老板和工团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扮演不同角色，有些在交响乐团里伴奏，有些则加入合唱团。但在这场大合唱之中，也有些不和谐的音调：对不可阻挡的社会改良和精神进步的教条式信仰，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理性的进步。这种信仰不是基于某种想要带来社会转变的政治意愿，也不是基于参与斗争的任何风险。当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时候，现代性的超越性意识迅速被弃之一边。我们要哀叹这样的事实吗？看起来，那些抱有超越性幻象的当代社会民主思想家，在面对风险与危险时，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并没有任何更有效的回应。对进步的虚幻性信仰遮蔽并且阻碍了政治行动和斗争的真实手段，同时也维护了权力的超越性机制，这种机制不断地对那些有勇气去认识和行动，而非维持启蒙规则—这种规则已经成为例行公事—的人施加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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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运用非主流康德的方法；对这个康德来说，有勇气去运用理智也意味着知道如何去运用勇气。这也是一种启蒙筹划，却是基于另类理性的筹划，那里唯物主义和改造的方法论呼吁反抗、创造力和发明的力量。虽然主流康德直到今天还提供支持和维护财产共和国的工具，但是非主流的康德也帮助我们看清如何将其推翻并建设一个诸众的民主国。

1.2生产性的诸身体

In girum imus nocte
Et consumimur igni.
(我们在夜晚前行
让烈火来燃烧/拯救我们。)

——居伊·德波(GuyDebord)

从马克思主义对财产的批判……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从《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私有财产视为一切资本主义法治结构的基础。资本和法律的关系确立了吊诡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既极为抽象，同时又非常具体。一方面，法律结构是社会现实的抽象表征，相对来说与社会内容彼此疏离；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财产确立了对劳动进行剥削的具体条件。两者都是总体化（totalizing)的社会框架，扩及整个社会空间，相互协调，并且将具体与抽象的平面聚合在一起。马克思为抽象与具体的吊诡性综合增添了新的认识，那就是，劳动才是私有财产的积极内容。马克思写道：“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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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异己的活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因而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而且没有任何表面上的人的关系混合在一起)。①

私有财产在其资本主义形式中，产生了完全意义上的剥削关系—将人的生产视为商品—并且从视野中也排除了人类需求与贫困的实在性。

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批判方法是强有力的，但还不足以把握财产通过法律对人类生活施行控制的方方面面。20世纪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将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引申到了法律话语之外，以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构成压迫与剥削的不同物质性基础。例如，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就很清晰地说明了这个视角的转变，他分别以语文学和学术的语言说明马克思从青年人本主义到成熟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事实上，阿尔都塞认识到马克思对作为剥削物的财产所进行分析的方式的转变，开始是从超越的形式出发，之后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再生产对身体的实际组织的角度。在这里，批判上升到真理的高度，但同时也被取消了，因为哲学让位给了政治。就在大约同时期，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进行了相互呼应的转变，尤其是当他们面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时候：强调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范畴之间分界的解体，随之而来的在物质层面上极为有效的统治意识形态结构(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对应)的建构，以及资本对社会实质吸纳(realsubsumption)的完成。这些以不同方式介入的结果就是批判的“现象学化”，也就是说，将考察重点放在诸身体的集体维度中，将批判与对象的关系视为物质性的装置简单说来，就是从超越性向内在性的转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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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Early Writing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and Gregor Benton(London:Penguin，1975)，p. 336.译文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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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向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一度难以识别，这就是诸身体的视角。当我们将这种转变归功于阿尔都塞和法兰克福学派时，我们的做法只是策略性的，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转变在他们那里也只是在学术层面初露端倪，得到真正发展的是在激进主义或行动主义那里。法国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Socialismeoubarbarie)与意大利的《红色笔记本》(Quaderni rossi)是20世纪60年代最早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识到身体维度的理论一实践意义的重要杂志。从某些方面来说，以南亚工人和农民起义为研究对象的杂志《庶民研究》(SubalternStudies)也发展了类似的思想。当然，在这段时期，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都出现过类似的轨迹。关键就在于，分析是立足于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斗争的分析，认识到这是每一种制度性关系和每一个社会组织图式的根源所在。特龙蒂(Mario Tronti)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写道：“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分析资本，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认识到，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原则。”[25]潘泽瑞(RanieroPanzieri)—与特龙蒂一样，也曾是《红色笔记本》的核心人物—补充道，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以社会学的姿态出现的，但其根本任务不仅是将社会学视角转化为政治科学，同时也要转化为革命科学。再者，卡斯托亚迪(CorneliusCastoriadis)在《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中强调，革命研究需要不断去关注社会运动的形式，并根据后者来调整自己。最后，在1968年事件之前，卡拉尔(Hans-JürgenKrahl)在德国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一次意义重大的讨论中坚持认为，需要与革命过程的所有超越性概念进行决裂，如此一来，宪法的每一个理论观念必须立足于具体经验。[26]

在此语境下，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的情境主义宣言—“论最后一个阶级的觉醒”(“Contribution à la prise de conscience d’une classe qui seraladernière”）—也许会很有意思。这个先锋文本的神奇之处当然不在于其荒谬地带有达达主义意味的宣言，或者其复杂的“字符主义”(Letterist)悖论，而在于如下事实，那就是，它能够对劳动的具体境况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以初步、片面但又正确的术语说明了，当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production）取代其他增殖方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时，劳动力就可以摆脱资本的控制。情境主义的工人考察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预见到了21世纪的社会转型。以生产非物质产品为目标的活劳动，如认知或智识劳动(cognitive orintellectual labor)，总是会突破加诸自身的限制，并发展出无法被磨灭的欲望和不断改善的生命形式。当非物质生产成为居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所有要素都要被刮目相看，有时要完全摆脱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分析方法。所谓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实践中解放，构建新的世界。也就是说，通过工人调查这样的活动，批判的“现象学化”又革命化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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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现象学融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始于对权利和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任何超越性中介或辩证关系的颠覆，但这需要以政治的形式进行组织，而且事实上，这一视角为理解1968年事件提供了基础。这种思想发展让我们想起了几个世纪以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哲学家将他们对经院哲学传统的批判与认识真实自然的实验结合起来，例如，使用手术刀和解剖刀去揭示身体运作的秘密，进而用分析动物的方式去理解城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理论家也是如此，当有些人说现代性趋于终结的时候，这些理论家认识到，不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展开批判，还要将这种批判建基在激进行动的经验上，通过对工厂和社会斗争的解读，使用解剖刀去揭示集体身体的新秘密。

许多路径都展现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演变。最根本的谱系当然是去追踪工厂内外工人斗争的发展，从工资要求到社会要求，从而将斗争的分析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斗争的机制不仅是对抗性的，也是建构性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是构成性的(constituent)—去解读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同时提出新的替代方案（我们会在第三章详细分析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构成/宪法斗争)。但是其他重要的思想动向，无疑也促使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身体维度。例如，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的作品以及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将焦点集中在性别差异和性别等级上，这些差异和等级从根本上说来，源于物质和身体因素。反种族主义思想，尤其是起源于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那些思想，迫使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采取身体的视角，去认识支配的结构和解放斗争的可能。我们可以在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中认识到身体在理论中的重要性，那就是阿兰·雷乃(AlainResnais)在20世纪50年代的两部电影—《夜与雾》(Night andFog)和《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杜拉斯(Margue-riteDuras)原著]—它们昭示着整整一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日本核灾难的恐怖始终笼罩着他们。大屠杀的威胁和现实将生命的主题带到了前台，以至于在谈论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都不能不考虑身体的核心地位。每一种视角女性主义的、反种族主义的和反殖民主义的，以及大屠杀意识都迫使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承认，不仅存在劳动身体的商品化，同时还有对性别化与种族化身体的折磨。从弗洛伊德到马尔库塞，一系列对人类精神不满和贫困的经典研究，都可以解读成殖民主义一资本主义暴力的百科全书，这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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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吊诡的是，即便在资本取得胜利的20世纪60年代那时，生产方式直接对身体进行投资，生命的商品化让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抽象化在工业和社会生产的过程中，身体仍以造反的形式重回舞台。这就将我们带回到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初必然性，那就是共和国要以私有产权为作为基础，这是共和国的正常状态，而非例外状态；同时揭示了社会秩序的超越性条件和物质性基础。只有身体的视角及其力量才能够去挑战财产共和国所编织的规训和管控。

……到身体现象学

哲学并不总是密涅瓦(Minerva)①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开始飞翔，以回顾的形式去揭示即将过去的历史阶段。有时，哲学可以预见历史—但这并不总是好事情。在欧洲，那些保守的哲学家经常会预见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基础，其中就包括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崛起。[27]我们可以考察一下20世纪头十年主导欧洲思想界并预见到极权主义的两位思想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他们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去追踪另外一个重要谱系，让我们以新颖且有力的视角重新审视身体现象学。

20世纪初期欧洲思想的这一流派所蕴含的真正预见性要素，是对生命哲学的发明，这种哲学将激进行动的伦理学确立为核心，对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深远影响。物活论（Vitalism）对批判传统、先验认识论以及康德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产生了极大影响。究其原因，部分就在于这种思想呼应了当时某些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作为颠覆性力量的工人运动的首次爆发，让资本主义统治处于危机之中，资本的稳定价值受到了混乱的相对主义的威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需要重回原点，重申其价值，证明其决断力，并且摧毁社会中介机制所制造的一切障碍。这种情境就为盲目而骄傲的自发主义（voluntarism)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物活论在柏格森那里是奔腾不息的流，在秦梯利那里则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为确立霸权意志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当历史的概念被迫迎合权力的目的论时，先验抽象就要付出代价。柏格森最后成了天主教徒，而秦梯利则成了法西斯主义者：这就是历史重新进入他们思想的方式。当历史受到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威胁时，宗教价值或者自发主义的确定性看起来就成为了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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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和技术及工艺之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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