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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事件概念,在这一点上很容易与巴丢(AlainBadiou)的概念区分开来。巴丢将事件确立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将其视为真理出现的场所,可谓功莫大焉。事件本身具有不可化约的杂多性,也即含糊性,将真理的确立与单纯的判断形式相分离。在此方面,福柯与巴丢的区别可以清楚地从两位思想家对事件的态度看出来。对巴丢来说,事件,例如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及复活,法国大革命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而确立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关注那些事后赋予事件以意义的介入行为,以及不断回归事件的忠诚和一般(generic)过程。但福柯强调的却是事件的生产与生产性,这就要求前瞻而非后顾的眼光。换句话说,事件内在于存在以及颠倒事件的战略之中。巴丢对待事件的态度反映其没有认识到自由和权力之间的关联,而这正是福柯从事件内部出发所强调的。对事件的回顾性态度并不能让我们进入到起义行动的理性之中,这必须在历史进程中去争取,从而创造革命性的事件,并与主导性的政治主体性相脱离。没有制造事件的内在逻辑,我们只能在外部将其视为信仰问题,重复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那句话:“因为荒诞,我才相信”。[72]
生命政治的事件可以将生命的生产转变为反抗、创生以及自由的行动,这就将我们带回到作为政治策略的诸众形象。我们可以从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来举例,如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游击队员波利斯(LucianoBolis),来看看他的回忆录中如何在沙地的谷物与诸众的反抗之间建立关联(这可以让我们想起惠特曼具有民主特色的草叶)。波利斯完全认识到,在那些投身战斗的诸众的痛苦中,他的牺牲只是沙地中的谷物。他解释道:“但我相信,幸存者有责任去书写那些沙地谷物’的故事,因为甚至那些由于特殊情况或不同感知而没有成为‘诸众’一员的人也明白,我们的解放以及解放所依赖的价值,需要付出如下代价:鲜血、恐怖、期望以及游击队员’这个词所昭示的全部意义,但这些在今天依然被人们因空洞的自满所误解、嘲笑和拒绝。”[73]生命政治在主体性与历史之间,是一种游击队员式的关系,由诸众的策略所打造,由事件和反抗所形成,由那种将政治决策与斗争中身体的建构连接起来的话语所阐述。德勒兹以类似的游击队员的方式,将生命的生命政治生产阐释为“相信世界”,他感慨地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世界,或者说,我们的世界被剥夺了。“如果你相信世界,无论多么难以察觉,你都在促成可以摆脱管控的事件;不论多么短暂或狭窄,你都在创生新的时空……我们反抗管控的能力,或者我们对管控的屈服,都要在我们每种行动层面上进行评估。”[74]反抗的事件不仅有能力去逃避管控,同时也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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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身体的生命政治的力量,还有最后一个例子,这也是来自其他领域。让我们看看埃克哈特(MeisterEckhart)的布道文《耶稣荣入圣城》中的一段话:
现在注意!如果一个人要永保处子之身,那他就决不能生育。如果他要生育,他就必须成为妻子。这里,“妻子”是可以给予思想的最为高贵的名字,这确实比“处子”更为高贵。那接受上帝的人,必须是善的,通过这种接受,他就是一个处子。但上帝在他身上生育是更好的;因为让礼物生育出果实,是对礼物的唯一答谢。精神是妻子,它以生育为答谢,将耶稣带回到上帝父亲般的心灵中。[75]
埃克哈特试图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生命政治事件的生产性上,但这是多么的复杂!要阅读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穿越几十年的女性主义理论:从波伏娃的分析开始女性不过是父权制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她们束缚在生物性的生育功能上,从而让她们处于臣服地位;然后是女性主义宗教学者,他们揭示了基督教的父权制模式以及处女和妓女的二元对立;最后是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他们揭示了女性的角色,即她们如何在欧洲政治哲学的经典中,成为混乱和具有危险繁殖力的形象,因而必须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当我们抛开男性主义以及异性恋的标签后,就会看到,埃克哈特那段话中呈现出一个酷儿(queer)。当男人变成女性时,生产性就出现了,埃克哈特的神秘视界让我们想起苏瑞伯庭长(PresidentSchreber)的幻觉。据弗洛伊德的报告,他认为自己正在变成女人,通过上帝而受孕,从而生育出新的人种。有趣的是,埃克哈特的生产性与性别倒错行为相一致。(埃克哈特能否认出女性的男性特征,就像他发现男性的女性特征那样?)事实上,生命政治事件,总是一个酷儿事件,一个颠覆性的主体化过程,这个过程能够颠覆主导性的身份和规范,揭示权力与自由间的关联,从而开启另类主体性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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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命政治事件与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实体论或概念论相决裂。存在通过事件而产生。有意思的是,在生命政治事件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呼应关系。皮尔斯(CharlesPeirce)写道:“如果自然对我们来说是高度统一的,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已经适应了我们的欲望。”[76]事实上,实用主义者建议对生命政治事件进行述行性(performa-tive)分析,并证明生命政治力量的运动在相反的方向上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欲望也可以适应自然。在第二章最后的“论人1”中,我们还会回到这一问题。(请读者注意,这些总结性的讨论可以作为单独章节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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