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大同世界

我们的概念筹划也许可以视为一种交错法(chiasmus)。我们的研究从意识形态外部位置，即对现代性一殖民统治一种族主义综合体的研究，转移到生命权力的内部位置，后者以相反的方向进行，从反现代的反抗内部转移到生命政治斗争，这场斗争能够带来断裂和另类世界的建构。

2.2 现代性的矛盾情节

阿莱格里亚想象一幅困在黑暗中的世界地图，突然星火燃起，继而有燎原之势，在两个美洲形成了革命燃烧的项链。

——西尔克：《死者年鉴》

(Leslie Marmon Silko, Almanac of the Dead)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

面对现代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态度是矛盾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它包含一个很强的叙事主题，欢呼现代性的进步，将任何反现代的力量都视为迷信和倒退，但也包含一个反现代性的脉络，这主要体现在那些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政治立场中。工人、农民以及其他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阶级，他们对资本的反抗构成了现代性内部反对现代性的核心力量。

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为第一种立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在《大纲》①的“资本主义生产之前的诸阶段”中，马克思坚持认为，亚细亚和古代（奴隶）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这种对经济史的目的论解读在经济形式和实践之间制造了分裂，这种分裂有时会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在马克思的时代，将一切都引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本人在稍有不同的语境中，也使用同样粗糙的进化论逻辑，断言人体解剖是蕴含着猿体解剖的钥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在他的很多著作中都断定，欧洲之外都是“没有历史的人民”，远离资本的发展，停滞在不变的当下，没有能力进行历史创新。[34]这就可以说明，为何马克思对19世纪5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起义、农民战争以及那些没有直接加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运动评价甚低。这个视角也让马克思认为，殖民化（如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是进步的必然过程，因为殖民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35]从这方面来说，我们应该说，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思想界对马克思这方面思想所进行的主要批判，并没有质疑这种分析的目的论和进化论基调。例如，韦伯将宗教、政治、文化以及其他现象也纳入分析，但并没有弱化进步的决定论逻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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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般简称为《大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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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本人思想中的现代化和进步主义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得到了大量的繁衍。社会民主思想中“未完成的”现代性概念就是基于类似的预设，虽然这些思想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已相去甚远。科学社会主义的漫长传统，以及社会主义的工业发展政策，都来自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产业无产阶级之外的劳动力和反抗遭到忽视，或被视为前资本主义的和原始的暴力形式，这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非常常见。[37]

世界体系理论在继承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时，提供了含混但又非常重要的见解。早在布罗代尔(Ferdinand Braudel)的见解中—世界体系理论就是受了他的启发甚至在更早的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学理论中，就认为世界市场是通过资本主义出口商品能力的线性增长而得以形成的。这种理论认为，资本会逐渐将整个世界都吸纳入自身之内。这肯定会发生，却不是以简单的或者线性的发展方式。的确，世界体系的视角并没有以绝对线性的发展方式来分析全球的资本扩张：空间的扩张（这是线性的，因为资本主义的整个过程被视为不可逆的）伴随着时间性的封闭，后者描述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周期性矛盾。在这些周期及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积累到产业集中，再到金融积累，然后就是危机，最后又从头开始），发展的霸权中心在地理上不断转移—从地中海沿岸到大西洋再到太平洋—最后形成了空间的等级乃至排斥的区域。虽然这些理论考虑到周期性变化，但还是坚持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张的系统性特征。这种观点虽然谈及了“反体系”运动，但也无法充分说明反现代性的力量：在历史、社会及经济的发展的决定力量中，它无法认识到阶级斗争才是最为根本的；它无法理解资本是一种关系，既连接又切断劳动的力量与资本的统治之间的关系；最后，它也没有充分考虑到那些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主体的反抗。世界体系理论更为简单的版本依赖发展的阶段论，其中每一个阶段都决定着更高程度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关系。甚至在最为成熟的理论家那里，世界体系因为没有认识到反现代性的黑暗力量，也重复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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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现代性的进步主义概念，也并不正确。当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为接近阶级斗争和革命行动的理论—那些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权力并与其意识形态相决裂的理论—时我们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东西。20世纪早期出现的反帝国主义理论和政治筹划，为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共产主义提供了反现代的重要先例。在卢森堡(RosaLuxemburg）的作品中，资本主义企业的价值实现与增殖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界限，最为重要的就是殖民地的边界。在这些界限以及资本通过原始积累的持续过程所进行的扩张能力—中，同时还伴随着集体利润的稳定化，全世界日益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中。但从卢森堡的视角看来，这种发展带来了诸多矛盾，而她关于矛盾和危机的概念则强调了因为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而产生的主体性力量。

资本对国内及国外的非资本主义阶层的破坏越剧烈，它就越发降低了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于是当下资本历史的变化也就越大。这就造成一系列的政治、社会灾难和痉挛，在这些情况下，因为周期性的经济灾难或危机的影响，积累就难以为继。但是，甚至在资本自身所导致的自然经济的停滞到来之前，国际工人阶级就会开始对资本的反抗。[39]

在发展的边界上，资本主义因为反现代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反抗而危机重重。

在列宁那里，资本主义危机的主体特征更具戏剧性。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因为帝国主义扩张而大动干戈，但反对战争以及反对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逻辑的斗争为反资本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副标题为“通俗的论述”—中，除了分析了金融资本、银行等之外，还提出，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会为全世界的工人带来苦难和死亡，同时也提供了摆脱隔离彼此的意识形态藩篱的机会。列宁谴责了欧洲国家的那些“工人贵族”，因为他们的沙文主义和改良主义有力地支持了帝国主义；同时他又认为，存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可能，这种斗争可以将“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与“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40]联合起来。这种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同斗争激发了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完全脱离了进步主义话语中的决定论和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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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继承了革命共产主义的思路，并在反现代性的力量中对此进行了强化。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能通过模仿现代性的模式而得以实现。若想改革政府结构，改变工人生活水平，将他们从资本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就需要另一条道路。当然，毛泽东对农民政治角色的肯定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的修正，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斯大林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强有力批判之中。[41]汪晖指出，甚至在毛泽东最为极端的现代性筹划中，也存在着强烈的反现代性要素。他解释说，这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其特征就在于将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与革命共产主义传统中的反现代性思想结合了起来。[42]

一旦我们认识到革命共产主义思想中所存在的反现代性潮流—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潮流甚至在我们所提及的作者那里也总是含混的，也总会混杂着现代性与进步的观念—我们就必须对马克思的著作另眼相看，因为有些著作并不支持我们前面所提及的现代性路线。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光，即19世纪70年代的下半叶，经过了数十年的《资本论》写作以及创立共产国际的努力之后，马克思开始注意财产的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形式，并阅读了一些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作品，如路易斯·摩尔根(LewisMor-gan)、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MarksimKovalevsky)、约翰·菲尔(JohnPhear)、亨利·梅因(HenryMaine)、约翰·拉伯克(John Lubbock)以及毛勒（Georg LudwigMaurer)等。他由此发展出一个假说：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只是诸多财产形式的一种，而资本主义财产的规则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残忍而复杂的规训性训练。于是，他推翻了19世纪50年代所发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的僵化理论，开始质疑以下观点，即经济规律可以独立于历史与社会环境而自行运作，并将自己的视角拓展到欧洲中心主义的界限之外，将欧洲的历史放在全球视角的考量之下而在全球范围内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马克思与其早期关于现代的“进步”预设相决裂，这还要归功于他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所接到的一个请求，即让他在俄国两个革命团体间进行裁判：一方引用马克思的著作，坚持认为俄国在共产主义斗争开始之前，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则认为，在俄国的农村公社米尔（mir）中已经存在共产主义的基础。马克思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位置，因为，虽然他的主要著作都支持前一种观点，但他当时的想法却同意后者。马克思试图调和这两种观点，在给查苏利奇信件的草稿中他宣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①。马克思在另外一封信中解释，《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西欧摧毁公社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并非代表普遍历史，不一定适用于俄国或任何其他地区。马克思写道：“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43]，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俄国，革命的任务是要去阻止威胁到俄国公社的资本的“进步主义”发展。马克思接着说道：“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44]对反现代性力量的肯定，以及巴里巴尔的“反进化主义”(anti-evolutionist)是否揭示了马克思的内在矛盾?果真如此的话，这也是一个健康的矛盾，可以丰富他的思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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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通信中已经察觉到却没有详细论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反现代性的革命性力量就深深植根在共同性之中。马里亚特吉(JoséCarlosMariátegui)②在认识欧洲内部和外部反现代性的反抗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20世纪20年代踏足欧洲，并研究了那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之后，他回到了祖国秘鲁，并且发现，安第斯当地的公社(ayllus)也处于类似的基础之上。当地的公社维护并保存对土地的共同所有权、共同劳动以及公社的社会组织，在马里亚特吉看来，这些都与革命前的俄国农村公社非常类似，这也正是让马克思颇感兴趣的米尔。他写道：“尽管有一百年的共和立法，但印第安人并没有成为个人主义者。”他们基于共同性，在公社里进行反抗。[46]马里亚特吉当然认识到传统印加社会中的神权与专制要素，但也在其中发现了共同性，后者可以成为反抗的基础。在与欧洲共产主义的接触中，他认识到当地人民和“印加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的重要性以及潜能。当然，这并非前哥伦布时代的残余，也并非欧洲政治运动的一个衍生品，而是源自对现代社会的反抗。我们应该将欧洲内外的反现代性视为共同性的社会表达。

社会主义发展

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对现代性有着矛盾的态度，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现代性之间却有着更为显著的密切关系。发生在俄国、中国以及古巴的三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导致这些革命的斗争都贯穿着反现代性的强大力量—结果都坚决追求现代性的筹划。正如诸多作者所论述的，那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一直致力于在其他国家推广和强加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被宣传为有百利而无一害，实际上却再生产了现代性一殖民统治的全球等级制。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筹划却同样致力于发展的观念，颠倒性地重复了它们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图式与结构。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依然是后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支柱，但它也不得不与对发展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推广相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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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②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秘鲁马克思主义先驱，他是1926年成立的秘鲁社会党的理论家，这个党在他去世之后更名为秘鲁共产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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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在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之前，在革命思想中有很强的理论取向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其说是解放，不如说是更高的发展，有人甚至认为，要重复主要国家的现代化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改善。作为国民的人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构，要服务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就忽视了另类需求与本地传统的自主发展。有时，一般认为国民经济发展是不得已的任务，以赶上资本主义国家，但更多时候其却被视为终极的目标。当然，批评发展并不意味着拒绝经济的繁荣(恰恰相反！)，正如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反对理性或者启蒙一样。如前所述，这需要我们采取不同的视角，从而认识到现代性和发展计划的继续只是复制了等级制这正是前两者的根本特征。[47]

现代性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政策的发展主义，在列宁1898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已显出端倪。列宁所肯定的经济发展的现代模式直接与这本书中对底层阶级的“前现代”或反现代对抗的赞扬相冲突。他试图用延宕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矛盾：经济发展是有必要的，这样才能让底层阶级成熟，从而对资本主义统治进行有效的抵抗。但我们要注意，无论何时，当列宁通过延宕的方法去解决矛盾时—最明显的例子是国家的消亡理论—他是在掩盖真正的问题。转变的过程或者过渡永无尽头，矛盾永远存在。在这里，列宁所缺乏的并非革命斗争的精神，而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进步观念的神秘化功能的有效分析。[48]同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政策并没有背叛革命的力量和理论，而是弱化了这种矛盾—过分强调现代性进步的一面，却忽视了反现代性的要素。

毫不奇怪的是，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当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希望”（greathope）逐渐失去吸引力时，三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都陷入共同的危机之中。在苏联，其发展模式不就是解放的远景转变成资本主义发展的语言吗？它想象着通过发展阶段论，通过将资本主义现代性蹩脚地吸纳进社会主义的修辞并作出相应修改，就可以摆脱经济依附。马克思主义被简化为进步主义的进化理论，反现代性的所有要素都被该理论排斥为落后的、欠发达的。苏联的危机波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结构的民主地位、官僚制精英的统治机制以及苏联准殖民扩张所造就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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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危机没有导致崩溃，而是促成体制的演化，这种演化在对劳动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组织的路线中优化了高度集权化的政治管理。①这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官僚制的或中央集权化的方法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更加分权的方式，在统一的全球市场的框架下—这个框架通过工资的不平等以及恶劣的劳动条件，提供利润和竞争性优势—赋予市场力量以足够的空间和支持。中国通往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其私有化是有限度的，国家控制依然很强，城乡之间出现了伴有等级制的新的阶级分化，等等，但是其效果却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们稍作回顾的话，中国当下的新自由主义政权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政权是多么的若合符节。

最后，古巴故步自封，到目前为止控制住了危机所导致的后果，虽然有社会主义之名，但其最初的构成要素已查然无踪。同时，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也会持续产生深远的影响。古巴必须不断拒绝那个充满危险的选择：苏联经验的灾难性终结或者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发展。

同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那些所谓的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中，从印度到东亚国家，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也产生了数十年的影响。这里，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的依附理论之间存在深刻的连续性。[49]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计划，成为控制和压制反现代性力量的关键要素，而后者源于革命斗争。“民族发展”和“全民国家”的观念不断给出幻象式的承诺，实际上不过是大国为现存的全球等级制提供合法性而已。事实上，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联合”，实际上却是组织起来的政治操纵，后者假装克服了阶级冲突（其实只是压制了而已），因此淆乱了左和右的政治意义，同时还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别。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现代性的反动计划在经济危机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恐怖经验的一部分，在某些方面这些经验还在重演，不过不是以“全体人民的联合”的名义，而是以所谓的中间派主义（centrism）表现出来—左右派的竞选政党力量都疯狂涌入议会，并秉持民粹主义的立场，巴里巴尔(ÉtienneBalibar)将其称为“中间派的极端主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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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如此。国外有很多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哈特和奈格里也是如此。这种看法是否成立，相信读者自有鉴别。包括下文提到的所谓“中国通往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等说法也是如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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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场伟大的社会主义经历的“错误立场”我们反讽地借用苏联官僚所使用的古老术语—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主义规范而内化进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之中，不如说是因为如下吊诡的现象，那就是，这些规范内化的程度太弱。尽管这些社会主义的实验失败了，但俄罗斯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却高歌猛进。在经过相对短暂的危机之后，这类国家又重回资本主义道路，与脱离资本主义的发展时相比，变得富强了。历史证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原始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强大推进器。除了其他创新，在欠发达的情况下，它发明了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在周期性危机时才会使用的工具(如凯恩斯主义)；它预见并将治理的工具规范化，从而控制（我们在第四章将会看到的）例外状态，这种例外状态在当下全球秩序中也会不断得到利用。考虑到当下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穷途末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危机就变得极具当下相关性。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①

但是，如果忘记或者低估俄国、中国以及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帮助和鼓舞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解放运动，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应该慎之又慎，在批判它们的时候，并非要强化主导意识形态的伎俩，将这些革命从记忆中抹去。每一场革命都激发了斗争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病毒传染的方式，将它们的希望和梦想传播给其他运动。事实上，在历史的当下时刻，去现实地计量社会主义国家的明确危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或者阻碍了解放运动，或许是大有裨益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始于1917年的“短暂的20世纪”在1989年终结，那也绝非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希望和运动终结了，而是意味着新的世纪开始了。我们会评估今天反现代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所起到的抵抗作用，并且试图摸索出一条道路，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牢笼中逃脱出来—社会主义国家也囚禁在这个牢笼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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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Mutato nomine dete fabula narratur)，这句话引自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1首。马克思也引用过。参见《资本论》，中文2版，第1卷，8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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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解放斗争不能以现代性和发展阶段论来进行阐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那些没有得到实现的反现代性力量，又在我们的时代再度出现。当切·格瓦拉试图与结构性的决定论以及社会主义的历史线性发展思想—在他看来，这些只不过复制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决裂时，他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使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迟钝武器，去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这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要建成共产主义，就必须同时建设新的物质基础，塑造新的人性。”[51]切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主义的制约要素当然有着第一手的认识。在古巴革命成功之后，他就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以及工业部长。但在1965年，他从公众视野中神秘消失，加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先是在刚果，后来是玻利维亚，并最终在那里牺牲。有人认为，切离开古巴和自己的岗位是因为浪漫主义者对冒险的无尽追求，或者不愿意承担国民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但在我们看来，他的行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官僚制和经济紧身衣的拒绝，是对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在这种国家内，他希望塑造的共产主义的新人性是不可能找到的。他重返丛林，其实是一次破釜沉舟的努力，试图去重新发现他所知道的解放斗争时期的反现代性力量。今天我们比切所处时代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只有立足于生产与政治过程基础之上的主体性，才有能力去构建创新意识和转变的意识。这种意识不再从知识分子团体那里灌输而来——这曾经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源自工人阶级和诸众，正是他们自主地、创造性地提出了反现代性和反资本主义的希望与梦想。

卡利班脱离辩证法

在现代性的历程中，怪物总是在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最为激进的筹划中不断出现。在欧洲，从拉伯雷到狄德罗，从莎士比亚到雪莱夫人，怪物总是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畸形以及令人恐惧的超常状态，就好像现代理性的框架难以容纳它们非同寻常的创造性力量一样。同样，在欧洲之外，统治者也将反现代性的力量视为怪物，从而对它们的力量进行约束，并将对它们的统治合法化。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用人来献祭的故事，就可以用来为16世纪的西班牙人的残忍、暴力以及疯狂作辩护，就好像食人族的观念为后来的非洲殖民者提供口实一样。16、17世纪遍布欧洲和美洲的猎杀女巫、烧死女巫以及审判女巫现象提供了另外一个例证，说明反现代性的力量如何被诬蔑为非理性以及迷信，从而背叛了理性和宗教。事实上，猎杀女巫的现象主要出现在那些当时发生过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地方，而这些起义往往是女性所领导的，旨在反对殖民统治、资本主义统治以及父权制。[52]但是，现代性在处理怪物问题方面也存在困难，因此试图将他们作为狂热想象中的幻象或虚构，就此打发掉。马克思写道：“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53]但是，怪物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应该仔细看、用心听，从而去理解，关于现代性，它们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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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通过将反现代性的怪物—如非理性主义、神话、统治以及野蛮等—与启蒙置于辩证关系中，从而去把握它们。他们写道：“我们毫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不可能脱离启蒙思维。但是，我们也认为我们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思维的概念，以及具体的历史形式和这些形式纵横交错的社会机构，已然包含了倒退（即启蒙的颠倒）的种子，这种现象在今天可谓举目皆然。”[54]他们认为，现代性与其反面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毁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流亡美国，他们写作《启蒙辩证法》就是为了解释纳粹在德国的崛起，以及在这个政权中理性和野蛮的难解难分。在他们看来，纳粹并不是什么反常的人，而是现代性本质的一种症候。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也服从同样的辩证法，即无产阶级自由和理性的社会组织计划，反倒不可避免地为极权的、严格管制的国家提供了条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不到这种辩证法的吸纳或解决，只看到现代性理想不断产生的灾难，其结果就是，我们并没有走向一个更为人性的社会环境，而是陷入新的野蛮主义。

因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带有目的论色彩的现代化思路的大胆决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论述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在将现代性与反现代性构建为辩证的关系时，他们犯了两个错误。首先，这个公式将反现代性的力量同质化了。有些反现代性力量，如纳粹，事实上犯下了恐怖的恶行，奴役了人民。但是其他反现代性力量通过不可制服的自由而挑战了等级制和主权的结构。其次，通过将这种关系限制在辩证法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反现代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对立面，甚至与后者相矛盾。如此，辩证法就导致了关系的停滞，而不是运动。这就可以说明为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不到出路，反而认为人类注定要在对立面的游戏中被奴役下去。问题部分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反现代性形象内部所存在的差别，因为这些角色中最为强大、同时我们也最感兴趣的并非与现代性处于沉思的、否定的关系之中，而是保持了对角线的关系，并非单纯地反对一切现代和理性的东西，而是要创造出新的理性以及新的解放形式。我们需要走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辩证法所设定的恶性循环，认识到反现代性的怪物、解放的怪物如何总是超越现代性的统治，指向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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