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德勒兹

意识形态

在文学和文化理论上采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来进行批评，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有许多复杂的形式，但是总体而言它解释个体行为是如何与其利益相对立的。因此，意识形态被看作是一种可以伪装压迫的对想象的生产。它采取显著的宣传形式:我们被告知那剥削我们的市场力量是唯一使人类得以解放的方式，并且这种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公开的政治信息而产生。尽管，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意识形态通常被看作更为复杂的形式。文学赋予世界以形式和理性，使这个世界被确认为可剥削的。譬如，女人阅读浪漫小说，认同理想的婚姻；她们因而自愿地默许成为父权游戏之中被动的棋子。因此，意识形态是一种解释经济或物质剥削是如何被形象所伪装的方式。

德勒兹的先验方法是一种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形式。意识形态必须预设有某种有待揭晓的真实利益：譬如，女人真的想要解放但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愚弄。意识形态同样假设了某种有待从强加于其上的文化幻觉之中解放出来的个体的标准形式。这种方法对权力和想象有一种消极的概念，即认为权力是压迫或歪曲“真实”世界的，认为想象是一种欺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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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一种先验的视角出发，我们不能预设真实的利益，也不能预设我们可以在权力和形象之下发现的某种前社会的和本质性的个体。对德勒兹来说，先验方法的第一步就是展示人和利益是如何从欲望的混沌之流中被生产出来的。它展示了人、阶级或利益的外延的和个体性的归类是如何从感受中被“编码”的。回到简·奥斯汀或任何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着装、肤色、姿态、言语和身体部位(细腰、曼妙的身材)的节奏的描述是如何构成了“女性气质”的。这不是说先有女人，然后她们被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错误地再现。“女人”是一种被社会编码的感受的装配，而文学则以其最大的能力去探索所有这些构成了人性的(personhood)形象的感受和强度。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微观政治或“精神分裂分析”是一种考察独特的投注如何构成普遍性(generalities)的艺术。他们认为，那些被预设的人性的开端总是非人的和政治性的。回到奥斯汀的例子，女性的人性可以跟白人的白性(whiteness)相提并论，因此它已然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身体进行归类。再次例举奥斯汀的例子，男性的人性之所以是力量、勇气和勇敢，也是有一个军事的历史在里面。今天，我们或许会认为女性气质可以以戴安娜王妃的形象作为范例。但是这并非一种加诸女人之上的被强迫接受的陈词滥调。这是从政治感受方面对“女人”的生产。戴安娜这个形象就是通过优雅、良好教养和心地善良而组成。在“男人”和“女人”这样私人的个体出现之前，先存在的是对感受的政治性编码。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父亲”这种形象总是等同于银行家、警察、税务官和政客。那些被预设的关于人性、男性和女性的普遍性形式，都是由政治性的强度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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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的方法并不起源于假设的术语，例如“人”或“人类利益”;它通过强度展示这些术语的历史构成。这意味着，与意识形态所不同的是，欲望不是为政治所压抑而被编码的。譬如，当欲望——男人与女人的身体连接——被编码为神圣的布尔乔亚式婚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利益，而不是成为我们欲望的效应，成为那种看上去理应主宰我们欲望的法则。政治的构型或“政治机器”从欲望中产生利益。一组身体相互连接以扩张它们的权力，这就是欲望。这组同样的身体形成一种它们自身的形象，以作为人类生命的基础，这就是利益。正是通过这个过程，特定的投注，比如一个特定群体的身体的集合，可以被编码为一种普遍性的利益：白人之白性的本地性投注，变成了一种关于“人”的全球性投注。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方法里面，解放不可以诉诸某种潜藏的利益，比如“人类”的解放，因为人类已然是从特定的和独特的感受之中构成的概念。与此相区别，他们致力于从利益之中解放出欲望的非人性。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总是在一种认知的层面上运作，它假设我们是被权力所欺骗或误导的；它剥夺了我们可能会拥有的权力和形象。德勒兹的先验方法拒绝去假定一个外在于权力和形象化的存在者。欲望自身就是权力，它是一种变化和生产形象的权力。欲望同样也有生产那些奴役其自身的形象的权力：即履行其社会义务的道德的“人”的形象。但是为了揭示和强化它们自身的生产，就不能脱离形象：为何我们要将自身局限在作为社会公民的男人和女人的形象之中，而不是变成其他形象呢？德勒兹的政治批判并不开始于反对欲望的权力，而是开端于一条单义的(univocal)欲望之流，于其中欲望产生了奴役其自身的形象。之所以欲望是单义的，那是因为没有任何权力的形式可以作为其他权力的基础或解释依据。权力并不压迫我们，它生产我们。正如文学那样，文化的诸多形式并不欺骗我们，它们是欲望组织和拓展其自身投注的形式。当强度和感受被增殖以便生产更多的经验的可能性之时，权力能够积极地运作。拿现代小说来说，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TheWave，1931),小说里面的感受和感知在人物之间流动，而“叙事”则经常从一个人物的视角到另一个人物的视角之间不确定地游荡。伍尔夫的小说是激进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呈现了没有优先性的中心的多重视角，也因为这些视角不过是经验之流。在这里，没有感知的人物，这些感知的位置或“生产的区域”也没有被认同于专有的名字。素材、感觉和感知看上去是通过人物而流动，因而将人物展示为他们所遭遇的形象和他们那独特的生成。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学也可以消极地和超验地运作，感受和强度就被解读为某种潜在主体或人类本质的符号或象征。比如拿“新时代”文化来说，在其中，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身体痉挛、我们的肤色和体型都被解读为指向真正的我们的能指，所有的感受都指向那个躺着有待医师进行解释的人。在这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对有待被揭示的自我的“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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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义性与多元性

假如我们接受先验原则，认为我们不能从任何优先性的视角出发来解释经验，而是需要从经验之流自身出发来解释经验，那么我们就同样也会接受不存在任何存在者可以被用来解释存在或给存在予以秩序。只能有一个单义的存在的平面。对德勒兹来说，单义性是一种激进的哲学可能性，它自身反对超验性。超验性是含混的:它既预设一种外在世界的存在者又预设一种认知的或再现的存在者—心灵或“人”。单义性预设一种没有基础和认知者的生成的平面。我们不能从一个被智性心灵所认知的物质世界出发，假定心灵是一种分离形式的存在者；这样就是含混性(equivocity)的或者说假定有更多的实体、更多的存在者的“声音”。含混的问题是逻辑的和伦理学的。从逻辑上来说，它使得说存在作为物质的存在者和作为心灵的存在者变得毫无意义。这两者在可能的范围内都存在，他们都表达一个共同的存在。西方思想倾向于将一种类型的存在者置于另一种类型的存在者之上，作为后者的基础。但是为了这样做，它必须占据一个与心灵和物质这两种存在者相联系的位置。所以心灵和物质总是在经验之中，都不能被看作截然不同的存在者去解释经验。从伦理学上说，预设这两种类型的存在者已经为道德建立了一个基础；心灵既赋予世界以理念，也再现世界的秩序。然而，假如只有一个单义的存在的平面，那么就没有任何存在者可以作为基础或者为其他存在者代言，所有的存在者只能是一个存在者平面的表达。每一个截然不同的表达或生成都会是与其他表达或生成的对等物。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已经被二元论或含混性主导很久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存在一种多个类型存在者之间的道德秩序:神外在于世界，他是真实的存在，任何东西都是他的退化或“模拟物”。通常来说，含混性采取智性心灵的形式，这种智性心灵是超越可感的自然的。对德勒兹来说，尽管心灵是一种生成的模式，它表达允诺生成的多样性的生命。假如没有优先的存在者，假如只有一个存在，那么我们同样也处于一种多元论(pluralism)之中。每一个对存在的表达都以其自身的方式发生变化，并不指涉或联系任何基础性的存在者。没有任何对存在的表达是善或恶的；这里没有对世界而言的分离性的秩序原则。价值和联系(比如善和恶)都是从生命之中、从某种特定的生成的视角之中被拣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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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坚称，我们从超越善与恶这样一个有限的视角(或者从一个判断生命的视角)出发，到达一个将所有价值都看作生命之流的效应的扩展了的视角。这意味着超越道德(在道德之中我们假设世界有一个善和恶对立的道德系统)抵达伦理学，在伦理学之中我们创造和选择那些将生命扩展为一个超越我们有限视角的整体的权力。我们的创造和选择，不是基于我们是谁(这样就会置入一种价值或目的于生命之中)而是基于我们能够如何变化(扩展生命最大的潜能)。假如我们将自身从超验性的幻觉之中解放出来，我们的生成就被加强，因为这种幻觉认为存在一种异于我们自身的(或在我们自身之中的)基础或法则，它只需要被遵守或揭示就行。最大化的生成是对单义性的允诺，它肯定所有那些僭越我们的差异和创造，它包括构成我们但又并不一蹴而就地定义我们的那些基因的、历史的和感受性的投注。

最重要的是，单义性、内在性和先验主义让我们远离现实和潜在二元对立的立场。西方思想倾向于忽视生成的潜在力量(它是可能性或尚未到来之物)。它宣称现实的世界是我们的起点，这个现实的世界已经包含了所有未来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正是我们想象之内要发生的东西。可能性因而小于现实，但这并非可能性本身。在这种情形下，进化就不过是给定的可能性的展开而已，是一个走向预定的目的的过程。然而，对德勒兹来说，单义性意味着坚持整全的真实(real)由现实和潜在构成，而潜在至少与现实有着同等的权力。生命对德勒兹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一种变化的权力:它不是朝向某种业已给定的目的或者建立在某种预定的(现实的)基础上。潜在的差异有权力以不可预见的方式进行变化，它总是多于这个现实的世界，不受它的现成形式所束缚。潜在的可能性多于这个现实的世界，它不同于我们认为小于整全的真实的或可能发生但并未发生的东西(Deleuze1988c)。存在者正是从潜在的倾向或可能性之中被现实化。例如，基因在截然不同的身体之中将自身现实化，但是也产生了超越那表达它们的身体的进一步变异和生成；这种生成可能被现实化，也可能不被现实化，但是它们仍然是完全真实的，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然而可能性是一个苍白的和想象的现实世界的面向，而潜在差异和生成则正是世界的权力。任何现实的存在者都被潜在性所僭越，它不仅朝向可能的方向而变化，而且它的变量总是处于与其他生成的相互联系之中。一个有机体是流经它的生命的变量，但它也因为回应其他的有机体而发生改变。假如我们撤回到我们对截然不同的和封闭的现实有机体的感知，我们就能直观到一个差异的潜在生命和那些作为表达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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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像

今天，当我们使用“潜在现实”这样的词语的时候，我们的说法就好像：存在一个现实的或真实的世界，它仅仅存在，然后才有它的潜在面向或非真实的副本。今天我们也经常“后现代”地思考世界，因为世界已经失去了它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它已然被副本和影像所支配。后现代的世界被电视、广告、产品设计副本、克隆、名牌的无意义的重复和计算机对一切事物的仿真所充斥。不管我们是否庆贺还是哀悼这个世界，我们仍然通过现实和潜在截然二分的方式来描述它:曾经一度我们是接近现实的(现成的东西)但现在我们只剩下影像(潜在的东西)了。根据当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说法，这就是为何后现代文化被描述为“拟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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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像的一个最常被援引的文学范例就是堂·德里罗(DonDelillo)的著名后现代小说《白噪音》(White Noise,1985)里面那个“在美国最为经常地被拍摄的粮仓”。粮仓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因为它已经被多次拍摄;因此被拍摄的或者说被游客们所参观的，已经不是现实形态的粮仓本身，而是粮仓通过这种重复的仿真所变成的东西。粮仓是一个拟像，因为它没有起源了。在粮仓被拍摄过之后，你就只能拍摄那个在美国最为经常地被拍摄的粮仓了;影像化和仿真的过程先行于粮仓，产生了粮仓本身。只有通过图像的过程，粮仓才变成了可以被拍摄的东西(正如那个“最常被拍摄的粮仓”那样)。从鲍德里亚的观点来看这是值得哀悼的。我们业已丧失了与现实粮仓的所有联系(它们在农庄生活和农村文化之中的位置)，掉进了一个我们只能以其被复制的程度来衡量事物的世界之中。德勒兹反对这种对现实和潜在的固化区分，他认为真实总是现实一潜在。首先，任何“现实的”存在着总已经是一个影像。譬如，第一个所谓的粮仓就已经是通过某种理念或粮仓的形象而建造起来的。为了建造、确认和感知现实的粮仓，就必须已经存在着某种普遍的粮仓的形象。现实世界不仅是潜在可能性的效应，而且每一个现实的事物都维持着其自身的潜在力量。某物之所(现实地)是，即它去(潜在地)变化的能力。譬如，粮仓能够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一张照片和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有一个先行于仿真的现实世界，但是对于德勒兹来说，仿真有一个“原初的”过程。存在者或事物通过复制、重复、影像化和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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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1929—2007

作为一个法国文化理论家，鲍德里亚的主要关注点是后现代转向仿真或“超真实”。对鲍德里亚来说，后现代文化的拟像主要的症候就是丧失了真实。我们不再有能力去区别真实的世界和它的影像。譬如，今天的广告销售给我们的是影像而不是事物；我们购买的是香奈儿(Chanel)、卡尔文·克雷恩(Calvin Klein)或盖璞(GAP)的品牌或符号而非这个品牌所表达的品质或价值。鲍德里亚最出名的宣言就是海湾战争“从未发生”。他这样说的意思是，媒体已经如此过度地参与和主导了这个事件，以致战争已经没有空间或真实的发生地点，因为战争是通过影像而获得胜利的。不仅是因为在中东有一个影像的战争，而且更因为在其中对中东的呈现已经对敌人进行了妖魔化，导弹的发射和追踪是通过影像装置来进行的，CNN电视台的观众可以看到战争在发生的时候就已然是一个媒体的事件。战争的地点已经不再局限于中东，而是延展到每一个西方的电视屏幕，到达了这样一个地步：已经不能区分输送武器和输送影像之间的区别。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鲍德里亚认为，我们已经丧失了批判的力量。我们不能通过现实世界的对照来衡量潜在影像，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所有的现实感。

的过程而得以显现。每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或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是一个仿真:基因通过偏向而复制和重复，而艺术作品变得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它就是世界，而是因为它通过既是现实又是潜在的影像而转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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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英文版成书于2001年，让·鲍德里亚于2007年3月6日逝世。——译者注

我们只能在潜在的可能性已然被现实化之后才能意识到它们。我们从未看到过潜在的事物或仿真的力量本身；我们只能看到被创造的事物，而看不到作为现实的感受的生成的过程。我们只能从已然给出的艺术品之中看到创造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想象未来的创造。一个现实的存在者也同时是一个潜在的面向；一株植物不仅是它自身的物质构成，同时也是一种对水和光的需要或期待。所以，与将世界划分为现成的现实和它的非真实的潜在副本所不同的是，德勒兹认为存在一个拟像的世界。在这里并不存在一个原初的生命，然后它才变异或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复制；每一个生命的事件都已然迥异于自身，没有什么原初生命，只有仿真。

因此一种允诺单义性的伦理学就是一种可能性的伦理学。我们增加自身的力量，这并不是通过肯定我们的现存存在“我是人，确认我”—来达到，而是通过扩展我们对那些潜在力量的感知(我所不是的东西，创造“要到来的人民”)来实现。只有在文学不被看做是对世界的再现，而是对尚未到来之物、不能呈现之物或迥异于现成之物的东西的表达之时，文学才是一种肯定的和可能性的权力。文学给予我们别样的世界和生成。它不是产生现实世界的副本，而是扩展给定的世界的潜在倾向。我们不应该再现一个关于思想是什么的形象，而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对新和无预设想象的思想的产生权力。文学是仿真或拟像的权力，是去产生那不建基在任何迥异于其自身的生成的表象、影像和风格的权力。在《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Repetition，1994)里面，德勒兹援引了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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