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德勒兹

生成一不可感知之物

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世界是由诸多潜在倾向所组成的。我们所感知到的颜色，例如一贯的红色，是眼睛对光线的收缩(或现实化)的结果。人类的眼睛将光线现实化为“颜色”，这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存在者会以其他的方式将光线之流现实化为别的颜色：色盲者的眼睛也能感知到光波，但却感知到单一的色彩。因此，感知的现成形式是从更为复杂的纯粹差异之流里面形成了它的功能。所以存在着观察到潜在之物(光线之流)的诸多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可能是被现实化了的，也可能是未被现实化的(或由眼睛看到的)。所以总是存在着多于现成世界的世界，总是存在着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世界之外的潜在的世界。因此，现成的世界不仅通过一个潜在的虚拟平面而得以扩展，在任何现成知觉的核心处也同样存在着潜在的面向。人类通过倾听音乐将声波现实化，但是蝙蝠却通过对声波的“观看”和导航而将声波予以现实化。对德勒兹来说，生命开端于纯粹的差异或生成，或差异化的倾向，例如差异化的光波和声波，这些差异接着被不同的感知点现实化：比如人类的眼睛。我们这个存在者的世界，我们感知到的外延性的事物，不过是生成之流的各种收缩。更进一步说，每一种收缩都有其自身的绵延：人类的眼睛能够感知到所有不同的光波，将其看作各种色块，而更为复杂的眼睛或激光则不会将光波同质化为一种单一的色彩。

152

导读德勒兹

126

将某物看作是现成的，这也需要对时间的潜在综合：只有在保持过去感知的记忆，并且预期和连接到对未来的感知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事物。只有在将其联系到过去的感知，让我确认这种感知为红色的时候，我才能够将此物感知为红色。我也能够预期下一个尚未呈现出来的红色的事物和变量；我们感知到的现在，都有这种虽尚未显现但却不失为真实的潜在的晕圈。从一方面来说，感知减缩(reduce)差异性。人类的眼睛只感知到它所感兴趣之物。我们减缩生命那强度的、复杂的和差异化之流，将其感知为一个具有外延的物质对象的世界。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的眼睛也能够扩展和最大化这种差异：预期未来、回忆过去，让现成的感知向潜在而敞开。一个艺术家感知到红色，他可能会想象到那尚未被现实化的所有红色的变量和变种。当我们感知到特异性(singularities)的时候，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生。

7 生成

153

127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感知到生成，我们只能感知到经验的世界，外在的有外延的事物的世界。但是也有可能，尤其是在艺术之中，我们感觉到的经验不局限于这个世界的经验。我们也能够经验到感性自身：不是受特定的感知者的兴趣所局限的感性的收缩和组织化的事物。德勒兹将此称之为“感性的存在”(Deleuze1994)。特异性正是这种感性的生成，是感性的潜在力量，是它的不合时宜的可能性。设想一下你走进一个房间，你知道这是艺术画廊，但是灯光是熄灭的。你的眼睛预期到尚未成为可能的颜色视像，虽然没有任何现成的颜色，你已经有一种对将要看到的颜色的感觉或颜色的潜能。特定的艺术作品能够通过特异性呈现这种潜能，这不能被还原为任何现成的颜色。特异性不是时间之中的形象，不是被知觉所组织化为连贯的和有序的世界，它们是时间之流的差异产生出来的事件。时间，或者生命之流，只是这种感性事件或特异性的冲动，我们从而经验和感知它们为一个现实的世界。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艺术和它对特异性的呈现看作“生成一不可感知物”。通过对生命的复杂之流的收缩，我们变成了可感知的或外延性的身体，或者处境化的感知者。当我们感知有外延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减缩感知的混沌，这样我们就能变成观察这个对象的“主体”。与之相对，我们则变成不可感知之物，不再与生命和差异相分离，因为生成某物即处于生命的影像流动之中。这就是为何德勒兹与加塔利喜爱卡夫卡的文学：在那些故事里面，卡夫卡想象变成昆虫、穴居动物或机器。在这里，我们能够从动物的角度来想象生命。与其说作为一种置身于世界之上的存在者，不如说我们将自己确认为一个影像之流，就如心灵接收影像一样，而大脑是身处其影像之中的一个影像，是一种可能的感知方式而不是感知的源头。

154

导读德勒兹

128

德勒兹的影像概念与他对内在性的探索紧密相连，对他创造生成这个概念来说也非常重要。就一种标准的理解而言，影像或者我们所接收到的东西，不外乎是某种超验现实的影像而已。这种影像只会是真实的副本，是第二等的或附加于存在之上的潜在“生成”。(这里先有一个世界或存在，然后它们被感知到，或者通过时间而生成，我们通过所有这些影像才能拥有世界或存在。)然而，德勒兹坚称我们需要内在地思考影像的概念。我们到底如何形成了一个接收影像的心灵/大脑/眼睛的概念呢?好像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个大脑和自我的影像似的。正是从我们的经验、运动或影像之流出发，我们假定某种组织化的中心，并且也假定了某种在我们所见的影像背后的真实世界。(但是我们是通过影像的内在之流而实现这种假定的。在一开始，只存在一种非人的经验，然后我们将世界观的预设进行组织化，将其与某种“思想的影像”相对立，例如大脑、心灵、主体或人等思想的影像。)德勒兹反对将影像作为感知的观察者所见的现实世界的副本这一概念，他主张影像化的或仿真的内在性生命。譬如，一株植物不是一个静物，虽然我们将它感知为静物。植物是对光、热、湿度、昆虫授粉和诸如此类的接收；它是一个与其他生成相联系的生成的过程。即便与植物更为相关的概念是原子的概念，即不能选择或收缩知觉，仅仅是它对其所“感知”的力的接受或回应。我们可以将艺术与哲学思考为生成一分子或生成一不可感知之物。我们并不是真的要变成分子或动物，因为这样会意味着完全放弃写作。但是通过接近或想象一种非人的动物、机器和分子的视角，我们就不再将自己当作是位于生命之上并与生命相对立的不变的感知者。我们将自己沉浸在生命的知觉之流之中。人变得超越自身，或者扩展到其自身的最高能力，这既不是通过肯定人性，也不是通过返回到一种动物的状态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生成一混杂性来实现这种并非其自身的状态。这种生成创造了“逃逸线”；我们通过生命自身想象到了生命的所有生成，我们使用人类的想象力来肯定了人类的局限。

7生成

155

在其作品自始至终，德勒兹都使用“分子”这个词语来指涉那些由我们的知觉所浓缩的差异。生成一不可感知之物可以与理论的概念使用相对照，在古希腊语中“theoria”，就是去看的意思，这意味着一种将其自身与差异和感性相分离的提升了的视角。生成一不可感知之物是一种感知的分子模式，它转变了我们的自由概念。首先，生成一不可感知之物是对放弃或转变思想的知觉影像或我们判断和规范生命的视角的挑战。第二，这之所以是一种感知的分子模式，正因为只有从人类器官的关注点与组织化的视角之中解放出来，知觉才能敞开自身，超越自身。最后，生成一不可感知之物产生了一种新的自由概念：它不是那种可以与生命的力量相分离的人类自身的自由，而是通过不再将我们自身视为与生命相分离的视角而获得的自由。我们从人类身上获得了自由，向生成的事件而敞开。在这里，自由不是必然的对立面；它不依赖于一个反对必然的自然的自由的自我。恰好相反，存在一种不再从我们的片面的和道德化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自由。通过感知生命(也即是我们自身的)的力量和权力，我们与生命一起变化，肯定生命的创造权：我们不再从一种幻觉般的人类判断的位置出发来反对生命。自由需要我们去超越人类，去肯定生命。对德勒兹来说，文学的本质正在于此。

156

导读德勒兹

129

生成一文学

我们来考察一下，布莱特·伊斯东·艾利斯(BrettEastonEllis)的小说，尤其是那部极其暴力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1991)。这部小说是关于一个热爱录像带、设计标签、流行文化和高档餐馆的雅皮士(yuppie)的故事。他对拷打和破坏也有着如狼似虎般的渴求：他谋杀和吞食女人、流浪汉、黑人和儿童们的躯体。阅读这本书的一个方式是认为它是一本“关于邪恶”的小说。“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对连环杀手的想法的忠实描绘。然后，它也可以被解读为对资本主义、公司主义(corporatism)、美国、商业文化或现代性的控诉。这正是阅读德勒兹与加塔利产生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不是历史之中的一个时刻，而是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有的一种倾向。正是所有这些政治空间的属性产生了交换、系统和“非人的”结构。将《美国精神病人》解读为对一个特定的与处境化的邪恶人物的描述(无论是否男性暴力、资本主义还是对杀手的病理学研究)只会是一种道德阅读。这种阅读需要一个外在于文本的视角，从而“我们”就能够采取一个分离的批判或判断的立场。

从德勒兹的视角出发，这种阅读会呈现给我们所有理论和道德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这种评判体系如何能够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只有当这种评判体系将自身感知为分离的、稳定的和与其感知相割裂的时候，评判的视角才能谴责邪恶的人物。任何善与恶的道德系统的问题在于它将本质上为能动的选择(“我肯定这个，否则那个”)呈现为反动的，就像已然被一个不变的价值系统所预先决定了那样(“这是邪恶的”)。文学所做的就是去拆解这种道德论的限定立场，尤其是像《美国精神病人》这样的文本。它扩展了知觉，使其超越道德判断的固定视角。它以伦理学的方式感知：通过特定人物和行动的显现，它感知到“品性”(ethos)或习性(habit)的位置。在《美国精神病人》之中，中心人物是通过对餐馆菜单、聊天秀、设计潮流和时髦口号的第一人称叙事而形成的；他只不过是一个由一系列投注和强度所固定的个人。小说的章节内容不外乎看上去像“直白”的评论,它以1980年代音乐的嘟囔(mag)风格讲述,没有任何个人角色或者心理学的感觉。

7 生成

157

130

生成一不可感知之物意味着不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是什么;这意味着与那僭越我们的差异、强度和特异性的更大的开放性一道进行观看。譬如，《美国精神病人》就不能在善与恶之间采用一个明确的分界线。这种组成了连环杀手的相同的力量(对福利国家的抱怨谴责，由于面对商业的陈词滥调而持续加强的内在强度的欲望，以及自动的、孤立的和控制的躯体的投注)，同样也是那组成“正常的”美国的力量。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权力的书写，是为了识别弥漫于我们所有人之中的“微观法西斯”(micro-fascisms):这是反动投注的倾向，它不管我们的革命性的兴趣(Deleuze and Guattari1983)。《美国精神病人》诊断那不能被包括于人物之中的反动的投注。叙事重复了1980年代的餐馆菜单的“断裂”风格，这种风格以毫无厌烦的详细描述来道说动物的部位、酱汁和配菜，也是以同样的腔调在后来的叙述之中描述躯体的性行为和肉体拷打折磨。小说的叙事从一个包含性的“我们”——即叙事提及的组成我们生活的各种价值观、影像、流行歌曲歌词和商标走向一种病理学的、暴力的和毁灭性的精神病状态。在小说的场景之中，文本从对性一场景那标准的、陈旧的和情色的描述走向一个更为陈词滥调的对肢解和拷打的描述。《美国精神病人》的文学艺术在于它的“生成一不可感知之物”的风格。我们从来都感觉不到是谁在讲述，也感觉不到一个划界的叙述者的存在。小说的中心人物贝特曼(Bateman)不过是他自己所援引的那些风格、标签和潮流而已。我们没有从一个分离的视角看到连环杀手；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感知到的强度和投注是既同时属于那个暴力的邪恶人物的，也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

158

导读德勒兹

日常的道德论述，比如寓言、讽喻和肥皂剧，都是在善与恶的固定意义上进行操作的，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一个常识的和人类认知的视角。文学破坏这种感知者和被感知物之间的分界。我们不再将自己置身于一个组织判断的位置，而是与我们所遭遇的并构成我们的力量一起变成他者。这就是自由：这不是一种来自知道我们是谁的判断的自由，而是一种将我们从我们有限的自身一形象之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是一种面向生命的敞开。就这种自由的最简单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伦理的生成或自由是如何被固定的思想形象所束缚的。假如我们接受我们是谁和我们应该是什么这些常识，那么我们就会简单地将那些被称之为“邪恶”的人物排除在外：我们好像就能够保持自身的良善、圣洁和“纯粹”，远离那些被认为是反对生命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另一种解读方法，就可以要求一种对非人的愉悦和悲伤的知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肯定那增强我们变化(愉悦)的权力，并且对那限制我们的东西(悲伤)说“不”。我们通过愉悦所肯定的权力正是超越我们特定的自我的生命的权力。(假如我肯定我的行为是妇女运动的一部分，那么我可以扩展整个生命的权力;这是因为如此一种肯定是为了包括、扩展和创造更多的联系。与此相反，如果我肯定我作为一个杀手、种族主义者或道德卫道士的权力，那么我就会否定生命的权力和那些超出我的生活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加固了或扩展了我的感知边界而已。)德勒兹反对作为道德的两个对立面的善与恶，他追随斯宾诺莎的足迹，提倡在愉悦和悲伤之间的伦理学联系。悲伤的知觉是那些消解我的权力以及所有生命的权力的东西；而在愉悦之中，我会感知到那并非我自身的东西，从而扩展了我之所是与我将所是。

7 生成

159

当然，在《美国精神病人》里面那个连环杀手的形象就是悲伤，他是一个悲伤的存在者，因为他只能吞食其他的身体，因为他不能对所有这些知觉或由他人开启的世界作出回应。但是如果一个道德化的观察者或读者将这个邪恶之人简单地看作是“邪恶的”，看作是人自身无辜生命的对立面，那么这也是悲伤。与道德化的谴责所不同，德勒兹建议我们获取一种产生悲伤的非人力量的充足理念。这意味着不再将邪恶看作是内在于某个人物的东西，而是去识别那些使生命反对其自身的欲望和投注。在《美国精神病人》这部小说里面，我们将连环杀手贝特曼的形象看作是由那些从来就不简单地属于他自身的也不完全区别于我们的形象和投注所构成。他的暴力以及狂热的自我一投注来自一种固化的美国个体的投注。他那健美的体格，他绝望的试图去体验一种高度个体化的强度，他那自我激励的语言都不过是附加于他的性格之上的个人特征，因为这些是影响他性格的非人力量。《美国精神病人》是对一系列投注的诊断或“症候学”。在阅读之中，我们“变成不可感知之物”，这不是通过判断人物而是通过体验产生善恶判断的生命的力量而实现的。生成一不可感知之物不是某种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生成，而非存在。它是自由和感知的挑战:这种挑战是让我们向那流经我们的生命而敞开，而非预先通过一个善恶的体系将生命客体化。

160

导读德勒兹

132

生成一动物

生成—不可感知之物是感知的理念(Idea)(极限或无限的扩展)。假如我们将感知的权力扩展到它的第“n”层，我们就可以回应所有可能的差异，而达到对差异的这种敏感程度要求我们不再作为感知的存在者而存在。我们会变得与生命的差异之流同一。生成一不可感知之物是一种挑战，即在感知世界的时候不再作为分离的和进行选择的视角，而是通过感知之物并与其一起生成。有一种思考生成有别于“人”的感知影像的方式，就是通过生成动物来达到。生成动物并不意味着像动物那样生成，或者作为动物而存在并且离开人类的领域。生成动物(be-coming-animal)不等于成为动物(being-animal)，因为生成动物是混杂的。我们的起点不是动物，既非动物亦非人类，而是“僭越”(transversal)。

德勒兹与加塔利援引了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1819—1891)十九世纪的伟大小说《白鲸》(MobyDick)里面亚哈(Ahab)对鲸鱼的迷恋。亚哈追逐鲸鱼，不是为了任何目的或意图，也不是为了确证他对鲸鱼的权力。与此相反，生成一动物是这样一种权力，它不是去征服那有别于其自身的东西，而是在感知差异之中去转变自身(DeleuzeandGuattari1987:243)。正如小说里面亚哈的行动那样，这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原因或目的；他的行动是被鲸鱼那奇怪的生命所即时地触发的。鲸鱼以其特异性被亚哈感知：这种特异性不是生命的象征或隐喻。能够俘获亚哈的只能是这一条鲸鱼；这条鲸鱼被亚哈感知为生命的独特事件，它有其自身变化的权力。因此这部小说就是关于僭越性的生成:既不是“人”(亚哈)的生成也不是自然(即鲸鱼所代表的普遍性生命)的生成。小说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成，即亚哈的感知迷恋和鲸鱼的活动的躯体。叙事就是由这些事件所构成，而这些事件是通过这些生成以及既不被亚哈也不被鲸鱼所意欲的事件的联合而产生。

7生成

161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