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德勒兹

对德勒兹来说，僭越性的生成是生命的敞开性的关键所在。生命不是由预设形式所组成的，这些形式简单地演变成它们现在的形态，就像生成可以被归诸某种存在者的生成那样。因为总是存在生成的更多的路线或倾向，比如动物与人类，因此重叠或遭遇总是有可能产生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成路线，或者“逃逸线”。基因或病毒在一个物种之中产生的方式会在另一个物种之中有差别地变异。某物之所是，取决于它所遭遇的生命。存在者只是它自身多样性地生成的权力而已。我们通过尽可能多样地“变异”或“变化”，通过将遭遇最大化来增强我们的生命或权力。我们通过限制我们的生成(通过预设的道德范式或标准)来束缚我们的生命。人类或许也有它自身的生成倾向(比如意识、记忆、写作，等等)，但是他也能够扩展他的知觉去遭遇其他的生成，譬如生成一动物。

解释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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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与加塔利通过卡夫卡的作品来解释生成一动物，并且用这个理念来反对弗洛伊德。他们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某种传统称之为典型的“解释症”(interpretosis):这是一种将生成追溯到某种起源的西方病症。首先，德勒兹与加塔利反对将动物的理念作为一种再现或有待解释的符号。在弗洛伊德的

狼人案例之中，他将他的病人对狼的迷恋追溯到其童年记忆。通过一系列的联系，弗洛伊德认为这些记忆关系到一种“原初的场景”，在这种场景之中作为一个孩童的病人目睹了他的父母在进行性行为，此时他父亲正从后面“骑”着他母亲。因此孩童将他父亲的形象再现为狼的形象。弗洛伊德将所有的联系追溯到这种童年的创伤，他甚至将狼(wolf)的“W”看作是俯身的女仆的形象，这个女仆反过来又象征了他母亲的性欲位置。这就是弗洛伊德称之为“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的东西，在其中不同的感受通过不同的记忆和时间量程(timescales)，都导致了一种情结系列，将其归诸一个原初的对父母的想象(parental fantasy)。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狼与父母的迷恋是所有人类都必须感觉到的原初异化的能指，是从他们的母系起源中被逐出的东西。

德勒兹认为，在西方的再现机制之中，弗洛伊德的这种“解释症”并不算特别和典型，在这种再现机制之中所有被经验的感受都被解读为某种原初场景的能指。欲望也被解释为欲求丧失了的起源的欲望，因而它通过替代和形象被移置或压抑。与这种消极的形象相比(在这里形象总是被归诸由外因引发的事件)，德勒兹与加塔利提倡内在的感受强度。形象自身是欲望的和感受性的，它不是某种被遮蔽的“信仰”或含义。德勒兹与加塔利使用“生成一动物”这个理念来描述欲望与感受的积极性与多样性。孩童对狼的迷恋不是因为狼是对某物的再现，而是因为狼的完全不同的生成模式：狼在夜晚成群地活动、游荡。在这里，欲望导致感受的多样性(狼所做的一切和能做的一切不是与任何单独的狼的性格相联系的，而是与作为集团或“沼泽”的狼群相联系)。这就是欲望，它不是狼之所是或狼所象征的东西，而是狼的行动潜能。同理，最重要的是这种欲望不是匮乏的，狼并不代表那个原初的创伤情景，于其中孩童因为其父亲占有母亲而失去他的母亲。欲望指向狼，这不是欲望引导一种占有或重新获得某种客体，这是一种通过变得有别于自身而扩张或变成一他者的欲望。狼不是某种人性或形象的能指，它是另一种感知或生成的模式。当感知到狼的时候，我们是在别样地感知，不再是以与世界相分离的人类的视角来进行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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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生成一动物因此就不是精神分析学的问题。它提供了一种关于感知和生成的新的思考方式。弗洛伊德将病人的世界看作是可以解释的或“过度编码的”世界，所有的经验都被回溯到一种丧失、创伤或者与生命的母系来源的割裂。人类的生成总是通过俄狄浦斯的戏剧(oedipaldrama)视角被解释。弗洛伊德说，人类生命的目的是它的死亡或回到事物更早的状态：一种在所有的欲望和差异之前的想象的状态。德勒兹与加塔利反对这种看法，他们将生成一动物作为欲望的积极性的证据，它通过不是其自身的东西而发生知觉上的变化而非总是回撤到某种丧失了的、神秘的及其自身本源地统一的形象。当大多数的欲望理论，都想象欲望是被导向去占有那匮乏的或丧失的东西，或者被导向生命之外的时候，德勒兹与加塔利并不让欲望反对生命。对他们来说，生命就是欲望，欲望就是生命通过创造和转变而实现的扩张。因此，生成一动物就不是存在者或拥有。在生成一动物之中，你不能披着猫皮，或者想象人与动物是某种宏大生态系统群落里面平等的一员，认为“我们”都是一样的。让知觉注意动物的原因，不是移情而是异常之物(anomaly)。这种异常之物是非家族性的、非个体性的(或者说是群体的)狼的游荡，是产生狼人的吸引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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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一动物展示了生成不是一系列导向某种我们希望重复的形象的动作，它是没有外在目的的每一个动作的转变之节点。为了理解这种生成的模式，我们可以回到德勒兹早在《差异与重复》里面就列举的游泳者的例子。假如我要试图通过机械地复制教练的动作去学习游泳，那么当离开水面在陆地上示范这些动作的时候，我永远也学不会游泳的技巧。(当我只是重复地学习贝多芬的奏鸣曲的时候，我能够学会演奏音乐。但是当我只是重复地学习论点之时，我却永远学不会从事哲学事业。)只有在我不再将教练所做的看作是一种自足的运动而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回应之时，我才能学会游泳。我不是重复他的手臂动作，我重复的是对水的感觉或者产生他的手臂动作的波浪的感觉。我的手臂需要感觉到水，以游泳者的手臂变化那样进行变化。因为我的身体是不同的(女性的身体)，这意味着对男教练游泳方式的忠实重复应该需要稍微与其不同的手臂活动。我必须感觉到善于游泳者是如何去做，而不是这种做法到底是如何进行的。我必须感觉到游泳者是如何做的，而不是严格地复制这些动作。（相似地，以伟大演奏者的方式进行演奏意味着感觉到贝多芬奏鸣曲的核心处那种创造性的力量，而不是重复所有的演奏步骤。)生成的真正力量，不是受限于那业已变成的或已经实现的东西，而是通过感知到在动作之中所表达的潜在力量而受到刺激。

因此，生成一动物不是要达到动物的那种状态(动物应有的那种力量或无辜1)，也不是要变成动物那样。它不是要我们像动物一样活动。生成一动物是一种对动物的活动、知觉和生成的感觉：即想象当我们是狗、甲虫或鼹鼠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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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辜(innocent)，是尼采用来描述生命的术语。生命是无辜的。无辜是指超越善恶的伦理学。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中对其有更为详细的描述。—译者注

生成一动物与文学

上面的论述将我们带向生成一动物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卡夫卡与梅尔维尔的作品已经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生成一动物这个概念。但这并非仅仅是一个文学的特定类型。生成一动物表达了文学的权力：一种别样地感知的权力，它将感知从它的人类家园中分离开来。值得注意的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同时将卡夫卡和梅尔维尔作为例子。在《白鲸》里面亚哈对鲸鱼的迷恋之所以是一种生成，是因为亚哈受到鲸鱼那异常的性格所吸引。这条叫作莫比·迪克(MobyDick)的鲸鱼，是一种真正的生成，它游荡在鲸鱼群之外：它的白色，它的毁灭性的力量以及它与其他鲸鱼的疏离都将任何对鲸鱼为何物的感知复杂化了。在梅尔维尔的小说中，早在亚哈追逐鲸鱼之前，我们早就获悉了鲸鱼的分类学，即一种对鲸鱼种类的耗尽性的研究。但是莫比·迪克与亚哈的迷恋将这些东西呈现为一种不可还原为这种意指和解释的努力的感受。正是鲸鱼的规避性，它对意义和理解的抵抗，使得亚哈脱离了人类的和兴趣导向的征途(作为一种海洋耕作的捕鲸业)，让其陷入对这条鲸鱼的无意义的搜寻。

生成一动物是文学呈现知觉和感受的权力，它将这两者从它们在人类兴趣上的固化倾向中解放出来。《白鲸》可以(已经)被解读为一部关于追寻人类意义的小说，因此亚哈想象假如他能够征服莫比·迪克，那么他就可以获得尊严、意义和秩序。(鲸鱼变成了“浮动的能指”，它代表着终极意义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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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与加塔利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明显的解释(或阐释的)方法对文学的解读。他们选择的正是例如卡夫卡和梅尔维尔那样的作者，而这些人一向被文学史解读为产生远不可及的形象或意义符号的作者。与将文学解读为一种对意义和解释的追求所不同，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文学表明了它自身是关于感受与强度的。只有反动的文学批评家才会想要将梅尔维尔的鲸鱼和卡夫卡的甲虫解读为某种终极意义的“能指”。将文学解读为一种认知的艺术，解读为关于“我们的”和人类对意义的追求总是有可能的。这种解释或阐释的艺术要求我们“过度编码”文学，将每一个文本都看作是某种潜在意义(这种意义是在“人”对意义的追寻历史与行动之中始终如一的东西)的表达。与此不同，文学也可以被解读为关于它的生产和转变的艺术。与将文学的“动物”解读为象征(它们意味着什么?)所不同，我们可以将动物看作是尽可能地对新的感知类型的敞开。在这种情况下，生成一动物指出了文学、艺术之中的一种倾向，即让知觉向它所不是的东西而敞开。文学不是关于意义的表达，而是对意义的生产，它让新的感知和新的世界成为可能。

阅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对卡夫卡的论著会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考察这一点。在所有的作者之中，卡夫卡经常被解读为一个消极的作者。(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文学和哲学的解读却与这种产业化的解读标准相悖。他们认为假如卡夫卡的作品也可以被解读为积极生成的文学，那么所有的文学都可以被肯定地进行阅读。假如文本可以向它之所能而开启，那么为何我们要假定文本背后有某种终极意义?)譬如，卡夫卡的《审判》(TheTrial，1925)总是被解读为一则关于法律的寓言。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从一段旅程到另一段旅程地游荡，但是从未来到过法律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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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取一种消极的和传统的解读方式，我们就可以将法律看作总是隐匿的东西，我们只能产生关于法律的形象和解释，但永远无法抵达法律自身。我们有法律的理念，即超越概念或措施的正义或良善，但是任何再现或表达这种法律的努力都玷污了法律本质的纯粹性。在这种解读之下，我们必然是异化的和内疚的，而卡夫卡的小说正是这种异化的象征，象征着我们丧失了任何意义上在场的或可显现的神或法律。在卡夫卡的伟大故事《变形记》里面，格里高利·萨姆沙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会被解读为一则关于所有有限的人类生命的核心内部中的非人性、异化或移置的象征或寓言。

然而，德勒兹与加塔利不是将卡夫卡的作品解读为再现那永远“陌异”(other)或超验的法律的寓言。恰好相反，他们认为，卡夫卡作品之中的游荡是积极的。在这种从一扇门到另一扇门的、穿越空间的或挖掘的或甲虫活动的运动自身之中有一种强度或愉悦。实际上，那些作为运动之目的或原因的“法律”是通过这种运动而产生的。卡夫卡的文本产生了门廊、走廊、动物的运动与形象，在所有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没有规律或终极目标。规律或含义被揭示为行动的效果，而不是某种终极的目标或驱使行动的源头。只有解释的病症才会强加一种规律在其上面：假如你在门与门之间游荡，那么你就必须寻求某种目标；假如你变成了甲虫，那么你肯定丧失了你的人性。我们可以将卡夫卡的故事《饥饿艺术家》解读为一种屈服的形象，关于一个人为了对自己施加惩罚决定让自己饿死，因为任何的法则都是远不可及的，总是残酷的和任意的。根据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方式，这种饿死自身的行为可以被解读为变量和实验。德勒兹与加塔利反对将卡夫卡的生成和动物解读为一种永远神秘和陌生的生命的象征，他们将卡夫卡的文学看作是新的强度的生产。甲虫、鼹鼠、饥饿艺术家和城堡并不意指任何事物，它们只是产生感知的新风格。从动物的角度看世界，从一系列并不通向任何地方的路径看世界，或者从一个日渐消亡的身体的角度看世界。对动物的迷恋是一种对被看的世界的迷恋，是观看那不断更新的东西，而不是从一个业已组织化的定见位置来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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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一女人

在其电影论著和《千高原》之中，德勒兹赋予了生成一女人以一个优先性的地位。根据德勒兹与加塔利，所有的生成都从生成一女人开始，并且都通过生成一女人。这个观点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与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生成一男人有关，因为男人在本质上是属于多数主义的。第二个原因与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精神分析学对性的理解的重新阐释有关。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生成一女人的这种观点。

不存在生成一男人，因为男人不是世界中身处其他的存在者之中的一个扩展的存在者。男人是主体:他是所有其他的存在者或生成被决定的那个视角或基础。正是男人这个概念支撑了超验的逻辑。只有通过作为所有经验的中心的某种优先性的存在者，才能存在一个心灵或意识的“内在”生命和由心灵所观照或再现的外部世界之间的严格分界。男人是“多数主义的”，这不是因为他在数目上相对其他存在者来说占据多数，而是因为任何存在者都可以通过对人的衡量而被包括在存在者的范围内。譬如，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里面，就经常假设我们应该允许多元的文化差异，因为我们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对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种排斥的逻辑，它的暴力和暴虐恰好在于它的包容性。法西斯主义最明显和最狡诈之处就是人的标准。对传统的种族主义者来说，他者是“非人的”，但是对道德主义者来说，他者是人，是“像我一样的人”。我们都是白人和西方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他者的文化只需要被确认为像“我们的”文化那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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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人这个概念阻止了我们去思考能动的和肯定的生命差异。正是人这个概念既将我们与表象世界对立起来，也将那些表象贬斥为表象“而已”。德勒兹认为，我们不能将世界看作某种“我们”通过感知而得以认识的东西，而要将其看作一个非人知觉的平面。作为主体的人，总是作为稳定的存在者视角或者同一性，无论如何都必须认知或感知外部世界。即使“人”被解释为历史的或文化的人，即使历史和文化被看作是人的生成，也依然如此。

因此，为了积极地思考生成，我们需要超越人的逻辑来思考。然而，假如我们只是简单地在这个逻辑上衍生一种新的存在者，例如女人，那么我们就会仍然处于同样的主体逻辑之内：这种逻辑假定一种决定生成的基础。思考要超越于人，这要求我们思考他者而非存在者：不是一个有待感知和再现的如其所是的世界，而是一个差异和生成的世界，它没有置于其他视角之上的优先的差异的视角。那迥异于作为存在者的男人(man-as-being)的就是生成一女人。我们不能说存在一个男人的他者。因为这样会掉进截然不同的存在者的逻辑；我们只需要变成他者，生成迥异于存在者的他者，变成迥异于男人的他者：变成一女人。

反俄狄浦斯：批判弗洛伊德

生成一女人具有优先的地位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女人是从男人的封闭形象之中开启新道路的；假如存在另一种生成的模式,那么生成就缺乏任何单一的基础或主体。生成一女人的重要性的第二个原因与性欲的非人的和无界限的属性有关。德勒兹与加塔利在性别差异方面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和反人道主义的思考;这种对性欲的非人特征的坚持可以回溯到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在书中，德勒兹一开始对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的转变而致意。弗洛伊德认为性欲就是力比多(libido)，即一种通过投注而被组织化的自由漂浮的能量。对弗洛伊德来说，存在某种生命的驱力，比如对食物和温暖的需要，但是当我们欲求那多于生命需要的东西的吮吸，这些就会变成欲望的对象：孩童享受对乳房或乳头的吮吸，不管它是否能够提供滋养。(那就是说，我们不是生来就具有一定的性向的，而是要形成欲望的对象。我们通过发展自己喜爱的欲望通道，形成了我们的性向，而这些欲望是不能被还原为生活的需要的东西。)力比多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客体，它只是器官自我保存和削减张力(比如饥饿、口渴和寒冷)的驱力。性欲通过对力比多的组织化和偏移而产生。譬如，当一个孩童的嘴期待母亲的乳房并在其上面重新寻找慰藉的时候，力比多就被组织化了；而当乳房缺席的时候，孩童还在享受“吮吸”，那么偏移就发生了。第一个性欲的对象不是提供食物的现实的乳房，而是潜在的想象的乳房，这就是回忆中愉悦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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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着弗洛伊德的步伐，德勒兹以自由漂浮的欲望或力比多作为出发点:这种自由漂浮不是无定型的或者未分化的东西，而是不受特定客体或其完满性所局限的东西。但是德勒兹也有两个关键地方是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分道扬镳的。首先，他批判弗洛伊德将欲望个人化，或者说将它减缩为家庭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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