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德勒兹

弗洛伊德对欲望的解释起点是母亲和孩童之间的关系。根据德勒兹，这种固定的“母亲”与“孩童”关系只有在欲望已经被组织化或社会化之后才会形成。譬如，我们需要现代的家庭概念将母亲一孩童关系思考为生命的第一种联系；从部落、到氏族再到现代原子单元式的家庭，只有经历很长的这样一段历史，我们才能拥有母亲一父亲这样的家庭形象。母亲一孩童二元组合并非欲望的起点，因为欲望从一开始就是集体性的。从部落的身体集合发展到现代的单独身体这段历史里面，个体的或单独的孩童则是其顶点。对德勒兹来说，欲望不是开始于两个人之间的联系，例如母亲与孩童的关系，父亲后来介入了这种关系。欲望从一开始就是非人的和集体性的，通过投注的多样性，欲望在人与人之间僭越。身体一部件在个人形成之前就已经是投注的对象。嘴寻求乳房，但是这个乳房不是母亲的能指。更进一步说，早在对个人器官的投注之前(比如将接触乳房联系到“母亲”)，就存在着集体性的投注:是部落提升了大地的乳房或“子宫”。当母亲的形象出现之时，她已经是所有这些历史的和政治的投注的一种浓缩。我们不但需要考察现代广告，以便考察母性是如何仍然通过自然形象而被投注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考察麦当娜或地球女神的宗教共鸣的形象，来考察母性形象的投注。对德勒兹来说，欲望不能被减缩为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恰好相反，“个人”是通过欲望的组织化而形成的。我通过与其他身体之间的联系变成身体，最终投注在作为一个封闭自我的自身形象之中。

德勒兹的欲望理论反对精神分析学和常识，其最重要的挑战就是认为生命和欲望的理念不是源自封闭的有机体。存在生命之流或基因的素材，即“强度的萌芽汇流”(intensegerminalinflux)，它流经身体、穿越身体。生命的原初的和差异的权力不是对身体进行组织化；身体通过投注或通过生成那积极的和持续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然而，我确实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由死亡作为界限、封闭的和自动的存在者：但这是因为很长历史以来，我们已经在组织化的和封闭的人类个体之中进行投注。对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问题是，它通过封闭的个体或自我开始它的分析，而非在政治上和社会学上解释自我的出现。对弗洛伊德来说，对于所有有机体而言，生命的目的是回到它们原初的死寂状态，这种状态先于任何欲望的骚动。对德勒兹来说，生命却没有原初的封闭状态。生命并不起源于封闭的有机体，而是起源于生命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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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我们带到性欲和生成一女人概念的第二个转变。不仅欲望是前个人的，是开端于身体一部件之间的相互连接；欲望也是前一人类的。生命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是欲望之流。作为将其自身认知为主体的外延的身体，人类必须压抑欲望的流动或者综合流经他们的欲望。我们压抑，不是因为客体否定我们;我们压抑，不是因为我们必须放弃母亲的身体。我们压抑是因为生命的过剩；我们总是多于我们所认同的那个封闭的自我形象。生命的力量超出我们感知到的简单的现实化的身体；我们压抑这种过剩、暴力和生命的骚动，这些都是僭越不同个人或意向的边界的创造性的力量。我们倾向于将性欲看作某种“我们”所做的事情，看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德勒兹来说，人类的身体是性欲生成的效应，是载体而非生命的能动力。为了认同于其父亲的社会形象，孩童必须压抑他对母亲的欲望，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形象则压抑了更为激进的和革命性的欲望和性欲。为了将欲望解释为最初是孩童对母亲(不可能的/被禁止的)的欲望，这产生了一种男人的形象，他能够对他的性欲进行溯源和解释。性欲、欲望和生成被解释为人类的东西：作为人及其生理学上的起源的联系。德勒兹反对这种来自身体的欲望解释，他将欲望描述为产生身体并且超出身体的欲望。欲望是自由的流动，是创造性的差异与生成。(因此德勒兹也反对任何类如“自私基因”这样的理论，他认为基因努力祈求保持生存，而不会理会我们的意图;因为不存在变异“目的”或“目标”。基因不是“自私的”而是极端的变量，是仅仅为了变而存在的变量。生命的驱力是差异，而非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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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真正的政治需要思考性欲的流动生成和反俄狄浦斯的差异：它反对那种认为孩童压抑其对母亲的欲望和变得跟其父亲一样的想法。反俄狄浦斯的欲望是“孤儿”:它没有本源的身份认同或家园。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西方思想建立在乱伦禁忌的基础上，建立在我们为了变成社会的和人性的人而必须放弃我们对母亲的欲望的理念基础之上。因此，女人被生产为一种不可能的、缺失的和禁忌的源头，被生产为欲要实现人类历史开端就必须被压抑和排除的事物。德勒兹与加塔利因此将生成一女人看作是对新的欲望理解的开端，它不是开端于对原初客体的缺失或压抑。欲望是连接、生产和更为复杂的差异化之流。它是压抑这种激进欲望的乱伦的“故事”，告诉我们自身真正想要的东西。通过禁止乱伦，社会将母亲生产为一种被否认的客体，创造了一种有别于生命的法则；它让生命的权力反对生命。政治开端于不同于女人的“男人”的形象，为了文化的目标他能够放弃生理学上的生命。“男人”因此是通过对女人的压抑和禁忌而产生的。禁忌产生了法则和由这种法则所调节的身体。法则在开端之处就带着力量和惩罚，身体是这种残酷的法则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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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激进的政治开端于并非男人欲望的欲望，它不会假设封闭的人类身体为基本的政治单元。与此不同，通过艺术与文学，我们可以考察所有这些将“人”生产为组织政治生活的超验身体和价值的投注和形象。思考超越女人禁忌的欲望，思考一种僭越人类身体的欲望，这意味着思考女人的生成不是作为一种性别，而是作为面向“一千种微型性别”的开启。生成一女人因此是对欲望的开启，它是前个人的、反俄狄浦斯的和直接就是革命性的事情。它不是一种通过男人的故事或人类历史来解释的欲望。它是一种有别于男人和他对生命的否定的激进的欲望。欲望已然通过“男人”的形象被压抑，在这种形象中欲望本质上是被禁止的东西。因此德勒兹与加塔利也将生成一女人联系到文学的冲动。

生成一女人与文学

在神话和文学方面，德勒兹与加塔利颠覆了弗洛伊德的(和解释性的)用法。弗洛伊德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Oedipus)解读为潜在的人类戏剧的一个符号。俄狄浦斯被描述为不知情地杀死他的父亲并与其母亲成婚；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这出戏剧非常有力，因为它再现了一种普遍性的人类欲望。接着弗洛伊德将所有梦、幻想和其他文学行为都看作是这个神话的不同版本。对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正是以不断变化的形式对这个故事的重新讲述。因此，无意识以一种人的、无时间的“戏剧”方式进行运作，它在我们内部不断地重演俄狄浦斯的戏剧。对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无意识远非神话的和再现的或某种有待解释的东西，它是社会的、政治的和具有生产性的东西。(无意识不是“我的”欲望，而是“我”从中得以被影响的投注和能量的历史和政治。)无意识产生了各种怪诞的连接、投注和形象，比如狼人对狼的迷恋，孩童对机器的强烈兴趣，艺术家对色彩的执着，或者瘾君子对致幻剂的依赖。精神分析学家将这些生产和连接解码为人类的俄狄浦斯戏剧的能指。狼变成了父亲，致幻剂弥补了欲望的缺失，孩童的玩具则成为母亲身体的替代物。对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弗洛伊德的错误在于将俄狄浦斯戏剧看作为对欲望形象的再现而非创造。这出希腊戏剧在对母亲(王后伊俄卡斯忒)的欲望和父亲的死亡之间产生了一个联系；母亲一父亲的形象在这出戏剧中直接就是政治的：国王与王后。这出悲剧不是无时间的现代家庭的形象；而家庭却是从这个戏剧和投注的历史之中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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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认为无意识的属性是政治的而非个人的时候，德勒兹与加塔利追随的是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他们承认，像这出希腊戏剧这样的事件也许产生了投注，比如被欲望的王后同时也是俄狄浦斯的母亲这样的形象。但是俄狄浦斯不是一出关于人类家庭的戏剧，它是关于特定的王和政治权力的。“父亲”的现代概念是从这些集体性的和政治的投注之中发展而来的；对德勒兹来说，现代的父亲是在男性政治领袖的投注形象之中剥离出来的形象。早在个人的和私密的“男人”或“父亲”形象出现之前，社会机器(通过例如希腊悲剧这样的事件)就已经投注了王、暴君、银行家、警察或法西斯主义者的形象。“男人”通过社会角色而被生产出来，这种社会投注必须在集体性的景观中被创造出来：从古代严刑拷打的仪式，到现代电影和流行文学之中被创造出来。这意味着文学是生产性的，而不是再现性的。文学有权力去运用欲望，去创造新的前个人的投注，让思想和感受拓展到人类之外。文学是生成的权力，它超越任何已然给定的“思想的形象”或者任何艺术的规律。通过文学而生成一女人，或者对俄狄浦斯的男人的消解，是对政治和未来的敞开。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非人感受和强度的生产，文学转变了政治的空间。人类不再是我们从中得以交流的认知的场所；人类是交流或“前个人的独特性”通过生成的平面而传递的效应。因此，文学不是隐藏和再现无意识和无时间的戏剧的载体。文学产生了新的戏剧与强度。文学不能被还原为关于人的故事和解释，它总是拥有超越人的权力：生成一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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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我们经常将生成思考为某种存在者所做的或经历的事情。德勒兹颠倒了这种关系。先有生成，例如动作、知觉、变量等，从这种生成之流之中，我们才感知到存在者或将其组织化。我们也倾向于将对生成和动作的思考归诸某种目的或目标，从而我们可以像“人”那样或根据道德的要求而变化和行动。德勒兹认为，真正的生成并没有外在其自身的目的。所以，生成一动物并不意味着为了变得非人或像动物那样而去行动:它意味着以非人的(动物的)方式但却不带着任何预设的目的或目标意识去改变或变化。从传统上来说，“人”总是再现生命的目的或目标，比如我们的行动总是为了实现人性。与其相反，德勒兹坚持认为我们对行动和生成自身进行的价值评估应该从任何人类标准或目的之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为何生成以生成一女人为开端，即生成不同于男人的他者。最后，文学可以被看作生成一女人，因为在文学之中我们不再将语言看作是某种潜藏的人类标准的再现，而是将其看作对新的感知类型和生成的创造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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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的哲学主要影响了三个领域:电影理论、政治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在《电影身体》(CinematicBody,1993)之中电影理论家斯蒂芬·沙维罗(Steven Shaviro)使用德勒兹的电影论著来提倡一种对待电影的直接感受性的方式。这不是将看电影看作分离的观影者对意义或叙事的解释。沙维罗认为电影对于眼睛非常具有精神分析学的和内在的效应。电影的内容既不是认知的也不是再现的，所以视觉不是某种潜在意义的符号。(设想一下电影里面的强光或剪辑的情况，比如在《银翼天使》[Bladerunner这部电影里面，这些情况不是对现实的再现而是产生仿真和非现实的效应。)电影通过直接的感受而运作，它干扰观影者的身份认同：“感知变成了意识。它既不是自然积极的也不是自由接受的，而是激进被动的，是暴力刺穿眼睛所带来的痛苦”(Shaviro,1993:51)。D.N. 罗多维克(D.N.Rodowick)已经写出了关于德勒兹的时间和电影方面的相当繁复的著作，他着眼于“时间一影像”这个概念和电影中“非理性剪辑”对于眼睛的综合权力所带来的挑战(Rodowick1997)。或许德勒兹的视觉理论中最为激进的一面就是他的感受这个概念，它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是关系到影像自身的权力。布莱恩·马苏米(BrianMassumi)已经将这个理念延伸到德勒兹之外，去考察影像所能够在主体之外发挥影响的方式。他援引了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的电视影像,在这个影像中空洞的和颤抖的声音及体格并不传达信息或含义，而是安抚观影者的身体及反应让其不再进行反对(Massumi1996)。马苏米将德勒兹对影像的方式拓展到了德勒兹之外，探索了政治的运作，及其赖以运作的产生权力的感受与感受的权力的各种方式。马苏米最近的作品是《思想的震撼》(AShock toThought),这不是一本论述德勒兹和政治的著作，而是一本论述德勒兹之后的政治的著作(Massumi 2001)。

德勒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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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理论方面而言，德勒兹的著作被用来批判国家的概念。如前文提到，对德勒兹来说，思想的幻觉是超验性；我们行动、思考和想象，但后来却又受我们自己通过行动而创造的形式的束缚。激进的思想需要从那看上去从外部主宰着思想的法则和标准中解放出来。对于电影和文学来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作品看作意义的创造，而非看作某种预设的“信息”的表达。对于政治理论而言，这意味着将阶级、国家和身份认同看作是积极的和持续创造的效果，而非看作我们应该去实现或遵守的标准和法则。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也写一本关于德勒兹的哲学的书(Hardt1993)。他已经跟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他也写了一些关于加塔利的作品)组成了搭档,形成了新的政治实践理论(Hardt and Negri 1994)。在这里，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将政治看作是固定机构或建制的权力(譬如国家或阶级)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将政治看作是实践中的活的劳动，看作是通过工作和社会联系而构成自身的东西。国家不是某种我们需要去强加于我们生活之上以规范我们行为的法则，我们应该将政治看作是超越于国家形式的东西。政治应该是通过集体劳动和行动而持续创造的行为。不存在预设的单元或标准，无论国家、人类还是“工人”都不应该作为实践的某种基础。在德勒兹与政治理论中，澳大利亚哲学家保罗·帕顿(PaulPatton)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但显著的延伸，他认为德勒兹的哲学能够为政治提供一种积极的方法。帕顿使用“少数主义”这个概念来批判殖民主义的权力模式。土著人口(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应该通过主流白人所拥有的财产标准来考察，但不应该被纳入到这种财产标准之中去。他们对土地和身份认同的呼吁不是要求确认某种预先存在的本质或群体。正是在呼吁和表达他们与土地的新联系的政治行为之中，这些群体既打破了主流的标准也开启了新的未来(Patton2000)。帕顿所谓“社会想象的生成一土著”之中，新的政治学概念可以通过与先前被排斥的各种文化的遭遇而创造出来(Patton 2000:126)。哈特与内格里还有帕顿的著作是特别针对德勒兹通过对斯宾诺莎的政治学的重读而作出的拓展。在伦理学和政治学方面，德勒兹坚持斯宾诺莎的内在性，因此社会标准和法则应该被看作是活跃的诸众(multitude)的积极创造。正如德勒兹重读斯宾诺莎的著作是为了提倡一种内在性的和创造性的哲学，所以两个女性主义哲学家也重读斯宾诺莎(部分地经由德勒兹重读斯宾诺莎)，是为了提倡想象在性别政治中的中心作用。人的身份认同不是一个人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我们对他人以及政治的整体的感知而形成的。既存在能动的想象力，譬如，我想象一个能够创造和肯定差异的政治整体或文化；也存在反动的想象力，譬如，白人男性的身体理性变成了政治体的标准。这种对政治创造的强调已经在莫伊拉·加登斯(MoiraGatens)和日内薇薇·利洛德(GenevieveLloyd)的著作中得到艺术的探索，这本新近论述斯宾诺莎的书强调想象在政治方面的输出，它追随德勒兹对哲学传统的肯定性阅读(Gatens and Lloyd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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