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著作集 包容他者

民族国家曾经为共和主义的自我理解和以一定的方式将其制度化提供了条件。如上所述，国家与经济之间相辅相成，国内政策与国际政治之间也是相辅相成，而这些是民族国家所特有的。当然，这种图式只有在一国政治还能对其“国民经济”发挥影响的情况下才有效。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占据主流的时代里，经济增长不单纯依赖投资，还依赖于社会的整体进步，比如刺激大众消费（在自由工会的强迫之下)；技术进步，缩短劳动时间，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的是独立的基础研究)；社会教育系统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但是，在民族经济范畴内，劳资政策和政府的社会政策都可以充分利用分配手段，以便让对社会充满期望和自身素质甚高的民众能获得应有的报酬。

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质，9作为与现代国家制度一起发挥作用的经济动力，也为民族国家的确立作出了贡献。但二者的发展很快就不再相互适应。沃勒斯坦说得对，“受地域限制的资本从来就不适应其结构的流动性。它是欧洲市民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0但是，这种条件随着经济生产的国际化而发生了根本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战略都把连为一体的国际金融市场和劳动市场作为决策依据，这种趋向慢慢影响到了所有的工业化国家。

今天的“本土争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各个民族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全球化已使政治手段很难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交错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不断爆炸；另一方面，廉价劳动力越来越相对过剩。不是由于传统的世界贸易关系，而是由于全球化的生产关系，给以往的第一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就业问题。如果干预主义政策所针对的国民经济尚存一线生机，主权国家就可以从各自的经济中获得好处。但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国际化，国内政策失去了对生产条件的控制，于是也失去了对赖以课税的赢利和收入的控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弱，因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所着眼的是全球语境。于是，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它必须同时避免两种非理性的反应：一方面，要避免保护主义和建立卡特尔；另一方面，要避免通过社会政策来进行补偿，以带来可以预期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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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OECD）为了提升国际竞争力，不得不以高失业率和削弱社会福利为代价。而抛弃社会福利国家政策已经带来明显的社会后果。社会团结的源泉已经枯竭，以致先前第三世界的生活条件在第一世界内部也有所蔓延。新的“下等阶层”(Unterklasse)现象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从这些容易被误解的现象中，社会学家发现，处于边缘的群体组成了联盟，从社会其他阶层中脱离了出来。属于这个“下等阶层”的是一些贫困群体，尽管他们已无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但他们还是必须自力更生。他们也不再具有潜在的威胁力量，其力量之弱正如世界上的贫困地区之于发达地区。当然，这样一种分化决不意味着，失去团结的社会可以随意把某个阶层分离出来，而且不用承担任何政治后果。从长远来看，这样做至少有三个问题不可避免：“下等阶层”的存在会带来社会冲突，它们爆发出来就是自发而且漫无目标的反抗，只能靠强制手段才能压制下去。这样，监狱和安全机构的建立，将发展成为一门兴旺的产业。此外，社会堕落和物质贫困不会只局限于某个地区。犹太人聚居区的毒患不仅侵袭着其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而且跨越地区界限，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结果就是社会道德的普遍堕落，共和主义的核心遭到侵害。具有形式正确性的多数原则，这时只能反映出受到威胁的中产阶级对失去自身地位的恐惧和维护自身在社会中地位的要求。因为它埋葬了程序和制度的合法性。这样发展下去，民族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即通过民主参与实现社会一体化，将被彻底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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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悲观情景的解释并非没有现实意义，当然它所描绘出来的只是未来众多视角中的一种。历史发展并没有严格的规律，人以及社会都具有学习的能力。抛弃民族国家的政策，一种选择就是，建立跨国家的有效的运行机构，而且这种选择必须来自市场。欧盟的发展道路就是一个例子。但它并不单纯具有单方面的借鉴作用。今天，欧洲国际正在货币联盟的门槛前停滞不前，因为货币联盟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放弃其货币主权。跨国货币和货币政策，必然会导致实行共同的财政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在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各成员国内部反对从纵向扩展欧盟的倾向有所增强，因为这样的欧盟会具备一个国家的主要特征，并大大限制其成员作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将被淹没，并失去权力。但在这个时候，民族国家在其历史成就意识中会更加坚持其认同。民族国家一直坚持的政策则局限于，尽可能小心谨慎地使各国社会适应世界经济动力系统的要求，并承担起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世界经济的发展则越来越远离政治。与此相反，民族国家或许应当勇敢地作出尝试，超越自己，建立跨国家的政治行为层面。在此过程中，如果民主法治国家的常规遗产还要继续被用来对抗资本的动力机制，那么，它就只能是在民主意志的形成过程中具体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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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超越”民族国家：消灭还是扬弃

超越民族国家的说法有两重含义。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它认为，随着民族国家的终结，我们同时也抛弃了一直都是空头支票的公民自律设计。另一种是非悲观主义的，它认为，这项设计是在一个还具有学习能力，并不断用政治意识和政治意志对自己施加影响的社会中孕育起来的，因此在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里还有发展的可能。两种看法的冲突在于民主法治国家的规范理解。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从中是否还可以再次认识到我们的自我，还是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这份虽然可爱却无用的古代欧洲遗产中彻底解放出来？

如果不仅民族国家走向终结，而且每种政治社会也随之走向终结，那么，公民将被抛进一个充满无名关系的复杂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必定会根据自己的好恶作出自己的行为抉择。在这样一个后政治世界里，跨国公司将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试图发挥规范影响的政治已经失去市场，相对而言，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看起来是一个特例。焦点是一个完全没有中心的国际社会，其中充满了无数可以自我再生和自我调控的功能系统。正像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中的人一样，这些系统相互构成周围的环境。它们不再使用共同的语言。由于个人之间不存在主体间性的“意义空间”，因此，它们彼此遭遇的基础是相互不断的观察，而且它们对待对方的态度取决于自我捍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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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赫诺（J.M.Guehenno）从单个公民的角度描述了这一无名世界。公民失去了作为团结共同体的国家，必须在没有规范并且比较散乱的自我捍卫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新人”动摇了现代性充满幻想的自我理解。很显然，这种希腊主义的观点就其本质而言是新自由主义的。公民自律中公民自决的道德成分被不假思索地抛弃了，最后只剩下私人自律：

像卡拉卡拉（Caracalla）时代的罗马公民一样，今天也越来越少有人从参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定义网络化时代的公民。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强调，公民的行为必须服从事先制定的规则。……至于是由私人企业还是管理机构来设置这些规范，则无关紧要。这种规范不再是主权的体现，而只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的因素，一个减少开支和增加透明度的手段。11

这里的矛头所指是黑格尔关于“需要和理智的国家”(Not-undVerstandesstaat)的观点，民主法治国家被“一个私法国家所替代，而且与自然法没有任何哲学关联。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规则系统，它的合法性确立在其日常运作的依据上面”12。规范是有效的，而且与人民主权和人权等观念相吻合。自发的世界社会这个看不见的手正在取代规范，而且表现为“一种网络化的逻辑”。但这些对外部支出并不敏感的机制并不可靠。这点至少适用于关于全球自我调控的两个著名例子。

三个多世纪以来，建立在国际政治体系基础上的“权力均衡”，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便彻底崩溃了。如果没有国际法庭和跨国的审判权力机关，国际法就不可能像国内法那样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在任何情况下，传统的道德和朝代关系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都从规范的角度制止了战争。但在20世纪，极端的战争把这种脆弱的规范框架也给打破了。武器技术长足发展，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遍布全球13，这些都充分暴露出，离开看不见的手控制的世界权力已经陷入无政府主义，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日内瓦国联的建立，是第一次尝试，它想至少在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内对难以预计的权力加以规训。联合国的建立则是第二次尝试，它想通过建立跨国的行为机制，来维持始终处于发端的世界和平秩序。两极世界解体后，尽管时局时有倒退，但在国际安全和人权领域出现了魏茨泽克(C.F.vonWeizsäcker）所说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ik）的发展前景。无政府主义权力均衡的打破，至少为建立理想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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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的全球化过程也与此类似。如果经合组织国家和经济还十分落后的边缘国家之间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不能得到有效改善，那么，世界市场显然就不能永远交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管理。哥本哈根环境与发展大会所公布的结果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尚缺乏有效的行为主体，以促使各国在管理、运作和政治框架方面达成一致。要形成这样一种合作，不仅要缩小南北差距，同时也要阻止北约组织发达国家中社会发展的衰退，因为面对劳动力市场迅速全球化所带来的低工资这样一种后果，民族国家范围内所采取的社会政策显得无能为力。跨国机构还缺乏解决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所探讨的全球生态问题的能力。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缺乏今天已经开始活跃的洲际组织的合作，缺乏一个适用于世界公民社会的政治，那么，一个更加和平也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和世界经济秩序是不可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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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起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与其消灭民族国家，不如“扬弃”民族国家。可是，民族国家的规范性也能被扬弃吗?以为联合国和其他地区性组织是一些跨国行为主体，它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世界经济秩序，这是一种乐观的想法，但在这种想法背后还潜藏着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民主意见和民主意志的形成过程在民族国家之外到底还会不会具有约束力。

注释：

1 请参阅莱普修斯（M.R. Lepsius):“欧洲历史上的民族国家”（Der europäische Nationalstaat),载其《利益、观念与制度》(Interesse,Ideen undInstitutionen,Opladen,1990),第256—269页。

2众所周知，康德在“论格言”(Über denGemeinspruch)一文中把“个人作为臣民与其他任何人之间的平等”与“人的自由”以及“公民的独立”区分了开来，见《康德全集》(Werke, ed. by Weschel, vol.6),第145页。

3“根据不对称的对立概念，民族模式在欧洲历史上早就有了。”蒙克勒（H.Münkler):“民族作为政治制度的模式”(Die Nation alsModellpolitischer Ordnung)，载《国家科学与国家实践》(Staatswissenschaft und Staatspraxis, vol.3,1994),第381页。

4 舒尔策（H.Schulze):《欧洲历史上的国家与民族》(Staat und Nation in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München, 1994),第189页。

5自由主义宪法学家布伦奇利(JohannCasparBluntschli)曾这样写道:“每个民族都被要求因此也有权利组成一个国家。人分为无数的民族，因此，世界也应当(!）由如此多的国家组成。每个民族都是一个国家，每个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引自舒尔策：《欧洲历史上的国家与民族》，第225页。

6 请参阅同上，第243页及以下诸页。

7 请参阅哈贝马斯:《事实与价值》,第493页及以下诸页。

8 吉登斯（A. Giddens):《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Modernity, Cambridge,1990),第64页；及其《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 Cambridge,1994),第78页及以下诸页。

9请参阅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York,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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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克尼普（R. Knieper)：《民族主权》(Nationale Souvernität, Frankfurt am Main, 1991),第85页。

11 古赫诺(J. M. Guehenno):《民主的终结》(Das Ende der Demokratie, München, Zürich,1994)，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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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包容

关于民族、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掀起了非殖民化运动；同样，随着苏联的瓦解，也导致了许多国家纷纷脱离出来。《代顿和平协议》(FriedensschlussvonDayton)和《巴黎和平协议》(FriedensschlussvonParis）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个协议签署之后，许多新的民族国家纷纷宣告独立。看起来，这只是一些依然具有活力的现象的表面症候，但这些现象在社会科学中已经或多或少被遗忘了，当然也不仅仅在社会科学中是这样：

随着帝国统治的瓦解，形成了许多新的国家，它们反过来又把出身当作划界的标准，它们的发展过程要用民族史志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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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政治的前途似乎又掌握在“源始力量”(Herkunftsmächte)手中。所谓“源始力量”，按照赫尔曼·吕布(HermannLübbe)的理解，包括“宗教、教派以及民族等”。其他学者则用“人种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us)来强调难以把捉的源始联系，它们可以是肉体意义上的血缘关系，也可以是其他意义上共同的文化遗产。

概念看起来总是无辜的。它们反映出来的是一定的视角。新创的概念“人种民族主义”掩盖了“人种”(Ethnos）和“人民”(Demos)这两个名词之间的本质区别。2“人种民族主义”概念强调的是人种之间的亲和性，也就是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前政治的“出身共同体”(Abstammungsgemeinschaft)与至少在追求独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也就悄悄地否定了如下的观点:人种共同体比民族要“本真”一些，在进化上也要“古老”一些。3那些拥有相同出身的人把他们的“我们一意识”(Wir-Bewusstsein）建立在想像的血缘关系和文化认同基础上，并把自己看作是同一共同体的成员，以此来划定与周围世界的界限；这种“我们一意识”应当说同时构成了人种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容。就这种共性而言，民族与其他人种共同体之间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它更加复杂，也更加庞大：

民族是最大的集团，人们之所以会忠诚于它，是因为相互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家庭。4

这种人种学的民族概念与历史学家使用的民族概念发生了冲突，因为它没有突出与民主法治国家实证法秩序、政治历史叙述以及大众交往之间的特殊联系；欧洲19世纪形成的民族意识之所以具有反思特征和人为色彩，就是因为有了这些特殊联系。5如果从普遍的构成主义角度把民族和人种都看作是“信仰的共同体”或“想像的共同体”(韦伯)，就会彻底改变“人民民族的发现过程”(ErfindungderVolksnation，舒尔策)。于是，作为一般共同体形式的典型特征，一个民族想像的自发性对于关注其结构特征的科学家来说，几乎也就成了本质性的东西。因为，只要我们把民族看作是一种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变形，民族的再生也就无须任何解释。如果为了“人种民族主义”而推翻规范性的推测，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把今天重新引起注意的那些冲突看作是需要解释的压制现象和异化现象，比如说，我们没有必要认为它们是对国际权力格局遭到破坏的补偿，也没有必要认为它们是为了消除经济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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