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和资本主义的未来_1-200的全文翻译

克莱格2014:51)。然而，作为一篇关注资本内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作用的文章，它对机器的论述相对较少。在一个更直接地讨论这个问题的讲座中，Benanav(2017)评论说，对技术的传统关注是一种“恋物”话语，它概括了围绕机器人形象的资本主义复杂力量。然而，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自动化是危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考虑到这个悖论的两个部分，我们现在将把马克思的“一般规律”和“过剩人口”问题与ML - ai浪潮联系起来

“AI现代启示录”和“一切照旧”理论家，至少在他们的流行表达中，都是用高度确定性的一维逻辑来操作的。AI启示录论者遵循的是指数加速技术变革的曲棍球棒图表，一切照旧的理论家则遵循一个自我平衡的劳动力市场模型。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分析认为，技术变革和市场动态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结合起来会产生间歇性但又反复出现的系统危机。虽然它对这类危机的解决有自己的目的论版本，比如利润率下降导致资本的终极危机，但其他方面允许趋势和反趋势之间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使我们能够设想AI就业效应的断断续续展开，其中工人阶级的分解和重组是活跃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通过全球化成功地建立了廉价劳动力经济，从而阻碍了AI自动化的发展，然后又被重新出现的提高工资的劳工斗争所推动，例如，在日益紧缩的美国劳动力市场上，工资需求的重新抬头，可能会促使资本在原型或研究阶段实际采用AI方案。

随着这种自动化取得进展，它反过来又增加了失业后备军，并加剧了不稳定的工作，降低了许多行业的工资率。正如杰森·史密斯(JasonSmith,2017)指出的那样，在资本制度下，人们必须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雇佣劳动力“无处可去”，因此我们可以预见，服务部门的扩张将越来越大，各种个人互动将商品化，自营职业的形式也将越来越神秘。即使在一系列职业部分自动化的情况下，这些发展也会继续下去，例如，自动卡车车队由一两个安全驾驶员陪同，或者基本自动化的任务，如常规医疗诊断，维持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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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外表(T.Lee 2018)，用同情和关怀的表现来包裹结果。在这一点上，问题不是没有工作，而是工作将受到先进机械竞争对工资和条件的持续、缓慢下降的压力。这个平台将再次暂时停止资本主义的自动化动力，直到新的加薪斗争或降低技术成本的创新点燃新一轮固定资本替代可变资本的浪潮。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运动将不断受到自动化的响应，并且确实将为其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主要催化剂。这样一个锯齿状的过程将被资本正常的商业周期所覆盖，也会被生产过剩(当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失业也会导致这一现象)带来的更为间歇性的巨大痉挛所覆盖，它们的常见模式是失业率大幅上升，以及失业复苏时间越来越长。

这表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过程不同于突如其来的、全面的“现代启示录”，也不同于相对稳定的“一切照旧”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市场驱动的技术变革逐渐淹没劳动力市场的“缓慢海啸”，将有偿工作推向日益减少的—一从资本逻辑来看，在经济上越来越无足轻重的一一以人为中心的生产岛屿。这将是许多传奇故事中所隐喻的情况，在这些故事中，人类被无情的机器对手在宇宙中从一个避难所追捕到另一个避难所:赛昂人浮现在脑海中。通过全民基本收入(其优点和缺点我们将在结束语中讨论)等改革来改善，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对于可能的时间尺度，考虑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基本过程，其大规模驱逐人口从土地上形成城市无产阶级，通常被认为发生了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不完整的。尽管未来主义者坚持认为当代社会变革的本质是加速的，但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未来积累”的资本主义阶段，它会减少而不是积累工资劳动，但也是以同样不均衡和旷日持久的方式。

然而，随着AGI的出现，未来过剩人口的积累将或慢或快地吞没人类。尽管资本并不关心它的劳动力来自什么材料，但它关心的是劳动生产率，而AGI将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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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基线人类更有效率。AGI不需要参与呼吸和进食等耗时的多余行为。AGI硬件可以无限扩展，因此可以做任何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效率更高，精度更高，速度更快。事实上，AGI不需要局限于任何形态，甚至不需要局限于一个身体;学习如何在极端压力、寒冷或炎热的环境中使用新的和不同的身体，它可能会将注意力分散到众多的身体或实体之间;事实上，它可以以工厂甚至整个供应链的形式存在。如果供应链会说话，我们能理解它吗？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过剩人口是相对的，因为他们的规模波动，因为工人交替地被驱逐和纳入资本主义生产。随着无产阶级AGI的到来，这一人口将变得绝对，与人类一样广泛.因为价值的增值而变得过时。人类将成为一个“遗留系统”，过时的硬件不适合运行颠倒的资本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地位可能堪比野生动物目前的地位，只要不减损价值增值，或者只要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作为原材料使用，人类就被容忍在资本的边缘。与《终结者》系列中机器的恶意相比，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根本不会再对人类感兴趣了。按照这种观点，我们还没有看到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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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共产主义AI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时，AI的发展由资本主导，由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寡头垄断公司领导，由民族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寻求经济竞争的工具和为其军事和安全部队寻求武器。机器学习、先进的机器人技术、预测分析和其他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正在加强资本对-à-vis劳动力的优势，以及精英劳动力相对于其他人的优势，因此可能会加剧阶级分层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在社会工厂周围部署AI，通过将决策交给专有算法，使工作和生活总体上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同时提高了监控水平、不稳定性和教育的公司化。尽管对AI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推测性评估存在很大差异，但几乎所有的预测都认为，技术失业的严重问题即将出现，许多人承认，或快或慢，有可能升级为一场更普遍的工作危机。尽管所有这些情况都会带来社会动荡，但普遍采用AI作为生产的一般条件将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的期望是错误的:相反，它很有可能为没有人类的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我们将这种对AI问题的分析与我们称之为“极简主义”和“最大主义”的两种左翼观点进行了对比，但这同样可以被称为“这不是真的发生”和“这是真的发生了——让我们加快速度”。

关于AI的“这不是真的发生”的观点表明，关于AI能力增强和广泛采用的预测被严重夸大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引投资的炒作和恐吓工人的虚张声势。过去关于“失业的未来”的预测已经被证伪:AI将无休止地重复其“春冬”周期，即寄予厚望和令人失望的现实。无论人工智能背后的技术现实是什么，资本的承诺和威胁都不足以改变资本继续大规模依赖被剥削者的清醒现实

人类劳动。因此，AI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斗争没有直接的重大影响。

这一立场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内部不平衡和矛盾的技术变革的重要观点。从技术力量到社会后果的直接推断是错误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不会发生”的观点是基于对资本技术能力的普遍怀疑，过去提供了一些证明(还没有喷气背包!)，但也有戏剧性的反例(核武器、互联网、生物技术)。我们对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分析表明，越来越普遍的企业和国家使用狭隘的、通常基于ml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些技术已经成为社会斗争的对象。更多的技术正在积极研究中。其中许多将会失败，这是肯定的;人工智能泡沫可能会破裂。但从更长期来看，更密集和更广泛的人工智能部署似乎是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技术创新的进步，还因为这些创新与资本不断变化的结构条件相交叉，包括发达资本获得全球廉价劳动力的难度增加;经济衰退后就业市场收紧，进而导致工资上涨;上升和下降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日益加剧的经济和军事对抗;以及统治阶级对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生态灾难加深所引发的动乱寻求技术控制。从原始积累的火与血到资本连续工业革命的喧嚣，历史上有很多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技术与社会逻辑的结合如何重塑或破坏整个生产方式。

这将我们带到了“它真的发生了，让我们加速它”的立场，也就是人工智能的左加速主义或后资本主义观点，它融合了从哲学到实用主义的各种冲动。这一派思想背后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分量，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技术工具的继承者。完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或后资本主义，设想通过减少或消除工作需求和提供普遍的基本收入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加速主义的排外女权主义者认为，通过将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应用于家庭，可以减少无偿的家务劳动。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将创造富足的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用复杂的社会计划机制取代市场的必要性。计划继续进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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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生态问题方面，监控输出和输入的智能机器网络将能够解决困扰以前社会主义的“计算问题”。这可能看起来像乌托邦式的猜测，但这样的想法在最近的左翼选举政治中发挥了作用。左翼加速主义者(斯尼切克和威廉姆斯)、后资本主义者(梅森)和奢侈的自动化共产主义者(巴斯塔尼)是英国杰里米·科尔宾工党的重要知识分子群体(迪纳斯坦和皮茨，2018;皮茨和迪纳斯坦2017)。我们钦佩并尊重这群人对当代资本主义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变革的规模和速度的把握。这些变化是围绕人工智能相关的不稳定性、工作监控和加速而出现的社会冲突的不整洁关系的核心;监视;军事和准军事人工智能应用;算法判别;智慧城市;以及数字力量的寡头集中化。然而，我们对解决人工智能资本崛起的左翼加速主义/后资本主义策略持批评态度(因为本书的一位作者以类似的方式写过[Dyer-Witheford2014]，这些评论可以被视为自我批评，也可以被视为批评!)。为了解释我们的反对意见，我们退一步讨论了一些理论性的考虑，这些考虑是由所谓的“重新配置辩论”引起的。

重新配置辩论

马克思著作中的主要段落预言，资本强迫性的技术发展不仅最终会杀死它，而且还会留下一种机器遗产，供社会主义继承并用于解放。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这些承诺与马克思著作中强调资本主义机器的支配性、毁灭性力量的其他部分之间存在张力。这些问题已经在“重新配置辩论”中脱颖而出，这始于Alberto Toscano(2011)和Jasper Bernes(2013)之间关于庞大物流系统对资本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交流。我们注意到，物流系统是实际和可能部署人工智能的主要场所之一，无论是在自动化配送中心，机器人卡车运输或无人机配送计划。

托斯卡诺(2011)批评无政府主义组织“隐形委员会”着眼于物流系统，如高速列车系统和电子网络，仅仅将其视为“破坏”和“黑客攻击”的目标，而没有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技术如何作为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而“重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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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的回应来自于2011年奥克兰港(Port of Oakland)被封锁的一篇论文，当时正值美国更广泛的占领运动时期。他指出，物流基础设施(如高科技港口设施)既涉及到工作的数字化，也涉及到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寻找。伯尔尼(2013)断言，对于工人来说，要控制这样的系统，“换句话说，夺取全球工厂的控制面板”，就意味着要承担对他们构成敌意的系统的管理。端到端物流的设计是基于商品的“大批量和超全球分布”，而这些商品的必要性恰恰应该受到社会革命的质疑。最后，伯尔尼认为，接管全球体系的想法回避了对资本的反抗必然具有的地方性质，这种反抗至少在一开始会被孤立在一个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市场中，必须利用手头的技术，而不是立即接管全球基础设施。因此，用“超级计算机的字面上的救世主”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伯尔尼，2013)。

托斯卡诺(2014)对伯尔尼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技术系统的革命性重构并不排除对其具体组成子系统的批判性评估。并批评伯尔尼的浪漫主义，认为解放需要技术，从而产生“小社区或公社的透明度”。这场辩论随后在多个方向上延伸(degeneratedcommunism 2014;Cuppini, Frapporti and Pirone2015;Chua2017)，包括直接进入左加速主义的讨论。斯尼切克和威廉姆斯在他们关于完全自动化社会主义的论证中，承认伯尔尼提出的问题，但建议“重新利用”资本主义技术是一个务实实验的问题(2015:145-53)。伯尔尼(2018)批评了这种“混合搭配”的过渡理论，在这种理论中，革命可以“抛弃无用的技术(核武器:坏)，培养有用的技术(抗生素:好)”。他认为，这是一种将技术视为“离散工具，而不是相互关联系统的集合”的观点，并重申了他对加速主义思想的根本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许多人的标准假设是，尽管技术有有毒的排泄物，但技术越发达，就越容易产生共产主义。但是，如果这些技术实际上使它变得更加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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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可以说是重新配置辩论的最终考验，因为通用AI将是最终的技术系统。“重新配置”AI的问题比重新配置物流系统的问题更大，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AI的一个子集，至少与能源系统设计问题一样大，我们将看到，AI与能源系统设计密切相关。问题不在于特定算法的重新配置，也不在于特定工作的自动化——尽管在特定的狭义AI应用争议中，这些也是利害攸关的问题——而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技术项目的轨迹，可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资本主义项目。因为，虽然自动机的梦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只有资本主义才在自身建立了一种系统性的必要性，即招募劳动力，用机器取代劳动力，加速市场，并赋予商品活力，以便它们与购买者的交会变得越来越自我推进和自动导向，直至并包括采购行为本身的自动化。简单地说没有其他经济体系拥有做这些事情的技术科学能力，回避了经济学和创新相互作用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论证的那样资本对劳动的真正包容意味着资本开发和采用了符合其系统性价值增值要求的技术;这种迫切需要可以被烙进技术的设计本身。在资本主义下，拜物教和物化的过程，在一个颠倒的世界里，事物呈现出人的力量的样子，而人被当作事物来对待，成为真正的抽象:AI是这种抽象的具体表现。通过这一过程，AI体现了资本的矛盾潜力，引用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1991:47)的话来说，这是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最好和最坏的事情”:它为人类提供了免于剥削劳动力以获取资本的自由，也为资本提供了免于成为积累的生物障碍的人类的自由。在我们看来，左派加速主义忽略了这一辩证法的第二部分。

对AI的共产主义取向

左派加速主义的盲点反映在一系列建议中，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更多地加速了人工智能资本，而不是用人工智能社会主义来超越它。这些建议包括支持普遍或有保障的收入，作为解决技术失业问题的办法;忽视人工智能集约使用的生态问题;以及对太平洋转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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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忽视人工智能的军事和镇压方面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人工智能的定位至关重要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后资本主义和左翼加速主义思想家部分地接受了这一点，但他们坚持在实际存在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议会改革进入高科技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也使他们变得模糊。我们依次解决这些问题。

“人工智能加UBI”公式

将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作为反资本主义计划的过渡性组成部分的提议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并得到了本书作者之一的支持)。这些辩论的一个结论是，UBI的政治价值——无论是作为劳工的永久罢工基金，还是作为新自由主义福利紧缩政策的精简——取决于它可能建立的条件，例如，慷慨还是吝啬，是否会取消其他社会福利。然而，更基本的问题是，在资本内部引入的UBI不会扰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且在某些方面支持它，作为统治阶级慷慨大方的表现，在完全商品化的经济背景下提供(Clarke2017)。最近，矽谷资本家对全民基本收入(UBI)的热情突然高涨，突显了这些问题，他们特别将这一想法作为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失业和不稳定的解药。Facebook创始人克里斯·休斯(2018年)、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网络大师蒂姆·奥莱利等矽谷名人都支持UBI，认为它是“21世纪的社会疫苗”;科技孵化器YCombinator正在奥克兰开展一个基本收入研究项目;科技企业家杨丹(DanYang)在一个包含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的平台上宣布了独立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身份(Ghaffrey 2018;Ito 2018)。这些提议倾向于设想全民基本收入(UBI)，通常是相当低的维持生计的水平，作为对赤裸裸的自由放任市场秩序的补充。正如几位观察人士(Filoux2018;萨多夫斯基2018;Rushkoff(2018)评论说，这些建议不会挑战资本指导人工智能发展的权利，收获数十亿美元，也不会破坏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无论是资本家和工人(或非工人)之间，还是精英专业高科技员工和卑微工人之间。虽然UBI被宣传为对创业精神的一种帮助，但实际上，它可能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不稳定工作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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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实际上是在补贴Uber、Mechanical Turk或Figure Eight等人工智能驱动的零工经济企业。此外，UBI没有规定其他公共支持，这可能会使UBI所支持的空闲时间不再是一种悲惨的贫困。在这种形式下，UBI被赫拉利无情地描述为“无用阶级”(2016:379)。赫拉利悲观的未来主义受到许多矽谷资本家的青睐。这当然不是加速论者和后资本主义者想要的UBI，但在人工智能资本的支持下，这可能是他们想要的UBI类型。在这方面，我们同意Alex Gourevitch和Lucas Stanczyk(2018)提出的观点: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可能是超越资本的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是资本的前奏——相反，它是阻碍资本出现的陷阱。

人工智能的肮脏秘密

在领先的人工智能资本家大声宣称的道德和安全意识的讨论中，现在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人工智能上，认为它是一种“存在风险”(Bostrom 2014: 4)。这种风险的出现主要是因为AGI有可能演变成超越人类控制的ASI。问题不在于恶意(天网)，而在于效率。尼克·Bostrom(2014:123-5)的著名例子是，一个人工智能被指示制作回形针，达到超级智能，并利用其不断推断的能力将整个宇宙转化为回形针，作为附带损害消灭人类。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即使目前(我们希望)还很遥远;ASI的“整体事故”一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2000)提出的术语，指的是特定技术系统固有的故障，它们必须被视为一个特性，而不是一个bug一不仅可能是毁灭性的，而且它们可能根本就不是“事故”。

然而，博斯特罗姆的预测和其他类似的警告，如纳米技术专家埃里克·k·德雷克斯勒(1987)早期的“灰色粘性”情景，失控的自我复制纳米机器人消耗地球上所有的生物质，同时建造更多的自己，也可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这不是从字面上而是从隐喻上理解它们，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字面上和隐喻上都理解它们，因为它们同时识别了一个具体的危险，并提供了一个失控的经济增长和普遍商品化的寓言。真正的“回形针”是利润，人工智能的明显危险不仅是一个“整体事故”，而且同样或更多的是它的预期用途，作为一种加强和加速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手段，这些商品正在破坏环境，灭绝物种，对人类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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