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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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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博拉·约翰逊(Deborah Johnson)和托马斯·鲍尔斯(Thomas Powers)讽刺了人们普遍将行为道德规范独立于行为所使用手段的倾向。他们声称，旨在解决规范性问题的行为理论，通常是按照下面这种方式来构建的：

首先，存在一个潜在的具有内心状态的主体。这个内心状态由多种意向状态组成，其中某个意向状态必然是行动打算。这些意向状态(如，相信X是有可能的，渴望X，并且打算X)构成了X行动的理由。其次，存在一个外在的具体化事件主体做某件事，以某种方式挪动自已的身体。第三，内心状态是外在事件的原因，也就是说，身体的动作是有理性指向的，是由某种内心状态引起的行为。第四，外在行为产生了外在效应。最后，这种效应需体现在某个病人身上—即行为接受者有可能受到伤害或帮助。道德受容者通常是人，但也可能包括其他动物与事情。(Johnson and Powers,2005: xxix)

按照这一理解，工具(技术)甚至无法被纳入考虑范围。约翰逊和鲍尔斯克服了这一点，将通常归结到人类主体身上的道德责任扩展到技术产物。我们对此表示赞同，但需要强调的是，按照现象学来讲，这是因为有意图的行为发生的环境、情境或背景呈现出来的样子，仿佛是因为工具起到了作用。比如，锤子仍与我们过去看到的一样，是改变这个工作间以及匠人生活时空的影响因素。锤子的指向性导致形成了一个工具网络。那么锤子、桥梁与铅笔，都是开创世界的工具，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时空的体验，以及我们的思维过程。

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开创世界的工作得以加强：依靠视觉标记，如小小的光标，用户可以在其他表征中找到自己的在场状态。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作“远程呈现”，可以理解为身临其境，或简单地讲“在那儿”。这些形式多样的表征就构成了用户的环境，用户只是处于其中某一个表征中。而且，用户表征与环境往往同时存在，因此，我们越来越难以将用户、环境与工具进行区分。这种情况最明显地表现于化身的虚拟存在中，不过，在各种模拟形式中也很明显。将这种观点归结到海德格尔身上似乎有点牵强，因为海德格尔1976年就去世了，而我们现在所描述的这种技术变革当时尚未出现；但他不同寻常地预见了这些发展中固有的表征逻辑。海德格尔认为，按照这一逻辑，世界与人类都将对象化。下面我们将探讨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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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图景

我们现在正处于海德格尔所讲的“世界图景的时代”，“一切都在表征中出现或者通过表征而产生”(Heidegger，1977b:130)。在现代世界——与古希腊时不同表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涌现出来。在这里，他所指的不是政治表征，而是我们认识并参与世界、与各种事物及人交往的方式。因而可以说，这些表征都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我们正是根据与这些表征的联系而“进入图景”，而不是基于事实。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是基于对事物的描绘方式：为了被描绘为某个样子，他们必须呈现出这样的状态，对人类的要求也不外乎于此。因此，我们与事物的关系不是十分流畅或动态的，而是符合表征逻辑的对象化。

“处理器”一词证实了这一过程的最初级阶段。最基本的追踪器“光标”代表了你。你自身的这种最小表征已经部分地存在于你的语言空间中，确切地讲，是你的思想出现的地方。通过空间表征，电脑屏幕已经以示踪的形式保留了你刚刚闪现过的思想—在这里是指你一句话的开始—使你在完成句子的过程中预计自己要讲什么，并巧妙地拓展自己的思路。在这方面，处理器一词，同其他铭文手段一样，用写作行为调节着你的思想。光标的闪烁提示你接下来有哪些内容可讲。

随着虚拟世界、社交网站或移动情境感知计算的出现，这种体验被进一步强化。面对如此情境，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行为理论正如约翰逊与鲍尔斯所展示的，在这些情境中，仍保留着内外状态之间(心理与身体)，以及主体、行为与对象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还有不足之处：数字技术本质上仍处于其所依赖的这些区别之间的中间地带。“数字生态”中的存在通常采用的是“在场”形式，也就是说，有一种“在那儿”的感觉。在“第二人生”中，我们利用了一个化身，构成我们在线存在的化身并不只是工具或自身的延伸，而是我们自身；我们通过与其他用户及对象的相互作用而形成了一定的关系与渊源。事实上，即便此类身份遭到黑客攻击，受害者也不会感觉到自身失去了什么，不像自己的存在、自身甚或家庭受到侵扰时感受那么强烈；受到影响的是他们用以建构自身的工具。正是此类工具定义了人们自身及其环境；它不仅仅是源于技术之外的自身某些方面的行为手段。接下来，我们将思考这种建构是如何发生的，与道德规范有着怎样的联系。

第7章 伦理、现象学与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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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态与道德规范

为了了解这种建构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法国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工艺与时间》(Technics and Time)一书中，斯蒂格勒(Stiegler，1998)试图说明技术与语言属于同一类工具，都是构建我们自身与背景的元素，因而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分割。他声称，这是一个深刻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因为控制我们的可支配手段，就是控制我们将要成为怎样的人、拥有怎样的思维过程以及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这种论断是这样的：对声音对象的认识，比如旋律，是一个一个音符进行的。每过去一个音符，我们都保留着对当前音符的记忆，令任何时刻接收到的音符都具有了意义，也使我们预计到下一个音符会是什么1。过往的经历能帮助我们预测将来会接收、经历及想象到什么。然而，对这一过程产生帮助的，并不仅仅是刚刚过去的内容，还有所有曾经发生过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们的“曾经在场”是认识过程的组成部分(Stiegler，1998:248)。而对这种过往的了解，只有在同样的内容重复出现时才有可能。留声机出现以前，人们并不能两次听到完全一样的声音对象。然而，有了这项技术，声音就可以无限次重复。这并不是说，我们接收到了同样的声音对象，而是指当我们第二次听到相同的旋律时，过往的经历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的收听选择：这种“曾经在场”构成了我们对未来的预期。为此，斯蒂格勒认为工具是一种“助忆术”：将回忆与关注变成一种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时空“假体”；通过对自我的补充，并构筑不同的可能性而指引着我们的未来(Stiegler，1998：152，217)。不过，斯蒂格勒(2011)又指出，今天，构成我们体验的是文化产业、媒体，甚至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将其自身的选择标准强加于我们身上，因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背景与条件。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1] 斯蒂格勒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认知论的影响，但斯蒂格勒与后者采取的方法并不同，他强调了想象力在认知中的修正作用。斯蒂格勒并未坚持想象力与认知、记忆与回忆，甚至表现与表征之间的鲜明区别，而这些区别存在于胡塞尔及康德、海德格尔等对他产生了影响的哲学家的思想中。这为他论述已经存在于我们认知与想象中的技术领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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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类本体论的核心在于与技术相互作用并影响了我们的环境或栖身之所的思维潜能。我们能够进行深思熟虑，或许还能够挑战形成我们思维、构建我们世界的内容。因而，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自然就有责任按照规范来思考这个世界。如此一来，道德规范便走入我们的视线。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写道：

如果按照“ēthos”一词的基本意义，“伦理”这个名称现在应该这样来理解：“伦理”考虑的是人的居住权，那么，认为“存在”(本体论)这个事实是人的基本要素—因为人要生存—这个观念本身就是最原始的道德规范。然而，这种观念不是第一个例子中所指的伦理，因为这是本体论问题。(Heidegger,2008b:176)

以这种方式来分解“生存”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要说明我们如何总是跳出自我、处于各种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又要说明我们如何外在于我们的计划与目的。这正是作为人类的我们的栖身方式。伦理要求我们思考“家”(希腊语oikos);规定了某种秩序(oikos+nomos，意思是秩序或法则);安排了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并创造了规范性话语，即原本意义上的生态学(oikos十

第7章伦理、现象学与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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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1]。

有鉴于此，我们或许更愿意去思考数字技术是什么，其普遍性意味着什么，以及数字技术通过哪些过程来开启世界，开启让用户熟悉的世界。此类技术的确融入了我们上面讨论过的更早的工具元素：创造参照网络、保存记忆与痕迹、构建选择标准、组成我们的背景。但社会性或设定选择标准，这些原本被认为是功用副产品的东西，现在已被视作完全意义上的资本。我们不妨来做一下比较。不久以前，电视节目能够调节一个家庭或国家的日程表，以斯蒂格勒所谓的“同步”方式实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同时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对象身上(Stiegler,2011:163)。比如，一家人或全国人民都计划同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足球比赛直播；而当电视变成数字电视后，这种聚集效应被弱化：观众似乎发展并运用了自身的选择标准，他可以选择看什么节目，什么时间收看，控制自身的环境与对世界的参与。这样一来，数字化弱化了社会性中的一致性，使得个人能够在差异化中做出自己的选择。与此同时，曾经被视作副产品的社会性，现在恰恰成为可被利用的对象—比如，被社交网站、搜索引擎及在线社区等利用。个性化与普遍性之间正在上演着一个非常暖昧的游戏。某些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其设计、制作与使用的各个方面，继而进入人类意识，成为人们的选择标准即便是在用户对这些标准本身不熟悉、不了解的领域；也就是说，这些标准不是用户选择与过往经历的产物。我们可以通过对搜索引擎的简单讨论来说明这一点。

搜索引擎与知识的局限性

搜索引擎的工作前提是，要向单个用户提供其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就需要对一个内容各异的、丰富的在线信息库进行筛选。不过，这种信息访问不只是如何呈现的问题，而是由某个规格结构决定的动作，这种结构涉及选择怎样的相关性标准。谷歌的搜索引擎遵循下面三个步骤：首先，网络爬虫Googlebot通过一个个链接或URL访问各个页面，并将这些页面用谷歌浏览器下载下来。继而，索引“对每个页面上的每个词汇进行分类，将得到的词汇索引储存在一个巨大的数据库里”，这样，查询处理器“将你的搜索指令与索引进行比较，将其认为最相关的文件推荐给用户”1。文本的相关性是由网页排名生成的“判断”来决定的，这个网页排名是由100多个“包括页面关注度、搜索条件在页面上的位置与体量、页面上搜索条件间的相似性等在内的”选择标准综合得来〔2]。谷歌的网页排名算法受专利保护，我们无法全面地进行分析，但我们知道，它“优先考虑了与查询条件接近及有相同顺序的页面”3]。对关注度、相似度及可测量性的重视，表明网页排名依赖的是同一性表征原则。与所搜寻内容相似的信息被认为是更为相关的，因而，出现的概率更高，而有些信息尽管可能更加重要，但是因为与所搜寻信息相关度不高而被边缘化。因此，页面的受关注度作为一个选择标准，就表明搜索引擎保持的是一种以结果表征模态出现的信息等级。不过，这也意味着，不但排名前十的信息是最相关的，而且由于排名靠前，被访问的可能性更大，使其具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因而也得到了更多的出现机会。尽管各个搜索引擎千差万别，但结果往往是趋向一致的。正因如此，卢卡斯·因特罗纳(LucasD.Introna)和海伦·尼森鲍姆(HelenNissenbaum)认为，“多数用户不仅不知道这些特殊的偏见(选择标准)，而且似乎也不知道自已其实并不了解”（Introna andNissenbaum，2000:176)。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1]拉斐尔·卡普罗(RafaelCapurro)认识到了生态学与信息伦理间的联系，创造了“信息生态”(1990:189，转引自Takenouchi,2006:189)一词，而卢恰诺·弗洛里迪则认为，“浏览器将环境伦理转变为信息球与信息对象等概念，因为我们的栖居之所并不只是地球”(2008：14）。我们的立场有所不同：我们不只是对物质生态与数字生态进行类比，而且根据已经受到技术协调的世间现象学来详细阐释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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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我们曾讲到过自身的局限性，这不仅是指知识是有限的，而且也指获取知识的方式是有限的。网上世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索引行为构建的，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在线信息的获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但事实上，信息获取的方式也呈现出了线下“存在”的特征：在线下难以找到的事物在网上同样难以获取。也可以这样讲，通过搜索引擎来呈现信息再现了一个隐藏的事实：排除一些信息，以使被选中的信息有更多的出现机会。因而，再现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因为通过隐藏自身属性就可以进行伪装。正如斯蒂格勒(Stiegler，2009：9)所言，“记忆向来就是政治对象，是关于选择让哪些事件留存下来的标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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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伦理、现象学与本体论

[1] Online atwww. googleguide. com/google\_works. html (Retrieved 25/4/2012)。

[2]同上。

[3] Online at www.googleguide. com/google\_works. html(Retrieved 25/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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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每次搜索都会被在线保存。这是搜索引擎应用的核心准则。搜索引擎虽然提供了额外的服务，如电子邮件账户与社交网络(包括个人资料、图片、帖子等应用），但用户的在线活动还是被转换成了索引材料，促进了搜索的定制化。这就是人们设想的个性化，正如那些“自动完成”的谷歌功能不仅提供了结果，而且在人们输入关键词之前就帮助完成搜索指令来生成查询项。这些本该由用户自己来生成的记忆，构成了你的“曾经在场”，成为你搜索的标准：它们综合了你的搜索记录，构建了你的预期，取代了你的想象。谷歌告诉我们，“如果你登录进自己的谷歌账户，启用历史网页，这种算法会显示基于你过去的搜索而做出查询预计”，在部分程度上令你安心，即“你发送给谷歌的数据是受到谷歌隐私法保护的”1。虽然在时间上有所节省，但这一过程可能将你锁定在某个暂时性上，过往的经历并不只是构成了对你的预期，而是完全进行了调整：搁置了搜索中差异、延迟与偏移的可能性，使搜索者注定要回到原来的位置，回到被反复出现的记忆强化了的某种身份。这就是网页入口常用的技术。罗伯特·卢克(Robert Luke)借用圆形监狱的概念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解释：

当我们被怂恿着按照网络上的内容提升浏览或消费习惯时，我们也受到了市场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在影响着市场)。当我们通过W3与W4来追踪市场时，我们也变成了市场：“记录档案的技术结构也决定着可归档内容的结构，影响了这些内容的产生及其与未来的关系。归档行为在记录事件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事件”(Derrida，1995：17)。过去的行为在未来的消费中会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档案与未来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习惯是一种档案，当我们通过自己的门户来查看股市行情筛选器时，我们也在这种观看中以一种全景展示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结果当我们在创建、补充并参与档案时，这种全景信息也成为档案。（Luke，2003：335)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1] Online at support. google. com/websearch/bin/answer. py? hl = en&-answer = 106230 (Retrieved 25/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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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7 | PRINTED_PAGE=163

事实上，选择是由经济及政治标准决定的，因为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公司，甚至历史事件，都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因特罗纳和尼森鲍姆指出，“排名前100位的网站中——基于流量的排名——只有6家网站不是.com的商业网站”，这一事实就是充分证据(Introna andNissenbaum,2000:177)。而这一事实也令人们开始质疑“互联网是一项公共产品”的说法：

搜索引擎…引起了政治关切，不仅是因为其作用方式，也是因为其作用方式与网络是公共产品这一深入人心的观念产生了冲突。这种观念描述了网络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与气质，这里有大量的商业活动、政治活动、艺术活动，各种联系、通信及无穷无尽的信息供应。在这个方面，网络曾经是，现在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民主媒介，是能够避开传统媒体市场、甚至政府控制的。（Introna andNissenbaum，2000:178)

这种获取模式是网络持续不断的适应性活动的核心。这一点近来也受到了公众的关注，美国国会正在就禁止网络侵权法案(SOPA)与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IPA)展开辩论。引入这些法案是为了打击网络侵权、保护知识产权，但这些法案也遭到了反对，反对者认为，这些法案限制了言论自由，违反了互联网的核心原则，即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反对者声称：“这项立法，将允许司法部门与内容所有者寻求法庭指令，要求搜索引擎屏蔽涉嫌盗版行为的搜索结果。”1]然而，这将意味着，许多恰恰依靠用户提供信息的网站，比如维基百科或YouTube，无法成为公开社区，因为每一位用户及其提供的涉及侵权的内容，都需要经过审核，这将导致相关页面无法被访问。虽然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为确保信息保护而进行的过滤，但这么做的风险在于有可能将互联网变成完全被控制的空间：哪些内容能够被上传，这方面的标准制定将可能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其中无疑会涉及媒体利益。此类争论表明，互联网这个流动建筑既有可能成为少数人享有与操纵的神圣知识场，也有可能成为代表人类利益的公共话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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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nline at www. bbc.com/news/technology-16590585(Retrieved 25/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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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88 | PRINTED_PAGE=164

用户留下哪些线索、哪些信息能通过筛选而被保留，引发了伦理与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体现了我们栖身之所的本质，以及我们这个世界的局限性。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图景之中，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受制于它的局限性；而这种情况在其他数字技术条件下又进一步加剧。它决定着未来的走向。

表征中的“贴近”

经由表征而实现的亲近行为，在社交网站上达到了巅峰。用户进入某个图景中，(重新)构建了自我的数字形象。自我与工具、工具与环境、表征与呈现间的二分法交织在同一个自我建构体系中。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在遭受到侵扰时，即用户的账户遭到黑客攻击，以他们的名义发布言论，仿佛那些话是用户自己讲的；或者当用户的化身做出怪诞的行为时，这种感受最为敏锐。因而，网络亵渎就是对用户看重的某个自我表征的侵扰。如果这种侵扰仅限于某个表征，而与自我无关，那么其对真实自我的影响几乎是不易察觉的。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亵渎是在化身所处网站上进行的，在这个网站上，工具使得人们成为某种“此在”。工具与网站都被融进了自我，而这个自我的存在是首要的。一些元素—化身、网站、工具——看似无关紧要，却不可能脱离自我，就好比发生物理攻击时，肉体不可能简单地脱离精神一般。工具作为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延伸，在侵扰发生时，感受最为强烈(此时，自我与工具有清晰的划分是最为有利的)。这也正是欺凌行为在网上顺利进行的原因所在。

因而，作为工具本身的表征成为自我的反映，不存在基础形象，而只是在演变过程中的存在痕迹。这种形象、化身、在线活动，代表的是参与到这个计划中的另一个形象，而非原本的自动形成的自我。就像盲人的手杖一样，数字工具成为假体，通过其成像手法而实现。有了数字工具，这种联系被牢记、登记下来，也往往会被记录在案，形成档案材料。在“第二人生”游戏中，用户真正成为图景的一部分，身处各种可能的伤害之中。我的痕迹在我所处的环境中被保存下来，并不会脱离我而存在。因此，我的言行构成了我的生态档案，这份档案令我成为各类商业活动的目标或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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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站同样为自我塑造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这些都能够成为客观化的自我。它们的贴近行为源于自我与表征的不可分离性、“此在”(Dasein)与“在”(Da)的不可分割性。比如，Facebook要求用户时常更新其存在：

•创建自己的资料信息(发布居住地、工作场所、教育背景、出生日期、关系状态、性取向、使用语言等个人信息），用“关于我”标签来表明自己的独特性。每当你有资料信息更新时会自动向朋友发送通知；

·更新状态，发布自己的生活感悟；

· 发布照片或创建相册；

·在朋友的留言墙上发表评论跟踪线索，登录到网站上阅读其他用户留下的评论。

这种经常性的自我表征与页面个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自愿的。Facebook设置了对表征的要求与标准。所有这些技术在经常更新，还有很多技术在不断补充，使得人们能够定制个人页面，并进而创建自己的个性化生境。在网页上停留时间越长，出现得越多，就显得愈加贴近。你贴出一张照片，发表对自己生活琐事的评论，会引起一长串的回应。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发出的第一个帖子必须是能够被人们快速理解的，必须是易于用户阅读的。比如，深刻的评论或复杂的政治观点就很少像其他帖子一样能激起人们的回应。

如果出现大量回复，你的第一篇帖子会反复出现在你的信息流中；如果你选择“热门消息”而非“最新消息”作为呈现标准，这篇帖子仍然会出现在你的Facebook上。热门消息是指“从你最近一次查看信息流到现在，我们认为你会感兴趣的消息。这些消息被标注了蓝色角标，根据你上次查看信息流到现在的时间长短而有所不同”1。同搜索引擎一样，哪个消息被认为“热门”，其中的选择标准也不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其结果也是综合了时间性(最新的)与重要性(最重要的)的结果，而不是由你所做的判断。此类技术具有现实效应：Facebook决定呈现哪些内容类型，构筑成了你预想的个性化环境。这可以通过对你的踪迹进行不断的记录与反映而实现。它不仅让这些痕迹记录成为你自身的结构，而且通过对这些踪迹进行重组，来强化你的存在—总是假借拉近你跟朋友的关系或给你带来好处的名义。这就是你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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