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研究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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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在线信息：访问、搜索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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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在线信息:访问、搜索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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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在线信息：访问、搜索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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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社交媒体、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容易相互联结与互动，创造并共享知识，将自己的个人信息扩散给大大小小的听众群。在卡普兰和亨莱因(KaplanandHaenlein,2010)看来，社交媒体是基于网络与移动的平台，能实现人际交互与媒体内容共享，此类媒体包括协同项目（如维基百科）、博客、微博(如Twitter)、内容共享社区（如Flickr、YouTube)、社交网站(如Facebook、LinkedIn)、虚拟游戏(如魔兽世界)、虚拟社会(如“第二人生”)。这些媒体的典型特征是，集合了多种技术，使得即时通信与延时消息、创建个人在线资料、交友、发表博客、发布微博、多媒体分享、贴标签、发表评论、评价等成为可能。社交媒体的典型特征是“用户友好”，令数字素养层次各异的人们都有机会轻松快速地创造并共享内容。而且，社交媒体也融入了人机交互领域的部分重要革新，包括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个性化与用户定制。

社交媒体凭借着随时随地的可使用性及其对用户的吸引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主流媒体(新闻业与电视）、商业、政治及宗教领域。如今，我们已难以找到不涉足任何社交媒介的企业或媒体，也很难见到不拥有某种在线个人资料的公众人物了。而且，社交媒体不再只是年轻人及互联网思维早期采纳者的专利。2011年6月，几家通讯社刊登了教皇本笃十六世在自己的iPad上向祈祷者讲话并颂扬耶稣的一张照片。另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是在2011年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一位埃及示威者直播破坏活动的画面。

除了这些展示社交媒体功用及普遍性的强大图像外，学者及广大公众对72 于社交媒体的负面心理效应也有许多担心。最主要的担忧是，对于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尤其是儿童及年轻人过度沉迷于社交媒体，可能影响到自身的生活及感情幸福。与此相关，人们还担心，社交媒体会增加孤独感与疏离感。有人提出，社交媒体通过给用户提供虚假的关系与亲密感，减少了线下的人际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交媒体似乎成了社会替代品(如Nie，2001)。第三个方面的担心是，社交媒体制造了匿名、安全感及无风险参与的假象。可以想象，这些扭曲的认识很有可能会导致人们放松行为抑制，产生冲动行为(如网络欺凌、不适当的自我暴露及乱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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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此类声音与持相反意见者纳入到同一个对话情境中。由于社交媒体仍然在不断演化，我们的探讨难免不够全面，但无论如何，我们探讨的核心思想仍然是社交媒体受到的拥护与批评都是“不可承受之轻”，往往未经过认真的分析与审查。我们的目的是跳出“媒体恐慌”与“媒体乌托邦”意识形态分歧的对抗，用相关的经验证据来丰富我们的讨论。

社交媒体成瘾

过去几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繁殖与扩散，对社交媒体成瘾现象的担忧似乎愈演愈烈。“21世纪流行病”“社交媒体成瘾”等词汇迅速成为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马里兰大学国际媒体和公共议程中心的苏珊·莫勒(SusanMoeller)及其同事2010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实际上是源于一次课堂作业，原本并不是一项旨在调查社交媒体成瘾的研究计划。200名选修了莫勒教授这门新闻学课程的学生，需要在隔绝社交媒体的状态下度过24小时，然后写下自己的体验。对学生们提交作业的分析结果中有部分引言，形象地描述了他们的体验。虽然有些学生在提交的作业中使用了“成瘾”一词，但多数评论反映出学生过度依赖社交媒体是为了随时了解朋友、家人及世界形势的变化。在对其研究结果的讨论中，作者并未得出社交媒体成瘾的结论，而是论述了社交媒体如何嵌入到学生的社交矩阵中、他们对联系频率的期待、以及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到人们接触社会的方式。但是，马里兰大学新闻办发布的新闻稿重新给该研究配上了社交媒体成瘾的标题，并就这样发送给了包括《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在内的各大新闻媒体。因此，该研究受到了大量媒体关注。新闻报道中略去了该研究原本是一次课堂作业这一信息，令受众以为这是马里兰大学对社交媒体成瘾现象的一项重要研究。

第5章 社交媒体、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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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担心，其实是公众对于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网络成瘾”恐慌的延续，也因为互联网使用的持续演变及人们花费在网上的时间迅速增加而加剧。与“社交网络成瘾”不同，网络成瘾(IAD)概念已经得到了事实证明；杨(Young，1996，1998)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开发了一种判定网络成瘾的工具。

有人曾指出，过度使用网络应该被视为一种心理紊乱，杨(Young，1998)对此进行了探讨。她的研究表明，沉迷于网络的用户经受了忍耐、孤僻、成绩下降、职业挫败，这些方面都与药物滥用障碍的症状相一致。杨用于判定网络成瘾的工具“网络成瘾检测”(IAT)随后以多个不同语种进行了多次心理测量评估(Ferraro et al.,2007;Khazaalet al.,2008;Widyanto and McMurran,2004)。虽然这些研究表明网络成瘾检测工具具有相对不错的心理测量特性，但人们对于网络成瘾检测工具能否揭示网络成瘾的单个或多项因素则持不同意见。此外，这些研究也受到了样本筛选程序不恰当(自选、偏见)及样本量相对较小的困扰(Byun et al.,2009)。

对于网络成瘾的种种担心一直延续至今（如Block，2008；KimandHaridakis，2009)，然而，研究人员对于网络成瘾的定义一直未能达成共识。问题似乎在于，许多研究人员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相似的行为。比如，有些研究人员讲“有问题的网络使用”(Caplan,2002;Davis etal.,2002)，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则称“病态网络使用”(Morahan-Martinand Schumacher,2000)或“网络癖”(Wang,2001)。

围绕网络成瘾概念的另一个争论是，“癖”与“瘾”这些术语历来是用以描述药物滥用行为的。金和哈里达金斯(Kim andHaridakis)指出，媒体研究中所说的“癖”通常是指对某种特定媒介或渠道的依赖，是人们利用媒介来满足个人通信需求的正常结果，无论利用是否过度(Kim andHaridakis,2009)。

此外，“网络成瘾”概念易与其他行为成瘾形式相混淆，比如不可自拔的赌博成瘾、性上瘾等，因为过度观看网络色情作品或参与网络赌博的症状也已被归入这些障碍的诊断(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当中。而且，精神健康专家也警告称，许多人为缓解压力、焦虑与无聊也会过度依赖网络进行调节，因而网络成瘾似乎是另一种精神障碍的表现，而其本身并不能算是一种诊断类型。

考虑到人们滥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这一争议愈演愈烈，因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主要行为(聊天、互动、交友、分享内容)似乎与网络成瘾检测概念重点强调的赌博上瘾并无共性。社交媒体号称是促进互动、连接与亲近社会的事业，而赌博则被广泛地视为自我毁灭及反社会行为，在许多地方是被法律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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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Byun)及其同事对1996年至2006年的所有实证研究进行了元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研究中的网络成瘾定义非常宽泛，缺乏共性及指导意义。他们指出网络成瘾与社交媒体成瘾研究中方法论与理论方面的三个主要缺陷：(1)定义网络成瘾与网瘾人士的标准不一致；(2)筛选方法有问题，导致样本选择出现严重偏差；(3)使用解释性而非验证性数据分析技术，只说明了变量间存在联系，但未说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鉴于上面提到的方法论缺陷，美国精神病学会(APA)并未将“网络成瘾障碍”列入2013年发布的第5版《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DSM-5)的官方认可精神障碍名册。相反，美国精神病学会在第三部分增补了“网络游戏障碍”，与之一起被增补进来的还有其他几种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精神健康状况。“网络游戏障碍”的诊断标准似乎与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并无直接关联。

这一决定应当鼓舞人们更仔细地研究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心理后果。在这方面，“瘾”这个词似乎并不适合用来描述我们对一般意义上的网络以及特指的社交媒体的过度依赖。

雪莉·特克(SherryTurkle)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也是数字媒介领域非常杰出的研究者，她使用“绑架”一词来描述我们对数字媒介的过度依赖。她警告称，在这个“文字驱动的快速反应世界”中，儿童与青少年越来越被“拴”在了社交媒体上，他们“总在”进行交流，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自我反省，没有了隐私与私密(Turkle,2011:174)。下面一节，我们将分析人们对社交媒体与心理幸福的种种担忧。

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人际交往及情感后果

特克的主要论点是，数字媒体急剧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她虽然承认社交媒体使得人们能够保持联系与交流，但她苛刻地检验了在线联系的质量。她认为，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字设备看似无限的可能性中，而完全忽略了人际交往的标准在不断下降。换言之，我们在接受“好友”、披露个人信息或断绝关系方面变得十分轻率，并且不必承担线下关系(亲密、承诺、忠诚等)的窘迫与后果。在特克看来，数字联系能给人以同伴的幻觉，又不会有朋友似的各种要求。网络化生活使我们即便捆绑在一起，也能够隐藏起来。特克认为，我们宁愿打字而不愿讲话，宁可发送文字消息来断绝关系而不愿面对同伴痛苦与伤心的目光。因此，在特克看来，我们对技术的需求超过了对彼此的需要，我们的人际关系正变得越来越随便与无关紧要。

第5章社交媒体、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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