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研究

特克的研究基础是民族志方法。她通过与人交谈来收集数据，了解她们对这些技术持何种态度。这种方法常用于详细阐述人们的经历。在本例中，该方法描绘了人们如何看待技术的影响。它揭示了年轻人对技术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影响的担心，但对于这些影响究竟是什么，则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不过，通过其他研究方法进行的一些实证研究的确佐证了特克的想法。莫拉翰-马丁和舒马赫(Morahan-Martin and Schumaker,2000,2003)在277名本科生中就数字媒体使用频率与孤独感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数字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人们就越感到孤独；感到孤独的用户更有可能从网上寻找情感支持，从网上好友处获得的满足感更强，在日常生活中会面临更多的困扰。尼姆茨、格里芬、班亚德(Niemz,GriffinsandBanyard，2005)同样对371名英国大学生进行了调研，研究发现，过度使用数字媒介的用户更有可能产生学术、社交及人际关系问题，更容易感到自卑。

此类研究所围绕的主要理论问题是，社交媒体使用是否扩展了那些已有非常活跃的社交生活者(爱好交际的人)的社交网络？线下社交活动不多的个人能否借用社交媒体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社交的不足？这两个视角分别被称作“强者愈强论”与“社会补偿论”(参见斯塔莫里斯和法利2010年的讨论)。

斯塔莫里斯和法利(Stamoulis andFarley,2010)回顾了有关数字媒体使用、用户的社会与情感幸福方面的实证研究，认为先前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Livingstone andHelsper,2007;Peter et al.,2005;Sheldon,2008);不过，他们找到了社会补偿论的更多证据。这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莫拉翰-马丁和舒马赫(2000,2003)、尼姆茨等人(2005)、恰克和梁(Chakand Leung,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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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福特森等人(Fortson et al.,2007)的研究，这些研究与“社会补偿”模型也是相符的。然而，埃里森等人（Ellisonet al.，2007)、谢尔登(Sheldon,2008)、帕克(Park,2010)及彼得等人(Peter et al.,2005)的研究则支持“强者愈强”模型。比如，帕克(2010)发现，大学生中间的无线网络使用和其与朋友及熟人间的面对面互动呈正相关。同样，谢尔登(2008)发现，乐于在线下交流的大学生拥有的线上伙伴也越多。彼得等人(2005)也发现，外向的年轻人自我披露的信息更多，用于线上交流的时间也更多。

对密歇根州立大学800名本科生随机抽样进行的调研同样显示，与不使用Facebook的学生相比，Facebook用户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成为该网站的会员能提升用户的心理幸福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感到自卑的人(Ellisonet al.2007)。该研究发现，某些网络社区的成员身份折射了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网络；因而，线上的行为与交互并不是独立于其现有的线下身份的。

希尔兹和凯恩(Shields and Kane,2011)所做的一项研究考察了互联网使用程度(及使用类型)以及网络使用与各种社会心理变量—如沮丧、面对面交流、人际交往压力之间的关系。此次研究的对象是215名大学生。鉴于既往研究结果各异，研究人员预计，网络使用的正向联系与反向联系同时存在。正向联系的主要依据在于，人们使用网络的主要目的是与他人保持联络，比如发送电子邮件(LaRose et al.,2001;Morgan and Cotton,2004)，因而不会出现太多沮丧与人际交往问题。与“强者愈强论”相一致，这种预期认为，在线下社交活跃与调适良好的个人，在网上也表现出相似的适应性。反向联系的合理性在于，过度沉迷于网络的人也很有可能频繁饮酒、食用大麻及其他违禁药物。按照这种推理，如果过度沉迷于网络是为了达到与饮酒、吸食毒品相似的目的(比如，由于不知该如何应对，而采用这种方式来缓解压力或紧张情绪)，那么其必然会与药物及酒精发生关联。最后，希尔兹和凯恩的研究(2011)还调查了网络使用(出于工作、学习及个人需要)与学习成绩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也认为，出于非学术目的的网络使用越频繁，学习成绩就越糟。

整体而言，研究结果为“强者愈强论”提供了支持。

这些结论表明，出于个人及学术相关目的的网络使用要多于出于工作目的的使用，这或许与某些大学的互联网课程传输体系的整合有关。另外，由于学生年纪轻、没有专业工作岗位等，这也需要他们借助于网络。与其他研究发现相似(PEW，2002)，电子邮件是人们与他人沟通时最常用的方式，但社交网站的使用同样非常频繁，搜索引擎的使用也很普遍。至于其他用途，就没这么普遍了，尤其是访问色情网站；这与媒体及某些流行文化分析所担心的过分消费网络色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其他有关大学生抑郁的研究相一致(如Voelker,2003)，希尔兹和凯恩也发现在自己的研究样本中有抑郁症状的比例相对较高。然而，上网频率与抑郁症状并无关联，而且多数上网类型也与之无关，这表明上网并非造成抑郁的主要原因，人们也不会因为抑郁而上网。如果说两者之间存在关系的话，那么主要是正向关系。这些发现从某种程度上佐证了作者原先的假设，即为社会关系而上网不太会出现抑郁症状与社会问题。尤其是“从网上开启新的一天”的用户，出现抑郁症状的并不多，这或许是因为从网上开启新的一天的生活状态意味着人对社会交往的渴望。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不太会引发抑郁的上网类型都是在浏览新闻网站、观看视频。虽然作者并未询问受访者观看的视频内容是什么，但很可能都是与新闻相关的。此外，YouTube等网站上的许多视频都是旨在带给人们欢乐与幽默的。唯一可能使人感到沮丧的数字媒体行为是在网上结束一天的生活。这种情形也可能与“来自与父母争论的压力”及“对重要的另一人的不满”有关。在网上结束一天的生活可能意味着人们渴望逃离人际关系问题，因而上网成为一种适应不良的应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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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服用药物(酒精、违禁药品、大麻)与上网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表明，多数情况下，服用药物与上网并无关联。不过也有例外，这与特定的上网类型有关。饮酒狂欢与访问社交网站有一定关联，这表明某些上网活动类型可能被当作社会活动的助推器，拥有更广社交网络的人参与饮酒狂欢的可能性更大。这一解释很有可能是成立的，因为在大学里，饮酒狂欢往往发生在宴会及其他社交活动中。使用违禁药品与使用电子邮件有关，但由于研究人员并未询问受访者使用电子邮件的特定目的，所以我们不清楚这其中的关系如何，只不过电子邮件可能被用来促进与其他“嗑药者”间的社会交往(如同饮酒狂欢）。在其他的上网类型中，只有访问色情网站与吸食大麻及服用违禁药品有关。作者认为，只有这种特定的上网类型(即访问色情网站)可能类似于实际服用药物。梅尔凯克、范登艾金登及加勒森(Meerkerk，Van DenEijnden and Garretsen，2006)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观看色情影片最有可能导致不可自拔地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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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研究也发现，上网对于学习成绩并无强烈影响。不过，“从上网开启一天的生活”与平均绩点(GPA)呈正相关，这或许是因为人们通过网络来获取跟学业相关的信息，或许是用来完成课程作业。相比之下，“听音乐”的时间越长，学生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就越短，平均绩点也越低；两者呈负相关。

整体而言，希尔兹和凯恩的研究发现，上网与社会及心理变量的关系既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他们的发现表明，应该根据人们的上网类型来理解上网与用户的社会及情感幸福间的联系，而非仅仅依据其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来判断。换言之，只有明晰了人们的上网目的是什么，才能理解这之间的关系。

这些分析网上关联增强与社会及情感幸福间关系的研究并未呈现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然而，多数研究似乎印证了“强者愈强”的观点，这表明，使用社交媒体整体来讲是能够增强面对面沟通的，这也说明，社交媒体正被用来增强社会交往，而非替代后者。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回顾的这篇研究分析了通信可供性，以及社交媒体是如何调节人际交往与关联的。这也便于更清晰地呈现前面讨论过的研究发现，即：社交媒体促进了关系构建，增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

社交媒体上的通信可供性

南希·贝姆(NancyBaym,2010)从通信与媒体研究的视角分析了社交媒体上人与人的关联性。她探讨了数字媒体上的核心沟通过程，尤其是我们如何使用介导语言来发展与维护各种关系。贝姆反对将线上与线下并置的技术决定论，试图找到明晰的影响边界。她认为，数字关系是我们线下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激烈的转型工具。换言之，她认为社交媒体是能够丰富我们的自我表现及与他人沟通的工具。在她看来，社交媒体提供了某些独特的可供性。比如，一般来讲，人们初次相遇需要有一个共同地点，而社交媒体摒除了对这个共同地点的需求，因而扩大了潜在关系的范围。而且，即便人们没有明确寻求建立关系，社交媒体也鼓舞着人们形成新的关系。继沃尔瑟等人(Walther et al.，1994)之后，贝姆指出了这种增强关联的三个主要特征：沟通的需求(即让沟通满意度与互动最大化的动机)、假定的相似性(认为使用同一个媒介的用户都相互亲近)及简化的社会线索(缺乏沟通的非语言及副语言线索）。贝姆进而又指出，在网上沟通时，人们往往期待彼此交换个人信息，以减少网上交流的不确定性。换言之，数字媒体不仅促进了关系形成，而且似乎也鼓励人们比在线下情境中更快地透露自己的信息。就像飞机上的人们更愿意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秘密一样，某些网站互动的匿名属性也推动了更大的自我暴露。因此，贝姆认为，社交媒体促使我们快速发现彼此的重要的真实信息，因而要么变得更密切、更亲近，要么因为无法和睦相处而转向另一个极端(Baym,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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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浪漫关系而言，社交媒体显然不同于人们对于关系建立的传统理解，后者强调肉体吸引力与非语言符号的重要性。比如，在面对面互动中，人们使用非语言线索(眼神接触、笑容、碰触、身体靠近)来表达关注，加深彼此的关系。虽然近期的某些技术进步(如语音聊天、视频聊天、文字媒介中的表情符号)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但网络媒体显然并非此类交流方式的主要载体。

另一方面，数字媒介中非语言线索的缺失与信息建构中的控制(尤其是在信息非同步且可编辑时），使得人们能够有选择性地进行自我表现、将同伴理想化、选择并突出优点、给彼此留下好印象(Waltheret al.，1994)。非语言线索通常是“流露出来”的，也就是说，是在交流中无意间表露出来的，往往是人们不愿意表现出来的(Goffman，1959)。数字媒介消除了这些非语言线索，提高了我们管理自我表现的能力，消除了潜在的尴尬与社会顾忌。而且，研究人员还证明，数字媒介也可用于处理浪漫关系中的一些可能比较有压力的人际关系任务，如示好，或者拒绝追求者(Tong and Walther,2011a，2011b)。例如，Match.com的数字化“眨眼”符号使用户能够与自己感兴趣的对象进行接触，而不必传递任何确切的个人信息。数字化符号“眨眼”传递给接收者一个客套信息(“X向你眨了一下眼”)，并且包含了发送者的资料链接。由于这条信息内容是事先撰写好，并由系统生成的，因而被当作一般性的打招呼信息。因而，接收者面对这样一条信息，就不会像首次面对面交流时，感受到那么大的压力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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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沃尔瑟(Tong and Walther,2011a)做了一项研究，分析了网络约会者如何使用交友网站的信息服务工具来拒绝追求者(Tong and Walther,2011a)。这些工具选项很多，可供用户选择以拒绝追求者；用户可以通过单击自动生成的拒绝语句，或者保持沉默来消极拒绝；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编写个性化的信息，根据追求者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回应。该研究显示，网络约会者充分利用了这些新的交流工具，简化了一些原本困难、痛苦、令人紧张的拒绝追求者的过程。自动拒绝信息选项令发送者更加轻松，减少了情感风险与认知精力，同时仍然能实现拒绝追求者这一主要目的。作者还提出，除了自动拒绝机制外，在线交流的选择性编辑与非同步性也使得拒绝者能够设计出别样的人际交往计策来表示拒绝。

根据以上文献来看，社交媒体提供的交流工具似乎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社交媒体似乎也能够缓解面对面交流通常会碰到的社会顾忌，因为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我表现。下面一节，我们将分析匿名的部分意义，以及社交媒体提供的增强印象管理选项。

行为放纵与社交媒体:补救还是社会病态？

社交中的紧张与害羞往往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使得个人无法过上富有成效的生活，无法满足其对友谊与关系的渴望(Crozier，2001)。害羞是在社会交往中感到紧张的表现，是对个人自我表现的过分担心。害羞的人常常不敢进行面对面的互动。害羞是紧张的一种形式，不同于内向；因为内向的人宁愿孤单一人，而害羞的人则渴望社会交往，只是由于缺乏安全感而压抑了自我(Larsen andBuss,2008)。

与面对面沟通中害羞现象的研究相比，关于害羞与社交媒体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社交媒体这种情境中，害羞的人有可能体验到更高质量的关系(Baker and Oswald,2010;Roberts et al. ,2000; Yen et al.,2012)。

巴尔迪与布拉德利(Bardi andBrady，2010)在一次探测性研究中，分析了害羞与使用即时通信工具间的关系，这次的研究对象包括55名大学生。研究使用的工具包括一份害羞量表、一个即时通信工具使用索引、一份专门为此次研究而设计的动机量表。研究发现，使用即时通信工具的最强烈动机是增加人际关系，而非消除社交焦虑或减少孤独感。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即害羞与即时通信工具使用的强度之间并无直接关联。换言之，害羞的人与不害羞的人同样都喜欢使用即时通讯工具，区别在于他们使用即时通信工具的动机。研究发现，害羞的人使用即时通信工具的主要原因是减少孤独感。可惜的是，这份研究虽然说明了害羞者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是用来减少孤独感，但是并未说明即时通信工具在减少孤独感方面能否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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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内蒂(Bonetti)及其同事在2010年的研究中，同样也调查了数字通信设备的使用与人们自述的孤独与社交焦虑间的联系。他们调查的样本包括626名年龄在10\~16岁的学生。研究结果表明，自称感到孤独的儿童与青少年，与不感到孤独的同伴比起来，在网上讨论个人及私密话题的频率要高得多。这两组群体的另一个重要差异在于，感到孤独的学生更倾向于依靠在线交流来弥补自身在结识新朋友方面的社交技能缺陷。贝克与奥斯瓦德(BakerandOswald)于2010年所做的研究与此类似，也明确佐证了社会补偿论，但并未说明社交媒体在减少孤独感方面效果如何。

延(Yen)及同事于2012年对线上、线下社交中产生的社交焦虑程度进行了对比。他们的研究对象包括2000多名中国台湾大学生，最主要的研究发现是，与线下社交相比，在线社交的焦虑程度更低。他们还发现，对于具有高社交焦虑、抑郁与行为抑制特征的人群而言，进行在线社交时，他们的社交焦虑与行为抑制会有更明显的降低。这一结果表明，社交媒体有可能成为社交焦虑的一种治疗工具。

贝克与奥斯瓦德的研究(2010)让我们了解到，有效的社交媒体是如何支持害羞者的社交生活，帮助他们找到朋友，消除他们的孤独感的。通过分析参与者(241名本科生)完成的调查问卷，评估了他们对Facebook的使用情况、害羞程度、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孤独感与友情质量。

研究得出许多有意思的发现，证明了Facebook是一个有效的工具，能帮助害羞的人进行沟通，建立起友谊。首先，研究人员发现，越是害羞的人，越是声称从Facebook获得的信息能帮助他们更深地了解其他同学。作者指出，获得额外信息的能力对害羞者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很可能由于回避或不参加社交活动而对同伴了解更少。而且，越是害羞的人，越是认为Facebook让害羞的用户感觉更靠近同伴。因为害羞的人感觉难以通过面对面的互动与人达成亲密关系，他们很可能觉得Facebook对他们达成亲密关系尤其有用，因为他们觉得使用Facebook比面对面交流更为自在(Roberts et al.,2000)。其次，使用Facebook也使害羞者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在害羞者群体中形成了更高质量的同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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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研究发现使用Facebook可以实现更好的友谊满意度、感知到的亲近、对害羞者的重要性以及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但是研究并未说明使用Facebook事实上是否帮助害羞者减轻了孤独感。作者认为，这一意料之外的结果可能是由于研究的横向设计问题。他们解释称，先前的研究(Krautetal.，2002)已经显示，虽然使用网络会增加起初的孤独感，但随着时间流逝，孤独感会降低。因而，正如几位作者所言，在Facebook使用的纵向研究中，非常有可能出现类似的孤独感逐渐降低的情形。

另一项重要发现是，害羞与声称Facebook有助于让人增加线下与人交往时的自在感之间并无联系。也就是说，Facebook似乎并不能够帮助害羞的人将其在线上与人聊天时的自在感转移到线下。

这一结论与波莱的研究发现(Pollet et al.,2011)是一致的。波莱及其同事分析了社交媒体(即时通信工具与社交网站)使用、线下社交网络各个层面的关系数(即支持组、同情组、外围人群)及这些关系质量等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人们花费在即时通信工具或社交网站上的时间与线下社交三个层面中任何一个层面的规模之间并无关联。而且，花更多的时间在即时通信工具或社交网站上，并不能增进任何一个层面的情感联系。不过，作者承认，他们的研究存在着一些局限，如样本规模、选样程序及整体研究设计等。他们指出，若是进行更大范围的随机抽样，则能够产生更为普遍性的结论，而纵向设计研究则可使研究人员分析线上线下网络间的关系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

尽管大量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有益于那些深受害羞与社交焦虑困扰的人们，但我们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来确立社交媒体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才能纠正在面对面交流中感到害羞及社交焦虑者的脆弱性。除了社交媒体可能具有的好处外，人们也越来越关注由数字媒体促成的社交放纵给某些人带来的破坏性，比如年轻人及难以控制自身冲动的人。我们将分析的下一个问题是社交媒体是否会鼓动某些用户做出不好的社交行为，比如在网上冒险或者实施网络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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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莫里斯和法利(2010)的一项研究试图明确网上冒险类用户所具有的特征。该研究利用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2006年所做的“家长与青少年调查”中获得的信息进行数据再分析。此次调研内容包括计算机与技术使用、电脑与技术所有权、对互联网的总体认识、社交/校外活动、隐私问题、使用社交网站的原因、网络使用效果、陌生人接触与视频游戏使用。他们使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法对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确定了网络冒险行为的预测因素，比如在社交网站上公布手机号码、与陌生人交友、回应陌生人等。每次回归分析中使用的预测变量包括：年龄、课外活动的参与度、花在现实交友上的时间、通过固定电话与朋友聊天的时间、用手机聊天的时间、兼职情况等。

斯塔莫里斯和法利的此项研究给出的证据，佐证了先前讨论过的社会补偿论。这种方法假定互联网主要对内向的人有好处。比如，研究发现，冒险因素的一般预测项是“花在现实交友上的时间少”与“不太参加课外活动”。更确切地讲，“不太参加课外活动”是男孩子“四项以上网络风险”的重要预测项，而在线下“花在现实交友上的时间少”是女孩子可能遭遇的风险的重要预测项。作者指出，青少年上网的动机可能与在网上结识陌生人有关，期待在此交到朋友，建立社交关系。因此，他们更愿意承担与陌生人交往、在网上发布个人信息及联系方式等造成的风险。

然而，有一个发现似乎能证明“强者愈强论”。这个发现是，在网上发布照片的女孩也更可能花时间在线下结交朋友，参加课外活动，而在网上花费的时间更少。换言之，花费大量时间在交友与活动上的女孩往往是外向的，因而更可能在网络上展现出她们的这一面。对于女孩们而言，在网上发布照片本身可能并不是冒险的行为。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无论是花时间通过手机或固定电话与朋友聊天，还是离开电脑从事兼职，并不是使人们避免网络风险的保护性措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预示着某些冒险行为。作者推测，最能防止青少年在网上冒险的，是面对面社交活动或参与其他类型的活动。换言之，不参加课外活动的社会孤立青年更可能感到孤独、疏离与抑郁；而参加课外活动、与社会保持接触的人则不然。因而，感到孤独、疏离与抑郁的青少年很有可能求助于网络，以期与他人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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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进行互动还有一个担心，即社交媒体成为欺凌的“教唆者”。经由数字媒介(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工具、社交网站、手机)产生的欺凌行为被称作“网络欺凌”。社交媒体提供了几种可供性，有可能令网络欺凌变得比传统的欺凌更加严重。威拉德(Willard,2007)指出，网络欺凌比传统的欺凌更难预测，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发生，令受害者感到无助，知道自己只要打开手机或上网就有可能收到骚扰信息。反过来，传统欺凌的受害者只要在家里或者学校之外的地方就会感到安全。社交媒体的更深层可供性在于，网络欺凌信息与图像会被迅速地扩散。最后一点，在匿名的情况下，人们难以找到欺凌的源头，这可能鼓动某些人参与到不恰当的网络行为中。

网络欺凌的典型方式是关系攻击及语言攻击。关系攻击是指蓄意操纵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来伤害他人的攻击行为。与社交媒体上的网络互动相关的关系攻击形式多种多样，如：不让他人参与某些社会活动、散布谣言或讲受害者的闲话以贬损受害者名誉、公开羞辱受害者等。取消关注与断绝关系也被认为是关系攻击的形式。据说，社交媒体不仅促进了关系的建立，也使得散布谣言、讲闲话或敌视某人变得更加容易；青少年尤其容易受到网络欺凌的伤害。

网络欺凌在儿童与青少年中似乎相当普遍。分析网络欺凌的研究估计，4%～15%的美国青年受到过网络欺凌，初中后半段及高中阶段的情况更甚(Twyman et al.,2010)。各项研究显示，成为网络欺凌对象的儿童与青少年比例高达19%\~42%。

施奈德(Schneider)及其同事于2012年运用对美国中学生进行的区域调查数据，证明了网络欺凌与学校欺凌迫害的普遍性，以及其与心理压力间的关系。他们收集的数据包括来自2万多名9年级至12年级学生的反馈。调查考察了欺凌迫害与心理压力，包括抑郁症状、自虐与自杀。研究结果表明，15.8%的学生曾经遭受过某种形式的网络欺凌，非异性恋青年与女孩中的迫害情况更为常见。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学习成绩比一般学生要差，也更可能出现抑郁症状与自杀企图，需要进行医疗干预。作者还发现，网络欺凌与线下的学校欺凌有相当高的重合度(即，59.7%的网络欺凌受害者在学校里也受到过欺负，36.3%的学校欺凌受害者也曾遭受过网络欺凌)，但研究并未说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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