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研究

声称，iPhone只是他称作“捆绑应用”的诸多设备中的一部分；但戈金(Goggin，2011)则认为，“捆绑设备”并不是生成性平台，因为这些设备的配置不利于用户的体验与协同创造。在戈金看来，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在于苹果公司通过品牌化运动，设法使智能手机的演变等同于苹果公司的变革。他这样写道：

令iPhone区别于其他手机的，或许是其包容性，同时还有苹果公司非凡的营销活动。iPhone所代表的适应的矛盾性正体现在这里。正如《连线》杂志Geekipedia所指出的,iPhone显然只是智能手机的后代产品，智能手机是指结合了各种电脑程序与娱乐选择的多媒体手机。然而，这一“自Apollo手机以来发销量最大”的手机将这种演变重新打造成了一场革命…(Goggin,2011：142)

或许只有跳出媒体形象与用户日常个性化实践的华丽辞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移动媒体如何经过再利用与重新定位而演变成了iPhone革命。比如，我们能够说，存在一种iPhone效应吗？除了起初的“新奇”与新鲜感外，个性化活动的实际情形是怎样的？

鉴于我们的第一个案例研究已探讨了一个年轻女孩在社交媒体上的过渡仪式，第二个案例，我们将思考女性的移动媒体个性化体验及其与工作和家庭生活的联系。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思考了年轻人身份意识形成时的个性化，而本例将通过在2009年至2010年间对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定数量的用户的调查与访问进行分析，揭示各个年龄层人们个性化活动的特征。本例以个性化及影响间的关系为着眼点，表明移动媒体活动是一项性别差异明显的活动(Fortunati,2009;Hjorth,2009)。事实上，就个性化而言，女性似乎最乐于讨论工作与休闲、家庭与外界间的挣扎—格雷格(Gregg，2011)称之为“泣血呈现”。本研究中，iPhone用户细致讲述了那些似乎造成了控制与放任、定制化与标准化之间分歧的应用。不过，许多受访者称，虽然一开始下载了大量的应用，但在“蜜月期”过后，许多应用就用得非常少了。

为了理解“蜜月期”过后人们对iPhone的知觉与使用情况，我们对用户进行了调研：一次是在调研对象刚刚购买iPhone并且已经使用过各种类型的媒体活动之后；另一次是在他们已经使用一年之后，来考察这些活动如何被融入(或者没有融入)到用户的生活中。一次调研是在2009年iPhone3推出之时进行的，另一次是在2010年iPhone4发行时进行的。为完成此项研究，我们调查了40名女性，她们的年龄各异，来自澳大利亚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中。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许多受访者要么拥有IT经验，要么认为新媒体是工作的必备要素或一种兴趣爱好。这种媒体素养的养成不是iPhone本身的影响，但却有力地说明了iPhone推出的时机正是女性工作与创造性所处的新媒体大环境的组成部分。正如福尔图纳蒂(Fortunati,2009)所言，我们需要对性别分层进行更多研究，尤其是在年龄与阶层方面，以更好地理解移动媒体活动对于不同性别的作用差异。此外，我们还看到，手机已经成为一种多媒体设备，类似于微型大篷车，里面包含着个人的各类细节信息，就好比某个人的“家”是家庭生活、隐私与家人的象征一般。虽然“大篷车”一词赋予了更多的移动性，但其所代表的重量及等候(即暂时性)永远提示着人们:还有许多任务与工作需要去完成。人们为这种现象赋予许多名称，其中就包括“无线控制”(Qiu，2008)，这意味着，移动给予我们自由，但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限制。比如，我们可以“自由地”漫步，但要随时随地能被人找到。这种微型大篷车也反映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家办公。正如隐私在走向公开一般，公众，尤其是工作，也趋向于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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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时代私密性的利与弊即用社会、情感及文化因素掩盖了物理、地理及电子层面的隐私缺失在身为职业女性的母亲身上被放大。对于有工作的母亲来讲，手机与家庭间的捆绑是显而易见的—其典型表现是，这些女性随时处于母亲角色，松田(Matsuda，2009)巧妙地称之为“口袋里的母亲”。林(Lim，2006)在研究中国大陆的一些父母时指出，许多人认为移动媒体等技术不仅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而且也是时刻监视孩子的手段。事实上，虽然通过移动媒体所谓的机动性能够实现多方面、多层次的共享，但这种共享往往是有代价的。虽然许多妇女成功地边工作边带孩子，但移动媒体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她们的工作负担呢？微型大篷车不仅是家务劳动与家庭纽带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在家办公的情形。格雷格(Gerard，2011)提出的“工作私密性”与“泣血呈现”概念都充分说明了工作者在网络与社交媒体存在的情境下，如何挣扎着区分工作与休闲的时间和空间。虽然一开始下载了许多“很酷的”创意(如Hipstamatic拍照应用)、游戏(标准拼图或“愤怒的小鸟”等小游戏，或者Balloonimals等触觉游戏)、社交(Facebook、Twitter、Foursquare)及生活方式等应用，但受访者的基本工作任务往往是回复与撰写电子邮件、上网等。简而言之，她们对iPhone的使用并没有反映出清晰的“iPhone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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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孩子和无孩子的妇女在个性化活动方面呈现出差异性。这一点在各类个性化实践中都显现出来，包括受访者的创意、创作内容、使用过的可供性及应用的类型。本次讨论中，我们主要着眼于一些有工作的女性受访者，她们中有些人有孩子，而有些人没有；她们或者在新媒体领域工作，或者对新媒体有着极大的兴趣。当工作与私生活的机动性变得越来越强，不论在家还是在外，她们都得努力地区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明确界限。一方面，iPhone成为设计周到的移动网络设备，使得她们在家也能上网工作。另一方面，这种灵活性也意味着，许多人感受到了随时“在线”的压力，在做家务的时候也处于工作模式。同其他受访者一样，在措埃(Zoe)看来，iPhone的主要用途是在奔波途中发送电子邮件与上网。虽然她一开始安装了日历，但几周之后，她就不再使用，仍旧像原来一样记在纸上；她发现iPhone的多媒体功能在她身上很可能是“浪费”。她认为iPhone就是好玩、有用、能上网，她认为iPhone只不过是“美化了的iPod”。

对于有孩子的妇女而言，iPhone等媒体的作用显然是帮助她们融合了工作与家庭，而这在以前是个极度多任务环境。许多职业母亲在家完成大量工作(如此一来，她们至少可以有效地完成两项职责：照顾孩子与工作)，展示了个人技术的作用，不仅将家务外包给物理形态的家庭之外，而且将工作带回家中。iPhone可以被视作劳动临时工化的组成部分，工作正借由这种媒介变得更临时化，被挤进家庭其他活动的小间隙中。iPhone是此类工作与家庭融合的场所而非原因，强调了“永远在线”是有代价的（Gregg，2011；Wajcmanet al.，2009)。移动技术使我们能够如期盼中那样自由活动，但同时也创造了新的限制，人们随时等待被召唤，而且随着个人及私生活与公众的融合，工作正渗入私生活，移动技术也影响到了我们所参与的活动的共现类型(即同时出现在这里与那里，线上与线下)。事实上，移动媒体个性化突出强调了当前生活中的多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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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个性化、“生产者”、私有化及其他

本章我们通过各类学科轨迹讨论了数字媒体个性化的渊源。在第一个案例研究中，我们探讨了社交网站的潜能与可供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用户资料个性化的能力、上传照片的能力、将网站用作其他活动平台的能力）、年轻人使用社交网站的动机(如建立并维持友谊、分享信息、展现自我)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常常参与的更广泛的身份确认活动。通过对移动媒体的案例研究，我们重点说明了个性化如何成为一种难以规避而自相矛盾的体验，反映了对控制与放任的更广泛社会文化反思(Chun，2006)。作为数字产物的移动媒体反映了用户与他人的关系及交流模式，是一个私密的场所。本节中，我们借鉴了有关iPhone的案例研究及各种应用的作用。应用所代表的是行业生成领域的个性化而非用户创造方面的个性化。

在坎贝尔和帕克看来，向新的“个人通信社会”的转型可以从“社会变革的几个关键领域，包括技术的象征意义、新的协作与社交形式、公共空间的个性化及移动时代的青年文化”等方面得到印证(Campbelland Park，2008:371)。鉴于被称作“家”的确定空间与今天伴随我们左右的数字产物与环境间的界限正在消散，数字媒体环境与移动媒体刺激着我们重新思考驯化等方法。正如莫利(Morley，2003)所指出的，各种产品与环境将用户捆绑在了有关“家”的情感、社会、心理等各级概念上。

就像隐私在网络化的公共文化或者借由这种媒介而变得公开一样，在新的版图下的个人概念同样如此。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着眼于年轻人如何在或者通过数字环境构建秩序感，以及这些新媒体及其与位置、人及对象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进而揭示了这些媒体空间如何暗示了自我建构行为；这种自我建构行为既是高度社会化的，同时也是有所制约的，而个性化正是通过与同伴及父母有关的空间的秩序与配置得以显现的。重要的不是安展现出的个体主义程度，而是安等人是如何与高度社会化的表达媒介保持一致的。这一点在社交网站上更加明显：年轻人在社交网站上展示自己的卧室，而这个空间通常被认为是高度私密的个人领域。这个案例研究也强调了家庭的概念—通过家庭与个人技术的混合—如何在技术、地理与社会经济领域中变得越来越灵活。这继而又需要我们对此类驯化论途径重新研究，因为在家庭的物理空间外，家的发展变化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令许多人以为“家”就是社交网站或移动电话，因为它也是一个拥有门牌号码的物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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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个性化也反映了关于用户能动性及日益明显的数据商品化的更广泛讨论。正如第二个案例研究所揭示的，隐藏在所谓的“用户创造内容”革命之下的，是数据被挖掘出来卖给广告商的事实(Lovink,2012;Vaidhyanathan，2011)。这导致以安德烈耶维奇为代表的人士认为，“社交网站并不是将社区公开化，而是私有化”(Andrejevic,2011：97)。安德烈耶维奇认为媒体个性化是用户创造性劳动、社会劳动及情感劳动的组成部分，却被一些企业拿来谋取利益；而汉弗莱斯和班克斯(Humphreys andBanks,2008)则认为网络游戏用户或玩家是共同创造者。布伦斯(Bruns，2008)扩展了托夫勒的产销合一概念—即消费者免费使用生产元素(如给自己的油箱加油)——使用“生产用户(produsers)”一词来描述制造用户的现象。围绕当今网络媒体元素的使用与授权的争论更强化了“大数据”与我们日常生活的日益融合。而能动性、权力与劳动等问题仍然萦绕在我们心头，因为其进入社会媒体、位置媒体与移动媒体领域的步伐并不均衡。随着个性化进入到不同的平台、情境与媒体，其整体格局已变得更加政治化，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无论是授权与使用、控制与放任还是定制化与标准化，种种对比表明，数据挖掘时代的个性化已成为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既含糊不清，又无处不在。

扩展阅读：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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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hanging-out-messing-around-and-geeking-out

Papacharissi,Z.(ed.) (2011) A Networked Self: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Social Network Sites. Abingdon,Oxon:Routledge.

参考文献：

第6章 参与实践：做个性化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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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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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参与实践：做个性化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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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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