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研究

第8章 技术批判理论

引 言

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不是独立于社会的，而是要适应其所处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由于技术处于自身服务并为之贡献的社会政治秩序中，因而技术不可能是中立的，也不可能包含某种单一的“本质”。本文将向读者介绍一种新颖的实践框架，将技术批判理论用作数字技术研究领域的定性研究与多方法研究的基础(Feenberg，1991,1995,1999,2002)。技术批判理论源于马尔库塞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解释，具体体现为建构主义者对特定技术、产品与系统的分析。

本章首先概述了技术批判理论试图调和的几种哲学立场，继而提出一个双层框架来分析技术与技术体系的社会政治维度。该框架由两个层次组成，在基础层次，各个物体与人物的情境信息被隐去以明确其可供性；到了第二个层次，物体与人物再次被赋予自然、技术、社会与文化环境内容。文章接着介绍几个关键术语，其中包括技术编码与形式偏见等概念，用以揭示能够反映普遍存在于设计过程中的各种价值观与信念的技术特性，构成要设计成技术本身的未经检验的文化假设的基础。另外，文章会将民主合理化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用于理解技术水平略弱的群体如何通过用户创新与公共干预来叫板技术编码。文章的剩余部分简要描述了技术批判理论在信息技术研究中的三个应用案例：Minitel、在线教育、大型多用户在线游戏(MM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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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根本原因：技术批判理论因何产生？

当前的技术研究有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作用，但以通常的表述来看，两者是截然相反的。这便造成了一个不幸的结果，致使我们在技术研究领域无法形成一个全面的批判方法。

第一个流派被称作实体论，该流派产生于技术哲学，认为技术是自主的，本质上是偏向于统治的。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海德格尔、埃吕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对工具理性的各种批判。这些实体主义哲学家指出，现代技术带来的不是启蒙学派所设想的和谐而繁荣的社会，而是更大的灾难与威胁。技术的发展似乎是依据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未考虑到民主与人文主义理想。我们很难想象有何解决之道，因为持该立场的多数哲学家均未倡导回到没有现代技术的社会，但又认为既有制度发生改变的希望十分渺茫。到最后，他们对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

技术研究的第二个主要流派是建构主义，该流派源于当前的社会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追求的是立足于经验的技术设计与开发研究。以往的案例表明了社会“行动者”、意见领袖在技术“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著名的VHS与Beta视频录制技术之争正好印证了建构主义者的观点。虽然Beta的确具有某些重要的优势，但任何一项技术都不是绝对的领先者。到了最后，决定视频录制设备设计的是VHS支持者这股市场力量，而不是技术标准。另外一些案例也揭示了其他影响力源，以及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的其他原因。没有哪种内在力量能够推动技术进步，确切地讲，是各类社会群体不断变化的标准决定了下一阶段会有怎样的发展。建构主义证明了技术设备、创新与选择的高度偶然性(Pinch and Bijker,1987)。该理论紧紧围绕案例展开，大体上避免了将现代性一般化。

两种观点都可以说是对已基本过时的工具主义观点—技术是中立的的回应。按照工具主义观点，技术仅仅是工具，无法独自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这种观点现在已经遭到广泛摒弃。显然，人们似乎已经认为，现代技术具有各种社会含义，技术本身是一种转型力量，无论其服务于怎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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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与实体论之间的争论点主要在于，如何解释设计过程及技术的价值负载特征。

实体论关注的是技术的普遍结果。该理论认为，技术本身拥有确定的社会含义，并且会显现在当前生活特征中。而建构主义则着眼于单个案例发展过程中涉及的特定社会因素。建构主义非但不对技术进行一般化，反而解释了特定技术的发展历程。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对这两种观点进行对比。比如，与技术的社会研究中揭示的高度复杂性相比，技术哲学就显得过于抽象，缺乏充足的社会历史基础。实体主义者的技术哲学往往对现代性提出批评，而建构主义者的多数技术研究则漠视现代性这个更大的问题，对此未加评论(Feenberg，2003)。正是在这种对比中，两种观点的潜在优劣势与互补性都得以显现。

技术批判理论试图调和技术实体论与建构主义理论之间的分歧。技术批判理论认为，虽然技术依据相关的情境、人物与活动，以社会决定方式进行了具体化，但技术所具有的更大的规范性含义仍然需要批判关注。在这些含义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实体论技术哲学与现代性政治理论提出的权力与不平等等经久不衰的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虽然人们在人权、个人自由与市场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越来越强大的公共与私人机构的不断集中化，如何影响了与生产(马克思)、监狱(福柯)及公共空间(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合理化相容的技术。

马尔库塞对这些关注点进行了归纳，他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统治阶级强制推行的设计缩减了正常的技术功能所能满足的利益与关切的范围。这种缩减扰乱了体验结构，给人类带来痛苦，给自然环境造成伤害。对于技术在进步的宏大叙事中的作用的批评质疑，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技术设计与开发究竞是如何成为特定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

在技术批判理论中，技术被视作一种更大的系统，一种生活方式，一整套社会价值、意义与文化信号，其中一些内容已反映在技术设计当中，多数包含了需要引起关注的政治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的功能发挥多少有些类似于法律与习俗，通过表征与重视某些利益，同时摒弃另外一些利益，来“影响”居民。与法律和习俗相类似，技术具有深层的政治含义，尽管技术政治的全面意义尚有待人们去探讨与分析。技术批判理论将社会研究与哲学探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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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以将该政治层面囊括其间。

技术批判理论的部分理论框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反映在其承认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与相关的社会合理化进程，而且也体现在方法上。马克思所提出的理性系统，如市场的研究方法，可更广泛地运用于包括技术合理化在内的社会合理性批评中。马克思主要批判的是理性秩序的歧视效应，进而证明这些效应并不是源于某些外部的非理性原因，如西方意识形态、家长式统治、资产阶级的贪婪等，而是基于平等交换的理性市场机制的结果。就这样，马克思帮助设计了一种研究理性系统的批判方法，来解决实体论者提出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含义，同时承认建构主义者对某些社会历史情境的强调。

技术批判理论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中获得灵感，指出技术既是理性的，同时也有偏颇。技术的设计、开发及最终实施可以被视为一个规范性过程，各种利益与价值通过这一过程被附着于技术设备与系统中。技术批判理论称之为技术的“形式偏见”，以区别于我们更加熟悉的基于个人情感与偏好的偏见类型。具有形式偏见的技术通常包含并再现了其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情境。然而，有时候，统治阶级通过对技术的干预而获得了新的影响手段。本章的结尾部分描述了几个破坏性干预的案例。

为了解释技术的形式偏见，技术批判理论运用了建构主义者的“非充分决124定性”理念，按照这一理念，某个设备的技术属性不足于决定其设计。必须让社会因素介入其间，从技术开发过程中可用的各个备选设计中加以选择。最“契合”某个特定社会情境，以及最能满足“相关社会群体”(有时是相互冲突的)利益的选项，经过“稳定化过程”，最终形成该技术的标准形式(PinchandBijker，1987)。因而，技术最终采用的路径是由各种相互交叉的社会因素决定的，其中往往包括政治、文化规范、用户能动性及日常活动，以及决定论论述中引述的技术局限与经济法则。

要理解这一过程，就需理解另一个重要概念“技术编码”，这一概念可用以揭示反映设计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价值与信念的技术特征，也构成了确实纳入设计本身的各种未经检验的文化假设的背景(Feenberg，1995)。我们身边充满了技术编码的案例，比如日常生活对汽车的适应，以及汽车本身对地位、污染控制及安全等社会需要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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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偏见、非充分决定性与技术编码等概念令技术批判理论将技术当作社会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尤为普遍而强大的层面，同时也未放弃建构主义者对经验研究的追求。

工具化理论：一个双层框架

虽然建构主义与实体论常常表现为完全相反的研究方法，但技术批判理论还是找到了两者的契合点。通过开发某个共同的框架，即工具化理论，这两个方法能够得以调和。工具化理论从两个层面对技术展开分析—一是我们起先想到的现实功能层面；二是技术设计与实施层面。这种双层分析框架反映了一个事实:撇去了技术与所处情境的特定社会联系，就不可能获得技术的可供性。就这样，工具化理论推动了批判分析，既考虑到了实体论对解释学问题的强调，即技术对于现代生活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只着眼于技术能够实现什么等狭隘的现实问题)，也考虑到了建构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即谁创造了技术、如何创造、为何创造。可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包含了重要的社会及政治含义，而两个分析层面都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探讨。

第一个层面，也称作“初级工具化”，解释了技术主体与客体的功能构成。初级工具化描绘的是功能脱离日常生活这个连续体以及其所依附对象的过程。初级工具化需要借助于想象力跳跃，设想一个自然物体脱离其惯常情境，而在用户建立的新情境中发挥效用。就连高等动物也能做到这点，比如，猴子可以利用掉下来的树枝把果实从树上敲下来。树枝被进行了初级工具化，进而有可能被用来碰触更高的地方。人类可以建立更为复杂的工具化对象系统，用于技术设备的创造。

这种初级工具化过程又反作用于用户。使用技术需要与技术建立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由技术的结构决定的，技术结构预示着能使其发挥作用的活动有哪些。因而，用户并不是完全独立于技术系统之外的，而是通过被“写进脚本”中的活动来共享技术。这些活动或许也具有去情境化的含义，比如，用某种现代技术操作来替代实现类似目标的传统社会礼仪。快餐与家宴都能够提供热量，但快餐的供应是通过脱离了家庭及其礼节的复杂技术过程而实现的，而家宴本质上来讲属于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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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析层面是受到了海德格尔与其他实体论技术批判学者的鼓舞。他们主要关注人类活动的技术中介效应，而不关注其目标。技术批判理论并未以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待技术，因而避免了海德格尔等思想家所假定的反面乌托邦式的主导叙事。

第二个层面，也称作“次级工具化”，分析了行动者体验并理解这些功能可供性的方式，强调了行动者如何看待并建构其设计与使用的各种设备与系统的意义。某种物质的技术可供性一旦被确定，便再次获得了社会情境意义。每种技术都是属于社会世界的，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意义。这个意义的构成要素包括所要处理的问题的属性、对该情境中社会群体产生的不同效应、技术的外观及其内涵等。第二个分析层面受到了技术建构主义学者喜爱的经验研究的启发，不过进行了修改，以思考建构主义学者常常忽视的宏观社会影响。

讲到次级工具化的案例，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次对快餐与家宴做个对比。的确，快餐去除了吃饭的情境，将其简化为一种补充能量的行为，然而事实并非仅仅如此。快餐技术也是有其产生情境的。快餐是由通过发放熟食来赚取利润的企业提供，符合法律对清洁度及其他便利设施的要求。有时，快餐还会因品牌活动(广告及公关活动)而增色不少，通过这些品牌活动，快餐被赋予了某些文化含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家宴的意义虽然看似更为丰富，不过，其意义同样也取决于各种调料与烹饪器具的初级工具化。快餐与家宴相比，的确是去除了一些情境，但两者都运用到了初级工具化与次级工具化。不存在所谓的纯粹技术。

工具化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区别目前仅存在于分析层面，而非现实。两者构成了一个研究框架，可以解释技术的各个不同方面，而不是描述各个独立的现有事物。这两个层面彼此互为先决条件，既定技术发展中的每个不同“阶段”都包含了这两种工具化模式。这种双层框架的一个关键点是初级工具化与次级工具化间的迭代交互。技术在现实世界中呈现的意义又反馈到技术发展进程中各个阶段间的设计。

总之，所有的技术都是初级工具化与次级工具化的某种特定配置。技术行为的对象往往也是参与这两种操作的社会对象根据社会建构的有用性标准，凭借想象来理解某个设备的可供性，即功能与意义。从方法论角度来讲，工具化理论促进了技术的解释学研究，将嵌入在我们使用设备中与编写进仪式中的隐含的文化意义显现出来。因而，虽然技术社会学创造的社会历史(包括 Pinch and Bijker的自行车或Schwartz Cowan的火炉)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切入点，但技术批判理论的应用也必须突破具体案例研究的限制，联系到更广泛的规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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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合理化

民主合理化概念是指公共干预在技术编码的形成及其在设计与再设计过程中实现的效应。这些编码将社会态度与需求转换为各种设备的技术规格。民主合理化产生于社会参与的特定技术形式。

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2005)曾指出，是技术将个人卷入到网络中。这些网络赋予个人以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技术的使用者或技术的创造者，或者未预料到的技术副作用的受害者。设计往往代表着其中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利益既影响着设计选择，又是从这些选择结果中产生的。比如，某个技术可能给用户带来便利，却造成污染，影响到了其他人。污染的受害者在不知不觉间也被卷入到该技术所营造的网络中。他们发现，假如没有遭受过技术带来的意外影响，那么技术批判理论所谓的享受更清洁空气的“参与者利益”将永远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个体一旦被纳入到某个网络中，就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其弱点，有时甚至获得了主导其发展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或许没有正规的表达途径，甚至有可能遭到镇压。然而，这正是斗争产生的基础。而且，处在某个网络中的个体的力量截然不同于独立个体的力量。因为身处网络之中，这些个体能够了解支撑该网络的技术，能够明白其脆弱性，对其施加压力。这便给予他们一个改变技术编码的平台，从而影响了网络。

对设计的公共干预可以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力量累积的过程，随着技术渗透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各式各样的问题开始出现，我们必须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过程是围绕今天的环境技术、医学技术及信息技术中的问题而不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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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这些事件、技术哲学与当前的建构主义研究来勾勒出技术政治的新图景。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合理化的基础是对对象的极简化理解。这是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遗存所产生的特定问题。多数技术是为了占领市场而设计的，历来不重视外部效应。被纳入到技术系统中的材料，可简化为脱离了其自然背景的原始材料，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些材料可能会产生预想不到的副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要识别并弥补次级工具化中的这些效应尚存在各种障碍，但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普通人受影响并反对的破坏与疾病。人们的抗议又通过市场与管制反作用于技术设计，继而发生的修改能够反映人们对于各种物体的更为现实的理解。

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理解为技术合理化，但由于这一过程需经历公开争论与干预，因而不妨称之为民主合理化。这一过程的整体动态性导致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技术的社会特征，削弱了自韦伯以来的标准的合理化概念相关的技术统治论与决定论意识形态。可以预计，随着这一过程逐渐显露，技术政治将成为主流政治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在信息技术等其他领域，也存在着相关的动态性。引入到军事及商业企业中的技术被追求个人成就的普通人所霸占。技术在开创了通信机会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副作用，揭示了系统起初的设计者未曾预料到的复杂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可能性不是带给人威胁，恰恰相反，这些可能性是良性的，应该得到发展。这些可能性导致产生了新的社交形式，为普通人创造了多种创新可能性。这些技术的民主含义也清晰地涌现在“阿拉伯之春”等情形中，只是在这里，其含义是在商业与政治剥削与监控背景下展开的。

对技术的终极现实检验是公众接受度，因为公众不仅要在每种技术的理想环境中接受它，而且要将之放在日常生活这个嘈杂的世界中来整体接纳。因而，来自普通人实际感受到的“现实”的反馈，并不是与技术无关的，事实上，其对技术的成功开发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中，这种反馈表现为技术学科与普遍社会之间的信息与产品的循环。这正是民主合理化过程。这一过程很可能引致一种新的现代社会形式，在这个社会中，技术编码中所体现的价值能够被人们看见，并得到公开争论。同时，技术力量越来越分散于各类相关群体之中，而不是集中于最高行政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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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应用案例

技术批判理论是通过案例研究与理论反思而发展起来的。这些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从临床研究与环境保护主义，到日本现代化及各种信息技术类型。总之，我们将简要地描述信息技术领域的三个应用案例。这些案例不仅可以作为解释案例，而且也可以成为技术批判理论方法未来应用的切入点。

Minitel系统与民主合理化

1981年，Minitel系统被引入到当时的标准可视模型中。法国政府希望这项创举能使法国应对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该系统的基础是一种被称作Minitels的“哑终端”的自由分配，能够访问法国电信经营的包交换网。法国电信当时将该系统视为一个虚拟的市场及数据库(人际通信是后来才出现的)。该网络的成功令人惊讶，最终吸引了600万个家庭及1500万名用户。高峰时期，该网络每年产生的收益达10亿美元，没有任何一家服务供应商能够与法国电信相提并论。

法国电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用户干预。1982年，用户大幅减少了对该系统的使用，转而使用即时通信服务。网络运营商引入新的程序来满足这种新的需求。新服务主要被用来寻求约会与性活动，因而被记者们贴上了“桃色信息”的标签。此外，即时通信工具还被用于提供医疗建议、辅导家庭作业、参与政治讨论，甚至被用于1986年发生的组织学生罢工事件。由于人们对即时通信的需求如此旺盛，使其很快就占据了人们对在线网络使用的半壁江山。

这一案例表明了用户创新作为一种民主合理化形式在改变电脑网络中的作用，使电脑网络从冰冷的信息源转变为热门的通信服务。用户不只是推动了某个特定程序，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干预改变了技术编码，并进而改变了电脑的意义。此举在初级工具化层面引起了较大反响，影响了系统中运行的软件的配置。对人际通信的需求在互联网上甚至获得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最终改变了电脑技术的意义(Feenberg，2010: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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