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研究

第11 章 数字技术研究的空间与场所:理论概述

引言:空间与场所

数字技术研究越来越关注与物理环境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论层面、物理环境的研究及其在塑造人与计算机系统间交互方面的作用。无论是研究现有系统在特定情境中的使用，还是为实现成功的系统设计，都必须关注空间性。

空间与场所概念为何对数字技术研究如此重要？首先，按照当前的技术发展趋势，技术即便不能说实际嵌入在物理空间中，至少也是普遍存在于其间的，克服了传统计算的“桌面模式”，更加贴近了韦泽(Weiser)提出的普适计算愿景；计算元素已渗透到日常用品、可移动设备与人为环境中(Weiser，1994)。技术渗透入物理环境这一概念带来了一些转变，表现为技术开发者对待空间的态度：从原本需要被模拟与复制的对象(如虚拟现实)，转为需要去提升或增强的对象(McCullough,2004)。

其次，对物理世界进行概念化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情境交互类研究者的认可，后者往往涉及对技术使用的传统理解，比如具身(Dourish，2001;Suchman，1987)、生活体验(Agre,1997;McCarthyandWright,2004):人类与环境密不可分，人的物理体验是与世界交互的核心，人的行为受到物理情境与空间情境的制约。按照这一观点，对空间、场所与位置的理解就成为我们理解具身交互的必要条件。

最后，技术具有在不同位置与环境间架起沟通桥梁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我们对空间进行思考时特别重要。此类联系的创造通常是为了支持不同用户群之间的协作、沟通与觉悟，这些用户群不必共处于同一个物理空间；通过媒介设备结构，就可以共享资源、交换信息、远程监测工作区。因而，现实的物理环境可借由这些提供与其他空间的物理与数字联系的系统而得到增强(DourishandBly，1992)。该领域涌现出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探讨了虚拟办公区域的使用、觉察与共享，以及虚拟办公区如何与现实物理空间进行整合(DourishandBellotti，1992)。这些观念表明了空间、场所与空间性等概念如何渗透到数字技术研究相关的各个问题中。设计者必须理解这些过程，关注人们与其所处空间的关系，而不只是看其物理特性与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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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场所这两个概念早已出现在许多学科中，被用于数字技术研究也已有一段时间，但近来，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出现了些许差别。对空间与场所的关注将一些研究整合在一起，这些研究提取了另外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将其应用于技术研究的情境中，比如“用户”(Cooperand Bowers,1995；Kuutti,2001)、“活动”(Kaptelinin andNardi,2009;Leont'ev,1978)与“产品”(Bannon and Bødker,1991;Vygotsky,1978)。

当“空间是什么”这个问题被提出时，你可能得到的是一个狭隘的答案，即把交互的物理情境简单地等同于“舞台”即活动发生的情境，这个情境可被描绘并/或判定为活动背景。

不过，只需回想一下我们的日常体验，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栖居的物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体验与活动。我们也在积极地重新布置与修改空间及其组成元素，我们根据环境来组织活动，与处于其间的其他人接触并互动。我们甚至会牵挂某个环境，这些环境对我们很重要，能激发我们的感情与情绪。除了面向结构这一局限外，空间与场所这两个概念也被认为是具有文化与社会属性的。此类概念框架在数字技术研究中产生了更大影响，因为其正好呼应了数字技术研究的某些观点，即认为人类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受情境制约的(Suchman，1987)。

本章概述了几种有关空间与场所的理论，这些理论既将物理环境“超几何”地概念化为一种结构，同时又将其作为体验的物理交互情境。概述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将物理环境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讲的是把环境视为依据经验、社会与文化来构建的，将人类活动与体验作为主要关注点的方法。文章指出，空间与场所这两个术语本身承载了什么概念，传递了怎样不同的意义(Casey，1997)。最后，我们用几个重要的案例回顾，来说明不同的空间概念如何被研究人员用于互动系统的设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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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物理环境成为一个理论概念

回顾历史，最早分析物理空间如何与人类有关或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学科是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心理学(EP)。环境心理学的产生，是由于人们越来越感兴趣于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行为与物理环境间的关联比如，心理疾病的治疗以及该情境下的物理环境对调节复杂的社会互动的作用。此类研究试图弥补人类行为环境领域心理学研究的缺失。然而，直到近年来，环境心理学的主要关注点仍然是环境刺激的量化、建立环境刺激与行为间的函数关系——换言之，即建立人类反应与物理环境的关联(Proshansky et al.,1969)。环境心理学看到了物理环境与人类反应间的单向联系，但尚未看到人类能动性带来的潜能。虽然并未有太多人尝试着建立行为模式及其与空间特性的一对一联系，但该领域还是涌现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成果。其中一个问题是物理环境的理性规划与其实际使用之间存在分歧也就是说，人们对某个空间的感知与反应是不同于其规划者意图的，是规划者未曾预料到的。这表明，规划者不仅要关注环境的物理结构与特性，而且也要注意空间与其栖居者的联系，必须对空间的实际使用方式进行实证研究。

普罗夏斯基(Proshansky et al.)等人强调了“物理环境与包含这些环境在内的更广泛结构本身都是相应的包罗万象的社会体系的表现。物理空间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假设3，参见Proshansky etal.，1969:32)。有趣的是，这个假设与其对规划与结构的意义，几年之后成了文化地理学领域的一个研究对象。

由于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间存在着这样的联系，因而物理环境的结构是动态的，也只能是动态的。环境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这种动态性不仅体现在环境与人的关系上，也体现于环境中各元素间的联系。

环境心理学的新基础奠定于20世纪70年代，是针对人们对早期研究方法某些特定方面的批评而做出的改进，在研究视角上有了明确的转移，从行为主义影响转向了文化理论与人类学。最明显的是，城市感知(参见LynchandRivkin,1959)方面的重要研究带来了一场有关“城市结构与人类使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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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争论，这场争论继续影响着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的新方向。

康特和辛格(Canterand Singer，1975)强调了感知心理学的发展如何引起人们对物理环境的关注，他们也提议转变环境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倡导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走出实验室，进入到现实世界中。

环境心理学将环境视为一个动态过程，意识到物理环境的本质、人与环境及该环境中的其他同伴与个人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这种认识也使得人们承认，需要对该环境中发生的社会互动进行研究，以理解该空间内的行为[显然是受到了戈夫曼(1963)的影响。

康特和辛格还指出，我们在环境中的存在是有目的的。我们积极地修正、建立并影响着我们的物理环境，我们并非简单地应对某个环境结构或特定变量，而是从不同的层面对环境进行改变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有关空间的其他理论观点中的能动性概念此处所采用的是实证研究视角。因而，研究的关注点也转向了空间环境的复杂性与其可能激起的人类反应的丰富性之间的联系。

然而，构成人与空间动态联系的元素从未得到清晰的阐述与充分的研究，文化影响与个人态度等重要因素也未被纳入考虑范围。

近年来的环境心理学研究引入了一套新的、截然不同的学科焦点，讲的是自然环境(如绿化区域、自然光线的存在等)对人类的影响(Cassidy,1997)。

建筑理论中也涌现出了另一些以结构为导向的空间使用观。卡伦(Cullen,1971)将人类的视觉感知当作自然地发现空间的镜头，以及建筑师形成自身设计过程的视角。他将场所看作人类反应的培养基地，认为建筑师与规划者应该好好地理解场所，并将其作为诞生优秀设计的实践策略。他对场所的关注主要是出于功能考虑，但也考虑到了人造环境的物理/视觉发现能够产生的情感反应。

亚历山大(Alexander)进一步提炼了设计原则，并概括出了一个基本法则，用以描述人类活动与建筑的碰撞，并从人造环境的角度重新界定了人类行为。他赞成使用“模式语言”来指导设计，这里所讲的“模式语言”是指某套能优化环境体验的详细的身体结构关系指令(Alexander，1977)。

近年来的建筑理论研究开始思考越来越广泛的“以人为本”问题，比如“建筑伦理学”(Harries,1997)与“建筑体验”(Tweed,2000)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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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弗布尔(Lefevbre,1992)的社会学研究，虽然源于另一门学科，但也影响到了建筑设计。在勒弗布尔看来，空间是在社会中产生的，因而是社会、政治与权力关系的产物。结构设计的物理特性尤其能反映这种权力关系。他分析了人类的“占用”行为——结构的改变是社会活动的结果—是如何发生的，从而对人为环境与自然环境进行了对比。勒弗布尔的理论基础是“自下而上”，集中关注环境的几何学层面，继而思考了人类使用的社会与政治层面。

在以上这些研究方法中，物理环境都被视为基本的分析单元，虽然这些方法在对物理环境进行概念化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不仅将环境视作一种几何学结构，而且也认为其与人类行为及活动有关。然而，对于空间中的活动广度的考虑还不够。另一些理论研究方法将与空间和场所有关的体验、情感及价值问题摆在突出位置。一个有趣的案例是谢蒙(Seamon)对建筑的现象学研究(Seamon，1993，2006)，该研究将哲学、现象学与建筑和规划相结合。他对人造环境的研究体现了对生活体验的强烈关注，并将文化、价值、意义等概念融入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中。而且，我们在这项研究中看见了空间与场所的区别。在我们逐渐使用以人为本的方法来理解环境的过程中，“场所”成为一个核心概念，而与“空间”的哲学关系也同样变得日益重要。

“世间生活”:有关场所与空间的部分观点

哲学探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或将空间视作人的活动情境，或关注人对世间万物进行的物理配置。从希腊古典哲学到康德、海德格尔等当代思想家，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空间与情境，赋予其不同的定义，并将其整合到人类行为、意识及人在世界上的角色等视角中。

凯西(Casey)研究了不同哲学流派对空间进行的概念化解释，尤其是场所这个概念是何时，又是基于怎样的假设，被引入到哲学理论中的(Casey，1993，1997)。

有关场所的定义略有差异，但研究者普遍赞成将场所看作实际的生活环境，体现了对空间的具体体验：“空间是指一系列场所或地方，人们在这里发现自我，在这里生活、获得经验，并且解释、理解并寻找意义”(Peet，19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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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通常指的是几何上的延展与定位，而场所描述的则是我们在世间的生活，是花费时间精力在某个物理空间，使其充满意义、回忆与情感的经历。场所是实体，“显现了人们的体验与抱负”(Tuan，1971:181)。

在这里，我们将介绍几种视角，尤其是与人们在某个物理环境中体验相关的视角。

巴什拉曾撰文论述过意象是如何在现实生活情境中产生的(Bachelard，1958)，他提出了一种空间观，考虑到了个人环境体验中的情感层面。他探讨了人在私密空间(主要是家庭)体验时的心理，因而将空间视为体验与物理结构的混合；他还讨论了特定的空间是如何激起人的情感反应的。巴什拉的场所分析概念是指根据个人对私密空间的经历与记忆进行的分析(Bachelard，1958)。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提到场所一词，但是他用了地方化经历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他承认与某个物理环境相关的情感、记忆等要素及其组成元素是空间的最重要特征，但他反过来假定，人类体验本质上是基于物理环境并受到个人所处物理环境的影响的。

博尔诺(Bollnow)的研究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太有名，因为他最重要的著作《人与空间》(MenschundRaum,1963年首次发行)直到2008年才被翻译为英文；这部著作将巴什拉的影响整合进自己的现象学研究，这项研究是围绕“居住空间”概念而展开的(Bollnow,2008)。他提出了“人类学”视角的空间概念[因为空间是以“人”为核心的—而“人”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中的人类(anthropos)]，认为在研究物理环境时，应当考虑到人的体验。这种“人类学”视角的空间观是现象学研究的共同特征(Merleau-Ponty，1945)。空间，与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及文化影响间的关系是动态相关的，因为作为一个实体与概念的空间的边界是随着人们在其中的经历而变化的。很大程度上，运动与运动的可能性重新定义了空间。因而，博尔诺自己提出的矢端空间概念——源于希腊语中的路(hodos)，意思是途径或道路—指的是人在地图上多点之间运动的经历。与呈现在地图、规划等形式中的数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矢端空间概念是指人们从A点到达B点的路上，其面临的可能运动、物理、社会及心理等方面的条件，无论这段路途是在开阔的地形中还是在城市或者建筑物里面。换言之，博尔诺将空间中的物理运动解释为某次特定经历中的物理的身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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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梅洛-庞蒂率先引入了“人类学视角的空间”概念，这一概念超出了其结构或物理层面，而将人类活动视作空间自身的构成要素。“除了介于我自己与各种事物之间的物理及几何距离之外，生活，距离将我与那些因我而存在、对我很重要的事物绑在一起，并将它们彼此联系”(Merleau-Ponty，1945:333)。

对于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而言，空间生活层面最直接与最重要的方面是感觉体验与身体运动。梅洛-庞蒂的研究也对当代作家产生了强烈影响比如，奥热(Augé)在“人类学视角中的场所”概念中提出了类似的空间观，将其作为新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论工具(Augé，1995)。如果我们不再将空间仅视为一个外壳、一个容器或一个场所，而开始将其看作行为、体验、交流的情境，便可以对人类行为与活动进行有效的探究。

另一个案例是德塞都(DeCerteau)对“空间活动”的反思，这是他有关“构成日常生活的活动”的研究的组成部分(DeCerteau，1984)。德塞都也认为，人与环境的感觉互动是最重要的。然而，德塞都对空间与场所进行了非同一般的区分他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与这些概念的最常见用法正好相反。他将“空间”术语与意义相联系，而将“场所”与地理相关联。所以，对于德塞都而言，空间这个概念是用以描绘被经历着的生活环境：“空间是被实践了的场所”(DeCerteau,1984：117)。对于德塞都而言，运动实践就是了解空间与他人的实践，正如克朗(Crang)所言，“实践没有自己的场所，而是在他人的地盘上活动”(Crang and Thrift,2000:148)。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此处的分析单元就是人与环境的复合物，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世间生活”。然而，以上这些立场，都未全面阐述体验所处空间或场所的诸多层面。近来的哲学理论研究试图克服这种局限性。

凯西也探讨了当前的哲学研究，这些研究不是将场所定义为某种结构性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作为“在运转中的、是某些正在进行中的动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其他事物的组成要素”(Casey，1993：286)。纵观探讨场所的大量研究，其中一些哲学研究完全以这个概念为基础，显示了地理理论的强烈影响。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莫尔帕斯(Malpas)提出的“哲学地形学”(Malpas，1999)，在该研究中，场所不是我们的体验结果，而是体验发生的基础。莫尔帕斯认为，要理解人类的存在与体验，我们一定要理解场所与位置。莫尔帕斯的立场是基于将场所置于与人类体验相关的概念情境中，如空间、时间与自我。他还指出，场所受到空间与位置的制约，不可能脱离几何空间的结构限制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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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帕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栖居”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将这位哲学家大量著作中的观点提炼为拓扑学，从而将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场所理论联系起来(Malpas,2008)。莫尔帕斯的研究表明了地理学的强大影响力。事实上，场所概念是被置于地理现实的体验中进行分析的，因而将结构化的空间元素分析作为研究人们环境体验的基础。

虽然这些视角反映了一些描绘体验空间的概念的出现，但并未详细阐述构成这种体验的各个层面。而且，哲学思想并未关注我们对各个场所的人们进行实证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而后者是多数数字技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因而，我们现在将转向一门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学科—人文地理学，这门学科有着强烈的经验取向，意在理解人类行为与体验。

地理与场所体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人文地理学既关注人，也关注空间与场所。地理学的主要目标是“将地球理解为人所处的世界”(Broek，1965)。在地理学中，场所意味着物理环境与人类行动者间的动态联系。而且，文化影响着场所，社会关系同样也会影响到场所。作为人，就意味着属于这个物理世界，感受到世界的意义。场所感知既是指确定自己的位置，也意味着与该场所建立更深层的联系(Crang，1998)。

从历史上看，地理学视角于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将这门学科的本质看作是关于空间的科学，着眼于预测有规律的空间模式。然而，人文地理学者考虑到了哲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的影响，以更加完整地理解各种现象(参见Crangand Thrift,2000)。地理活动“文化转向”所产生的效应导致产生了一类特殊的人文地理学流派：文化地理学(Mitchel1,2000)。这种“文化转向”标志着将人与场所的关系理论化的开端(Entrikin，1991)；关于自我、具身与性别等问题也被纳入到地理学的探究范畴(Massey，1994)。文化、社会与环境间关系的政治层面也首次得到了探讨，彰显了从维特根斯坦(Curry，2000)到德勒兹(Massey,2005)等诸多理论立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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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是具有空间属性的。空间结构勾勒了各个群体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代表着这些群体的文化(Jackson，1989)；同样，在实际地图上谋划空间结构也代表着此类意义(Propen，2009)。文化地理批评的主要意义在于，文化被用作一种顶层框架及群体行为的预测工具，而没有以开放的心态去研究个人态度、价值与情感。以更具包容性的态度来看待人与空间的关系，最后是由地理学的人文主义学派完成的，该学派以个人及其在世界中的体验为关注点，并且研究了场所这个概念本身，以及场所研究的实证方法。

人们认为，存在主义与多数现象学理论对人文地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哲学影响；人文地理学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分析空间如何成为场所，即“抽象的空间概念如何转变为各个意义层面”(Ley and Samuels,1978:11)。

按照克朗(1998)的归纳，人文地理学受到的主要哲学影响如下：

·意图性(胡塞尔)：通过意图性，我们赋予肉眼观察不到的对象以意义。场所不只是数据的累积，也涉及人的意图，受到我们实现这些意图的方式的影响。

·精髓性(巴什拉与现象学)：场所不只具有简单的物理或感觉属性。人们对某个场所有归属感，也能感觉到某个场所的独特气质，或者说风气或特色(Relph，1976：48)。因而，除了明显可见的内容外，场所的意义还包括情感与记忆元素。

·情境性(海德格尔与存在主义者)：人类只有通过“世间生活”才能够进行思考和行动。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总是置于场所而产生的，总是源于场所，也总是围绕场所而展开。这与海德格尔提出的作为人类存在构成元素的栖居概念有关。

人文主义立场的另一个认识论特性是整体论，该方法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凭借经验来进行实地调研”(Rowles，1978)。人文地理学认为人总是处在与环境的积极互动中，试图通过研究个人表现出来的交互来理解这种交互性，而不是将其当作某些科学定义的行为模型案例。

这只是更全面理解场所的第一步。地理学者必须将个体的感觉与情感视角与对地方的文化理解联系起来，而这种文化理解是受到宗教、民族性等因素影响的。出于以上原因，人文地理学采取的是数据收集的定性方法，而不是空间科学的定量方法。其目的是避免一般化，最重要的是，避免被测定。在这方面，人文地理学者对地理的定量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从某种程度上，甚至也批评了文化地理，尤其是当其试图找到文化规则或传统所解释的一般化时(Ley and Samuel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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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者还研究了人造环境，对当前的设计与建筑活动提出了批判。雷尔夫(Relph，1981)集中关注了风景与人文主义关注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并着重研究了现代人造环境。通过体验将意义与空间结构相联系，意味着当前规划的着眼点与实践的剧烈变化(Crang，1998)。

另一项哲学遗产是人文地理学者对场所概念的细致分析，以及他们为理解场所意义的构成所做的努力。比如，雷尔夫(Relph，1976)指出了他所谓的场所特性的“原始素材”。

·物理外观：某个环境的结构、布局、直观的特性。

·活动：社会活动、经济功能、日常工作等。

·意义：源于过去事件与当前情境的特定意义。意义虽然根植于环境中，但并非物理环境的属性，而是人类意图与体验的特性。

在雷尔夫看来，“场所的这三个基础构成要素是无法彼此减缩的，而是交织在人们对某个场所的体验中，彼此不可分离”(Relph，1976：47一48)。不过，按照雷尔夫的观点，场所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无形层面，将这些内容联系并囊括进来，他将其称作一个地方的风气(Relph，1976)。他指出，当我们来到某个地方时，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地方的风气的，当地人赋予其共同的意义或符号(Seamon,1996)。

另一些研究人员考察了是否存在共同的普遍存在的场所意义。事实上，像“地方风气”这样的构成元素是难以确定与辨认的。场所对某些人或特定群体可能具有意义。但我们难以确定其是否与人们对这个地方的普遍感觉有关，或者与文化遗存或社会实践等层面相关。

布迪莫(Buttimer)对风气一词进行了拆析，试图找出场所的意义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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