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研究

身体是我们在世间的行为条件

其次，如果要将情绪与身体当作我们在世间存在的基本过程，我们可以从现象学中获得灵感。梅洛-庞蒂在写到身体时，一开始就表示，身体不是一个对象(1962)。相反，身体是我们存在于这个世间的条件与情境。我们的身体体验是我们解释并理解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假设主要源于具身概念。具身概念是现象学中的核心概念，亦可用于阐释意义是如何在我们与自身栖居的世界的日常交互中产生的。我们在世间的体验取决于我们的身体，不仅是从严格意义上的有形的生物学层面进行的身体体验，而且也体现为人们的文化体验。梅洛-庞蒂试着跳出教条主义视角：

知觉是外部事物作用于我们身体时的简单结果，与其他人所讲的意识自主性恰恰相反。这些哲学思想要么支持纯粹的外在性，要么支持纯粹的内在性，而普遍忽略了心智是嵌在肉体之内的：没有肉体，心智便无法与被感知对象建立联系。(Merleau-Ponty，1962:3—4)

我们的实际肉体

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实际的肉体，用具体的术语来加以讨论。女权主义者曾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探讨实际的物理形态的身体，特别强调了男性与女性身体的差别。比如，格罗斯(Grosz,1994)对20世纪各个哲学流派(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现象学)进行了有意思的回顾，结果发现多数哲学思想都含糊地提到了实际肉体。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她发现在有关知觉的理论中，即便有实际肉体的内容出现，通常也是指男性身体，而鲜少提及女性身体。格罗斯提出，女性身体不同于男性身体—既有肉体上的不同，也有“文化完整性”方面的差异：

或许是由于人类机体有待文化来补充完整，肉身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内在条件，必须将社会秩序作为其创意核心。肉身的部分“特性”就在于其机体或本体的“不完整性”或者说结局未定性，需要在社会中来完善，遵从社会秩序与安排。（Grosz,1994：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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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视角与前面提到的梅洛-庞蒂的体验及文化主体概念相呼应，虽然在格罗斯看来，梅洛-庞蒂并未真正探讨过女性身体在肉体层面及文化完整性方面都不同于男性身体这一事实。

与我们此处的研究相关的是，格罗斯强调了文化或实践层面的身体完整性。这令我们要设计的数字工具有了用武之地。通过这些新的工具，我们事实上正在改变用户的实践，以及社会秩序与组织。随身携带的工具改变了我们的身体，这种改变不只是一种隐喻或“文化身体”层面的改变，也体现在实际的肉体层面。我们所拥有的工具赋予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肌肉使用，刺激着我们的神经系统。正如舞者、骑马者或跑步者能将自己的身体塑造成某种体型，使他们对平衡、姿态与韵律更加敏感，电脑游戏玩家或办公室工作人员也会将自己的身体塑造为适合游戏或桌面活动的体型。

审美规范

从身体与心智的非二元性立场开展设计时，我们需要设法说明意图让自身及用户参与到怎样的实践中。尽管多数关于身体参与的论述都是描述性的，但舒斯特曼（Shusterman）的身体美学论则是规范性的（Shusterman，2008)。他告诉我们，通过参与某些实践，进行自我聆听与学习，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了解自我，因而也能够更加充分地理解他人，与他人互动。这种参与训练了我们的移情能力理解自己，也理解他人。

身体的移动不只是为执行某个功能，也是一项审美体验。为了获得移动的愉悦，我们可以有许多种活动跳舞、体育运动、慢跑、骑自行车。这种活动消遣当然不只是轻柔的、流畅的运动，因为有些运动是痛苦的，需要自己切实认真努力地完成这些动作，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某些调整，甚至令你运用一些平常用不到的肌肉；当你无法恰当地完成这些动作时，你会感到尴尬。

交互设计或许太过于痴迷零学习时间，这与舒斯特曼倡导的部分基于运动的实践并不太相符。舒斯特曼的言下之意是，有些活动是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的。你得专心致志地投入。了解你自己，了解你的身体，改变你的动作，训练你自己，并不是“自然的”即使你的身体一直“在那儿恭候你”。就像你得学习如何去思考与推理一样，你也得学会聆听自己的身体，提高对自己身体的认识。

第12章 情感与经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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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讲到这里，读者已经清楚，我们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我们的愉悦与不快源于我们身体与数字技术的互动，为了这种愉悦或不快而进行的设计，事实上无处不在。就连普通的桌面接口或移动交互也在同时触动着我们的身体、情绪、体验及存在于这个世间的方式。随着能容纳传感器、无线连接、执行器及其产生的各类数据的新材料的出现，我们在设计数字交互时，需要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身体体验。

在我看来，我们尚未准备好接受这种转变。从现实角度讲，我们还缺少设计方法、评估手段、设计素材、原则与设计范例。然而，更重要的或许在于，我们仍需思考我们为何要为某些体验设计，而忽略别的体验。对于本文所提的实际问题，我们无疑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但伦理问题则会继续困扰着人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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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情感与经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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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情感与经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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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数字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引言

民族志研究的分析立场是尽可能地贴近人们，理解他们如何看待世界，解决他们的问题，了解他们的思想。这已成为人机交互领域的普遍立场，正如本书另外几章中所论述的，对用户的理解已经不再只是将用户看作可度量的信息处理单元。人机交互领域近来的研究关注的是，理解用户体验的各个细节，理解他们的动机及其工作与休闲活动。社会、文化及身体体验已经成为用户研究中更为核心的问题，至少在研究中是这样的。

然而，虽然用户感知及人机交互中的用户研究工作均发生了重心转移，但人机交互中实际进行的民族志研究的数量仍然相对较少。可以说，民族志失去了战场，却赢得了战争民族志概念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同时整体转向了解释主义立场，然而其耗时耗力的属性也导致这一研究方法未被广泛采纳。

本章，我们将概述什么是民族志方法，并简单回顾其以往在人机交互中的使用情况。虽然我们只能给出最概括性的描述，不过此处的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价值，明白民族志研究的历史与基础。民族志起源于人类学与社会学，但我们将跳过有关其渊源的冗长描述，集中关注民族志研究如何影响了人机交互，以及民族志如何对新技术与设计起到了推动作用。

人机交互中的民族志研究案例

民族志对人机交互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该方法赋予了一种强烈的情境感—在某个情境中生活、工作、游玩的人们进行的抗争，以及技术如何嵌入到该环境中。民族志的最大好处可能在于其能够记录问题出在何处、技术如何介入(或介入失败)。不过，民族志不只是一门技术，它也可以被用来记录事情到底是怎么做的。如果有人想知道这些事情怎样做可以更好—技术如何能够带来积极改变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民族志所提供的不只是事物间的联系或测度，我们还可以得到非常丰富的描述，这些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事情的真相。也就是说，民族志有助于我们改变对某个特定情境或技术使用的特定方式的认识。“看这个！”好的民族志高呼—“你没考虑到这点！”如果开发者创建的内容脱离了人们的实际需要，民族志的价值便体现了出来，迫使人们去关注那些差点被忽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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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并不需要直接进入民族志理论或其历史，我们不妨先简要描述一下近来的民族志研究，让大家了解民族志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些年来，人机交互领域的民族志研究已达上千篇，我们能够从中找到不少经典文献(Star,1988; Harper et al.,1991,2000; Nardi and Miller, 1991; Bently etal., 1992; Bowers et al., 1995; Button and Harper, 1996; Harper, 1998;BowkerandStar, 1999; O'Brien et al., 1999; Heath and Luff,2000; Taylorand Harper,2002;Brown and Chalmers,2003)。不过，我们挑选的一篇民族志研究该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给后人提供了实质性的借鉴作用，提出了一些有关技术使用的见解。佩德罗·费雷拉(PedroFerreira)和克里斯蒂娜·赫克撰写的论文《对移动设备的身体适应：瓦努阿图的经验教训》(Bodily orientationsaroundmobiles:lessons learnt inVanuatu)于2011年发表于人机交互主会议上(Ferreira and Höök2011)，这项研究记录了美拉尼西亚群岛瓦努阿图居民刚开始使用手机的情况。当研究人员来到这座岛上开展研究时，当地电话公司TVL刚好启用手机信号塔，首次向当地岛民提供手机信号。文章认为，由于属于“新鲜”事物，对我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手机使用特征在岛民身上却是清晰可见的，因为手机使用尚未形成习惯；研究人员同样可以清晰地觉察到这些特征。

文章以研究人员在岛上的观察为基础。研究人员与岛民们一起生活了近三个月，对岛上生活状况有了基本了解。由于每个岛都很小，所以岛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乘坐小船在各个岛之间穿梭。而且，由于这里的生活靠的多是自然经济，所以人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水里捕鱼或者游泳。对水的强烈依赖显然与他们现在使用的不防水移动设备是冲突的。文章讲到一个故事，说的是兄弟间的玩笑差点导致毁掉一个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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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布赖恩（Brian)从Motalava去Rah，弟弟苏瓦（Suva)从Rah来Motalava，俩人方向正好相反。布赖恩向苏瓦做了个手势，似乎在开玩笑，因为他们常常友好地“相互戏谑”。苏瓦从小船上站起来，挑衅似的尖叫，继而将一只凉鞋扔到布赖恩乘坐的小船旁边的水里，苏瓦可能是想用自己鞋子在水中激起的水花打到布赖恩吧。结果鞋子打在离布赖恩所乘小船几米远的地方，布赖恩立即用桨划着小船过来捡掉落的鞋子。当他快要够着浮在水中的鞋子时，他停止划桨，把桨放到船里，让船就着惯性“滑”过去。他探出身体去够鞋，斜倚在船的一侧。他一手抓着小船，另一只手去拿鞋。此时，他的手机就挂在脖子上，还处于小船中，但当他探出身体去拿鞋时，手机也在船的内侧被越拉越高，随时有可能浸到水里，而布赖恩当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苏瓦站在小船里，看着这一切，冲着布赖恩喊了句什么话，布赖恩突然坐起来，船轻轻地晃了一下。他们都笑着向对方呼喊，仿佛在说“好险”正如约雷热(Jorege)所讲的：“有时候我们只顾着趴着看东西，或伸手够船外的水[……]却忘记了胸口还挂着手机[笑]，手机就这样掉到水里[引来一片笑声]。”(Ferreira andHöök,2011:279)

这段摘录突出了民族志研究的几个特点。首先，篇幅长民族志研究通常不拘泥于页面与字数限制，因为此类研究要大量依靠文本与引文来展现。从这篇节选中，你能够大致了解到(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是怎样的—当然，看起来像是在戏谑。在水中(玩耍与工作)似乎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作者指出，有了手机这类新设备后，他们要面对一些“普遍问题”，比如，他们得小心翼翼地不让手机浸到水里。把手机挂在脖子上似乎是他们的常用手段。事实上，这篇文章的剩余部分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描写他们如何携带手机，以及用大砍刀清理农场时如何艰难地避免让手机撞到石头或是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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