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研究

这篇文章重点关注的是他们所研究群体的罕见现象(至少非岛民认为是罕见的)，让我们看到了在手机使用中的别样情形。我们很少去考虑自己的身体方位与手机的关系、应该把手机放在何处、手机是否会被撞坏等。当然，手机设计的重点是功能性与审美性。然而，我们都是有身体并且要使用手机的，所以这篇文章更宽泛地将目光投射于身体方位在手机使用中的角色。

就这样，民族志展现了技术民族志能够做出的一些重要贡献—令我们了解了其他地方的新奇事。作者强调了手机对于他们所研究群体的新鲜性—但实际上，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些活动带给我们的新鲜感。很多时候，研究者在开始实验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结果。在某些方面，伪科学才令我们感到真的很惊讶—但这里所记录的一切是真的令我们惊讶。这里所阐明的既有不同于我们理解的内容，又有同样的问题。文章突出了我们使用手机的活动，清晰地指出了我们如何携带手机、放在何处、如何使手机免除危险、我们如何让手机适应我们的身体等最实际的问题。结果“击中要害”，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西方实践，以及这些研究对象的活动。

读了这篇文章，人们立即会思考：这些人若能使用防水手机会不会更加自在？在民族志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得到某些肯定而直接的设计含义，这些含义本身就很有价值。人们往往能从提供此类直接“消息”的民族志文章中找到“设计含义”。本例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结果来探讨如何设计针对上述环境的结实的手机。然而，将这个作为研究回报也实在是贬低了民族志的价值。民族志是一类相当基础性的研究如果你来研究这些素材的特性，你或许并不指望这些结果能立即用于设计一种新型电脑。我们对于基础素材研究通常很有耐心，对民族志同样如此；因为民族志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让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技术及技术的使用（Button andHarper，1996;Dourish,2006)。

就瓦努阿图民族志研究而言，这一点表现为它让我们看到了身体与设备间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应如何管理自己的设备，如何携带并掌握这些设备。虽然人类工程学一直关注此类问题，但该学科往往将其视作一系列与几何学和生理学相关的问题。不过，这篇文章强调，瓦努阿图居民与我们的身体结构相似，真正与我们存在差异的是他们的环境与活动。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做着不一样的事情。这篇民族志研究恰到好处地展现了民族志研究的部分价值。虽然其研究对象是陌生场所的陌生人，但人们如何做到这些事情，这样的实践也可以推演到离我们更近的其他场所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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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与各类观点

本文主要讲述的是民族志在人机交互中的使用历史—这当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在民族志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曾遭遇过有关其合理性、适用性等的质疑—即民族志研究到底能否算作“科学的”方法—以及有关民族志的各种变体及其合理性的争论。这些争论继而又与人们对人机交互中民族志研究接受度的争论相呼应。

实证主义，哪怕是最不成熟的形式，也表明我们应该瞄准同样可重复的、无约束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虽然人机交互领域的研究者很少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但这些信念已根植于他们在争论中所提出的批评或立场中也可参见惠特克等人(Whittaker etal.，2000)的表述]。按照这样的推理，研究人员应该是独立的观察者，对单个可识别的现象及能够由其他人复制的现象进行试验。这引起了人们对实验方法及可测量结果的关注。这恰好契合了人们对电脑系统适用性——即人们能否成功地完成该系统交待的某项任务，这是对于适用性的简单定义的关注。

马克斯·韦伯是最早指出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存在重要局限的理论学家之一。与物理现象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分析产生的解释也不一样，被解释的人也有自己的解释与观点。事实上，对于多数社会科学家而言，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意的正是这些解释。如果研究的对象是质子或电子，这些研究对象并未有自己的解释，所有解释都是随其行为而发生的。着眼于人类的研究者所研究的现象秩序截然不同于自然科学，除客体外，主体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就连分析者本人的观点也无法置身其外，往往也会成为对某个环境的另一种解释。与实证主义不同，韦伯赞成领悟(Verstehen)—即理解个人行为的主观意义与目的(Sharrock et al.，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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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观点划明了主体性研究与客体性研究间的清晰界限。而且，对于人类行为来讲，重要的是主体性；如果我们对人类行为感兴趣—任何形式的行为我们必须了解主体性。主体性可以用来表明某些小道消息是有偏颇的；从某种角度来讲，不是太可靠。而韦伯所做的是提高主体性的地位，使其成为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要素一直到我们理解电脑及电脑界面的使用。不过，韦伯并未给出有针对性的实证方法，即我们该如何理解主体性。

民族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采纳的。民族志可以追溯至人类学——将民族志作为理解不同社会与文化的“原始方法”(Maanen，1988;Goffman，1989;Button,1992; Cooper et al., 1993; Fine, 1993; Hammersley and Atkinson,1995)。民族志的根本基础是通过参与者的眼睛来理解社会，理解行为者的观点、他们做什么、为何这样做、如何与他人讨论交流这些行为。其核心是关注人们的认识、视角、技能、经历、观点及世界观。民族志不是为了用客观的术语来理解某些事物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而是关注某个人、群体或文化为何这样来看待这些事物。有一点很重要，民族志的作用不是(或通常不是)判断或发现哪些是“事实”；相反，其关注的是，这些研究对象如何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

还有，人们如何记录这些内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族志引入了各种不同的方法、途径、理论与争议。民族志的核心是参与观察，因而，缺少了某种形式的参与观察，就很难说这种方法是民族志。通过参与观察，研究人员参与到某个特定的群体中，在这个群体里进行不同程度的生活体验。参与过程中，他们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尝试着尽可能地去理解这个群体及其环境。在典型的民族志研究中，民族志学者来到一个不同的群体，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观察、参与，仿佛自己就是该群体中的一员。此类民族志研究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显然很高，因而这种深入参与只是民族志形式中的一种。如果所研究的群体是与研究者本身所处环境关系密切的群体(即其他专业人员），这样做似乎有些过分，当然没必要在其中花费大量的时间。

而且，除了参与观察外，民族志学者还有多种方法可以利用。民族志学者大量采用了访谈法或许也会录制一些视频。他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在线资源，甚至进行虚拟民族志研究(Hine，2000)。不过，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是对同一现象的调查：理解一个地方因何成为这个地方，一个群体如何成为这个群体，某个个体如何成为这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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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不属于社会学或人类学，这门学科所参考的范围深远而广泛。人机交互发展之初，先反映出心理学的深刻影响，继而又涉及新兴的认知科学领域。事实上，直到2000年之后，认知科学仍然在人机交互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他方法的发展。

然而，对技术相关的人类问题感兴趣的不只是人机交互，在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领域，产生了一类独特的研究传统与关注点，围绕对工作实践复杂性的理解而展开。不过，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从未从规模角度研究过人机交互，其最有价值的贡献或许在于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技术。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领域的奠基性作品有《规划与情境行为》(Plans andSituatedAction,Suchman，1987)及《理解计算机与认知》(UnderstandingComputers and Cognition，Winograd and Flores,1986)，这两部作品使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领域，不再以认知为关注点，而是集中理解技术使用的情境属性。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逐渐发展为一个既着眼于根据工作场所社会属性来建造一些工具来支持工作场所的协作，又关注技术在其中的作用的研究领域。1986年，朱莉安·奥尔(JulianOrr)等作家的民族志研究发表在最早的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领域(Orr，1986)，尤其是自1989年起欧洲出现的各种其他形式中。

正是在这里，民族志及对技术的民族志研究获得了其最早的归宿之一。信息科学与科学技术研究领域虽然宽容地接受了对技术的民族志研究，但并未像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那样赋予民族志核心地位。而且，在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中，获得了稳固地位的是民族志的一种独特形式。虽然有几分历史偶然性，但常人方法论(EM)与谈话分析这一独特的分析视角是最有影响力的。常人方法论与“民族志”的相似性让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领域的学生有些困惑。不过，两者其实是有着鲜明的区别的常人方法论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社会秩序。谈话分析与常人方法论都对“成员方法”感兴趣—即普通人如何做普通的事情。常人方法论学者发展了一种考察与研究行为实施方法的传统，并且关注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行为的。这意味着，使用计算机系统的实际问题—确保某项工作正常运作的同时还在与某人交谈，边打电话边在电脑前工作—正是常人方法论学者们所习惯考察的问题类型(Butto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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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以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为基础，一阵风似的产生了许多研究，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人们所知的“工作场所研究”传统(Luff etal.，2001)。作为其中主要组成部分的谈话分析研究虽然出自于类似的分析传统，但其关注点独特，主要着眼于交互性，尤其注重视频的使用最著名的体现在克里斯琴·希恩(ChristianHeath)与保罗·勒夫(Paul Luff)的研究中—Greatbatch et al.，1995; Heath and Luff,2000]。

或许是由于这些方法更适于研究交互的各个细节，因而也更符合设计含义。事实上，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领域的民族志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个相关性问题—即如何证明研究发现与技术使用和支持方式的相关性。事实上，要找到与计算机科学的联系常常是比较困难的—计算机科学通常并不支持民族志所强调的非实证主义方法。与常人方法论学者一样，持其他视角的民族志学者(尤其是分布式认知与行动理论——Blackler，1995; Halverson and Rogers,1995;Rogers,1995;Nardi and Engestrom,1999)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渐渐发展起来一批规模虽小但地位稳固的研究人员。

在这个领域，我最欣赏的一篇论文是《发乎于内、从无到有的工作流程》(Bowers et al.，1995)——这是一篇民族志研究，记录了一家大型印刷公司如何使用电脑系统来追踪不同印刷机的工作流程。这家公司与英国政府签订协议，为英国政府进行印刷工作，根据合同，这家公司被要求安装中央控制软件，记录不同印刷机上印刷的内容。然而，这个软件引发了大量问题。作为一个体量极大的印刷店，员工想出了许多不同的办法来管理这些印刷机，使机器发挥出最大效率。因此，印刷机常常“抢跑”，在用户尚未正式确认某项任务前，印刷机已经将其任务的一部分内容打印了出来。这意味着，在任务取消情形很少发生的情况下，印刷机能够及时完成任务。另外，印刷机也能利用“停歇时间”来打印一些长期不变的常规工作，再次有效地利用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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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司安装的电脑系统—“工作流程”系统—执行的是过于简单的印刷模式：任务确认，支付费用，进入印刷流程。在没有明确任务的时候，系统无法灵活地决定该印刷什么内容；这极大地降低了印刷机的效率，甚至意味着需要雇佣额外的员工。最终，员工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欺骗系统将系统与实际印刷内容隔离开来，让系统根据“看似正确”的描述来开具账单，而实际印刷内容却与之不符。

这类发现代表了多数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研究的特点记录了复杂的工作实践在实施过程中是如何区别于支持系统的设计者对其使用的设想。电脑系统在实施时常常会损害或减慢工作进程，这一点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技术工作者来讲并不惊讶。事实上，或许正是对该研究的批评，才导致人们对于理解计算如何切实辅助并提升工作实践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民族志: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到人机交互

如上所述，民族志并不局限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扎波夫(Zuboff)1988年撰写的研究作品《智能机时代》就是该领域的重要先驱(Zuboff，1988)；长期以来，信息系统研究领域也在使用民族志方法(参见：Kling,1980,1994; Markus,1983; Kraemer and King, 1988; rint et al., 1995等)；在组织研究领域，民族志的应用则更为广泛。朱莉安·奥尔的作品《漫谈机器》(TalkingAbout Machines)于1996年发表，但在此之前，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部作品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关于技术的民族志研究；同样具有影响力的作家还有许多(Greenbaum，1979；Suchman andWynn，1984；Orr，1996)。然而，除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之外，并未有太多研究将设计与民族志放在一起来考虑。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情况开始转变。其中一个变化是发生了概念转移—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研究在人机交互主会议上发表—而理查德·哈珀和保罗·杜里西等作者则对计算机科学更广泛使用民族志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许多倡议是基于对民族志的社会学理解，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常人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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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人表示反对。与民族志有一定关联的另一种研究方法—情境探究：参与观察的一种结构化形式——在商业领域获得了相当多的青睐(Beyerand Holtzblatt,1997)。在英特尔公司研究人员的倡议下，一个更加偏向人类学的技术研究风尚出现了(Mateas et al.，1996)，这项研究试图更加直接地将民族志研究与更宽泛的文化问题和关注联系起来。对文化的人类学关注更是获得了更为核心的位置。比如，在早期有关家庭的研究中，家庭的传统更为重要，不仅仅是“实践”，也是家庭生活的文化实践(或许部分程度上是出于对企业生活的讽刺，这股民族志研究风尚通过普适计算这个相关领域进入到了人机交互）。

当前的人机交互中有这样的话题，并且民族志研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在引言部分，我们曾提到过民族志如何“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战场”。这句话的意思是，尽管民族志的分析视角被人们接受并产生了影响，但民族志研究耗费时间的特性却阻碍了其进一步扩展。目前在人机交互领域，哪怕是在民族志视角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情况下，每年也只有少数几项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长时间的参与观察研究)。在各种类型的技术足迹中，在仅以采访为基础的研究中，人机交互已清晰地将用户的价值观与解释作为其核心问题。从某些意义上讲，这是解释主义的胜利，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本身的胜利。然而，人机交互不只是对解释主义进行了方法折中，而是大量借助了民族志。而且，设计的关键问题以及常人方法论的影响—仍然存在于多数人机交互研究中，表现为其对实践问题及成员视角等的密切关注。

民族志的实施

前面，我们已经简要概述了民族志带来的部分理论启示，并回顾了其在人机交互研究中的应用情况，现在我们进一步来了解如何在人机交互中进行民族志研究。当然，这也只是一个梗概—你可以从其他地方看到篇幅更长、更有帮助的论述(Loftland,1971;Blomberg，1995;Crabtree,2003)。在民族志的实施方面，要特别提到一本书——《分析社会情境》(AnalyzingSocialSettings,Loftland,1971)。若要特别针对人机交互中的民族志研究，不妨看看《设计的实地调查》(FieldworkforDesign,Randallet al.,2007)，该书重点讨论了民族志研究的几个关键点。第一点是说民族志旨在分析。民族志不只是观察或记录其意义不在于“在外晃悠”，而是要充分地理解某个环境，以成为该群体中的一员。在这个层面，民族志能够“渗透”悄无声息地融入某个群体，成功地按照人们的方式做事、讲话。戈夫曼形象地将这一现象描绘为：你开始发觉那个群体的成员非常性感(Goffman，1989)。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观察以外，你还得明白某些事情是如何发生、为何发生的按照当地情境本身的逻辑并亲自进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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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记住，此处的分析不是要间接猜测发生了什么或找到某个环境中“隐藏”的事实，而是要像该情境中的人们一样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要成为“本地专家”，就像你正在研究的那些专家一样。有时，这可能意味着你得设计一种不同于研究对象的视角，但这个视角不一定比研究对象的视角更优越。

参与观察

如前所述，民族志的核心是参与观察。正如其字面意义显示，参与观察的基础是参与不同的活动并观察这些活动是如何发生的。显然，直接体验是研究不同活动与生活世界的有力方法。参与观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先观察，而后参与。实践中，人们在加入之前先观察发生了什么，然后再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对活动的观察非常重要，因为这既让我们了解到旁观者是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因而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并且注意到，“人们会怎样看待”那些熟练的参与者所看不到的部分。因而，观察者视角是极其有用的，千万不要过分夸大参与的价值。而且，在多数情境中，人们很少能成为专家，因而聆听并观察专家们怎样做，比短暂地参与某个活动更有价值。

观察还能够消除人们对某个活动的陌生感，厘清其特征，鼓励我们思考事情为何是这样的，哪怕只是很简短的思索。当参与到某个活动中，或者当我们渐渐融入其节奏中，事情就会显得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仿佛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作为局外人的时刻极其宝贵，让我们看到意想不到的情况，并且思考这些活动还可以以哪些不同的方式来实施。当然，有时我们也有可能认识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甚至猜测这些活动到底有何意义因而我们需要再靠近一点儿，参与到这个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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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观察这个基础之后，研究人员就可通过参与来揭示某个活动是如何发生的。参与的价值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即便我们不是行动的核心，但参与至少让我们了解到那些事情真的在发生。因而，参与需要研究者努力找到并获得必要的社会联系来完成这个活动。如果我们想参与足球比赛，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和我们一起踢球的人，这就迫使我们要有一定的社会生活和交互，这样才有可能完成这项活动。社会生活对于理解活动的组织至关重要，因为活动规则就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社会群体对于特定活动的规则，以及有助于塑造有序社会的各类活动，都是有期待的。

从个人角度来讲，参与也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因为其可能导致研究出现大范围失败我们在尝试的时候，一开始往往是会失败的。对于某些人而言，这是非常令人气恼的：人们置身某个情境，自然是希望得到他人支持与教导的，而我们的失败(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公开的”。这么做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让我们知道完成某个特定活动需要学习哪些“技能”。我们参与活动，就是从新手走向称职的人。为了成为称职的人，我们可以把自己学习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即我们以前没有能力做，而现在能够做到的事项。这可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技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我们一旦掌握了某项技能，它就会不为我们觉察而转化为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信手拈来”之事。事实上，在参与过程中，我们往往难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学习到了什么。

比如，我们正在学习玩某个电脑游戏。开始这个游戏后，我们会渐渐越玩越好，如掌握得分技能、始终拥有生命值等。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暂时将着眼点放在这些技能上，但很快，随着我们继续获得更复杂的技能，前面那些技能就成为我们的背景因素(Sudnow，1983)。为此，从参与再转向观察就非常重要，让我们有机会思考我们刚刚做了些什么、学到了什么。事实上，人们通过参与学习到的技能往往不是特定的做事技能，而是观察技能即能够确定并理解我们做过了哪些事情，将某项活动视作特定案例，认识到其成功与失败之处。任何活动中都有一项关键技能，既要能识别，也要会运用人们需要看到活动中的关键部分，并且(有时)要亲自去体验。以足球运动员为例，要称职地打好比赛，足球运动员得学会理解其他运动员，看懂他们的动作，以便予以协助或与之对抗。这些技能也是观看足球比赛的重点，因为这个时候，人们不是在亲自参加比赛，而是在享受观看。要成为一名称职的足球观众，人们也需读懂比赛，能够看到正在发生的各种情况，明白这些情况对比赛而言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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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参与观察中的不同分析阶段。整体而言，我们赞同兰德尔等人(Randallet al.，,2007)的看法，即实证研究中最艰难的部分是分析，而不是实地调查。当然，实地调查可能看上去最像研究，尤其是在你不好意思与完全陌生的人对话的情况下；我们多数人都是这样。而且，在任何项目中，实地调查往往都是占用时间最多的，也是最难忘的部分。正是在实地调查中，我们首次接触到某些事物，感受到其陌生性，但其秩序也开始变得明朗起来。然而，分析是对参与观察的严酷考验。正是通过分析，观察和参与才能够转化为其他人也能理解并明白的内容当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失去某些个人成分；但这样一来也令分析变得强大，有助于他人理解要完成这诸多活动需要做哪些努力。

同实地调查一样，我们大致可以将分析分为两个部分：回顾阶段，试图记录下你做过及见过什么；展望阶段，在此阶段，你尝试着厘清有哪些相关性，以便于其他人或其他试图理解活动本身的人来理解。在回顾阶段，我们试图记录下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此时的重点在于记录，在于回顾经历的不同组成部分，尤其是我们当时未考虑到的某些层面。分析时往往需要对以往的情境与观察进行重新描述，重新写下并将各个单独的部分拼凑在一起将你的现场笔记转换为更丰富的、更有相关性的文件。

要弄清楚哪些是值得记下的重要部分，的确有些令人为难如果你是“首次”从事参与观察，这项工作尤为困难。事实上，我们第一次做参与观察的记录时，很有可能是不成功的。弄清楚哪些是重要部分，往往要到较后面的阶段才能做到。事实上，在回顾自己的活动时，事后看来重要的内容会影响到我们对哪些内容有用的判断。有几个主要原则可以帮助人们完成这项工作。认真记录下你的所有研究过程与组成部分，包括如何接近并抵达特定的调查地点、如何从那里离开。记下你自己的感受与经历，以及你对其他人观点的理解。认真记下人们实际上做了什么，在哪儿做的。实地调查之初，人们难以确定哪些事情是有价值的，因而会记下大量细节。而当你了解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方式之后，你会情不自禁加以“诠释”只写下专业人士对某个情境的看法。记住，分析的目标是弄明白作为专家是什么感受。所以，当你开始使用专业术语时，记得解释你是如何知道该在何时、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那个专业术语的。人们往往觉得从自己获取的数据中进行提炼是“理所当然”的，因而，此阶段的难点在于如何让自己不再从专家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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