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研究

人机交互领域早就采纳了这一中介视角，尤其是受到行为理论影响的研究(Bødker,1991;Kaptelinin,1996a;Nardi,1996;Kaptelinin and Nardi,2006,2012b)。中介概念被证明是人机交互应用研究领域交互产品的分析与设计领域的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尤其要说明的是，中介概念在工具性交互模型(Beaudouin-Lafon，2000)、考察产品生态系统的人与产品模型(BødkerandKlokmuse,2011)及技术可供性分析(Kaptelinin and Nardi,2012a)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章试图从更加理论化的立场来分析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中介概念。与更传统的中介手段相比，数字技术提供了更多的交互性，开启了将技术产品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生活、心智及身份的更多可能性。数字技术已经剧烈地改变了我们所处的世界，新的发展正以不可思议(甚至令人担忧)的速度在发生。尤其是与互联网、机器人与社会代理、社交网络、环境智能、增强现实技术、人脑一电脑交互等相关的各种强大而价格适当的移动设备的广泛使用，很可能对人类的观念、行为、认知、情绪及通信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已经发生。当前的这些趋势对数字技术研究形成了挑战。本章认为，采用中介视角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本章的后面几个部分结构如下：下一节将介绍中介的基本理念，以及该理念如何体现在某些哲学及心理学概念框架中。本节利用这些框架指出了中介的四个方面，即物质、社会、认知与体验方面。第三节将概述会影响人类心智的数字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该节首先讲述了“前计算机”时代信息技术的早期愿景，继而讨论了一些“经典的”人机交互研究，以及个人技术领域的新发展(如个人数字存档、第六感、基于手机的增强现实应用)。该节还探讨了与研究相关的关键性概念难点，讨论了交互技术分析与设计的中介视角的含义。最后，也就是第四节，用一段概述与反思来结束了本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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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哲学中的中介概念：一些关键理念

中介：人之所以为人

在日常使用中，“中介”往往指协调个人、群体或机构—比如存在争执的各个党派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从更加抽象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将中介定义为通过一个额外的实体(中介方)将两个(或更多)实体间接地连接起来的行为或结果。这一概念往往具有积极意义，意味着中介能够实现、促进或推动各实体间的相互联系。中介这一抽象概念可应用于各类交互，包括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正如下面我们即将讨论到的，如此抽象的中介概念能让我们了解到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通常的人类是怎样的。

按理说，中介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人类的关键特征，比如语言、复杂社会组织、宗教、高级工具的制造与使用等，都涉及中介。这些特征代表了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即由各种物质与非物质对象和结构组成的复杂系统的出现，这些对象和结构是嵌入在人类与世界相互作用中的中介手段。正是中介作用使智人(homosapiens)成为如此成功的物种：虽然我们没有尖锐的爪子与厚实的毛发，但我们通过使用中介产品，如工具与衣物，弥补了这些缺陷。

某些动物也展现了独特的习得行为，这些行为的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中介物。比如，鸟类衔来稻草筑巢，猿使用树枝来摘香蕉，都是此类中介行为的代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主要局限于“一级媒介”。换言之，动物与媒介手段间的交互是没有其他中介物的。相反，人类所使用的媒介通常是复杂的“更高级的媒介”。比如，我们需要用钱到超市购买食物，我们也需要找一份工作来赚钱，我们需要撰写并发送求职申请来找工作，用文字处理软件来写求职申请，而要使用这些软件我们必须先下载并进行安装等。在人类身上，媒介的嵌入层级及因而导致的复杂性是无止境的，正是这一特征使我们成为真正独特的物种。

第14章数字技术的中介视角：理解技术、心智与行为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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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介的多种理论方法

哲学、心理学及一般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都强调了在理解人的身份、认知与行为时把中介纳为考量因素的重要性(James,1890;Dewey，1910，1925；Bateson,1972;Vygotsky,1984;Engeström,1987;Cole and Engeström,1993)。与本章讨论最为相关的有实证主义、现象学、行动者网络理论，尤其是维果斯基文化历史传统中对中介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美国实证主义研究中找到早期探讨物质产品(如衣服或工具)及非物质产品(如语言)作用的一些文献。比如，将心理学确立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曾表示，自我的概念，从广义上来讲，包括某些物质产品：

肉体是我们每个人物质自我的最隐秘部分，肉体的某些部分似乎比其他部分更为私密。衣服是其次。老话说，人由三部分组成—灵魂、肉体与衣服——这不只是个玩笑话。(James，1890:292)

美国实证主义的另一位杰出代表约翰·杜威发展了一种工具主义观点，认为人的思想产生于人与世界的有趣互动，以及对世界的改造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思想被认为是“决定未来结果的经验要素”(Dewey，1925：14)，而语言则被认为是一种工具(“工具的工具”)，令思想成为可能。

在现象学的哲学传统(如Heidegger,1962,1993;Svanaes,2000;Dourish,2001)中，技术被认为是决定人类体验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在海德格尔(Heidegger，1962)看来，我们有时使用技术(或任何一种“设备”)时碰到的故障会导致技术从“触手可及”转变为“倏忽而至”。因而，技术是向我们揭示世界真谛的核心力量。技术的类型也非常重要。在后来题为“技术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海德格尔(Heidegger,1993)认为当时的“新技术”——即以机械为动力源的技术与老式风车等更早的技术类型相比，会令世界呈现出别样的面貌。

近来，受到现象学与实证主义的启发，伊德(Ihde,1990)提出了中介概念，用以定义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现代技术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与解释。为了明确技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感知，伊德特别对人与技术产品间的关系进行了分类。具身关系意味着，人通过技术实施行为，却未察觉到这项技术。在诠释关系中，我们既要清楚地知道并需要解释我们正在使用的技术，也要解释我们通过技术来发挥作用的这个世界。在它异关系中，我们只是与技术进行相互作用(而不是通过技术发挥作用)。最后，在背景关系中，我们既不通过技术发挥作用，也不会注意到这项技术的存在(Ihde，1990；Verbeek,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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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中介是从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当前被广泛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人们常用“脚本”和“代表”等来加以描述(Latour，1992)。产品明确或含蓄地给出了需要与产品同时实施的行为类型。一个典型案例是路面减速装置，该装置令驾驶员放缓速度。与产品相关联的脚本，可能是出于设计者特意想要“代表”产品的某些责任(比如路面减速装置），但也有可能是无意的。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关键是要记住：赢得中介(而不是被动的“媒介”)的支持，有可能实质性地改变行为特性。中介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某样产品，有着自身的计划安排，也会成为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行为体。

维果斯基文化历史传统中的中介概念

维果斯基文化历史传统对中介概念进行了透彻的分析(Vygotsky,1978，1982;Leontiev, 1978, 1981;Cole and Griffin,1983;Cole, 1996;Wertsch,1998)。可以说，在维果斯基本人提出的心理学框架中，中介是最重要的概念，是其整个方法的基石。维果斯基提出，人产生心智过程的本质，同动物的不同，是由中介物来决定的。维果斯基对“低级”(“自然”)心理机能与“高级”心理机能进行了区分，“低级”心理机能可以从动物身上观察得到，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而“高级”心理机能是只有人类才拥有的。按照维果斯基的讲法，低级心理机能在发展过程中转变为高级心理机能，在此过程中，个人利用文化生成符号，使之成为人们认知过程的中介。下面是维果斯基提出的部分主要论点。

人们通常认为动物与人类拥有相同的基本心理机能。这些机能包括感知、记忆、关注、学习，甚至还包括问题解决。然而，动物没有语言能力，无法使用符号。这一局限比其表面上看起来更为重要，因为语言不只是其他心理机能的补充；语言的使用还引起了其他机能的深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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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就像维果斯基(Vygotsky，1984:23一24)所讲到的，儿童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看起来就好比猿人解决问题的过程。然而，当儿童发展到能够使用语言的阶段之后，两者解决问题的过程便会出现两个重要的差别。首先，这一过程的自由度与灵活性得到提升。猿必须依靠其视线范围内的信息也就是说，只有在当前任务被它们觉察的时候，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而儿童则对知觉的依赖度较小。他们能暂时将注意力偏移整体目标，而去完成一些辅助任务；他们也能利用当前问题情境之外的其他对象。其次，儿童更能控制自己的问题解决过程。他们可以更轻易地开启、停止或改变自己的问题解决活动。

按照维果斯基的理论，与类人猿的问题解决方式相比，人类在解决问题时，之所以能不那么依赖视域而进行自我控制(或称“自觉性”)，是因为人类使用各种符号。根据符号来行动，而不是依靠对直接环境的感知，便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度与灵活性，从而找到全新的问题解决方式。同时，如果把某个人的行为表现为符号，那么在他看来，这便是一个独立的、可作用于其上的对象。这便为人们控制自己的心理过程提供了可能。符号媒介对心理过程的这种根本影响不仅限于问题解决，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心理机能。维果斯基及其同事在有关记忆与注意力的研究中就发现了类似的转变实例。

维果斯基及其同事开展的有关中介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弄清楚中介作用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指出中介作用的基本规则与机制。这些研究强调了影响中介的两个主要的、密切相关的现象：社会情境与内在化。

我们可以从儿童的社会关系中找到中介的根源。起先，符号表现在儿童的行为中，作为嵌入在这名儿童社会关系即与他人的交流中的手段。只有到了这时，符号才被启用并融入个人的心理过程。在这方面，符号中介符合维果斯基的一般发展法则(Vygotsky，1978)。按照这一原则，每项心理机能起初都见于人际交流(心理之间)，在此之后才成为个人的(心理内的)。

内在化是在出现居间心理过程时，符号转变的另一种维度。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手段，符号本质上是外在的，所有参与此次交流者都能理解。当符号的状态发生变化，从心理之间转变成心理内因素时，符号往往也进入到内在面。符号从外在面向内在面的转换不只是简单的“迁移”，而是发生了质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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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中介作用大抵类似于工具的作用。工具与符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双向联系。一方面，符号中介可通过对作为物理产品的工具的内在化行为而产生。另一方面，符号所体现的心理机能的中介作用会影响到物理工具的使用，帮助人们把握自己的行为，令人类行为自由而独立于其当前情境。

维果斯基的中介概念对活动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活动理论是心理学中的另一种社会文化研究方法，是由维果斯基的学生阿列克谢·莱昂蒂耶夫(AlexeyLeontiev,1978,1981)开创的。维果斯基中介观即社会情境与内在化—的几个重要方面被明确地融入活动理论的概念框架中。然而，在活动理论中，这些理念所面对的理论情境又略有不同。在莱昂蒂耶夫方法中，总体关注点在行动，行动被认为是积极主体与客观世界的有目的的相互作用(即“S←→O”交互)，而不是更高级的心理机能及其个体发展。因而，在活动理论中，研究者尤其关注的是工具(即对面向对象的活动整体进行协调的手段)，而不是符号(即协调特定心理活动的手段)。另外，莱昂蒂耶夫虽然坚持将个体发展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但他也将自己的分析扩展到生物演进与文化历史的活动与心理的转变上。

维果斯基与莱昂蒂耶夫中介观的主要差别可以归纳如下。在维果斯基看来，中介主要可理解为符号中介，将低级的心理机能转变为高级心理机能。中介赋予人类以自由，使其能够控制心理活动，让人成为自己心理机能的真正“主人”(因而，也成为自由意志与自由行为的基础）。符号中介首先出现在外部，出现在人们与他人之间的交流中，继而通过内在化行为转化至内部。对于莱昂蒂耶夫来讲，中介主要是指工具中介，改变了人与客观世界整体的相互作用。这种转变使人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发展出在这个世界的作用形式1〕。工具中介塑造了有意义的、有目的的活动的整体结构。随着时间推移，某个活动的某些外部元素可能通过内在化而转变为内在面来确保其效能，从而转变了一个人的心理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维果斯基和莱昂蒂耶夫的中介观并不冲突。这两种观点反映了研究焦点的差异，可以说是关于中介的理论论述的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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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使用器具作为活动工具，这种体验如何反映在器具的设计演变中；彼得罗斯基(Petroski,1992)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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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文化历史传统研究进一步发展了维果斯基和莱昂蒂耶夫提出的中介观念。比如，沃茨奇(Wertsch，1998)指出，研究人类行为时，分析单元应该包括主体及其中介手段。这些概念也影响了(至少是部分程度上)近来的许多研究，这些研究更有针对性地讨论了文化历史传统中简要概述过而未进行透彻分析的问题。维果斯基最感兴趣的是作为个体主观现象基础的一般原则，而分布式认知框架(Salomon，1993a，1993b;Hutchins,1995；Hollanetal.，2000)则特别关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的外部分布式认知的发展与结构。工具根源框架(RabardelandBourmand,2003)的出发点是，中介很少快速而轻易地产生，而往往是某个不断演变的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起先松散地融合在人类活动中的产品成为真正的中介手段即工具。

总结：中介的作用与各个方面

如上所讨论的中介的各种理论描述，在许多重要方面十分相似(Koschmannet al.，1998;Guribye,2005;Miettinen,2006)。这些理论都认为，人类生活根本上是以各种工具和符号为中介的，这些工具与符号既促进也制约了人类行为。这些理论都认为，工具不只是简单的器具，因为器具的作用只是帮助人们执行某项任务，而工具则还可帮助个体与文化及社会建立重要联系。古里拜(Guribye)指出，“历史上，各种器物的生产与使用留下了理想的物质线索，这些线索影响了今天的人们对这些器物的使用”(Guribye,2005:40)。

将以上所讨论的各种概念分析综合起来，可以将中介区分为以下四个层面：物质、社会、认知及体验。物质中介意味着通过外部物体与客观物质世界发生相互作用。社会中介是指在相互交流或协作活动中使用器物与他人建立联系。认知中介意指在感知、记忆与思维中需要用到各种工具与符号。最后，体验中介意味着器物在塑造人们在世界上生存与活动的整体体验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包括意义理解与影响。

这几个方面并非是彼此独立的。相反，这些方面紧密交织在一起，彼此间的联系方式会随时间而动态变化。比如，以手机为例，许多人每时每刻都在使用这种设备与世界保持联系。为了实现其中介功能，手机作为一种物质对象，应该得到妥善保管—即以某种方式来进行操作(如充电)。当然，手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社会互动，比如语音交流、文字信息交换、分享照片等。手机也可以作为一种认知辅助手段，比如，内置摄像头可以被用于拍摄公交车时刻表，从而帮助我们记忆。最后，手机可能影响到人们的整体体验，比如，知道自己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打电话求救的人，会更有安全感。所有这些层面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电池坏掉(物质层面)，因为界面语言不熟悉(认知层面)导致无法找到需要的功能，或者不知道向谁求助(社会层面)，那么手机就无法令其主人感到更加安全(体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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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与技术发展的简要概述

本节将简要探讨数字技术研究与发展的几条路径，尤其是与技术、心智及行为间的关系特别相关的内容；中介概念在其中以多样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增强人类认知：历史根源

万尼瓦尔·布什早在1945年就提出了被称作“Memex”的扩展存储器这一未来信息技术愿景。虽然该设备只能在部分程度上算作数字设备(其提议的信息存储工具是模拟缩微胶片），但其与现代台式计算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个人可以将所有的书籍、日记、通信都存储在Memex设备中，这个设备是机械化的，因而能以极快的速度灵活地进行查询，是对个人记忆的贴心补充扩展。

这款设备含有桌面，按理说是可以进行远程控制的，不过主要还是被用作它的一个实地操作设备。设备的顶层是倾斜的半透明屏幕，各种素材可映射到屏幕上，方便人们阅读。设备还配有键盘及几套电钮与操作杆。(Bush，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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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引文不难看出，作者相信技术是可以促进人类认知的。这篇文章的标题“诚如我们的想象”清晰地表明了作者的意图，文章显然影射了约翰·杜威(Dewey,1910)的经典之作《我们如何思维》(HowWeThink)。而且，作者预计，技术会影响到整体的人类体验：

假如人们能够更深刻地回顾自已不堪的过往，更全面客观地分析自已当前面临的问题，那么他的精神是可以得到升华的……如果他敢于舍弃自已当下不需要的各种东西，并且相信，如果这些东西真的重要，他还能再次找到；那么，他的旅行会更愉快。（Bush，1945)

布什将技术看作人类认知的“补充”，可能给人类整体体验带来大规模改变，这种技术观引发了诸多分析与研究进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及其对增强智能的首创性探讨。恩格尔巴特的研究影响并带动了人机交互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领域的许多重要发展；他认为，人类的天生能力是有限的，为了克服这些局限，需要创建一个被称作H-LAM/T的大规模系统“经由语言、产品与方法而获得增强的个人，人在该系统中能够得到训练”(Engelbart，1963:4)。恩格尔巴特设计的增强智能系统的发展计划包括，确认人类与产品具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并将这些认知能力作为设计更有效认知系统的基础；在该系统中，经过恰当设计的技术产品能弥补人类天生能力的不足。

对计算机技术与人类认知的探讨

在人机交互研究领域，诺曼(Norman,1991,1993)将数字技术描述为增强人类认知的一种工具。他认为，可将数字技术理解为认知器具—即承担某种表征功能的产品。在诺曼(1991)看来，个人运用器具来执行任务代表的是“系统观”，应该与“个人观”区分开来。后者对应的是个人看待任务及产品的视角，按照这一视角，任务与器具都是某个环境的组成部分，是介于个体之外的。诺曼坚持认为，“……器具并不会实际改变个人的能力，而是改变此人所执行的这项任务的属性”(Norman，1991:19)。下面我们将谈到，这一主张受到了当下某些研究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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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萨洛蒙(Salomon,1993a)编辑的选集《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Cognitions)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该选集介绍了包含内在过程与外在手段在内的有关人类认知与学习的各类概念论述。在萨洛蒙看来，个体认知及分布式认知：

彼此间进行着螺旋式互动，个体的投入，通过相互间的协作行为，影响着共同的分布式系统的属性，后者继而又影响到了个体的认知，改变了其随后的参与，并进而改变了其共同表现与产品。（Salomon，1993b:122)

珀金斯(Perkins,1993)是该书的撰稿人之一，他对“个人单干”与“个人加环境”概念进行了区分。前者指不使用任何器具的个人，而后者指借助了外部可用资源的个人。运用外部资源的好处在于能提供所需的知识、易理解的表征、检索途径与构建场。

移动技术与可穿戴技术为增强人类认知开创了新的可能性，因为与传统计算机相比，这些技术能嵌入到更广泛的日常任务与情境中。几十年前，可穿戴技术的先驱史蒂夫·曼(SteveMann)需要携带满满一背包又重又昂贵的设备，才能在“野外”发挥数字技术的威力；而如今，这些技术设备不仅小巧易携带，而且价格也相对便宜。总的来讲，更强大且轻量级的计算机技术，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接入，如今已可为数以百万计的智能手机用户所使用。

移动设备还推动了一项特别的可能性(布什在1945年已经提到过)，即对环境信息进行取样以帮助人类记忆拍照、录音、测量环境温度等。原则上，某人所经历的各类事件的数据都可以记录并保存在系统记录文件中。这种技术使用方式被称作“生命记录”(Whittakeret al.，2008;SellenandWhittaker，2010)，近年来，已有不少人对此进行过探索。该领域的一个知名项目是微软研究院开发的“个人数字存档”(Gemmelletal.,2006)。“个人数字存档”项目中使用的技术是SenseCam，这是一款可携带设备，可以让用户一直挂在脖子上使用。SenseCam的功能是使人们能够记录下各种参数，比如温度、方向或加速度，如果监测到环境有变化，会自动拍摄照片。该项目的一名研究人员戈登·贝尔(GordonBell)同时也是一名参与者，他长期使用这款设备，已将其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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