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研究

当前数字技术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

引 言

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EM/CA)虽然彻底偏离了其起源学科社会学的主流，但这一方法在人机交互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领域里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涉及该领域的诸多话题，包括体验、想当然的或心照不宣的知识、具身、注视、多模态互动、设计、视频分析、民族志、现象学等。然而，虽然该方法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但人们并未充分理解这些方法，有时甚至将其与别的方法混为一谈，比如民族志方法(DourishandButton,1998;Crabtree et al.,2009)。

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旨在发现具体的社会活动背后的内生秩序或局部组织机制。而将两者区分开来的则是其分析目标与方法的不同。常人方法论是一种可替代主流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如Parsons，1937)，其中既包括对人类情境行为的实证研究，也包括对人文科学经典话题的理论“修正”(Button，1991)。谈话分析大抵也于相同的时间出现，主要关注的是常人方法论现象的某个特定领域—互动谈话—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旨在确立一门严谨的实证科学(Sacks,1984)。

本章的目标是提供一种实践框架，让读者理解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彼此所属领域，以及对数字技术所进行的研究。本章无意详细描述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研究，以及其对社会学与其他领域的贡献，这些内容可以从别的文献中找到答案(Garfinkel,1967;Heritage,1984;Suchman,1987;Lynch,1993;Button et al.,1995;Dourish and Button,1998)。我们也不打算详细论述常人方法论/谈话分析的研究方法(可参见 Jordan and Henderson，1995;Psathas，1995;Schegloff,2007)。相反，本章的目标是(1)简要概述常人方法论/谈话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2)简要概述相关文献，重点关注数字技术研究；(3)举例说明这些领域适应数字技术使用研究的其中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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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方法论

常人方法论是由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Garfinkel)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加芬克尔(Garfinkel,1968:16一17)解释道，使用“常人方法论”这一术语是受到民族植物学、民族生理学、民族物理学等术语的启发。“ethno”是指某个民族的或成员的知识体。比如，人类学家可能研究某个部落的“民族植物学”或该部落自身对这些植物的了解及其对待这些植物的方法。同样，加芬克尔关心的是民族的方法论，但是，是关于哪方面的方法论呢？这个术语本身并没有明确说明。加芬克尔关注的是该民族人民为实现可识别的社会秩序而采取的方法。他又回过头来用人类学视角审视自己所处的社会，从看似陌生的角度来分析其平凡的运作机制；由于过于熟悉，人们往往注意不到这种运作机制。“正是通过系统地研究成员对日常事务及其组织有序的企业的认识，这种认识才能够被当作该有序环境的组成部分”(Garfinkel，1968:18)。不过，加芬克尔(1968:18)本人表示，这个术语本身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已经获得了自己的情境”，所以不妨抛开这个概念而用“新人类行为学”一词来代替。给自身研究领域进行灵活的命名，这一态度反映了加芬克尔写作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即反对将自己的思想具体化为固定的概念，否则就会太过于熟悉。

加芬克尔早期对常人方法论的详细阐述部分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斯·舍勒(Alfred Schütz)社会现象学的影响。舍勒(Schütz,1962)分析了其所讲的“对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或者说想当然地认为个人日常社会体验该是怎样。同现象学类似，常人方法论关注的也是日常生活体验，但为了描述分析的需要，“排除”了客观原因或“真实状态”等问题。然而，同现象学不同的是，常人方法论关注的是人类体验的行为层面，进一步排除了“内心状态”等问题。因而，常人方法论以观察而非内省为其主要探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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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芬克尔(Garfinkel,1991:13)批评了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称其将具体的社会活动称为“吵闹”或混乱的，并因而说成是“无从寻找”秩序的地方。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等社会学家对社会秩序进行了解释，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些脱离具体活动本身的衍生概念。比如，帕森斯对社会秩序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就是通过对价值与规则的理论内在化来实现的(Heritage，1984:18-19)，而加芬克尔(1967：67-69)则认为，这种解释让个人丧失了“判断能力”，只能按照社会脚本与行为规则来行动。加芬克尔早期的研究继续长篇累牍地论证具体的情景活动是需要持续判断与提升的，甚至需要“巧妙”的研究。起先，并没有清晰的“情境定义”可供人们确定恰当的规范与执行脚本(Garfinkel,1963：:200)。加芬克尔(1967:32—33)认为，价值、规范与规则并不能够单独解释社会情境，而是社会情境的特征。社会活动的规则、规范及其他任何论述的这种“反映”特征，意味着所有这些描述都是某情境下参与者的资源，因而都有可能成为常人方法论探究的话题(Garfinkel,1967:1一4)。

因而，加芬克尔的社会秩序观截然不同于当代社会学家的观点。加芬克尔重新阐释了埃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的经典格言“社会事实的客观现实是社会学的基础原则”，他改述为“社会事实的客观现实是社会学的基础现象”。“社会事实”被进一步重新描述为“社会局部的、内生的、自然而然组织起来的本能的、持续的实际成就，无处不在，总是、仅仅、确切且全部是成员的工作”(Garfinkel,1991:11)。换言之，具体的社会活动本身是有序的，这种有序性存在于人们自身的方法中，并且通过这些方法而实现。

加芬克尔对社会现象的重新界定给社会学理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梅纳德和克莱曼这样解释：

常人方法论有一个“不可通约的”…理论假设认为，具体活动中存在自生秩序；对这种秩序的科学了解，既不取决于先前的描述，也不决定于经验概括，更不是各种变量与其分析关系的形式说明。从常人方法论的视角出发，“原始”体验一点儿都不混乱，因为除了构成体验的具体活动外，同时还有行为者“已经”提供的清晰的、因而可用于科学分析的组织。(Maynardand Clayman,199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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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芬克尔(1967)指出，要找出具体活动中的秩序，研究人员并不需要给社会环境造成冲击的外部力量理论，也不需要引导参与者行为的内部力量理论。直接观察情境化社会活动，就能够揭示其内生秩序或局部组织机制。这种内生组织进一步展现了可供研究人员利用的一个有用特征。因为参与者本身必须向对方公开展现自身行为的有序特征，才能共同协调他们的行为，此时他们的方法也能被研究人员公开地观察到。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1)写道：“成员通过一些活动来生成并管理有组织的日常事务环境，这些活动与成员让环境可解释”的程序是一致的。”此处的可解释是指“能被观察到并讲出来”(Garfinkel,1967)或能被认出来。任何能称职完成这些社会活动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些参与者在干什么，他们完成得好、不好，还是格外突出等。

加芬克尔(1963，1967)首先分析了最普通的活动—即任何称职的社会成员都知道的活动，包括玩井字游戏、请求澄清、向店员求助、谨慎选择陪审团、与律师交谈、做一个“自然的正常的女性”等。然而，常人方法论视角并不仅限于常识与日常活动。加芬克尔及其同事在后来的研究中，将目光转向技术性更强的专业情境中的活动：天文学(Garfinkelet al.，1981)、神经科学(Lynch，1985)、数学(Livingston，1986)、逻辑(Coulter，1991)、软件开发(Button and Sharrock,1996)等。这些所谓的“常人方法论研究”的关注点在于领悟所研究职业的核心内容。加芬克尔有许多学生，但他常常提到萨克斯(Sacks)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评(参见Lynch，1993:271);批评指出，这些研究“忽略了这些特殊行业的交互性”。比如，贝克尔(Becker，1963)对爵士乐手们进行的经典民族志分析，揭示了这些乐手在演奏爵士乐时的诸多言语行为，比如使用药物；但对于“演奏爵士乐”本身这项实际工作则所言甚少。沙德诺(Sudnow，1978)对爵士乐即兴演奏进行了描绘，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具体工作；加芬克尔(参见Lynch，1993:271)认为可以用这项研究来代替贝克尔(Becker，1963)的民族志研究。

对非专业人士来讲，了解天文学家或神经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必然是极其艰难的。社会科学家或许能够观察到令天文学家们“谈论与协作”的是什么，却不一定能看到是什么令其成为“天文学”，更无从判断哪些是“好的天文学”，哪些是“糟糕的天文学”。加芬克尔和维德尔(GarfinkelandWied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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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描述了这一挑战，指出专业工作的规律在于“方法要特别准确”：

对方法准确性的最基本要求是分析者要能识别、确认遵循、或描述某个条理清晰的地方产品的秩序，分析者必须大体了解该地方产品，对他“研究”的秩序有天生的本能的解释能力。

换言之，要对技术环境中的研究进行准确的分析，需要研究人员本身对构成这些情境的活动有一定的了解，因而要有一定程度的参与观察或个人参与。只有学着去做这项工作，研究者或从业者才能看到并捕捉到这项研究中独特的有序特征或“现实性”(Garfinkel and Wieder,1992)。

从方法论上来讲，加芬克尔(Garfinkel，1963，1967)运用的是“破坏性实验”或论证；他故意背离人们认为理所应当的做法，然后让主体尝试着重新恢复秩序，以此来揭示其隐含的行动准则。此类论证包括在玩井字游戏时在两个空格间的线上做标识、装作伙计来接待购物者并忽略其纠正错误辨识的每一个尝试、反复要求澄清同一句很普通的话、对于别人提出的认真咨询任意地回答是或否等。除了试探这些情景外，加芬克尔还对自然发生的“明白易懂的环境”进行了探索，突显了社会活动中隐含的行动准则，比如采访一位变性人，询问她如何自觉地做“一名普通的正常女性”(Garfinkel,1967:ch.5)或记录下天文学家们发现新的脉冲星时的谈话(Garfinkel et al.,1981)。

从其创立至今，常人方法论已发展成为一个形式多样的领域(MaynardandClayman,1991)。这种多样性部分地表现为常人方法论的破坏性与建设性层面(Clayman,1995:110一111)。一方面，常人方法论批评了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称这些方法创立的理论破坏了具体社会活动的内生秩序。这种破坏性趋势产生了“基于经验的批评形式，其智力内容正好与业已确立的科学哲学描述相反”(Clayman，1995：115-116）。另一方面，常人方法论也包含建设性层面，揭示了社会学现象的一个新领域，可用于实证研究。哈维·萨克斯(HarveySacks)发现了常人方法论的这一建设性潜能，并由此发展出了一门新的实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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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分析

谈话分析(CA)原本是由哈维·萨克斯及其同事伊曼纽尔·谢格洛夫(EmanuelSchegloff)和盖尔·杰斐逊(GailJefferson)共同开发的，始于20世纪60年代，正好与常人方法论同时出现。谈话分析出现的时期，人文科学领域的许多学者正在撰写有关社会交互与语言使用方面的文章。萨克斯曾是尔文·戈夫曼的学生，师生二人都十分关注社会交互的组织；不过，萨克斯及其同事发展了一个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部分程度上弥补了其先前的导师所用方法的缺陷(Goffman，1959)。萨克斯的新方法还与哲学领域的约翰·奥斯汀(JohnAustin，1962)与约翰·瑟尔(JohnSearle,1969)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即理解社会行为如何通过文字来完成(HeritageandAtkinson，1984:5;Sacks,1993vol.I:343)。然而，萨克斯在方法上不同于戈夫曼、奥斯汀及瑟尔，他批评称他们的方法运用了假想的孤立语句。这些方法的问题不仅在于假想案例不够准确，而且，正如萨克斯(Sacks，1984：25)所指出的，这意味着研究者“要被观众，尤其是专业领域观众，牵着鼻子走，听从他们认为合理的内容”。因而，这样的计划是属于哲学领域的，而不是实证方法。萨克斯旨在运用实证方法，使用实际的话语案例，而非想象的话语来研究社会交互与语言使用。他接受了加芬克尔提出的“具体活动中的自生秩序”概念(Maynard and Clayman,1991)，着手去发现这种秩序。萨克斯(1984:25)写道：“我们将把观察作为理论化的基础。这样，我们开始研究时，就不是凭借想象；我们所用的案例都是曾经发生过的。”

萨克斯将加芬克尔提出的常人方法论中的关键元素，如对成员们完成社会活动方法的探索，融入自己的新兴研究方法中。但萨克斯对常人方法论最重要，也最受争议(参见Lynch，1993：ch.6)的贡献是方法论贡献。萨克斯承认，他所选择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出于研究方法的考虑：

我起初使用磁带记录谈话，不是因为我对语言感兴趣，也不是为了获得研究内容的理论表述，而只是因为我能够亲手去触摸，能够反复地研究，也是因为其他人能够查看我所研究的内容，如果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也能够从中获得自已的理解。（Sacks，19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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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从一开始就想要创造一种更加严密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交互。他同谢格洛夫和杰斐逊一道，使用磁带录音，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用于分析对话中具体社会活动的内生秩序。他们运用杰斐逊(Jefferson，2004)设计的一种独特转录方案来捕捉讲话者话语中的时间关系，展示了“交互对话”是如何由部分参与者按照次序依次展开的。磁带与笔录成为谈话分析中的素材，或者说“数据”，从而引发了相关研究大量出现。

萨克斯的方法不仅偏离了戈夫曼、奥斯汀及瑟尔的方法，而且也不同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后者历来将实地调查记录作为主要的数据源。实地调查记录或许能够形成社会活动的“丰富描述”(Geertz，1973)，但尚不足以捕捉具体细节，即这些活动是如何实时产生的。梅纳德写道：

在观察研究中，读者必须依靠民族志学者的技巧与能力来获得可靠的记录，最起码的记录…用这些记录下来的数据，观众能够与调研者一起检查实际数据，因而，我们可以用形式相对原始的数据来检验研究者的分析。(Maynard,1989:130—131)

尽管今天的民族志工作者往往会运用最新的记录设备来收集观测数据，但他们对参与者主观意义的持续关注，使研究同行们难以核实建立在这些数据之上的分析结论。

然而，虽然谈话分析与民族志之间存在许多重要分歧，但许多谈话分析仍然将民族志方法作为其研究的一部分。正如梅纳德(Maynard,2003:65)所指出的，谈话分析与民族志间的关系属于“有限近似”。尽管不先论证这种相关性与程序上的连贯性(Schegloff，1991)就无法简单地将“民族志情境”填补到序列分析中，但民族志还是贯穿于环境与身份的描述，对特定术语、行动阶段或过程的阐释，以及对“求知”模式的解释中(Maynard，2003：73一77)。我们可以从一份电话调研(Moore and Maynard,2002)中找到后者的典型案例。在这次调研中，对访谈录的序列分析表明，当受访者请求解释某个调研问题时，调研者始终是逐字重复问题，而不是解释。虽然这种模式可以理解为是采访者不够称职的证据，但民族志则认为，事实恰恰相反。避免对调研问题进行即兴阐释，是采访者进行“标准化、无偏颇采访”的一种方法。虽然这种做法到底是好是坏仍有争议，但对本研究中的调研中心进行的民族志调研(MooreandMaynard,2002)有助于解释为何看似难以理解的序列模式在谈话中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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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萨克斯(Sacks，1993)的早期演讲发表以来，谈话分析已逐渐演变为一个成熟领域，用于分析交互谈话的顺序结构，或者说，人们如何通过依次发言及具体行动来完成社会活动。谈话分析的常见话题包括轮流发言(Sacks etal.,1974)、顺序结构(Schegloff,2007)、纠正(Schegloff et al.，1977)及话轮设计等。其中，伊曼纽尔·谢格洛夫进行的谈话分析对普通谈话“机制”的调查与详细说明最为突出。萨克斯1975年去世后，谢格洛夫成为这一新兴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梅纳德指出，谢格洛夫对谈话分析的“至高贡献”是结合了“大批”实际案例，而“不是仅依靠个别案例，萨克斯原本是打算利用个别案例来隔离出一些特别结构””。正是通过这些案例集，人们才发现了反复出现的模式与普遍活动。

常人方法论始于普通社会活动，继而扩展为技术环境分析；同常人方法论相似，谈话分析也始于对“普通交谈”的详细描述，继而扩展到对“制度谈话”的研究—即在专业及技术工作情境下的交互谈话(Boden andZimmerman，1991;DrewandHeritage,1992)。此外，由于有了适合消费者使用的摄影机，谈话分析又从对对话与录音磁带的分析，扩展到对具身交互与视频记录的分析(Goodwin,1979; Streeck, 1996; Schegloff,1998; Hindmarsh and Heath,2000;Moore，2008)。具身交互研究分析了参与者在交谈时，如何使用手势、身体方位、目光注视及一些器物来共同构建面对面的交互活动。

谈话分析师们采纳的是同一套方法论，其中涉及机械记录、转录规则及强调顺序结构等，使该领域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研究结果，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不仅出现了基于各个情境的为数众多的交互谈话研究，而且这些研究也有机地彼此参照。克莱曼这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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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分析主要以数据为支撑，通过归纳分析，致力于阐述各种交互活动是如何不断扩展的。而且，该领域成果激增，现有研究发现可作为后续调研的基础。（Clayman，1995：115)

在谈话分析的相关文献中，人们发现了不同环境中存在着一些普遍活动，而且这些普遍活动在特定情境中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比如，交互中的“纠正”，即重新排序或者重排顺序中的某个部分，首先是在普通的(英文)对话中有分析(Schegloff et al.,1977;Schegloff,1992)，但此后又在各种其他形式的交互中得到了确认与分析，从“制度性”谈话（McHoul,1990;Zimmerman，1992;Moore and Maynard,2002;Macbeth,2004;Arminen etal. ,2010),到成人与儿童交互(Wootton，1994；Forrester,2008)，再到非英文对话(Kim,2001;Wu,2006;Rosenthal,2008;Maheux-Pelletier andGolato,2008)，甚至是人机交互(Suchman,1987;Frohlich and Luff,1990;Frohlich et al. ,1993;Moore et al.,2011)。以上只是罗列了其中部分研究；所有研究都表明，交互中的“纠正”是反复出现在各类情境中的现象。虽然与定量分析相比，谈话分析研究本身分析的案例数量相对较少，但随着相关文献的不断累积，有可能出现一种独特的跨研究通则。

总而言之，萨克斯及其同事借鉴了加芬克尔的观点，关注各类实践，社会活动正是通过或在这些实践中获得了内生组织与局部实现。加芬克尔及其同事的常人方法论“以实证为基础批评”了人文科学(Clayman，1995：115)，而萨克斯及其同事则用一种新的归纳实证方法来进行研究，导致大批跨学科文献不断涌现。

常人方法论、谈话分析与技术

自20世纪80年代起，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就影响着人机交互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领域的计算机科学家们。露西·萨奇曼在其经典著作《计划与情境行为》(Suchman，1987)中，向计算机科学家们介绍了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以及对人类行为的情境化及行动原则的关注。萨奇曼在著名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学科交叉实验室，与计算机科学家们一起协作，将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人机交互与技术设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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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奇曼(Suchman，1987)批评了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的“计划模式”，按照这一模式，人类的行为与机器行为非常相似：都是由内部图式、规则、规范或计划来决定的。人工智能试图创造智能化的机器行为，给系统装上能引导其行为的一般性计划，就好比人类行为的认知脚本与图式。萨奇曼(1987)凭借常人方法论，认为计划模式是以对人类行为的错误假设为基础的，她借鉴了常人方法论，指出规则即资源，而非行为缘由，强调了人类行为是在实际情境中自然发生的、偶然的，而不是幻想的。萨奇曼(1987)邀请计算机科学家们直面常人方法论观察“情境行为”的挑战，并将这些挑战作为智能系统设计的基础，而不是用作被视为“丧失判断能力”的人类行为者理论模型的基础。

除了从常人方法论视角对“计划模式”提出批评外，萨奇曼(1987)还首次运用谈话分析来分析人机交流，更准确地说，是“人一人一机交流”。萨奇曼(Suchman,1987：ch.7)分析了嵌入在施乐复印机中的某个专业系统的使用情况。她研究的不是某个独立用户与系统的交互，而是分析了几对用户与机器的交互，以及这些用户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在相互协作中，两名用户自然要想方设法让对方理解自己的行为。萨奇曼利用两名用户间的谈话，充分展现了两人在使用系统时的实际推理。

除了用谈话分析来获取数据外，萨奇曼(1987：ch.7)还录制了用户与复印机间的交互。此外，在盖尔·杰斐逊(2004)的启发下，她设计了一种新颖的转录表示法，来反映用户行为与系统反应的各个细节。萨奇曼(1987:ch.7)用这种机械记录与细节转录法，进一步对人类与机器交互及机器程序逻辑中的故障进行了序贯分析。萨奇曼(1987：ch.7)展示了用户与系统是如何走进困局的。就系统设计而言，系统的主要局限在于对用户所处情境的特性不够敏感(Suchman,1987:169)，只能提供一般性指令。

虽然萨奇曼(1987：ch.7)分析人机交流的方法尚未被其他人广泛仿效(Frohlich et al.,1993除外)，但她对情境行为分析的呼吁，与计算机科学家们形成了共鸣。分析现实情境中的系统与细致而步步导引基础上的用户交互等基本概念导致产生了非常具体而可执行的设计见解。人机交互与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中的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涵盖了广泛的现象，从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如 McIlvenny,1990; Garcia and Jacobs,1999; Hindmarshet al.,2001;Moore et al. ,2007a,2007b;Szymanski et al. ,2006)到围绕计算机展开的协作(如 Luff and Heath,1993b;Hindmarsh and Heath,2000; Whalen andVinkhuyzen,2000)再到系统设计（如Dourish andButton，1998;Crabtree,2003;O'Neill etal.,2011)。下面我们将分析其中的几项研究。

第15章 常人方法论与谈话分析：当前数字技术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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