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研究

部分基于设计的研究着眼于探讨使用即将发生的技术可能引起的实际问题。比如，高山(Takayama)等人使用在线调查来研究人们如何看待机器人在未来的作用(Takayama et al.，2011)。该研究小组创建了视频原型机，使用动画机器人来说明旨在实现的相互作用，使该小组在实际制造任何机器人之前就能够探讨可能影响到机器人设计的各种因素，比如，“起作用的”预谋与反应。视频原型机以物理形式实现后，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响，但原型机有助于将设计可能性的数量减少到合理的程度，便于以保真度更高的循环实验来进行检验。

理想主义视角

为了激发新的技术或设计方向，部分设计研究人员理想化地呈现了这些方向的更广泛含义。人机交互中的一个经典案例是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 Englebart)设计的oNLineSystem(也被称为“创新之源”;Englebart,1968)。恩格尔巴特及其斯坦福研究院的同事们开发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技术，以“增强人类智慧”。这个激进的创新包括电脑鼠标、视频协作、超链接与复制一粘贴等原型机的设计(见图18.7)。这种理想化视角推动了在当时看来不同寻常的理念，即计算机应该用于帮助人类完成工作，而不是为人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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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苹果公司的知识导航软件也体现了对于技术的理想愿景(Dubberly，2007)。这段视频讲述了一位大学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一台带智能体的平板设备的交互，该智能体可帮助他安排工作、管理研究信息及与其他研究人员的交流(见图18.8)。这个研究展示了对未来的理想愿景，其中，计算与通信技术使得人们能够与其他人及数据快速互动。伟大的愿景设计就像电影和小说一样，要发挥影响，就需与相当广泛的观众形成共鸣；伴随这种广泛影响而来的还有许多批评与讨论。比如，许多人批评知识导航将技术魔幻化了。系统的语言识别、人工智能与视频网络完美结合，因而，让某些未来用户与设计者对于未来产生错误的印象。

理想主义视角与具体的原型机结合起来，就获得了市场认可度(Schrage，1996)。比如，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Tivoli/Liveboard项目组创造了工作会议的理想愿景，在这里，智能白板不仅使得人们能够远程共享某书写空间里的观点，而且使各群体消除了略显卑微的“记录员”角色心理(Pedersen etal.，1993;Moran et al.，1998)。在理念借由基础技术而在用户市场上实现之前，这些系统试图清晰地表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第18章“基于设计的研究”的预测、场所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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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视角

部分设计研究者采取了批评视角，来激发人们对于设计的意外结果的讨论与思考。比如，邓恩和雷比使用挑衅性的尖端设计来质疑消费者文化宣扬的假设(Dunne，2011)。他们创造了“技术梦想系列：1号机器人”来挑战人们的惯常认识，即将来某一天，机器能帮我们完成各种事情。他们的系列产品都属于“机器人”产品与旨在实现交互的软件，明确地摒弃了JetsonsTM等大众媒体所描绘的传统的机器人概念。他们所设计的机器人几乎毫无人类所惯有的怪癖与神经机能，反映了邓恩和雷比对主流机器人能力或合意性的怀疑。

同样，普尔普拉(Purpura)与同事们提出了一种名为Fit4Life的滑稽的系统，以抨击那种认为光靠技术就能够产生更健康行为的观点(Purpura et al.，2011)。作者描绘了一种由真实技术混合起来的系统—包括食物消费感应、通过鞋子来测量体重的“thinsert”—来监测并督促用户过上更健康的生活。该系统完全由普适计算研究群体当前开发的貌似真实的技术构成。然而，当这些技术被合并进某个超级感应反馈系统时，这种调节就显得非常可笑。在该文章的大部分篇幅中，作者引导读者相信这个系统是真实的，直到后来才激发人们对诱导计算中的设计价值与权术进行思考。还有些设计批评研究着眼于技术如何对边缘人群产生影响，如莱丹特克(LeDantec)对城市流浪者的研究(LeDantec&Edwards,2008)及迪萨尔沃让当地社群参与政策话语的尝试(DiSalvo& Lukens,2009)。

由于批判式设计的目的是激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设计研究者往往创造出新的方法来捕捉人们的多样化理解。比如，森杰斯和盖弗运用传统的基于实验室的Likert量表来评价其设计，但他们鼓励参与者对每个等级做好标识(Sengers&Gaver,2006)。这种不同于传统的做法令人们难以就研究结果进行比对。然而，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其目标不是要表明他们的设计比其他参照设计更优秀，而是为揭示其对用户的重要价值，考察设计者是否应成为仲裁者，来决定应该用什么价值观或度量标准来对设计进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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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基于设计的研究框架说明了研究人员利用设计所进行的各类广泛的活动，阐明了各异的目标如何导致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希望这个框架能激发更多不同，扩展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定义，让更多研究人员在基于设计的研究中找到归宿。部分设计研究人员可能专攻研究预测、场所与观点的某种特定组合。另一些研究人员则可能在不同的项目中尝试使用不同的基于设计的研究。然而，要探讨设计空间的各个层面并构筑起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需要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

设计研究者群体如何探讨预测、场所与观点

从预测维度来讲，研究的路径并不是统一或平坦的，而是倾向于沿着某些特定的方式演进。研究器物的发展往往是从突破到尖端设计再到模式，这个过程有利于新的设计领域的发现、开拓与系统化。个人可以通过某种设计组合来探讨特定的设计空间(Gaver，2012)，但要以突破演进为原则，则需要整个研究群体花费大量时间来共同推进。

在选择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场所时，个体研究者可以，也往往是利用多方面的策略，使用不同的研究手段（比如，他们先在实验室进行实验，而后进行现场调查；或者先在展览厅做观察，继而到实验室里检验关键变量)。设计研究者往往来回变换地点，对单单通过一种方法或视角不足以证明的观点进行综合衡量。尽管采用多种独立方法可能使研究者受到涉猎浅薄之类的指责，但这种策略也使得研究者能够找到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不只是解决某些特定方法提出的问题。

设计研究者往往以截然不同的观点为出发点，这大大有助于整个设计与研究群体。在任何领域，理想主义者与批评者之间、实证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之间、实用主义者与空想家之间，争论都持续存在，这种争论不仅提高了知识壁垒，也使未来符合我们的集体预期。虽然每个群体都声称自己的观点是最卓越的，但事实上，正是这些相互对立的途径的辩证效应帮助该群体成为了一个整体。

第18章“基于设计的研究”的预测、场所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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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设计的研究强调未来的可能性，形成的理论能够指导设计实践，揭示了有关人、文化与交互的见解。随着设计研究者这一群体不断壮大，人们对于澄清基于设计的研究结果的呼声越来越高(Zimmerman et al.，2010;Gaver，2012)。盖弗曾强调过，基于设计的研究应该是“暂时的、偶然的、有抱负的”，因而，并不一定要遵守某些标准、条例及具体的指导原则(Gaver，2012)。在对我们自己的框架及基于设计的研究相关文献的不断增加进行反思后，我们认为，在进行基于设计的研究或评判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文章时，有几点值得考虑。在我们看来，“好的”基于设计的研究应努力体现以下的部分品质：

预测性：设计研究者通过创建设计器物对未来做出某种猜想。

相关性：设计器物与理论生成代表了更大的社会关切，要么与当下相关，要么着眼于未来。

新奇性：设计器物不是模仿，而是原创的独特的设计。

成果性：设计器物能产生有价值的数据，为理论建构提供原料。

适应性：设计研究选择恰当的、与被选情境相一致的数据采集手段。

反映性：设计研究者承认自己的哲学立场，思考观点会如何影响观众反应。

审美性：器物的外观与形式是研究者刻意设计的。

设计研究与为设计而研究有助于设计研究者们打磨自己的能力。比如，设计研究者可以通过深思熟虑(Schön，1995)、反复创建原型机(Dow et al.，2009)及并行设计(Dowet al.，2010)来提升自已的技艺，这些实践都是专业设计师当前所倡导的。本章所概述的框架旨在帮助设计研究者们仔细思量各种方法与观点，选出最有利于自己获取知识的方法。

结 论

本章所讨论的研究活动将设计视作发展有关人、文化与交互理论的重要工具。通过描述基于设计的研究在对未来的预测、研究所处的场所、设计研究者采用的观点方面的差异，我们希望能帮助大家将各种变量合理化与合法化，突出基于设计的研究各领域间的共性。有时候，基于设计的研究借用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或美术中的方法与技巧。然而，由于其在目的方面有别于传统认识论，因而需要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来进行评判。在我们的框架中，我们提供了基于设计的研究的不同例证，讨论各个例证如何服务于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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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基于设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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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从基于设计的研究视角来看远程监控的演进

每个新奇的设计空间起初总有几个激动人心的案例。这些早期案例迅速吸引来许多追随者，他们继续为这个空间提供思想，发现未曾预见的局限与机会。一旦有足够多的设计进入到这个空间，设计研究者便能够展开思考，描绘其关键原则，阐明该特定设计领域的语言。这种演进过程明显反映在多个交互系统中。

远程监控突出地反映了基于设计的研究如何贯穿于我们的框架。1980年，明斯基(Minsky)创造了这一术语来描述让人们身在远方又仿佛置身现场的技术(Minsky，1980)。不过，这一观念出现的时间还要更早，作为对未来的一种反面乌托邦愿景：卓别林1936年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展示了工厂老板偷窥工人浴室的情景，雷德福1964年的电影《1984》(NineteenEighty-Four)尖刻地描绘了不停监视市民日常生活的“大哥”。这些电影仅对远程监控提出了批评，并未解释此类技术如何变为现实。

公众最早接触到的运作中的远程监控技术是1964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贝尔实验室的可视电话(见图18.9)。呼叫者坐在带有小监视器的电话亭里，与另一个电话亭里的陌生人进行视频对话。可视电话代表的是一类突破性设计，旨在改变日常通信方式。但这项具有超前设计的可视电话直到1970年才得到了继续发展。1968年，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发明的oNLineSystem从交互计算的理想主义视角展示了远程协作，也代表了远程监控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早期突破(Englebart,1968)。

远程监控的另一个早期灵感来源于艺术界，加洛韦和拉比诺维茨(Gallowayand Rabinowitz)1980年的项目“Hole in Space”是一个“公共通信雕塑”，两个整面墙大小的视频显示器将纽约与洛杉矶的公共场所连接起来(Galloway&Rabinowitz，1980)。街上的人们能够看见另一个城市里真人大小的陌生人图像，并且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与他们交谈。这个展示属于尖端设计，将设计空间扩展到群体对群体，而不只是人对人的交互。到20世纪80年代末，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EuroPARC及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系统性地探索远程监控，每个实验室都创造了多项尖端设计，来解决具体的远程通信问题。比如，办公室之间时时在线的非正式视频连接(Gaver et al.，1992;Buxton，1992)、美国和欧洲各地间的延时远程监控(Dourish&Bly，1992)。类似的还有保罗斯的“Personal Roving Presence”项目，试图将远程监控技术嵌入物理形态的机器人（Paulos&Canny，1998），成为现代物化社交代理研究的先驱(Venolia et al.，2010;见图18.10)。该群体的系列设计突出了不同的设计维度，揭示了设计机会，探讨了远程监控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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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充足的尖端设计探索，该领域基于设计的研究就能够集中精力理解关键变量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远程监控体验。奥尔森等就面对面协作进行了分析，列举了理想的支持通信的远程监控系统所具有的关键特征，比如快速反馈、及时更正、多渠道沟通及地方情境共享(OlsonandOlson，2000)。霍兰和施特罗塔(Hollan andStronetta)反对称，远程监控并不是总要有面对面沟通，认为有一些目标“不仅仅是在那儿”，预示着可以有一种成本更低、更短暂、更平淡无奇的远程监控形式（Hollan&Stornetta，1992)。卡罗尔等人(Carroll et al.，2006)扩展了这一概念，探讨了如何提升对一些时时进行的社会交互活动的知晓度，向同处一地的及远程的协作者提供“共同基础”，以提升对彼此活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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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各样的预测、场所与观点，设计研究者们塑造了今天的远程技术模样。对未来的部分早期预测，如视频电话及大型协作型墙面显示屏(Cisco、Polycom、Skype、WebMeeting等)，如今已变得十分普遍，而另一些愿景，如《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的全息甲板，已有人开始在实验室中展开探索(Dow et al.，2007)。由于这些新的远程监控技术的普遍适用性，研究人员得以在实验室与野外环境中更轻松地评价其他设计选择，设计人员也更乐意将远程监控技术作为自身公开展示的一部分。最后，我们依旧看到了一些对比鲜明的观点，既有出现在市场公关活动中的理想主义观点，也有主题影片中的反面乌托邦警告，还有促成更精细、更有用的远程监控产品的实用主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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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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