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研究

关键的是，这种增长并不是对数字编码技术成就的直接反映。与数字化相关的增长历来被认为是技术革新与文化实践及偏好的生成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对这种相互作用的理解本身就对经济学家及营销研究人员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数字经济仍然保持着独特的消费结构(Rayna,2008)。比如，一方面，普遍存在的动态“网络效应”能够刺激革新与增长。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锁定于”某些品牌与服务的根源。

总而言之，数字世界当前的格局并不是由实现了某些直接因果联系或影响的简单模式的数字编码技术引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从技术设计与文化偏好间复杂的互动中引发的。社会科学家们已痴迷于理解这样的动态结构，并且进而产生出了许多将这种结构理论化的念头，这种理论化被称为“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Bijkeret al.，1987)。特别要警醒的一点是，这些研究人员常常鼓动人们关注一个假设，即数字化带来剧烈的间断性，影响了我们的思考、行为、与他人的交往及对这个世界的描绘(如Weinberger，2002)。当前的新技术可以说是延续了被融入人类建设与工艺中的技术发展史(Sennett2008;Sigfried，1948)。新媒体一直致力于转变我们思考与再现自身经历的模式(Friedberg,2006;Olso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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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新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此普遍，那么社会科学家们如此关注数字产品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除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之外，这些数字产品还有别的意义吗？实践中，某些数字技术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虽然一些数字技术受到了社会科学的迫切关注，但还有一些技术则不然。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即这些数字技术极大地重新塑造了人类行为。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塑造”一词是个值得认真斟酌的关键词。

柯尔和格里芬(Cole and Griffin,1980)将该词与人们对技术革新的传统理解进行了对比，发现后者运用了效率、经济和扩增等各种表述。他们认为，这些术语限制了我们对变化及影响的憧憬。“扩增”(在工程学领域)意味着增强某些信号的强度，但被扩增产品的基本结构并未改变。就人类活动而言，使用这种“强化”意义上的扩增效应有时并无坏处。比如，与自行车相比较，摩托车不仅能够加快从A点到B点的速度，而且强烈地改变了我们的交通体验，从多个层面重新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因此，我们可以说，内燃机“重塑”了旅行这种文化活动：摩托车不只是加快了旅行的速度，而且重构了我们的世界因为其解决了人们的基本旅行需求。同样，给予某些文化实践(如教育、购物或存钱)以适当的数字技术并不只是从速度、效率或经济性方面“强化”了那种体验，而是使那种实践从此变得不同。数字技术重塑了我们的行为结构。社会科学家们对这些转型具有天然的兴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会大致说说他们感兴趣的是哪些“重塑”范畴。

因此，在本文的剩余部分，我们将运用简单的“三部分式”结构来概述与数字技术研究相关的部分核心问题。每部分都配有一个小标题，各个标题之下都会讲到这种技术如何重塑了人类体验的形式与文化实践的多样性。首先，在“假体”这个标题下，我们将讨论个人如何将数字技术与自身的日常活动结合在一起。其次，有关数字表征的部分，我们将探讨这些媒体如何给表达行为提供了新的机会，以及阅读或解释此类构建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最后，关于协作的部分将关注社会互动中的数字媒体，讨论这种技术以哪些方式支持与他人的沟通、合作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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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体

假体一词暗指创造更复杂行为系统，将技术融进人类行为的环境。其中，“认知假体”一词尤其有意思(Clark，2003)，意指这些技术有可能拓展我们的思维与推理方式。这种可能性自然是心理学的关注内容，虽然心理学也是在探讨了人们将数字技术作为理解心理活动的资源的其他动机之后才采纳了这种假体理念。

按理说，心理学是唯一一门专门通过数字化背后的数学及工程学概念来理解数字化的社会科学学科。香农在1948年撰写的关于信息理论的著作对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正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信息是可以度量的，因而也是可以进行系统化科学研究的。他在论文开篇写下了如下内容：

通信的基本问题是要在某个点上再现从另一个点选择的确切或相似信息。信息往往是具有意义的，其意义是指某些物质或概念实体，或者通过某个系统与某些物质或概念实体产生联系。通信的这些语义因素与工程学问题无关。(Shannon，1948:379)

正如格莱克(Gleick)所言，“信息的源头在外部，而信息的接收在内心，心理学家不会考虑不到这一点”(Gleick，2011:259）。因而，研究人员开始用计算领域的术语来对精神生活进行概念化，将精神视作一种信息处理与传输体系(如Attneave,1959；Broadbent，1958)。行为主义者频繁使用的压迫性用语“刺激”与“反应”退出舞台，而以信息传输与接收来定义的人类认知词汇开始流行，所谓的“决策行为”被简化为“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可度量）。人们围绕这种人类认知体系的有限“通路容量”开展了许多研究，米勒(Miller，1956)强调我们可以通过策略性地重新编码来克服这一点。事实上，认知体系采用的这种独特的输入机制已经成为更丰富的认知心理学形式的基础，这比盲目以信息论计算模型为基础的心理学更加丰富。然而，把神经元当作二进制信号设备，这样的认识仍然吸引着人们以信息处理为基础进行理论化，不过，现在更多的是对数字体系的模式构建(如联结主义者的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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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计算角度对精神进行比喻直到近来才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维果茨基（Vygotsky,1978)及其他文化历史理论家们的研究都强调工具作为理解人类思维的理论资源的重要性。比如，许多研究围绕的主题是，随着书写及随后的印刷的出现，成为改变人类认知、意识及社会关系的技术(如Olson，1994)。与此同时，有关问题解决自然情境中的人类思维的经验研究(如Hutchins,1995)也推动了认知“分配”的概念(Salomon,1993)，这意味着精神活动自然会将物质与社会世界融入其计算中。随后，克拉克等学者进一步运用“扩展心智”概念对这一理念进行了解释，对人类精神囿于人类躯壳的观念提出了强烈的质疑（Clark，2003；Clark and Chalmers,1998)。

人们常常借用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Bateson)的著名论断来解释这一理论化方向。贝特森写道：

假如我是盲人，拄着拐杖走路。走路的时候，我边走边用拐杖“哒、哒、哒”地敲击地面。“我”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的心智是掌握在拐杖的手中，还是囿于我的皮肤？是从拐杖的当中开始呢，还是从拐杖的顶端开始的?(Bateson,1972：459)

此人的拐杖是一个假体。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认知假体”，因为它无疑将数据(哒、哒、哒)融入此人的思维与推理中。显然，由数字工具所能提供的丰富信息管理使这些数据成为“扩展心智”的重要组成元素。然而，正如前面所强调的，这不只是“扩增”了心智能力这么简单的问题。斯帕罗等人(Sparrow et al.,2011)所做的一份研究展示了记忆的数字扩展是如何借助于改变认知活动的结构而实现的。他们的研究表明，对互联网作为一种存储器资源的认识，重塑了我们掌握新信息的方式。因此，对访问互联网的期待实际上是减弱了信息本身的记忆，而增加了去哪里(在线)寻找信息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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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这个认知假体概念显然促使许多心理学家开展了研究活动，并且对教育学及学校制度的设计也有借鉴意义。因而，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教育改革宣言都将数字技术当作其最重要的愿景。然而，社会科学领域也常常发现，教育实践者们显然不愿承认这些适应性活动需求，即：学习与研究越来越需要借助于认知假体这一概念(Collins and Halverson,2009)。

表 征

现代心智文化演化的核心成果是我们获得了回顾以往经历，并将其重新描绘给自己或他人的独特能力(可比较唐纳德1991年的研究）。我们通常认为语言是完成这些目标的重要表达工具：先是通过口头讲述这种语音模式，继而，通过书写更有力地将这些经历记载下来。事实上，许多教育活动都与此有关，教育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努力让年轻人获得书面素养(OlsonandTorrance，2009)。

当然，书写下来的文档可以转换成数字格式。这一发现看似很普通只不过是把文本从一种物理媒介(纸)迁移到另一种媒介(屏幕)上。但大量研究表明，人们亟需更加舒适地使用这种经过调整的书面形式(Haas，1996)，因为这些“迁移”涉及许多格式，而这些格式有时会令生疏的用户摸不着方向—尤其是那些过去容易通过名称来辨识的对象被强行赋予新的设计时。比如，数字报纸的阅读体验是不同于纸质报纸的，但数字报纸在屏幕上呈现给用户时仍然要像“报纸”一样。同样，学生的(数字)论文也可能利用了传统学术格式中难以用到的多种可能性，于是阅读起来也不同于纯文字版。

当然，数字技术对人类知识表征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从纸张到屏幕的媒介转换。这种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数字素养”一词成为时尚。数字素养如何养成成为现代教育实践面对的难点(Cervetti etal.,2006)。“素养”一词也因而得到了扩展，不再只是指原先的与印刷文字相关的内容：从“读写能力”扩展到“无论信息如何呈现都能够理解的能力”(Lanham，1995：198)。克雷斯(Kress,2003)特别指出了多模态的日益重要性，以及通过各种表征系统来表达观点的重要程度。按照他的分析，每一种通信媒介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与可供性。数字素养就是要获得“读懂”这些体系的信心(Buckingham，1993)。社会科学研究既要探讨这些新的表征形式的本质属性，也要研究我们学习解读这些表征形式时即将面对的现实挑战(Batema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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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对素养要求变化的研究还有待扩展。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革新的范畴正日益扩大，已经涉及了制度性层面，尤其是指传统的、公开的通信类型如何得到了数字技术的重塑。在艺术领域，这往往反映了数字媒介提升受众表演交互性或参与性的潜能(如Ryan，1997)，人们对具有多模态可能性的“电子文献”的兴趣越来越浓。在学术界，电子媒介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拥有了更广泛的知识来源及新的知识组织与获取渠道，而在多模态方面的影响则略小。下面对这几个问题的评论或许能够说明数字媒介是如何引起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趣的。

第一个问题，即知识来源方面，出版物的(互联网)数字化与介入全球化网络的扁平化结构，已经使人们能够更加广泛地参与到知识结构的公开讨论中。其次，安德森(Anderson,2006)的“长尾理论”引起了人们对于互联网如何让人们接触到更罕见物品(即那些通常会消失在零售业需求曲线“长尾”中的物品)的兴趣。今天，在现实超市中无法上架的物品能够更轻易地从互联网专营市场中被找到。我们找到非畅销书籍与非流行音乐的能力常常被人们用来证明保护(及赞扬)长尾的好处。其实，任何类型的信息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得到长尾的保护，包括学术。普遍存在的万维网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来支撑更多的作者(他们确定了这个长尾的扁平程度)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继而又引出了权威性问题：持怀疑态度的基恩(Keen，2007)已经强调过这个问题，他指出了一种危险的“业余爱好者崇拜”，因为对学术(或新闻、评论)权威性与可靠性的保护会变得更容易被颠覆。这些问题之所以会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是在于它关系到如何引导学生在该领域开展深入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对数字素养要求的进一步扩展但这种素养包括的不仅仅是对公共知识的社会及政治结构的一般关注。

同样必须关注的还有数字对知识组织结构的影响，尤其是如何设计一种便于用户进行探究与搜索的结构。数字编码信息越来越多，无疑会增加我们对理论推理的难度。当然，随着信息越来越丰富，数字搜索的工具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点是没错的；但我们需要对这些搜索工具的权威性与搜索策略进行思考与理解。信息科学或许能够详细阐述这些属性(如Morville,2005)，但要设计并实施能够有效培养数字素养的教育过程，则需要借助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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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

最后一部分讨论的是数字技术在我们所参与的社会交换中的媒介作用。有意思的是，这种技术—至少个人电脑这种形式—原本是有可能让用户脱离社会的。早期的研究观察者们热衷于记录工作与游戏环境中的强制性参与模式(Kidder，1981；Turkle，1984)。当时人们主要担心的是技术在学习者中培育“孤立思想”(Kreuger et al.，1989:113)，预言“从中学到的是冷漠、脱离自身及他人，为人冷漠、没有人情味，而只与计算机有互动”(Kreugeretal.，1989：114)。虽然此类声音直到目前也偶有出现，但很显然，技术现在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社会交往，而非社会孤立。

在这个标题下可以讨论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此处我们只是想对此进行一些概述，让人们大致了解当前社会科学面对的挑战。本章结尾部分，我们将简要思考三个主题：个人通信的电子媒介、协作关系、参与结构。

调节协作—关系与互动

在描述数字介导的个人通信模式方面，“社会交往”一词为人所熟悉。这个词传递的是一种积极效应，讲的是与他人的和谐相处。然而，社交网络的设计并未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本宁格(Benninger，1989)尝试着对19世纪的劳动机械化与当前普遍将人与人关系机械化的程序结构进行了类比。正如博伊德(boyd,2007a)所言，网络中的做法是将人与人的关系分为“好友”与“非好友”，而事实上，人们对相互间关系的认识是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逐渐加深的。在数字社会，近来出现的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线上欺凌的普遍出现有时称作“网络欺凌”。许多年轻人反映，这种迫害是他们使用互联网所不愿看到的结果(Li,2007;Stomfay-Stitz andWheeler,2007)。

然而，这里也存在“妖魔化”数字通信的风险。博伊德(boyd,2007b)指出，通过研究，人们有机会理解年轻人是如何摸索其社会身份的，比如如何在数字社会中寻找艳遇(Doring，2002)。显然，这些社会科学视角虽然解决了个人通信与关系的问题，但在数字技术领域还有许多内容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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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协作——合作

社会科学家们特别感兴趣的一种社会关系形式是能够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为创造某些共享知识而努力。对这个话题进行语义解释是困难的，我们常常难以分辨，简单的“交流”在何种情况下属于“协作”。通常来讲，当交流有非常集中的焦点，或者旨在创造某个特定产品或成果时，就可以算作“协作”。在这些情况下，往往需要更加有组织、有指向性。数字工具的有趣性恰恰体现在对这些组织及指向的管理上。

协作的核心任务是创造一个协作者们都知道的外部(因而也是共享的)表征，并经常进行更新。克鲁克(Crook，1994)曾表示，数字媒介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资源，可用于创造并管理人们的共同认识。个人电脑创造了一个环境，使人们拥有了协同工作的机会，如问题的多种表征模式、在这些表征上的互动工具以及对协作者工作成绩的持续记录。这种协作媒介的工作方式已经成为“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的核心问题。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并不只关注与“小部分人如何解决问题”相关的隐秘交流形式。数字工具也使得个人能够进行远距离协作，甚至完成一些并不需要同步进行的工作。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得益于数字网络设施。这些环境创造了一种能够让所有参与者交流的结构，以及表现并保存其共同认识不断演化过程的表征工具。研究这些工具如何协调分布式协作，是其中一个设计领域，即“网络化学习”优先考虑的内容(Goodyear,2002)。

调节协作——参与者

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惹人注目的个人发声平台。而且，个人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发声”可以呈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文字、声音、图像、视频，或者这些形式的混合。因而，该平台的用户将此看作自己进行创作、抗议或发表知识见解的机会。然而，互联网创造的是一个多种声音表达的平台，因而，也提供了用户间互动的可能性。个体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成是“参与”，因为个体表达的声音也会得到他人的认可与配合，而这种配合又形成了某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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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共同参与。

不过，协作的实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的协作可能采取的是相对独立的对话或交谈形式。这种交流可能表现为在博主的帖子下面发表评论。协作也可能不那么私密，比如在某个基于文字讨论的论坛上就大家共同关注的某些问题进行讨论。还有可能是极其分散的形式，比如在Twitter的数据流上发表内容。

当人们的互动有了更多的持续性与连贯性，并且能够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后，就可以实现更多的交谈形式。那么我们便可以很自然地说，在线“社区”已经形成了要么是参与者刻意塑造的，要么是临时拼凑或自发整合的结果。可以说，数字通信的发展已经鼓励人们慢慢地接受了“社区”一词。比如，尼伦伯格(Nunberg，2001)指出，“社区”一词从本质上来讲大体是正面的(“恐怖主义社区”或“恋童癖社区”等词汇听起来总是有些奇怪的)。因而，如果有人试图将“社区”一词当作成功的数字协作的典型，那很可能意味着，他是盲目地接受了数字通信，并未充分思考以“社区”为基础的论证、决策或问题解决是否真的得到了优化。这其中的不确定性涉及对数字化社区运行规范的理解，因而自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对象；无论此类社区是仅限于网络，还是将在线交流与传统的面对面沟通方式结合在一起。

在线社区的联系证明：以数字为介导的参与式协作，能够产生更丰富的社会结果。与此同时，另一个极端情况是与网络化沟通相关的松散组织结构，即该结构中的大量个体或许并不会在这里频繁交流，个体彼此之间或许并不相识。此类群体有时被称作“大众”，尤其是这些构成人员是聚集到一起来发表评论或听取意见的，这些群体形成的结果被称为“群体智慧”(Surowiecki，2004)。有些研究人员倡导人们努力对这类由松散参与者组成的网络进行动员与结构化，从而形成更加正式的大规模协作型智库，以实现“大众创新”(Leadbetter,2008)。这一想法遭到了部分人士的批评(如Lanier,2010)。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帮助人们理解如何才能形成令人满意的协作。

人们对参与式协作持怀疑与批评态度，由群体智慧的现实窘境可见一斑。有人委婉地强调要有包容性。然而，无任何限制的包容一定会激起人们对随意发表言论与信息的担忧(Keen，2007)。而且，若是有人不认同数字通信成功地开创了政治参与及抗议的说法，听起来是十分不友善的。然而，有评论家指出，通过数字通信进行的松散的政治参与，与早先基于结构完善且可持续的社会群体关系的参与，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Caldwell,2010)。这再一次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来告诉人们，有哪些补救措施可塑造新的数字参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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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当身份、社会及文化的巨大变革是由于某项特定技术而引起时，我们的确有理由感到不安。若用决定论态度来对待数字影响，只会蒙蔽了我们对这种影响及因果联系更为复杂而有趣的动态性的认识。然而，要详细阐述这一推动力量远非本章所能涵盖的。幸运的是，随后几章将进一步论述其复杂性，激发人们的兴趣。本章旨在为大家粗略地勾勒出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社会文化力量。因此，本章的重点是数字编码如何创造了新颖的产品与表征，以及相关的创造、分享及解释等新的文化体验是如何围绕这些内容而展开的。这些新的文化体验深深地吸引了社会科学家们。当使用数字产品产生了相当新的体验结构，比如虚拟世界中的内容可通过数字素材来构建时，这种兴趣被进一步放大。最后，我们也指出，对数字编码的日益关注如何刺激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新的理论形式。简而言之，这是理论学家、设计师及从业者们关注的广泛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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