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11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导论 《资本论》研究的当代境遇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述，是诠释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在当代新的境遇下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仍然绕不开这座思想高峰。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简称 MEGA2）的陆续出版，以及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权威而完整的文献资料，而当代理论思维水准的提升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也为我们重新研究《资本论》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从文献（文本)、思想和当代性三个维度进行融经济学、哲学与社会理论于一体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把《资本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①

一、《资本论》著述原貌的文献学还原

谈及《资本论》，除极少数文献学家外，过去相当多的论者基本上都将其视为一部“俨然已经完成了的著作”，而离开其庞大的笔记和手稿群，甚至离开马克思本人的“第一手稿”，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的三卷“通行本”来展开研究。现在看来，这种研究明显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随着MEGA2中专门刊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15卷23册的第二部分业已出齐，再加上其第三部分“书信卷”第8\~35卷大量涉及《资本论》的通信，以及第四部分“笔记卷”第2\~9卷所刊布的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文献的刊布，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将不断被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文本实际上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笔记部分”，即MEGA2第四部分第2\~9卷所涉及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和“伦敦笔记”（1850年—1853年)，此外还包括正在编辑中的第14卷的“危机笔记”(1857年—1858年)。这些笔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正式写作前的准备材料，记录了他从思想先驱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展开自己的思考和重构的思路及过程，几乎触及后来《资本论》手稿中的绝大多数材料和议题。特别是由于后来的手稿实际上也非常凌乱，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常常出现中断，这些笔记就成为索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结构和叙述逻辑的重要参照。二是“初稿部分”，在过去稍微深入一些的研究中，人们总认为《资本论》有三个手稿，即著名的“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而MEGA2根据新的文献补充和修正了这种说法，它不仅通过第一部分第2卷刊出了“1844年手稿”中的三个手稿，通过第二部分第1卷的2个分册、第3卷的6个分册刊出“1857—1858年手稿”，而且通过第2卷将1858—1861年马克思留下的材料(包括7个笔记本的前言、两个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阶段”、第1分册、《资本论》第1章的“计划提纲”“引文图解”等)和恩格斯的评论一一予以刊出，又通过第4卷3个分册将所谓“1863—1865年手稿”修正为“1863—1867年手稿”，公布了从1863年至《资本论》第1卷正式出版前马克思的全部手稿。这样说来，所谓《资本论》的“手稿部分”实际上指的就是1844—1867年马克思所写下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所有初稿，而“三个手稿”的说法只具有相对的或特定的意义。三是“整理、修改稿部分”，即MEGA2第二部分第5\~10卷刊出的全部属于《资本论》第1卷的各种版本，包括其德文第1版、德文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第11\~13卷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第14、15卷刊出的《资本论》第3卷的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整理过程稿、恩格斯出版稿。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甄别同一卷次的这些不同版本呢?因为它们之间不仅在字词和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①。

①导论第一、二、三部分摘自聂锦芳.《资本论》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当代性，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6）：47-64，156.经作者同意，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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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本论》第1卷的版本都是由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4版，但MEGA2提供的材料表明，1867年出版的德文第1版只有6章，而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文版则扩展为8篇33章，1882年的德文第2版又修正为7篇25章，1887年的英文版则为8篇33章(与法文版也不完全一致)，而1890年的德文第4版确定为7篇25章。再如，把MEGA2第二部分第11卷（分2个分册）中刊出的《资本论》第2卷的马克思手稿与第12卷刊出的恩格斯对这些手稿所做的整理过程稿以及第13卷刊出的正式出版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恩格斯删减和增补的句子、公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处理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稿内容的概括部分，有些方面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对《资本论》思想的“恩格斯式”的理解，而且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的时候，没有查阅过一本马克思当年写作时参考过的书籍。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中文新版《资本论》(2004年）改变了从俄文转译的做法，而根据德文对原来的译文做了校订，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第1卷校订依据的只是MEGA2第二部分第10卷(仍然是德文第4版)，而对其他各种版本之间的不同也并没有在注释中详加说明，更使人不能理解的是，第2、3卷校订依据的竟然不再是MEGA2，而是倒退到作为“通行本”的柏林狄茨版(1963年)!这样经过MEGA2编辑那么多年悉心甄别、考察和辨析而取得的研究进展就没有能够在中文新版得到充分体现。

四是“书信部分”。MEGA2第三部分“书信卷”从第8卷开始到第35卷大量涉及就《资本论》写作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相互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名致他人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致他人的信，以及附录中包括他人分别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他人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以及他人相互之间的通信。这些书信表露了马克思长达40余年创作的艰难经历和真实心迹，也展示了其同道参与这一巨大的思想建构工程的原委和过程。以上这些关乎《资本论》的材料的刊布，将颠覆人们印象中它几乎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著作的传统看法，表明《资本论》“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发展过程中”①的实际情形。如果不将这些文献纳入《资本论》研究当中，就难以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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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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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资本论》研究中，论者的关注点主要是对其成型、定稿部分(恩格斯整理的三卷本）的思想观点的概括和掌握，而现在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刊布必然要求我们将这种研究转向对思想史的探究，转向对马克思曲折的探索历程背后思想视野和嬗变的理解和分析，这将大大拓展、深化《资本论》研究的视野和复杂性，也为排除各种干扰、更加准确地把握《资本论》的精髓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资本论》研究的“当代”视角省思

鉴于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过相当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资本论》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对于《资本论》研究，“当代”确实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以此为基点当然可以“激活”文本中一些过去关注不够乃至被忽略、被遮蔽的思想，然而如果不注意限度和界域，它又会造成一种新的“片面”，致使另外一些思想被忽略、被遮蔽；时易世变，到那时我们又必须回过头去反复“折腾”文本这样，不同阶段的研究之间就只有否定、“断裂”而少有传承和积累。比如，过去冷战时期，在对《资本论》主旨思想的阐释和概括中，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它对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之本性的揭露和对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制度的批判；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指导作用；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资本论》的逻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的论证；矛盾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的运用；对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的阐发；等等。而现在身处全球化时代，很多论者又从中读出：资本本性的二重性，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资本的逻辑”及其结构化特征；对国家与市场关系和“虚拟资本”的新思考；“存在论”哲学，“生存论”转向与“现代性”内涵；“社会有机体”结构学说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等等。这样，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思潮的转换，《资本论》研究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随意性言说和“时尚化”追求，而缺少了科学性、客观性和恒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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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rl-Erich Vollgraf. Unsere nicht alltägliche Editionskonstellation bei den Materialien zum zweiten und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s. MEGA-Studien, 200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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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实，在上述两种不同时间段的讨论中，阐释的观点相异但研究方式却是一致的，即都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阐释思想，而是从时代“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自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所谓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资本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在于寻找对现有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动机如此的“功利”，自然会使得解读者在解读时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比如，他们一般不会对《资本论》的全部著述做通盘考虑，特别是对那些散乱的但篇幅巨大的手稿和笔记等常常会弃之不顾，而往往只会选择那些成型、定稿的部分；同时，他们对成型、定稿的作品也不会全面研究，而是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即根据当代问题到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毫无疑问，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文本本身只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资本论》思想的完整性必然被严重地肢解。

《资本论》的思想是一个“结构”，各种不同的观点、论断和思路确实以各种方式或隐或现、或系统或零散地存在于马克思庞杂的手稿中，但它们在马克思心目中以及在《资本论》思想“结构”中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对其当代价值和意义进行重新评价，但不能不顾文本、论证过程和逻辑而天马行空地阐释，不能借口体现当代性、实践性，为图解和论证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而肢解文本、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不能为与当代流行的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潮相挂钩、相匹配而把字面符码相同但含义有很大变迁的思想抽象出来无原则地讨论，不能借文本研究之名肆无忌惮地阐发自己的思想，不能热衷于生造拗口、晦涩乃至别扭的名词、概念以掩盖对文本内容的肤浅掌握，却称之为“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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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仅仅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就进行解读，必须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

强调文献梳理是必要的，但仅有文献材料又是不够的，因为对它们的解释、分析和判断非有总体性思考和哲学视角透视不行。比如，由于《资本论》第2、3卷的恩格斯整理稿与马克思原始稿之间的差异，引发了《资本论》研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讨论。但在过去它并未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认为这是不需要多加讨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是联为一体、完全一致的，他们的著述、思想和观点可以不分彼此或者相互替代。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和解读方式值得反省。长期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成果之所以相当有限，与这种大而化之、不求甚解、缺少细节考证和个案支撑的研究方式十分相关。特别是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必须改变那种只根据教科书的体系、只从原理和教条出发、单凭纯粹的信仰和热情来领会和掌握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的“反专业”“非专业”途径和方式。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对问题的理解才会更加全面、客观。但是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于过分纠缠于细节、个案的讨论而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形，根据实证材料做出的结论好像很“客观”，但不同的实证材料引申出的观点彼此间却差别很大甚至正好相反。就同样的材料而言，也可能出现以偏概全的倾向。

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判定既需要考证和梳理文献、文本，更需要从宏观和整体上进行把握和理解。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注重实证，但又不“唯实证论”。单个看来，“对立论”与“一致论”者都持有真实而可靠的文献依据，推论上也大都符合逻辑。然而综合地看，这些不同的文献是需要对比、鉴别的，是需要从总体上判定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本质性的。论者不能预设前提，不能按照一种既有的观点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出发，只关注、选择那些与其有关的有利于说明、证实和论证这些观点的文献，进而做出超越实际情况的论断。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直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做辩护，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突出问题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然而这种思路只是一种循环论证：它从问题出发，到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文本中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以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最后又回到该问题。实际来说，这种循环对于该问题本身没有增添多少信息量，因为就它所关涉到的社会现象而言，《资本论》的时代肯定不如现在这般复杂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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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我们时代的问题，单纯从马克思文本中发掘，也并不能为这一问题的当代解决找到真正的出路。而从《资本论》文本本身出发的思路，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背景、原初含义，以及不同思路和意义演变与当代体征，这样我们既看到历史的延续和累积，也能把握创新与重构的机缘，使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真实地呈现出来。而这种方式超越其他群体的观照的意义在于，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凸显了《资本论》及其思想的价值，这是那种动机极为“功利”、旨在单纯图解社会现实问题和流行的思想观念而研读文本的方式所不可能达到的收获。

我们看到，这样的《资本论》研究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对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与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现实中，有的人希望在《资本论》中直接找到拯救危机的药方，但仔细地甄别就会发现，这种思路混淆了历史与现实、文本与实践之间的界域，试图使《资本论》卓越的思想所具有的方法论价值体现在对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的直接解决上，这是可能的吗?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对《资本论》的探究是更深邃了还是更肤浅了呢?这种“当代性”诉求是一种合理的期待还是过分的苛求呢?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今天与《资本论》的时代相比，虽然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但在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提醒我们，必须注意《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时代变迁所导致的差别，写出它新的篇章，而这关乎新理论的建构，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在当代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不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到文本中去寻求解决方案，或者单纯靠一个外在的理论框架或当代流行的思潮和方法去“挖掘”和“阐释”其思想，而是在扎实的文本、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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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论》思想的“文本学解读”

推进当代《资本论》研究，我们就必须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把文献考证与思想阐释结合起来，在通盘梳理《资本论》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文本个案内容的详尽解读，概括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揭示其深刻的内涵和曲折的论证逻辑。这一思路主要针对的是，在过去国内外哲学界对《资本论》思想研究中，研究者大都是把这一著述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宏观观照、抽象讨论的，或者把它看作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所建立的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或者使这种研究成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乃至西方某些哲学派别思想的论证，这样就没有把《资本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完整地呈现出来、客观地概括出来。

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理论阐释到什么地方，理论史的梳理也跟进到什么地步。1862年末至1863年初，马克思形成的《资本论》的结构原先只有三册，他当时把理论史部分分散安插在各册中。到后来，由于理论问题的盘根错节，对逻辑顺序的反复斟酌、思想叙述的集中考虑和对文稿篇幅的平衡等，马克思后来逐步有了把理论史部分从《资本论》三册中分离出来的想法。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

对《剩余价值学说史》原始写作状况的简单梳理和对它在卷帙浩繁的《资本论》手稿中地位的甄别使我们看到，一方面，理论史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创作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理论难题廓清和解决的前提条件。剩余价值是《资本论》的主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不同层次上、从不同角度对其起源、表现、本质和规律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究。《资本论》不是另起炉灶从新开始，其所完成的理论建构则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超越，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辟的问题域中各个突破，进而实现整体超越。这样说来，在理论所关涉的每个问题上辨析毫芒，甄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原始意旨、他们对这些问题如何推进又怎样重蹈误区，就成为进行新的思想创建的前提。而以史的方式把对问题的不同理解连缀起来进行叙述和评论，又会勾勒出一幅古典政治经济学史连贯而完整的图景。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创新置于这一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更能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这种理论史的梳理为马克思的理论建构廓清了思想前提。研究整部手稿仿佛走进了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创立和锤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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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理论问题又统摄着理论史的方向、线索和逻辑。他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派理论，并不是按照严格的历史的（编年的）顺序梳理的，而是按照理论问题来选取思想史材料，进而做出分析的。无论是对学派演变还是对理论发展的梳理，这部手稿都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剩余价值问题进行的。也就是说，他考察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派发展史，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史。马克思感兴趣的是，某个经济学家在剩余价值问题的研究上做过哪些贡献，处于何种地位。因此，材料的安排和叙述，总是围绕对理论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来进行的，按各个人的理论（或某人的某一方面理论）在学说史上的地位来安排的。理论问题既确定了理论史所关涉的大致轮廓和方向，也规约着思想发展的进程与线索。而理论统摄下的理论史的清理，既揭示出思想演进的逻辑，也促进了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理论史的清理与理论本身的建构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使马克思的叙述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和水准。

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①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以及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别，这些变异和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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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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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与结局。所谓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现实的社会结构。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资本论》中他通过对原始积累的深刻分析，描绘了这一产生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生产两极化的内在规律，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在商品生产中，货币和商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最初并非资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定的条件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需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因此，资本关系是以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为前提的，资本关系的产生过程，就是劳动者和他们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不断扩大和强化这种分离。

马克思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资本。一方面，“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给劳动者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却又是历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它使劳动直接具有社会劳动的性质，第一次使生产在社会规模上进行，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就在于：“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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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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