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11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第二张“药方”是要求资本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即根据需求进行生产，确保生产的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就被消费。这样，流通时间等于零，价值就完全得以实现，即价值创造与实现完全统一，彻底解决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分离造成的矛盾。在实际生产中，不排除个别资本可以按订单生产，而且订单的需要与自身的生产能力高度一致。但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这绝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不可能在全社会的层次上完全按照需求生产，而且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也会产生新的需求。同时，资本利用自身的优势也不断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引导需求的发展。因此，所有的资本生产与社会需求保持完全的一致，仅仅是空谈。这种观点还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忽略了由于科技进步等因素而带来的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从而导致资本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商品的价值等）的丧失。价值的丧失破坏了原有的、平衡的价值比例关系，也就无法保证资本会根据需求进行生产。

第三张“药方”是要求资本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生产，完全实现产品的价值，以根除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从消费的角度说，不是因为工人或资本家的消费过少，而是在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比例方面，消费得过少，生产得过多，即生产的部分价值无法实现以至于生产中断。实质是相对于社会消费能力来说，生产的产品过多了，而非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必然是资本的富有与社会的贫穷共存，因为分配的决定权在于资本。

根据订货进行生产，意味着资本能够获得的利润是一个被预先确定的数量，其内在的追求无限价值的欲望被消除了，生产完全取决于外部要素，自由竞争、扩张的能力丧失了；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生产，意味着资本放弃了分配的决定权而与雇佣劳动具有同等的地位和能力。这两张“药方”，只有否定了资本的生存方式才能实现。资本要求积极发展生产力以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为了避免危机就要保持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以维持一定的比例，实质是给资本的利润量预先设定了一个“天花板”，也就消除了资本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无限增殖的欲望。根据订货进行生产或按比例生产，实质都是要求资本与市场、与社会其他要素建立一种一成不变的关系。此时，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各个要素之间形成环环相扣的、高度精密的运动关系，以维护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这已经不是资本了，而是对资本的否定。

第十章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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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张“药方”是提高工资，增加工人的购买力。这种观点立足于流通领域中的消费问题，提出增加工人工资、提高购买力而刺激消费，促进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确保资本的价值循环与物的循环保持一致。这个观点赢得了所有的善良的人的支持，然而，事实无情地告诉我们，这只是一厢情愿，提高工资根本不能根除经济危机。

关于危机与购买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①有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就是因为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不足，即工人得到他们自己的产品中的份额太小了，只要得到他们自己产品中的较大部分，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问题恰恰是每次危机之前的一个时期，工人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从供消费用的年产品中也确实得到比较大的份额，按照上述的逻辑，危机应该被消除了，实际情况则是，提高工资只是危机的前兆，而不是消除危机的良方。

马克思不是就消费而抽象地谈论消费，而是深入分析工人的必要消费资料（Ⅱa)和资本家的奢侈品（Ⅱb）两个分部类之间的关系，并把消费问题置于经济危机中进行考察。年产品中，奢侈品所占的比例越高，奢侈品生产所吸收的劳动力就越多，生产奢侈品的工人赖以生存的工资就越依赖奢侈品的出售，即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奢侈品的消费，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奢侈消费。现实中，每一次危机都导致了奢侈品消费的减少，因为危机导致奢侈品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延缓甚至停滞，或者这种转化只是部分地进行，这样，部分生产奢侈品的工人就可能会被解雇。当然，必要消费资料的出售也会减少和停滞，那些为资本家提供服务而得到资本家奢侈支出的一部分非生产工人也会被解雇。在繁荣时期则相反，此时，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而提高，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增加了，工人阶级不仅会增加必要消费资料的消费，也可能会购买他们平时不会购买的那些消费品，从而又推动了价格的提高。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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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资，只是让工人暂时享受资本主义的暂时的繁荣，根本不能避免危机，这就说明，资本主义生产遵循自身的客观规律，与所谓的善意还是恶意无关。从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关系上看，就是第Ⅱ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在两个分部类(Ⅱa和Ⅱb)之间的分割关系，也就是不变资本(Ⅱc)在两个分部类（Ⅱa)c和(Ⅱb)c之间的分割关系。这种分割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性质和数量比例关系，对全部生产来说是本质的决定性因素。

生产奢侈品（Ⅱb）的资本家需要不断更新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工人支付这些货币(可变资本）则要经过生产必要消费品（Ⅱa）的资本家之手，才能迂回地流到生产奢侈品（Ⅱb）的资本家手中。工人直接向自己的资本家（Ⅱa）购买消费资料，还是向另外一类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货币经过后者再流回自己的资本家之手，这是有区别的。工人是挣一文钱吃一文钱，而资本家则不是这样的，从而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不急于更新自己的不变资本，而是在更长时期内把他的不变资本保持在货币形式上，货币回流到第Ⅰ部类的时间就会延迟。如果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拥有比较充分的准备金，则可以维护原有的生产规模，否则，就会出现生产波动，甚至出现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从而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了。

简单再生产中，攫取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个人的动机，不管剩余价值的量是多少，实质是以消费为目的。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最重要的部分，“这种个人消费的动机总是和发财致富的动机本身相伴而生，同时又和它相对立”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的消费动机和发财致富的动机使其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中，使其生产内部的平衡关系经常遭到破坏，生产更新就无法进行。在消费内部的循环中，奢侈品消费和必要消费资料的消费，也构成了内在矛盾的关系，在更加微观的层次上导致生产循环的失衡。也就是说，即使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干预，迫使资本提高分配，也无法把社会的消费能力提高到与资本的同等的水平，两极分化是资本生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本身就是劳动者创造自己的对立面的结果。因此，社会的消费能力总是相对下降，无法根本解决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工人的工资问题不是导致危机的原因，提高工人工资只是使工人在危机来临前短暂享受，所谓增加工人的支付能力就可以避免危机，充其量只是善意的谎言。

第十章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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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许多医治危机的“药方”。比如，依靠信用消灭危机，这里又分两个方面，一是为资本的生产提供信用，维持资金流动而不至于中断，使资本超过自身的界限而强制扩大再生产，这就会引起欺诈和危机；二是为消费提供信用，即不顾群众的实际消费力，而把整个社会的消费力视为资本生产的界限，从而导致经济危机。也就是说，信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根本不可能避免危机，反而是诱发和扩大危机的因素。也有人试图从货币角度解决危机，比如，通货学派的危机理论的代表人物奥弗斯顿认为，只要严格遵守金属流通规律的纸币流通，危机就永远不可能了。①显然，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派都提出了解决或避免危机的理论，这里不再一一叙述。

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从危机的表面现象出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诸多方案，概括起来说，最流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观点及其变形：一是增加工人的收入，提高工人在社会产品中分配的比例，增强社会购买力和消费力；二是大力推进交通、运输、通讯等公共设施，扩大市场，为解决时间和空间的分离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三是更加注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四是利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加强市场调查，力图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使自己的产品更加符合社会需求，尤其是依据订单生产，即依据商家、最终消费者的需求确定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确保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就能实现价值，力图消灭时间和空间的矛盾；还有引入信用制度，甚至把生产建立在信用制度的基础上，增强资本价值流动和循环的能力；等等。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危机带来的危害，并非一无是处，但这些方案是以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为前提，依然属于治标之策，属于外用的“膏药”“止痛片”，治标而不能治疗“病根”。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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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机的根源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失调

马克思认为，造成经济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失调。产业资本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创造价值的要素劳动时间，二是限制资本创造价值的时间流通时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时间而有无限增加的趋势，却受到流通时间的限制。当资本无法顺利通过流通领域实现价值，资本的再生产就无法循环，造成价值的断裂而爆发危机。因此，在运动中，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商品所能实现的价值，即商品价值并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被生产出来时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经过不停顿的流通、循环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在生产环节，价值取决于对象化的劳动，因此，资本需要支配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这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资本创造的精髓。这就决定了资本只有当它像吸血鬼一样，不断吮吸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才能不断地保存并增大自身。其标准是劳动时间，其基本要素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技术的应用、工人的素质、获得资源的难易程度等。

在流通环节，价值取决于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尤其是资本的周转时间，而且必须进一步引进需求、供给、价格等不同于生产的要素才能加以确定，表现形式是货币价格。可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实现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割裂开来，就会把对象化劳动看作一个与流通无关的、固定不变的量，造成价值量永恒不变的假象，而流通也变成了会产生价值的活动，即资本的连续运动的性质被忽视了，倒退到庸俗经济学的水平。可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的运动恰恰造成了生产价值和实现价值的分离，造成生产与流通的矛盾。

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是生产与需求直接相等的简单再生产，生产力发展速度极其缓慢。资本的生产则总是处于不断变革和快速发展中，生产力革命会迅速改变生产与消费、资本家与工人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关系和供需关系。由于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那么，这些关系的基础恰恰是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对象化劳动的各种要素与活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尤其是当生产力发生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时，会导致一切现有的价值出现普遍的贬值，以往的劳动对象化的价值相对丧失，现有的资本和现有的劳动力也会被消灭。结果，只有同时减少现有生产和活劳动，才能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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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会出现显著的分化。此时，价格会普遍下跌，下跌到一定程度就会同时出现普遍的资本价值的丧失，这种丧失是普遍的、绝对的，因为价值不仅表现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关系，也表现了同质的一种劳动对象化的数量对另一个对象化的数量的关系。而价格的下跌则不同于价值丧失，因为价格只是表现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关系，只是交换的比例关系。价格下跌不等于价值丧失，而价值丧失必然使价格下跌。可见，价格下跌只是危机的外在表现形式，内在的价值关系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比例失调才是经济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经济危机不仅导致价值的相对丧失，而且也导致价值的绝对丧失。

通过危机的方式，资本减少生产，修复生产与流通两个领域之间的断裂，恢复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关系，再进行新一轮的循环过程。或者说，生产与流通两个环节之间周期性的断裂与修复就是资本的宿命，直到资本无力恢复而解体为止。经济危机使得资本的生存遭遇威胁，只有持续调整资本内部结构以及资本与外部要素的关系，才能建立新的平衡。从这个周期性的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资本的螺旋式的增长，并不能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资本无法摆脱危机，表明资本无法克服其内部矛盾，只能以对抗的、自我伤害的方式克服危机，并引导资本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自我解体的方向走下去。

资本的生命力源于利润，越是获得充足的利润，它就有越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就会枯萎下去，直至死亡。资本为了获得利润、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的最根本方法是发展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普遍应用于资本生产，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在一定范围内，利润率的下降不一定导致利润总量的下降，利润总量甚至反而会增加，但，实现资本增殖的空间却不断被压缩。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再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资本增殖几乎没有可能，资本追求利润的内在驱动力不断弱化。或者即使有增殖，但对资本而言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话，资本就丧失了增殖的要求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必然消亡。这种情况的实质是追求剩余价值而驱动生产力的动力已经耗尽，资本再也无力继续发展生产力了，那么，必然出现一种新的动力来代替资本，推动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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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逐渐由相容走向对抗，形成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创造财富的一切条件，再生产财富的一切条件，比如，固定资本、科学技术、劳动力和人口等，这些资本在其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全部生产力在到达这个转折点的时候，就无法继续增殖，反而是消除资本的增殖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资本的限制，资本的生产关系也变成对生产力的限制，雇佣劳动制度也就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被抛弃，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无法继续共存在一个生产体系中。生产力的发展转变成对资本的强制性限制，资本的生产关系也变成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相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就要被淘汰了。资本曾经否定了以往一切形式的社会生产方式，如今它自身也被否定了。显而易见，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恰恰是资本自身发展的结果。“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总体的范围、广度。这也是人口的发展等等，一句话，是一切生产要素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力以及机器的应用，同人口成比例，而人口的增长本身既是有待再生产因而也有待消费的使用价值增长的前提，也是这些使用价值增长的结果。”①固定资本、科学技术、人口、劳动等一切生产要素都变成资本的敌对力量而反抗资本。

不仅如此，即便在正常的生产条件下，也广泛存在着一些要素阻碍资本的运动，比如，现有资本不断贬值，一部分资本被浪费，一部分资本无法转化为直接的生产要素等。资本的发展总是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并变成资本的敌对力量，迫使资本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力量蜕化为生产力的阻碍力量。

特别是，资本的流通造成了其无法克服的障碍。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是制约资本保值增殖的难以跨越的鸿沟。从资本的循环过程说，产品进入市场后，流通时间成为资本循环运动的决定性要素。流通时间越短，资本周转的速度就越快，所需资本就越小，剩余价值就越大。因此，资本创造更加便利的交通工具，减少流通时间，力图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带来的阻碍。资本力图缩短流通时间以至于渴望消灭流通时间，从而无限度地扩大市场空间，加快流通的进程，追求最大限度的价值增殖。对干资本而言，流通不畅是致命的因素。但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运动无法彻底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在自我矛盾中运动。

第十章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

①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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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中，资本自身贬值，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资本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支配力降低，资本的精神日益丧失社会吸引力，反对资本的社会力量和精神力量不断积聚和增强，资本更加依赖其他社会要素的支持以摆脱困境。在博弈中，资本的力量与其他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逆转，形成了资本的历史拐点，即资本丧失了历史必然性而趋于衰亡。资本的内在驱动力与物质的外壳之间的关系解体了，它无力解决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它也无法继续维持对各个社会要素的统治关系，反而造成了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对抗性，也无法借助社会力量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

从生产发展过程上看，以往那些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更加彻底地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后，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转化为公共的生产资料，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另外的形式。这种剥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作用下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消灭许多资本家，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土地等一切生产资料都被有计划地利用，所有的人也都被卷入巨大的世界市场网络中，资本主义制度也日益国际化。随着资本的壮大，无产阶级也日益壮大。资本的垄断却成为垄断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资本的内在矛盾与外部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同时爆发，它丧失了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意识中的主导

C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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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这标志着资本的终结。

三、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资本的生产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如果说，在面对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还不是很高，因此，虽然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总还算是御危机于国门之外。再经过十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令国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在这次危机中，我国也发生大量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商品滞销、增长乏力、经济下滑、中产阶层损失惨重等现象，实质就是我们已经完全成为以资本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因此我们不可能把经济危机阻挡在国界线之外了，我们的经济状况与国际经济波动和危机必然趋于同步，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因此，研究国际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转化标志着我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一转化意味着对外开放也进入新的阶段，尤其是创建亚投行、提倡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大开放战略让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如果以资本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再次爆发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那么，我们以往采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独善其身的策略就难以奏效了，而只能置身于资本的经济体系中来应对危机了，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然而，对于如何置身于资本的生产体系中应对危机，我们缺乏经验、理论和实践。因此，坚持以《资本论》的经济危机理论为指导，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分析危机的根源，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制定合理的政策与策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任务。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主要是大工业资本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的表象正确地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比例失调。他多角度地分析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比如，商品生产和流通之间的矛盾，科技的进步与应用、生产力的突然提高导致资本价值的丧失，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等等。如今，在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直接起源于生产、流通领域的经济危机显著减少，起源干金融领域的金融危机以及由金融危机而诱发经济危机的问题更加突出。金融领域成为研究的焦点，那么，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问题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必然进入研究的视野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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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危机的根源问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结起来，西方学者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把引发危机的导火索当成危机原因；把危机归罪于个人或个别机构的不良动机；归罪于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健全；归罪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当；归罪于政府或监管部门无能；归罪于经济理论错误、经济学家无能；等等。这些解释，共同的特点是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从社会表面的层次上加以解释。因而，其解决方案也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部改良，仅仅是资本主义疾病的“去痛片”，而不是医治疾病的良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普遍认为，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出发，又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解释。归结起来，他们都是就经济问题谈经济问题，完全在经济领域中打圈圈，或者简单地从政治批判的角度来解释危机，而忽略了最重要的方面：资本只有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不仅在经济领域中，而且还要跃出经济领域，才能实现经济目的。即只有站在这个高度，才能探析危机的真实根源。

我们从资本的发展进程，即资本与社会的关系的演变角度来探寻金融危机的根源。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已经多次发生金融危机，破坏力最大的金融危机主要有：1673年的郁金香热、1720年的南海泡沫、1837年的经济大恐慌、1907年的银行危机、1929年的大萧条、1970年的滞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1年欧债危机等。

从发生金融危机的频率上看，17世纪到19世纪近3个世纪，一共发生了3次，频率最低；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前，约50年间，发生了2次金融危机；二战结束以后至今，70多年间，发生5次金融危机，其频率远远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工业是资本最主要的活动领域，银行信用、股份等金融资本的运行才刚刚开始，资本的重心在于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最低。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信用为基础的银行等货币资本与工业资本日益融合，产生了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万能的金融资本，社会闲散货币资金大量流向产业资本。相比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产业资本迅速扩张资本社会化成为主要的社会潮流。资本社会化带来的社会效应是，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有货币投入产业资本领域中，就可以以钱生钱，获得更大的收入。二战结束后，资本获得了比较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包括普通工人在内的个人都可能拥有了一定的剩余收入。虽然，产业资本持续扩张，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社会资本化取代资本社会化而成为主要潮流，并集中表现为现代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等实体资本拥有强大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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