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11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四是《资本论》的理论归旨。马克思剖析资本及资本的逻辑，论证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根本宗旨仍在于人，在于“人的全面发展”。表面看来，《资本论》探讨的是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探讨的是物质、利益、财富、阶级和所有制等问题，但贯穿这些方面的价值归旨是“现实的个人”的处境及其未来，是“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是“人与人的关系”。即如时间，我们一直把它看作是世界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可以度量的、匀速流逝的、物理状态的间隔。然而在《资本论》看来，哲学意义上的时间与自然时间是有区别的，它离不开人、人的活动和人的感受，衡量这一层面时间的不是物理的尺度，而是社会的尺度、资本的尺度、人的尺度，时间成为人类发展的空间。用马克思的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①。马克思对时间的创造性的理解表明《资本论》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

一方面，《资本论》把对资本的批判推向了那个时代的顶峰，但在其身后，资本世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也就一直没有停止对其的分析和批判。作为马克思战友的恩格斯，作为他们的学生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以及伯恩斯坦、考茨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都做了程度不同的思考和反思。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更把对于资本的批判发展为一种完善的社会批判理论形态，诸如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阿多诺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基础同一性哲学的批判，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从“性压抑”(弗洛伊德主义的)对现代社会的揭露，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批判，霍耐特“为认同而斗争”的理论，等等。而属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式的理解，萨特用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形态中阿尔都塞对于《资本论》的新的理解，巴里巴尔对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普兰查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再研究，鲍德里亚对于消费社会的研究和批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分析，威廉·肖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阐述，罗默对社会阶级和剥削的分析，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属于“后现代主义”形态的德里达关于“马克思的幽灵”不散的提醒，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德勒兹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的批判，拉克劳和默菲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等等。这些资本批判既承接了《资本论》的批判锋芒，又注意到资本本身在二十世纪的调整、转型和变异。只有置于这样一个理论和思想史的序列中，才能看出后来的资本批判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它们超越了还是没有超越《资本论》，怎么超越的，超越到什么程度。

综论

①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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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资本论》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态势更直接关乎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重估。对于全球化，目前不同的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但就实际状况而言，资本的全球化仍然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力量。在当代的资本全球化进程中，《资本论》所研究过的诸如雇佣劳动、“物奴役人”现象、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情况依然存在，它们所由产生的那些经济根源、社会实质与功能也不能说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已经完全消失。但当代的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各个国家的经济主体在生产之外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急速展开，这种活动借以实现的形式就是跨国公司和国家资本，它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垄断的先进技术，实现了越来越大范围的企业的国际分工。

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在中国的发展中，资本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成为“世界工场”，并成为贸易大国。而当我们有了新的发展，具备了一定实力之后，我们也开始向外投资，涉足诸如非洲的石油、澳大利亚的矿业乃至美国的银行，我们在非洲的投资已达数十亿美元，影响越来越大，商业利益也越来越多。我们的这种投资当然有获取足够的原材料和更多的资金以满足国内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的考量，同时，既给这些国家带来世界视野、全球眼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向发达国家传达了中国希望世界和谐与发展的理念。应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双赢和回报。马克思站在人类思想的巅峰审视资本的历史必然性，但没有穷尽资本的一切方面。只要资本的历史还没有终结，资本的研究也就不会终结。但是，必须注意《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由于时代变迁而导致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所发生的变化，避免刻舟求剑，在坚持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写出资本的新篇章。

回归到当代中国，需要运用《资本论》中的基本理论来理解资本的构成、界限、运行机制及其社会作用等，并创新科学方法对资本进行“混血”、改造与创新，把私人资本、外来资本等非公资本与社会主义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全新的资本体系，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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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中国，资本与土地、劳动力的关系的独特性。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飞跃，资本必须设定两个基本前提：支配地产和雇佣劳动。没有这两个前提，资本就无法以自身为前提而发展起来。只有支配地产，资本才能支配农业，获得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在最基础的经济领域里获得统治地位，进一步支配其他一切经济形式，支配整个社会。因此，马克思特别重视地产问题，并认为支配地产是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前提之一。

资本如何支配地产和雇佣劳动，支配到什么程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是不同的。在英国，资本经历过血腥的、残酷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对地产的支配，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的路径与英国不同，而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资本对地产的支配，比如，多数是通过国家强制、掠夺、侵略、建立殖民地等形式，往往以强制的方式，依靠武力支配地产和雇佣劳动。就是说，在土地私有制国家，强大的资本可以利用和操纵政权，通过经济的甚至暴力的手段直接消灭小土地私有者而获得土地所有权，迅速支配地产和农业。

起初，英国的资本支配地产而造成了大量的自由工人，自由工人并没有直接转化为雇佣劳动，因为，传统的封建关系还起一定作用。因此，资本积极引入国家力量，迫使自由工人转化为雇佣劳动，最终设定地产和雇佣劳动两大前提：“雇佣劳动并没有随着自由劳动而完全确立起来。工人仍旧有封建关系作后盾，提供的工人还太少，因此资本还不能以资本的身分把他们的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因此要用法律规定工资。只要工资还是用法律规定的，就不能说资本已经作为资本使生产从属于自己，也不能说雇佣劳动已经获得了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①依据这种思路，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的资本与地产、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中国资本的特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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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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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产方面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土地制度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中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国家拥有的土地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在中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实际控制土地所有权。资本只能经过政府这个中间环节获得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面对强大的国家政权，面对数以亿计的个体农民和庞大的农民集体经济，资本只能以更加曲折、复杂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府，获得土地使用权。资本无法获得土地所有权，就必然永久性地受制于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的资本迅猛发展，与此相伴随的社会焦点问题就是由于资本的扩张而引起的土地问题，尤其以农村土地问题最为突出，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扩张造成的必然结果。争夺土地的支配权，表面上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三种力量的博弈，实质是资本和农民之间的博弈，或者说，是资本的生产与小农生产之间的博弈。中央政府是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制定土地权利的基本规则。地方政府则代表国家，在资本和农民之间充当中介，不仅制定具体的操作规则，还具体落实规则。资本、农民、地方政府三方都不是土地所有者，却围绕土地相关权利展开一系列的交易活动，形成了复杂的三方博弈。其中，政府拥有强势的地位，能够依据国家制定的规则在体制内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会出于短期的财政利益考虑和长远的经济发展要求，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征收或强制征收土地，然后按照一定价格把土地出售给资本，从而获得巨额的土地收入以及后续的土地开发使用等长远收益。由于资本是一种更先进的生产力，其土地效益远远高于个体农户经营的效益，这样，资本凭借这种优势力图支配土地时，往往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能够以比较合理的甚至较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最后一方农民不是土地所有者而仅仅是使用者，其生产效益比较低下，在政府和资本面前都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唯一的希望是获得比较公平的土地补偿费用。

中国的资本支配地产必须以政府为中介，而且仅仅是半支配，因为政府的土地政策决定了资本支配土地的进程，即资本受制于政府而无法按照自己的逻辑支配地产。与此直接相关的是，资本的另一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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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劳动也必然呈现出特殊性来。

资本支配雇佣劳动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当代中国，农村家庭作为经营主体的地位得到了国家的高度保护，这种保护不仅制约了资本对土地的支配，也制约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即农村家庭经营小块土地的状况不会根本转变，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将继续维持着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直接统一，低效率的小农经营模式将延续下去，传统的农业经济形式得到了来自国家的维护，这是主流。有的资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即资本支配农业的局部，而不是完全支配农业。由于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而带来的收益要归属于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农民的分配比例要大幅度提高。这属于单方面的要求和愿望，农民究竟能否从中获益，还要看具体的利益博弈过程。

可见，由于国家法律、政策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保护，资本无法普遍地支配劳动力。同时，由于农民没有丧失基本的生产资料，他们面对资本的劳动力需求，就拥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使劳动力供给表现出极大的弹性。由于拥有土地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农民是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取决于从事小农生产所获得的收益与出卖劳动力所获得的工资收入的比较，虽然这种比较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这种比较的基础性作用，从而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弹性。

可见，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并不取决于资本的单方需要，还要受到劳动力自身的权衡比较和取舍的影响，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脱离企业、回归乡村的根本原因在于收益的比较(这种比较非常复杂，既包括收入的多少的比较，也包括情感、家庭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他们拥有选择权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劳动力与小块土地的结合。劳动力短缺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是否出卖劳动力的最终决定权，这一点正是中国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关系的特殊性。

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工人工资方面的政策和规定，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资本还不能使整个生产从属于自己，也说明雇佣劳动还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成熟和稳定，还要依靠外力来维护二者之间的平衡。这是中国的资本与地产、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的本质。

当代中国，资本还无法直接控制自己的最根本的生命之源地产和雇佣劳动，而必须经过政府这个环节，或者说，资本还不能独立地设定自己的两大前提，还不能以自身为前提而发展。相比于西方社会资本支配土地和雇佣劳动导致资本主义而言，在中国，资本的发展未必导致资本主义。因为，从发展路径上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①。中国的资本表现出对政权的强烈的依赖性而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这恰恰是中国资本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西方社会，政权却表现出对资本的高度依赖性，可以说，其政权不过是管理资本家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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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在探求中国奇迹的根源的时候，有一条是公认的：中国的成就是在中国政府主导下取得的。中国政府能够控制资本、主导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牢牢地控制着地产和劳动力这两个关键要素，掌控了资本的命脉，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把握资本发展的进程和节奏。

1. 当代中国，资本主体的独特性。在中国，由于国家的强势力量，

资本无力完全设定自己的前提，因而就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这造成了中国资本的明显的依附性特征；同时，资本受到传统精神，尤其是传统伦理的巨大影响，因而表现出明显的伦理特征；另外，由于中国社会传统依然比较崇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合一的小生产方式，尤其是广泛存在的小生产者及其代言人，对资本持有否定的、怀疑的态度，资本只能以更加隐晦的方式寻求发展道路。可见，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及资本为适应社会环境而发生一些改变，中国的民营资本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承接计划经济体制创建的各类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转型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以及混合资本，在资本体系和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国有资本拥有“普照的光”的功能，赋予全部资本体系以新的社会特性。

国有资本属于资本的一种，在市场上与其他类型的资本具有同样的市场地位，发挥一定的经济功能，就这一点上说，彼此没有本质的区别。但由于国有资本要实现政府的政治目标，即在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历史中，承担最为关键的历史使命，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因此，它必然表现出不同于民营资本和其他资本的特殊性，从而对整个资本的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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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45.在这里，马克思以古罗马地产制度演变为例，说明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的分离并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处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中国资本。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依赖性决定了发展资本不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当然，也确实存在着导致资本主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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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是由国家投资和控制的资本企业。国有资本生存的基本依据在于获得利润，这是所有资本的共性。从社会表面层次上看，国有资本以市场平等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遵守共同的市场法则，就像其他所有的资本的生产者一样，共同参与市场过程。不同之处在于：国有资本的投资是国家政权利用强制力从社会汲取资源，再把这些资源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因此，国有资本的投资主体属于一种特殊的组织机构，不像民营资本那样明确到具体的自然人、或者某些机构的身上，也不同于社会上一般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机构投资主体。国家机构控制下的国有资本的理性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追求利润的动机依然存在，但是，明显地居于从属的地位。

从创建国有资本的角度说，政府直接决定国有资本的生死存亡，意味着国有资本必然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政府与国有资本构成上下级的权力关系，对政府负责是国有资本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因此，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式对于国有资本的运行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国有资本的运行方式呈现出与行政权力运行相一致的痕迹和色彩，即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经济，必然导致国有资本的经济效率与政府的行政效率具有相关性。

由于国有资本能够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其获利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政府往往为国有资本提供一些特殊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的支持，增强国有资本的市场竞争力；或者政府给予国有资本各种特种许可，造成国有资本的资源垄断、行业垄断，以某种垄断的方式进入市场，形成了国有资本的强势地位。从管理方面说，国有资本的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对政府行政权力负责是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首要责任，对利润的追求则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的思维模式面对市场竞争，造成价值取向的内在矛盾，作为资本管理者为企业求利的欲望必然受到抑制，从而导致效率低下。这是困扰国有资本的核心问题，只能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逐步实现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目标。

处于资本体系的另一极是数量最大、最有活力的民营资本，民营资本也具有与西方私人资本不同的特性。马克思以西方私人资本为研究对象，在资本的人格化和资本家的物化的双向运动中理解资本的本性。这种高度抽象的社会前提是，在西方社会，以“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①。在经济活动领域中，“单纯原子般”的人际关系与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化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无论是谁，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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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对中西方社会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做出了更加简明的概括。在西方社会，资本家之间、工人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社会上个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普遍表现为“柴”式关系：“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②根、把、扎、捆意味着个人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团体中，彼此之间泾渭分明。对于家庭中的成员也是一样，家庭的界限十分明确，个人与父母、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十分明确。子女成年，就要离开家庭，与家庭脱离经济利益关系，独立生活。西方人普遍认为，没有比长期依赖父母更有害了，因而，西方社会崇尚那些没有依赖父母、没有继承财产的“Self-mademan（自己闯出来的人）”③。家庭仅仅具有短暂的经济共同体的意义，个人财产向社会的横向传承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决定了个人价值凸显为第一位的价值，与“单纯原子般的关系”相融洽。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几乎不存在，家庭崇拜的观念根深蒂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关系的性质。梁漱溟描述说：“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④情、义包裹了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服从于情义的要求，这种家庭化、伦理化的社会关系，至今也在经济领域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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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3.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

③安德烈·比尔基埃，克里斯蒂亚娜·克拉比什-朱伯尔，马尔蒂娜·雪伽兰，等.家庭史：第3卷.袁树仁，赵克非，邵济源，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598

④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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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关系做进一步区分就会发现，对关系中的个人而言，各种家庭化的社会关系并不相等，而是依据重要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用费孝通的概念说，就是“差序格局”。所谓差序格局，就是指每个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①实质就是按照与个人关系的远近亲疏，一圈一圈推出去，从个人到家庭、家族、种族等，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渐渐减弱的。费孝通先生以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把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地缘关系作为彼此联系的基本纽带逐步展开。此时，“家庭”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所谓“家”，既可以是自己的配偶，也可以是自己长辈和小辈，所谓“自家人”几乎能够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以表示亲热的人。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伸缩自如，可以大到天下一家人。各种不同性质的关系，如血缘关系、经济关系、等级关系、情感关系等浑然一体。单纯把经济关系抽象出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理解资本家的本质是行不通的。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某个人，那么这个人就被视同为极端自私自利的、一无是处的小人了。在中国，资本家的物化和资本的人格化都呈现出与西方社会的不同的特点。

在差序格局中，我们几乎无法对中国的资本主体进行“单纯原子般的关系”的理解，而只能从其家庭、社会关系、社会背景等方面来理解资本家所包含的经济意义。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那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资本家多数起始于家族、家庭力量的支持。正如费正清所说：“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②分析中国的民营资本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直接从个人出发，而只能以家庭或者“圈子”为分析单元，这种现象恰恰与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相一致。

从“圈子”出发，民营资本也是把利润放在首位，这是资本的共性，但是，其目的又包含更加复杂的伦理内容。中国的传统要求资本家与其他人一样，需要尽终身的家庭责任，除了配偶以外，还包括对父母、子女、祖(外祖）父母、孙(外孙）子女等尽责，家庭责任伴随其一生。由于差序格局的作用，同学、朋友、伙伴等关系也比较容易地转变为圈内人的关系，个人关系扩展开来，家庭的、非家庭的，权力的、非权力的，经济的、非经济的，利益的、非利益的等，几乎所有的关系都融合在一起，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受到伦理关系的强烈影响，并表现出伦理特征。

综论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

②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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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地说，在西方，站在资本家身后的是有经济理性的股东、合作伙伴；在中国，站在资本家身后的就是配偶、父母、子女、亲戚、朋友等圈内人。以“圈子”为逻辑起点，向外扩展，把实现个人的致富欲与满足圈内人的需求统一起来，使中国的民营资本表现出独特的伦理个性。相比“原子般”的个人而言，“圈子”能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因而有一定的优势，这个优势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和发展私人资本的时候，国有资本已经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控制整个社会经济。民营资本无法突破国有资本的界限，因此，民营资本只能在国有资本的夹缝中曲折发展。利用这个伦理特性，个人就能够调动“圈内”的所有资源，有助于扩大初始规模，加快积累，迅速致富。

中国民营资本的逻辑起点是某种“圈子”(主要以家庭关系为核心)而不是西方社会那种“原子般”的个人，这是中国传统对现代资本产生的重大影响。逻辑起点不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必然呈现出不断放大的差异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资本拥有强大的控制力量，领导整个资本体系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同时，民营资本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党的领导，遵守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民营资本已经完全不同于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侵蚀者和破坏者，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力量。

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机构资本、股份制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本组织形式，所有的资本都受到这两极的独特性的影响而表现出某种倾向性，只能做具体的分析才能把握其基本特性。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来资本、合资资本以及各种形式的混合资本等，它们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展开各种形式的表演和较量。社会的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富有与贫穷等，无不与资本的状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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