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第11卷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4.我国民营资本精神的独特性。资本精神依赖于生长着的物质实体和社会环境，同样，资本依赖于特有的精神才能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已经具有特殊精神的资本表现出主动适应性，与环境协调一致，并以自己的精神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创造更加适合自身特性的新的环境，从而表现出运用生存法则的灵活性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依靠这种确定的精神，个别行为的非理性和偶然性得到了有秩序的调整，使资本内部各种关系、资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趋向于协调，赋予了自身以生命的内在动力和生存的智慧，引导资本的前进方向。

资本生存于社会环境中，社会意识的要素必然内化到资本的精神之中。资本的精神只有与传统文化和精神、习惯、风俗等社会意识相适应，才能赢得社会意识的支持，获得发展的能力。如果说，经过改革的基督教文明为现代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形成了以致富欲为核心，以勤劳、节俭为重要支持的精神体系，那么，经过改革的中国传统文明同样也能够与民营资本的精神体系相容，并为其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持。正如西方基督教文明对现代资本的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一样，现代资本传入到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对其精神特质产生重要的影响，否则，资本的精神就无法融入中国社会，必然遭受排斥、打击而无法正常生长。

传统的资本精神包含勤劳、节俭的品质，这两种品质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像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把世俗与神圣连接起来一样，我们的传统美德经过创造性转化，完全能够与资本的精神体系相衔接。最难的问题在于：资本的核心精神不以个人生存和生活为目的的致富欲与中国传统产生了难以调和又不得不调和的矛盾。资本的致富欲在中国受到了来自国家、社会、家庭、宗族等所有社会力量的压制。在延绵数千年的“义利之辨”中，重义轻利的观点一直占据上风。社会崇尚的是满足简单的物质需求，甚至是压抑自己的正常需求以限制求利的欲望，求利的精神受到长期压抑。

在传统社会的三大主要文化一儒释道三家中，几乎看不到任何与现代资本相容的思想。在传统的文化领域中，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在全社会范围内打击商品交换，避谈商品以及商品交换，把商品和商品交换排斥在人们的意识之外，这是对商品经济最大的打击。求利的欲望被鄙视，人们关注的是社会关系，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甚至“洒扫应对皆是文章”，商品意识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中国社会传统的重点在于社会伦理关系，而把经济关系重重包裹在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

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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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关系中，提炼和概括出三类基本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并确立了处理三类关系的基本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们的经济关系就彻底地消融在这种政治伦理关系中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不分家，其实是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不分家，其中，伦理具有根本性的地位。或者说，中国伦理关系拥有“普照的光”的社会地位，并赋予政治、经济、文化以伦理道德的色彩。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赤裸裸的经济关系与伦理优先的社会关系是格格不入的。金钱化、商品化的社会关系在中国遭遇了来自传统的顽强抵抗，或者说，中国传统的伦理关系过分茂密地包裹了经济关系。

传统社会赋予统治关系以伦理色彩，商品经济关系受到政治统治和伦理关系的双重压制而无法释放出来，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求，而非追求货币本身。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在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条件下，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家庭伦理关系，并受到家庭伦理关系的完全控制，根本无法表现为商品关系。货币商品关系是传统伦理关系的破坏者。商品关系越发展，个人脱离家庭依赖关系，获得独立发展的能力就越强，“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①。中国传统社会实质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社会，排斥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只是个别行为，没有社会主导性，交换也仅仅是为了得到另外一种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价值的增加。从传统社会的城市性质上看，城市存在的基础并非商品经济，而是小农经济的扩展和延续。“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①马克思对亚细亚城乡关系的分析，完全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只是控制土地的皇帝、大小贵族的集中地，商业从属于封建地产，拥有大量的土地往往是商业资本的最终目的，即商业资本带有小农的精神性质。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结合服务于家庭和共同体，以实现自给自足为目的，无法独立发展。可见，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都直接服务于家庭需要，商品市场发育的社会土壤的贫瘠状态长期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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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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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与传统相适应的家庭至上、祖先崇拜等普遍意识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倡导孝道伦理更是赢得社会的普遍支持。家庭伦理是国人关注的焦点，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没有本质性的改变。现代资本来到中国，社会传统必然对资本产生重要影响，资本只有把传统精神纳入自己的精神体系中，与家庭伦理精神建立融洽的关系，才能适应社会。也只有适应社会，社会才能为资本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在复兴国学的口号下照搬传统文化，本质是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反叛，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种社会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资本逐渐生成了皈依家庭的精神特质。造成社会传统的环境已经消失，而由传统创造的社会意识和精神还依然存在并流传下去，对人的一切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如何处理现代资本与传统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最大的传统就在于以家庭为单位，向外扩展到家族、宗族、国家。由于家族、宗族的势力已经明显式微，因此，最重要的力量是家庭和国家。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存在一定数量的但又比较软弱无力的社会组织。个人主要立足于家庭，游离于社会组织、国家之间，并没有形成西方社会的“原子般”的个人关系，家庭依然拥有经济、教育、娱乐、情感等多种功能。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家庭需求高于个人需求，为维护家庭而牺牲个人利益是为社会所赞誉和称道的。在中国，忽略家庭这个层次，直接对个人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家庭伦理赋予整个社会以伦理的性质，那么，当代中国，强大的家庭伦理精神同样赋予了资本的精神以家庭伦理的色彩，正如在西方社会，资本的精神受到强大的基督教文明的重要影响而带有宗教色彩一样。

综论

①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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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资本精神的伦理色彩的独特性在于：一是资本的起步与运行带有显著的家庭伦理色彩。民营资本的创立绝大多数以家庭为背景支持，无论是投资、经营管理还是扩张规模，往往与家庭成员的支持密不可分。即使规模扩张到股份制、上市公司，家庭关系对资本的运营依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家庭关系构成资本主体的坚硬的“内核”。从整个社会范围上看，单纯的以金钱为标准的经济行为明显增多，但是，还广泛存在着以某种“关系”为前提的经济交易行为。在差序格局下，在以“圈子”为前提的交易中，交易双方往往把维护“圈子”放在首位，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要求属于第二性的东西，这恰恰就是传统伦理关系对资本精神的重大影响。当然，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家庭成员关系中包含着的经济关系也日益显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有金钱化的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这种趋势受到传统的制约而无法成为主流关系。像西方社会那样，一切以金钱为标准的价值观，在中国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没有普遍性。

二是对待价值丧失的态度，表明民营资本继承传统，自觉维护传统的家庭伦理。资本为了实现无限的致富欲，增殖自身，会尽力控制由于个人消费而造成的价值丧失，这是资本内在要求。在中国，这种控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他们对于由于个人消费而造成的价值丧失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民营资本往往愿意为家庭成员的消费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持，而且是终身性的，即家庭成员与家庭的经济关系伴随着个人的一生，这一点明显不同于西方家庭。在西方社会，父母与子女的经济关系不是终身的，而是有限的，一般以子女成年为界限，子女成年就脱离对家庭的经济依附关系，独立生活，父母对子女不再承担经济责任和其他责任了。因此，西方社会的私人资本不会因子女的消费而丧失价值，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

在中国则不同，为了满足子女的需求，普通家庭愿意付出，甚至减少自己的消费也要满足子女的需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民营资本。民营资本认为为其子女的消费而丧失价值、减少资本积累也是值得的。同样，子女对父母尽孝道，为满足父母的需要而主动地减少资本积累也是成立的。从外表上看，由于消费而造成的价值丧失妨碍了资本的积累，而实质则是，由于消费而造成的价值丧失，能够通过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即价值丧失并不妨碍资本的增殖。就是说，在传统伦理关系支配下而形成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助于资本积累和创造利润。可见，致富欲与家庭伦理精神保持相容性，资本既得到了经济效率的支持，也得到了传统家庭伦理的支持。在中国，资本的致富欲包容了皈依家庭伦理的价值取向，从而与西方资本的精神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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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国家和社会从外部划定资本活动的社会领域，维护家庭的统一性和延续性，以传统的家庭伦理制衡资本的致富欲，强化资本的伦理色彩。国家以宪法、法律维护家庭伦理，社会舆论尊重和宣扬家庭伦理精神。资本追求利润，只能局限于纯粹的经济活动。当经济关系涉及家庭成员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能突破家庭伦理的底线，不能单纯地以个人收益最大化为原则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整个社会向家庭伦理复归，这种趋势也渗透到了资本内部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见，中国资本的精神无法超越家庭伦理精神的制约，最佳策略是主动地赋予自身以传统特色。基于自身的特点，我国的民营资本不断吸取新环境中有益成分，改变自己的精神特点，并逐步生成了具有中国传统伦理特质的精神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形成了和谐的关系。

如果说，在理论上，马克思率先站在人类发展史的高度上，以资本的发展状态为标准，把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拨开历史迷雾，廓清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道路，推进人类思想达到新的历史高度。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更进一步，把资本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超越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为其发展提供更加广阔、更加开放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我们利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花费了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已经并正在创造新的、更高级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显示出社会主义利用资本的巨大优越性，社会主义与资本已经结合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有机整体。可见，我们既不能否定资本、取消资本，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放任资本恣意横行，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这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如今，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进入了新时代。我们的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私人资本，而是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形式丰富的新型资本体系，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最有成效地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并作为重要纽带，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努力建构全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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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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