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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人抓住活人”
现代资本来到世间,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革,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其社会效果的复杂性也显现出来了。青年马克思在关注物质利益问题的时候,逐渐发现,资本才是“现代之子”,是现代的“嫡子”。资本承担了超越封建时代、开辟新世纪的历史重任。它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社会伤害性。辩证地看待资本的历史作用,是《资本论》的内在要求。
《资本论》序言中,在总结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时,马克思以当时的德国为例,深刻地指出: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①
从当时德国的阶级关系上看,德国资产阶级本来应当承担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可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它在面对无产阶级的时候,却与封建阶级结盟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传统的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结果,德国那些过时的、封建的等级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各种残余势力还在对社会实施着最后的疯狂剥削以恢复原有的封建统治。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阶级遭受到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双重压迫。
从国内的产业关系上看,在现代资本面前,德国传统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荡然无存,他们已经无法按照自己原有的节奏继续存在下去了,它们要在资本面前为自己寻求存在的理由。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滞后,在面对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时,由于其竞争力不足而受制于对方。因此,在竞争中,利润被掠夺,工人阶级却要担当更大的成本,由此给国内民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从德国的工业发展状况上看,由于德国正处于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国家和社会无力对资本进行有效的制约,缺乏从法律上规制资本的行为,结果,资本为了利润,在工厂内恣意横行,对工人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剥削手段:工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从事繁重的劳动,每天超长时间接近甚至超过人体生理极限的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不顾工人的死活,把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践踏人类劳动的道德底线,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在工人的生活消费品中掺假,迫使工人经常食用劣质的、变质的食品,直接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第一章3卷《资本论》的9篇序言告诉我们什么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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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揭露说:“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①资本的残酷压榨,不仅在于资本无限制地攫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的驱动,同时也在于外在的竞争压力迫使资本不顾工人的死活。这种对抗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导致虚伪、人性的扭曲和精神堕落。雇佣工人普遍遭受非人的待遇,资本的残暴的、恶的一面完全展示出来。
资本不仅在工厂内支配工人,同时,在工厂之外也要求对其他社会要素的支配权。这种支配力量日益变成了异化的、独立化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结果,越来越多的人丧失生产条件而与生产条件相对立,资本积累为资本带来不断扩大的权力,造成个别资本家的私人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资本的发展导致人性的扭曲、精神文化的腐朽与堕落。资产阶级一方面倡导所谓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即对抽象人的崇拜。另一方面,“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②。在高尚的口号背面,资产阶级真正信奉的却是最粗俗的拜物教和最卑劣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鼓吹勤劳、节欲的美德,其实只是针对劳动者,充分暴露了他们道德的伪善。
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1-312.
②同①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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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追求利润的唯一目标决定资本家的着眼点在于利润,使人的价值观局限于追求利润与金钱。资本在消灭封建狭隘的价值观的同时,也制造出新的狭隘的价值观。金钱化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金钱至上的社会观念导致人性扭曲。自由、平等、博爱等崇高的价值观需要从金钱的角度才能理解。所谓的人性也沾染了铜臭而不再纯洁,一切都异化了,“拜物教”成为社会精神领域的典型特征。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看,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被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资本不顾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数千年来,人和土地之间已经以某种稳定的方式构成了平衡的物质变换系统,局部的生产、低下的生产能力对自然界循环系统的改变十分有限,即使偶然造成了破坏,比如,兴建一些大的公共工程,为获得新耕地而破坏原有的植被,造成了生态破坏,自然界循环系统也可以经过长时间的作用而使其得到某种恢复,基本维持原有的平衡状态。
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无限的剩余价值,由此出发,资本彻底改变了人口与土地的原始关系:“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①工业支配农业,把农业变成工业的一个部门,这就完全确立了资本的统治地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资本支配农业和土地,引发人口与土地关系的改变,产生了各种新的问题。从资本主义农业与自然的关系上看,资本主义农业所取得的进步掠夺了劳动者的技巧,而且,看似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土地肥力,但从长久上看,实际是破坏了土地肥力。后来,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长远来看,资本的掠夺性开发的后果是一无所有,甚至得不偿失。资本主义大工业和资本主义大农业,前者过多地滥用和破坏人的自然力,后者过多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二者会形成“共振”而造成更大的危害,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人劳动者精力衰竭,工商业则为农业带来更多的使土地贫瘠的手段。资本主义工业与农业的共同作用,最终在人与自然之间“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第一章3卷《资本论》的9篇序言告诉我们什么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1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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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导致工人阶级遭受资本家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双重压迫,在外来资本的竞争压力下,这种苦难又加深了。国家和社会对资本采取放任的态度,进一步把工人推向深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又造成了人性、社会关系的扭曲,引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资本主义就是在自我对抗和自我否定中向前发展。
三、除掉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
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盲目追求利润,像脱缰的野马似的狂奔,结果给国家、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工人甚至采取了武力的形式反抗资本的独裁统治,从而直接危害了资本的存在。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亟须改变,资本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调整。对此,马克思在序言中概括说:“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②由此,资本趋向文明的一面也逐渐展示出来。
关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关系,首先以工作时间(劳动日)为中心展开。资本为了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渴望无限制地强制工人延长工作时间。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的量,而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动。但,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劳动力的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对于资本家而言,正所谓“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尽可能多地掠夺工人的劳动时间是其内在的要求和冲动。只有工人的工作日无限趋近工人的身体界限和社会道德界限,资本才能最大程度地吮吸活劳动。对于工人而言,他们渴望缩短工作时间,竭力争取工作日的正常化,规定合理的工作日界限。经过长期的斗争,工人取得的第一大成果是工厂法和十小时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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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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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不惜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工厂法和十小时工作日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工人力量不断壮大的标志性成就,也是资本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概括了工厂法产生的基本过程:“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①也就是说,英国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无限度的压榨—社会的监督—立法规范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在劳资双方中,新的法律不再是片面地剥夺无产者,而是突出强调控制和规范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迫使资本摆脱原始的野蛮行径而走向文明。
对工人而言,最终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地缩短劳动时间、规定明确工作日,是工人反抗资本独裁统治而取得的重大成果,标志着工人阶级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自身的利益所在,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这不仅是其他一切社会阶级、社会阶层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本性而共同斗争的结果,也是资本为了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而做出的被动的改变。自此,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本与国家、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工人与资本家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的阶级关系增加了某些妥协的、共存的成分,这种成分也在不断地生长和扩大。这一点,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政府通常以第三方的身份,以法律、政策等手段调节劳资矛盾,甚至直接参与到具体事务中,把劳资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社会的稳定,实现和维护资本家的根本利益。
另外,国家工厂法的实施在客观上还产生了一个出乎预料的重大成果:工厂法大大地加速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工厂法就这样像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么,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支出成为必要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①在当时,大家都明确地认识到机器大工业的效率远远高于工场手工业,但是,采用机器大工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因此,很多资本家不愿推进这种转变。由于工厂法的强制性,传统的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而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就行不通了,要在市场中生存,就只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只有采用机器大工业一条路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率,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淘汰。由此,工厂法快速地推进了机器大工业的普及,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劳动方式。采用机器大工业又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为新的工业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复活注入新的生命力。
第一章3卷《资本论》的9篇序言告诉我们什么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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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厂法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深刻地总结说:“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②即工厂立法的实质是国家和社会第一次直接干预资本的运行,也是资本主义从“看不见的手”向“看得见的手”转化的历史起点。后来的历史表明,国家干预在拯救资本主义、应对经济危机、化解社会危机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工人对资本家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而获得的工厂法,从外部迫使资本走向文明,那么,股份制的广泛采用,则是资本内部发生的重要变革,是使资本主动展示其文明面的重要原因。起初,股份制是英国商业资本家开拓海外市场的资本组织形式,后来,股份制给国内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泡沫,严重地破坏了整个经济体系,因此被禁止。可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股份制这种资本组织形式被工业资本家引入工业体系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股份制。股份制的资本主体包括私人、社会机构、银行、国家等,属于资本的联合,也是更加复杂的组织形式。在这个体系中,作为个体投资者的欲望受到了体制性的制约,从而表现出与私人资本一些不同的特性,即股份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驱动原则需要经过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
股份制不仅能把不同形式、不同种类的资本聚集在一起,也能把普通民众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甚至可以把国家的财政资金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吸引过来,由此结合成巨大的社会资本。因此,股份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无限制的扩张,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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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49.
② 同①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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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在当时是新的资本组织形式,具有特殊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股份制的权力结构与传统的私人资本完全不同。通常情况下,股份制的资本所有者转化成单纯的货币资本家,也不再直接从事具体的企业管理,企业的管理运行主要依靠职业经理人。在企业内部,经理人发挥其经营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管理企业,承担了资本家的管理、监督等职能。这样就形成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资本所有者、经理人、工人三者结合成更加复杂的契约关系,为改变传统的、直接的劳资对抗关系提供了巨大的体制性空间。
股份制普遍采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在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增加了职业经理人这个环节,由此拉远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社会距离,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制性空间。职业经理人在面对资本所有者时,他们属于出卖自己的独特的劳动力的雇佣工人的范畴;在面对雇佣工人时,他们发号施令,发挥经营管理的职能而充当资本家的角色。可见,经理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承担雇佣工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承担职能资本家的角色,这种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劳资关系。资本家不需要直接面对工人,而且可以在劳资关系紧张、陷入困境的时候,通过更换经理人的方法而缓和劳资冲突。正是经理人的存在,使资本家摆脱了直接面对工人的状况,形成的这个空间距离,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距离。这样,经理人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形成了更具弹性的劳资关系,也为资本的文明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股份制不仅为劳资关系,从而为生产关系发生改变提供体制性空间,而且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①也就是说,股份制赋予资本以更加鲜明的社会性质,从而引导资本更加关注社会职能而不再是片面地追求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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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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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股份制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也改变了资本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两个改变,赋予社会资本以某种程度的“过渡点”的含义。因此,马克思深入研究当时刚刚出现的股份制具有的社会“过渡点”的重大意义:“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①股份制由更多的资本组成,因而呈现出某种社会性质,资本进化到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当然,股份制并没有改变资本的根本性质,依然属于资本的生产力,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所谓“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指由于股份制带来的、超越任何个体资本的巨大生产力,为未来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奠定了基础,这种基础仅仅是撇开社会制度而言的抽象的人类生产力,因而,股份制是“单纯过渡点”。这个“过渡点”主要是指在经济层次上,从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过渡点。
资本主义的发展淘汰了以往一切陈旧的、低效的生产形式,调动和利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不断降低创造财富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和成本,以更高的效率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断改变自己原有的形式,改善劳资关系,使自身更好地与其他社会力量相协调,日益显现出文明的一面。当然,不能把这种文明面无限夸大,因为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关系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因而只是局限于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文明,而不是更高级的文明。只有超越资本的狭隘性,才能进入更高级的文明时代。
第二节“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的问题
《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由于马克思采用了全新的科学方法,人们对其中包含的革命性、科学性也理解得很不到位,因此,《资本论》问世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社会反响,再加上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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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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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经济学家非常默契地采取了沉默抵制的方式,《资本论》几乎是以泥牛入海的方式进入社会中。
一、对方法的误解
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人们对方法理解得很差,因为人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的革命性。有的人把马克思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方法混淆起来,甚至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就是黑格尔的方法。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简要地阐述了《资本论》的方法问题,然而,方法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资本论》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要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从而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总体。透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依靠显微镜和放大镜的,也不能依靠化学试剂,而只能依靠抽象力。依靠抽象力来建立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通过范畴的辩证运动把握事物的本质,这就要求创立全新的科学方法。马克思认为,《资本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创造并运用了很多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方法:
一是矛盾分析法,它贯穿了全部理论研究过程中。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资本论》的起点就是商品,分析则是从商品的内在矛盾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展开,上升到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劳动二重性,这种矛盾引起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出现了货币,货币把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转化为外在的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对立,当劳动力也成为商品的时候,货币就转化为资本。资本也是以矛盾的方式运动发展的,马克思在分析矛盾转化的过程中,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矛盾分析方法是《资本论》方法的精髓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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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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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普照的光”的方法,它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关系的具体运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非资本的经济形式并存。“普照的光”的方法强调在研究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的社会经济形式时,要抓住根本,即牢牢抓住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一种生产方式,并以这种生产方式解释其他经济形式和经济范畴,从而准确把握该社会形态的性质和主要经济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时存在各类非资本的生产方式,它们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和影响,那么,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经济结构,就只有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才能理解其他非资本的生产形式的性质,从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
三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往往是从最后的结果开始向前推进的,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道路与实际发展进程的道路恰恰相反。要从理论上再现事物的发展过程,就只能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科学研究首先需要充分占有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分析,辨别真伪,认识事物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合理的抽象的范畴,让这些范畴从最简单的规定到越来越生动的具体。所谓的抽象就是对事物的本质的、简单的规定性,具体则是事物包含了抽象的、更加丰富的规定性,是许多规定性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范畴的辩证运动过程,不是客观事物的运动自身,而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运动。
四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历史的起点在哪里,思维的进程就应该从哪里开始,这是总原则。但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非客观事物本身的运动,而是概念的运动。这种范畴的运动以经过修正的方式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客观事物运动中的次要的、受偶然因素影响的、非本质的运动形式就不会再现出来,而被舍弃了。这种舍弃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堕入无数偶然的历史事件中而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里的历史起点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从时间角度看的历史起点,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历史起点,并且这种方法还要与“普照的光”的方法联系在一起才是正确的。比如,地租这个范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存在了,从简单的物理时间的角度看,地租的历史要比资本更加悠久,似乎应该从土地、地租分析资本主义。这却完全错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地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地租,资本的生产才是“普照的光”,并赋予地租以特有的资本主义性质。不理解资本的生产就无法理解地租,不理解资本主义地租则并不妨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地租与前资本主义的地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地租的历史起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普照的光”之后。因此,先研究资本,再研究地租,完全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这也启示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经济范畴只能从资本出发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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