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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x and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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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考虑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所有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一段话中的另外三点是有益的：

(1)……[我们]必须首先陈述一切人类存在的第一个前提，因而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人类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生活首先包括吃、喝、住、穿和许多其他的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创造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确，这是一个历史活动，是全部历史的一个基本条件，今天和几千年前一样，仅仅为了维持人类的生活，就必须每天、每时地实现这个条件……

(2)第二点是，第一个需要的满足，满足的行动和已经获得的满足的工具，会导致新的需要;而这种新需要的创造，就是第一个历史行为……

(3)从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的第三种关系是，每天改造自己生活的人开始制造别人，再生产他们的同类: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家庭之间的关系……

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当然不应被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应被视为三个方面，或者，向德国人明确地说，是三个“时刻”，它们从历史的黎明和第一批人类开始就同时存在，并且在今天的历史中仍然发挥着作用46

这里引用的这段长文，介绍了一种建立在基本生理需求基础上的超历史的生活概念:吃、喝、住、穿等等。显然，无论经济活动变得多么复杂，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维持人类生命的需要永远不会消失。通过满足这些最初的需要而产生的新需要永远不会离开人类基本生存的领域，即使它们不容易被识别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新的需要总是与人类的生存有某种关系: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永远不能脱离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即使人类生活的表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面的段落中所说的那样，超出了“……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简而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生命概念的基础上，以一种彻底扩展的生存概念运作的。但是，在这些段落中出现了一个困难: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包括两个“最初的历史行为”。我们如何处理这种明显的张力？

46 Marx and Engels, DI, 28-9 (GI,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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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始于1844年《手稿》中超越历史的需要概念(bed手稿)的多方面演变。在这篇文章中，社会人是由社会客体的生产和消费来规定的。对马克思来说，人与这些对象的关系是一种占有:人重新占有了自己生命活动的对象化，从而产生了作为整体的自身回归。这是“……人类现实的表现”。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承担者，客体肯定并确实给予人类感官以愉悦。与《提纲》相反，这里引用了一种感性的正统意义(通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它借鉴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指出人类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接受性、被动和痛苦的存在。在1844年的《手稿》中，作为客观的和感性的存在物，人不仅是痛苦的存在物，而且是有激情的存在物，因为人认为自己的自我表现作为劳动是对自己本质的肯定。这些情感不仅仅是认知的问题，而且，对马克思来说，是决定人类整体存在的本体论上的基本力量。人的活动和产品的相互交换培养了(Bildung)并中介了人的感性：“…不仅是五种感官，而且还有所谓精神的感官——实践的感官(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官——感官的人性一一是通过它的对象，通过人性化的自然而形成的。”48这种感官意义的多方面扩展与马克思对客体、劳动和自然的哲学范围的扩展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多方面的扩展，这种客体、劳动、自然和感官之间的概念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因此人类的这种本质财富，背后的力量(克拉夫特)是社会性本身：“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 99 49

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的需要概念是这个广阔的人的最充分和最发达的表现：“富有的人同时是人的内在需要——对人类生活的总体的表现;在这个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50〕“需要——人的生命表现的整体”，就是需要——有意识的自由的物化的纯粹的多样性和精细化

47Marx, EPM, 139.

48 Marx, OPM, 542 (EPM, 137). established society produces humans in the entire wealth of their being – produces wealthy humans profoundly endowed with all the senses -as their enduring actuality.’ Ibid. This established society [gewordne Gesellschaft] is for Marx the meaning of communism.

49 Marx, EPM, 137.

50 Ibid. 144. This is a modified transcription of Chity’ s translation of this passage in the 1844 Manuscripts, with human' replacing man' and it/its'replacing he/his': Chitty’ s translation is vastly superior to others because it highlights Marx' s use of Bedürfnis as well as Not. The meaning of the latter revolves between, exigency', necessity' and distress . See Chitty, The Early Marx on Needs,' 26, 30 ft. 6. Marx' s use of Not in relation to Bedürfnis in this passage fills 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sensuousness and needs in the 1844 Manu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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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属的人类生命活动。51正如安德鲁·奇蒂(Andrew Chitty)所主张的那样，事实是“人类通过创造普遍对象来表达自己，因此对人类生活表达的需要就是为其他人创造这种对象的需要，即创造原则上可以满足任何人类需要的对象……”，52—一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人类需要消费他人创造的普遍对象。这样，人类的需要就被特定的个人对彼此的需要所界定，这种需要在个人活动和产品的“交换”意义上是社会性的。但是，这里还有另一个需要的维度。牢记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既是已经与其他个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也是这种关系本身，即人类生活的总体—一这一概念表明，人的需要不能简化为普遍对象的生产和消费的总和，但同样是物化(人类属性)，基本活动(劳动)和培养的快乐(感官)本身之间的相互依赖。在1844年的《手稿》中，人类需要成为一种社会关系，这是其个性化的源泉，没有这种个性化，不受阻碍的、有意识的自由完善和多样化的需求就无法进行。在很久以后，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的未来过去，“……劳动不仅成为生活的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53，这是对不可分割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思辨呼吁，在这种生活中，新需要的生产是作为“富有的”社会关系和特殊的个人的人的再生产。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因为需要才有了个体，也就是说，需要构成了人类个性化的社会性的本体论基础(没有需要就没有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在本体论上是从人类的需要出发的)。

与自然概念和人与动物的区别一样，《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延续了1844年《手稿》中对需求的理解。在这两个文本中，需要都是生命本体论上的基本意义。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提不是对生命的肯定，也不是对真实人性的肯定——这是贯穿1844年文本的论述54——尽管如此，它仍然完全处于浪漫主义对生活方式和手段的表达的范围内。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来说，很难找出比生活资料的生产更基本的话语。

51 For an overview of Marx’ s concept of need, see Philip J. Kain, Marx and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from Hobbes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3), 185-86.

52Chitty, The Early Marx on Needs’, 26.

53 Karl Marx,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1875], in Marx and Engels, MEW, Band 19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21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Second Edition,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1978), 531). The German reads as follows: nachdem die Arbeit nicht nur Mittel zum Leben, sondern selbst das erste Lebensbedürfnis geworden…

54 See, in particular, Marx' s fictional conversation' with another fully human being' in his notebooks on James Mill: Marx, AJM, 462-63 (JM, 2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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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马克思在历史逻辑下对需求的包容标志着与1844年文本的决裂，其意义远比将自然和人类等概念追溯性地转化为历史概念更为重要。“需要”不仅被一种历史逻辑所构造，更重要的是，它的结构本身就是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需要概念是历史化意义的一个重要维度:就劳动历史化而言，这不能脱离生产满足现有需要的手段和创造新需要来理解。换句话说，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哲学上使“劳动”被登记为一个经济和历史概念，而历史不可挽回地与生存水平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生命本身的物质生产，即“劳动中的自己和再生产中的新生命”55时，他们明确地指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这是对1844年《手稿》的彻底聚焦和具体化,由此，“人类生活表达的总体”变得永久地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归结为物质生活。然而，这并不一定是1844年《手稿》范围的限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不需要这种总体性，而只是相信这种总体性永久地建立在人类“必须能够生存”的认识之上。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哀叹:

到目前为止，在整个历史观中，这个历史的实际基础不是完全被忽视了，就是被看作与历史进程毫不相干的小事。因此，历史总是必须按照一种无关的标准来书写;生活的实际生产似乎是原始的历史，而真正的历史似乎是与日常生活分离的，是一种超越尘世的东西[Extra-Überweltliche]。这样一来，人对自然的关系就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于是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就产生了5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段话中所批判的历史哲学，是以一种对自然的拜物教化的观念为前提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去历史化的暂时性，它成为生活实际生产的专属领域，并且如前所述，它消除了作为自然历史存在物的人，以及作为人类历史生活手段的自然。这种历史哲学在意识形态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生产方式”的概念地位相对立，后者把历史表述为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定形式。

55 Marx and Engels, GI, 50.

56Marx and Engels, DI, 39 (GI,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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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第三个“时刻”，即人的生物再生产所占据的位置—一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的繁殖——与更普遍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系。一方面，这种再生产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从《提纲》开始的社会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赋予了历史化的力量，对这种再生产的问题漠不关心，也就是说，首先是对人体的生育能力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意义同时就是对这种冷漠的承认和延续。在这部作品中，社会活动之所以是历史活动，正是因为“生命”在本体论上是从活着的人的社会需要出发的，而不是从人类生命本身的生物学起源出发的。在马克思看来，生活首先是一个社会范畴，因此需要和劳动—一人类社会性的两种基本表达——为生活提供了历史的可理解性。这里的重点不是淡化生物再生产的重要性，而是指出，这第三个时刻只是“历史的”，因为它是人类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的内在事实(这里的“资料”是“新鲜生命”本身)。在关系本体论的框架下，生物再生产的时刻也引入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另一个原则:生活资料的生产与构成这种生产的那种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在生物再生产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些关系描述为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家庭等等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马克思的“经济”是否是人类的性别本体论范畴，从而是否是历史的性别范畴。这个问题的哲学和政治意义并不是通过显而易见的答案(经济在马克思中无疑是一个性别范畴)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这个答案可能形成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他著作中，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认为“性”不是生物学上赋予的(也就是说，个体的人类身体在其社会化之前就被性赋予了)，这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证明，证明了性这一占主导地位的概念的显著意识形态力量，足以说明，从历史中剔除自然，削弱了马克思人的概念的社会核心。从性哲学的观点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自给自足的哲学”的批判是一致的，因为它忽视了“人类发展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过程”。57然而，也有必要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潜在地促进了一种性的批判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性”不是一种被盲目崇拜的“自然的”给定，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生活资料的生产再生产并依赖于这种社会关系。克里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关于两性关系的著作

57Marx and Engels, DI, 27 (GI,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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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和压迫是这里的关键出发点。对她来说，性是一种统治范畴，是一种压迫的社会关系，其中生物生殖是作为女性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剥削领域。在这种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解读中，历史压迫是“根本的现实，是出发点”。’58

对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说，“手段”这个概念是多么重要，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种重要性随着两个最初的历史行为中的第一个行为而显现出来：创造满足现存需要的手段(而不是满足这些需要本身)。这种对手段的强调使我们回到了构成历史的两个最初的历史行为之间明显的紧张关系。第二个“第一”历史行为，即创造新的需要，现在必须同第一个“第一”历史行为，即创造满足现有需要的手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新需要的内容，而在于这些新需要以何种方式构成更普遍的历史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两种最初的历史活动混为一谈，而是把创造满足现有需要的手段和创造新的需要看作同一历史活动的两种不同的表现。59在这个意义上，“手段”和“新事物”在马克思的概念上是不可分离的。60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不是生活本身，统一了现有的和新的需要，同时也没有瓦解现有的领域和新的领域之间的差异。由此而来的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一如果不发达的话——历史逻辑。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第一次历史行动”产生了一种历史概念，这种概念与现存与新事物之间的任何固定对立都是含蓄地格格不入的。因此.历史变化的概念是不稳定的。建立一个历史行为与另一个历史行为之间的区别和关系，划分一个历史行为的结束和另一个历史行为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变得不稳定

58 Marxism ismaterialist. To this extent it can be used by feminism. Insofar as materialism concerns oppression, and inversely if we accept that to start from oppression defines among other things a materialist approach, “a feminist sciencewants to reach an explanation of the oppression; to do this it must start with it (and)it will tend inevitably towards a materialist theory of history" …materialism is not one possible tool, amongst others, for oppressed groups; it is the tool precisely in so far as it is the only theory of history for which oppression is the fundamental reality, the point of departure.' Christine Delphy, A Materialist Feminism is Possible' , trans. Diana Leonard, Feminist Review 4 (1980), 87. The guotation embedded within this passage is a self-quotation by Delphy, from 'Pour un feminisme materialiste' , L'Arc 61 (1976).

59 As Peter Osborne states, Marx’ s grammar is confusing (the manuscript never received its final revision), but there is only one act at issue here. The “production of the means to satisfy existing needs"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needs" refer to two aspects of the same act, since the production of new means to satisfy existing needs creates a (hitherto non-existent) need for these means.’ Osborne, How to Read Marx, 41. For an additional explanation of this confusion' , see Soper, On Human Needs, 46.

60 This conceptual inseparability critically enriches Marx’ s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as a genusbeing' [Gattungswesen] in the 1844 Manuscripts. If the movement of Gattungswesen is the movement of humans beçoming more than themselves, if it denotes the movement whereby humans become more-thanhuman' [Ubermensch], then The German Ideology effectively stipulates that this movement is based in the historical and historicalising movement which is the creation of new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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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宣称有“在”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之后这样的东西。这种不可能性是由手段的概念所支撑的，这个概念，就像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一样，可以(至少部分地)被理解为一种面向目的的社会关系的客观化，事实上，目的(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就是生活本身。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由现存需要和新需要之间的辩证法构成的，而且，这种辩证法必然是开放的辩证法，因为第一个历史行为的目的(从时间顺序上讲)严格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因此，问题就产生了:是否有一种历史的时间性可以从中挖掘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提供第一次历史行动的时间解读，但做两个广泛的观察是有用的。首先，新事物存在于满足现有需要的手段之中，这一前提标志着现在与过去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过去的领域，或现有的需要，一直到吃、喝、睡的基本需要，都不能脱离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来思考。而现在的领域，即这些手段的生产，也不可能脱离它们所满足的内容而被理解。这里没有时间顺序上的连续性:一个时刻(需要的存在)之后并没有紧接着另一个时刻(满足这一需要的手段的创造)。相反，当下的领域是创造满足现有需要的手段与创造新的需要之间的辩证法。也就是说，现在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它作为一种存在的需要积极地创造过去。因此，现在与过去的关系就是辩证的现在与非辩证的过去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种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明确地将现在置于过去之上，因为生活资料的生产既是新的需求的生产，也是现有需求的生产。现有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生产可能会相互共同决定，但如果没有这些手段，这种关系本质上是静态的—一没有时间性。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现在的优先权一—现实的优先权—一要归功于手段的概念。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观察。第一个历史行为的未来为现在和过去的辩证法指明了方向。未来绝不预先决定这种辩证法，但它确实引导着现在对过去存在的不断创造和否定，也就是说，在现在内部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张和满足。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未来并不等待。未来的领域并不是等待来克服现在，就像现在实际上克服了过去一样。它不是对现在和过去之间实际的辩证法的思辨式的正式重复。采取这种立场将会把未来，以及更普遍地说，第一个历史行为的时间性，降格到一个历史主义的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未来变成了“一个尚未到来的时刻”。更确切地说，未来是完全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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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过去的超越。更妙的是:现在对过去的辩证超越就是过去的未来(现在是过去的未来)。这两种观察加在一起，形成了第一个历史行为的双重时间性。61

现在的问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其他决定性方面是否重新构建、修改和扩展了第一个历史行为的时间性?这些方面是否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时间性解读增添了新的维度?马克思的需要概念无疑是他的超历史的财富概念的基石，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需要的辩证化为财富提供了压倒一切的历史尺度结构。继黑格尔之后，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历史化:经济是历史哲学的一个范畴，因为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在内部和辩证地区分为满足现有需要的手段的创造和新需要的创造。辩证法也就是时间化:如果“时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抽象统一的名称，那么时间化就是这些坐标之间动态关系的积极生产，因为实践和劳动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概念。然而，需求本身并没有穷尽经济的哲学范围。生活手段的创造当然是生活手段的社会创造，因此，支配这种创造的各种关系也支配着“手段”和“生活”在时间和历史上的可理解性。此外，尽管生活资料现在已经被研究了与需要的关系，但扩展这些手段的哲学特征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它们和它们所满足的需要就可以被理解为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如果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经济主体对自身的辩证对应(Entsprechung)，换句话说，如果历史是不断创造的新需求和与这种创造相适应的生产力的扩张，那么就必须这样做。简单地说，我们已经达到了生产力与“形式”、“手段”和“交往关系”(Verkehrsform, Verkehrsmittel, Verkehrsverhältnisse，分别)之间的本质矛盾它们更普遍地预示了“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se]在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地位。62

61Biological reproduction can be made to fi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twofold temporality. As reg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logic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time in Marx, it is worthwhile perhaps to rework the famous passage 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 (or 1787) edi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nd to suggest thatalthough all social aņd historical time commences with biological time, it does not on that account all arise from biological time' (cf.although all our cognition commences with experience, it does not on that account all arise from experience' Kant, CPR, B 1-2, 136.) This move fundamentally inverts Kant: it imposes the a posteriori -or social and historical time in Marx -on Kant' s a priori, whilst holding on to the necessary and universal character exclusive to this a priori. The same manoeuvre is made in the next chapter, in relation to Heidegger' s pract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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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到来首先需要简短地离题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内部正在进行的争论点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不是马克思在1859年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贡献》（以下简称《贡献》)的序言，首先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概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比《贡献》更丰富、更复杂地解读了“经济”的哲学轮廓。但它也作为《贡献》序言中宣布的备受诟病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型的基础，63即使这个模型并没有公开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6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个“经济基础”，与“物质生活本身”同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它是“历史的实际基础”，可以暂时定义为“与生产力的一定水平相对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当然，可以把这个基础解释为(隐含地)产生一个上层建筑[Überbau]，历史意识动态地嵌入其中。“5然而，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到这个模型，这些因素，当参与进来时，减轻-可以说是平息-指责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由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庸俗的历史决定论所支撑的。其中之一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经济基础已经有了一个政治维度，打破了他的语料库中“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任何固定区分。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地租起源的分析

62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s not established as a concept in Te German Ideology, but Marx and Engels already speak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orms of intercourse' and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origin of all collisions in history' . See Marx and Engels, GI, 89.

63 The relevant passage in the Contribution is: In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their lives, humans inevitably enter into definite, necessary relations, which are independent of their will, namely,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corresponding to a determinat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eir material forces of production. The totality [Gesamtheit] of thes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constitute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society, the real basis on which there arises a legal and political superstructure and to which there correspond definite form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material life conditions the general process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It is not the consciousness of humans that determines the being, but their social being tat determines their consciousness.’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1859] (hereafter KPO), in Marx and Engels, MEW, Band 13 (Berlin: Dietz Verlag, 1961), 8-9 (Marx, Contribution, 20-1).

64 It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this model barely emerges after the Contribution. It appears only once in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in a footnote at that. See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ñomy, Vol. 1: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Capital [1867] (hereafter Capital 1),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 175, ft. 35.

6 Various passages in The German Ideology anticipate the preface to the Contribution, most notably: Life is not determined by consciousness, but consciousness by life.' Marx and Engels, GI,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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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称，“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无偿剩余劳动的特殊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奴役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直接产生于生产本身，并反过来反作用于生产本身，从而决定了这种关系。”66这段话当然是针对特定的生产方式的，但它仍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种可行的可能性，即把基础上层建筑模型解读为内在的共构，这样每个“水平”相互决定。这种解读缓和了诸如“生活决定意识，意识不决定生活”等宣言中的哲学僵化。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主张的那样，我们必须“重估”这个模式中的“决心”，“朝着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方向，远离一种被预测的、被预见的和被控制的内容”，以便使上层建筑远离一种单方面的“反映的、复制的或特别依赖的内容”。67对葛兰西来说，这是一种时尚，在这种时尚中，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基础的各个方面，包括基础内部“有机的”和“联合的”运动的发展。68这些干预促进了历史哲学内部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新解读的可能性，这种解读根植于对生活的理解，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颠倒”意识。69这种相互构成不需要像阿尔都塞所警告的那样，偷偷带入唯心主义辩证法，因为这将与经济是一一但只是“最后”——历史的本体论基础的观点相一致。恩格斯在1890年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点：“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除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说过。因此，如果有人歪曲这一点说

66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ritter Band: Der Gesamtprozeß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1894],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 Engels (hereafter Kapital 3), in Marx and Engels, MEW, Band 25 (Berlin: Dietz Verlag, 1964), 799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 (hereafter Capital 3), ed. Friedrich Engels,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927. Emphasis added. See also Louis Althusser, 'Is it Simple to be a Marxist in Philosophy?’ [1975], Essays in Šelf-Criticism, ed. and trans. Grahame Lock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98), 176.

67 Raymond Williams,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 New Left Review I/82 (November/December 1973), 6.

68Antonio Gramsci, Analysis of Situations. Relations of Force’ [1931-1934], in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9), 180.

69 An underappreciated contribution to this reading, which in many ways is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Marx' s well-known critiques of Hegel, is Herbert Marcuse, 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 [1932], trans. Seyla Benhabib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1989). In the shadow of Marx and Heidegger, this work is a systematic attempt to establish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history within life, qua the motility [Bewegtheit] of being, by way of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Hegel’ s Logic, the Early Theological Writings and the Phenom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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