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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目的论的时间概念。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历史的变化和差异如何不可约化为“普通的”(时间顺序的)时间概念?
这就产生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历史化的概念必须记录历史事件的奇点224,但这样做的方式是,历史时间不会被降级为一个被动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这个奇点得以实现(本雅明的“同质的,空的时间”)。然而,避免这种降级的唯一方法是同样地将历史层面的历史化构想为一种集体的单一,这与历史问题是“如何在不压制其特殊性的情况下将单一普遍化”的观点是一致的。22⁵也就是说,历史化的概念必须同等地记录总体化、时间化和物质性之间的关系一一基于需求的依赖关系一—特定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这让我们回到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包围着的总体化使历史作为“没有总体者的总体化”的表述不稳定。包围总体化之所以有用,并不是因为它为历史化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模型,而是因为,在让历史时间化在本体论上对“真实”负责,也就是说对整个历史时间领域负责时,它对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由一个累加者构成的观点提出了相当大的怀疑。这不是迫使“辩证法再次成为一种神圣的法则,一种形而上学的命运”的“神秘的总计器”226,而是更好地被理解为思考萨特所说的“我们的历史”(即人类历史)的条件。这是本论文其余部分的前提:有一个可识别的总化者,它使历史总化,从而使历史时间化。它在整个历史中并不存在,但这种缺乏超历史有效性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历史总化立场。
224The existential notion of historialisation’ in Sartre’ s War Diaries (1939-40) and his Notebooks for an Ethics (1947-48) is the philosophical precursor of the singularity of the historical event in his second Critique. This is the sense in which the lives of, to use Sartrean examples, Flaubert and Stalin incarnate their respectiveepochs’
225 Mészáros, The Work of Sartre: Search for Freedom and the Challenge of History, 242. According to Mészá ros, this is both the definitive problem of history and an insurmountable problem’ for Sartre.
226Ibid. 241.
227 Sartre, CDR 1, 36. It is the unconditional absence -not the presence -of a totaliser within historical totalisation which consigns the dialectic to meta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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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劳工向何处去?
我们不应该说一个人的一小时抵得上另一个人的一小时,而应该说一个人在一小时内和另一个人在一小时内一样有价值。时间就是一切,人就是一切;人至多是时间的化身。品质不再重要。数量决定一切:一小时换一小时,一天换一天
到目前为止,这篇论文主要是在超历史的层面上构建的。第一章介绍了一个超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个历史观记录了整个人类历史。第一章的核心是对第一个历史行为一一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一的时间解读,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今天和几千年前一样,仅仅为了维持人类的生命,就必须每天、每时地实现这一基本条件”。2具体来说,本章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行为的内在规定一一创造满足现有需要的手段和创造新的需要一一作为同一历史行为的两个不同维度。然后,它认为这一行为的基本时间结构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辩证法,一种内在地由目的论的未来所指导的辩证法。第一章所证明的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劳动和需要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依赖的两个范畴,因此,劳动和需要是两种力量,没有这两种力量,历史的时间性就不能被思考。第二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使我们能够从本体论上为第一章所提供的时间性解读奠定基础。海德格尔的此在提供了一种行为如何作为这样的时间化的解释,但未能建立需要作为行为的结束,而萨特明确地将此在与其世界之间的关系重新设计为个体实践与“实践惰性”之间的物质关系,因此不仅将需要置于时间化的核心,而是处于总体化与时间化统一的核心。萨特《第一批判》的结论是将历史表述为“没有累加者的总体化”(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表述与阿尔都塞的“没有主体的过程”非常相似)。因此,对萨特来说,历史可以被看作是所有个体的总体化和时间化的持续的总体化和时间化,但历史的总体化和时间化没有一一也不可能有一个总体化者。任何认定这样一个总体性的企图都是把辩证法贬为形而上学。
'Karl Marx, 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1847], in Marx and Engels, MEW, Band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77), 85 (for an English edition of this passage: Karl Marx,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53-4).
²Marx and Engels, GI,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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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实际上是本论文其余部分—一的潜在关注点是唯物主义历史概念的命运,以及海德格尔和萨特对我们对这一概念的时间理解的贡献的命运在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之后,也就是说,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这种批判在哪些方面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超历史性提出了问题?它在哪些方面迫使我们更普遍地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超历史”?如果劳动和需要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核心的两个基本范畴,那么这种批判在什么意义上修改了我们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即我们对劳动和需要如何时间化和历史化的理解?本章集中讨论劳动范畴,而下一章将根据本章所论证的内容,对需要范畴进行主题化。那么,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的劳动范畴变成了什么呢?这种批判是如何改变“一般劳动”的范畴的,人们可能会说,这个超历史的范畴记录了历史的总体性和时间化的本体论基础?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与对马克思的某些解读相反,“一般的人类劳动”(menschliche劳动)并没有脱离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事实上,一般劳动处于这一批判的前沿,尽管在《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范畴的范围和批判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本章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引入了一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一般的劳动就不能被思考,这个概念是历史上特定的(资本主义的)思考这一范畴的条件。简而言之,这个概念就是马克思的“抽象人类劳动”概念,这个概念是他的资本概念的基石,也是本章的中心焦点。提出抽象劳动是构想“一般劳动”的条件,并不意味着资本是“人类劳动过程本身的必要特征,而不管它采取了什么样的历史形式”3,但它确实意味着我们不能概念化这一过程,也不能概念化它采取的历史形式,脱离了资本的总化和时间化的力量。
尽管声明这一点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本章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前提,即《资本论》很容易证明,抽象劳动是一般思维劳动的条件。“一般劳动”是资本主义中商品交换关系的认识论结果,这种交换关系既构成了“价值形成的实体”:抽象劳动,也被抽象劳动所构成。因此,当马克思断言“一切的平等和等价”时
3 Marx, Capital 1, 981. When capital is comprehended as a necessary feature of labour as such, it is consequently something permanent,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human labour itself.' Ibid. This is, in short, the defining error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 error in which capital comes to be thought of as a thing...[that] playsa role appropriate to it as a thing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bid.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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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劳动,因为而且就它们是一般的人类劳动而言,是以“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是)……作为商品占有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4,这并不意味着,随着商品交换(资本主义)普遍化制度的建立,抽象劳动是作为一种已经存在的——超历史的——一般劳动的“历史特定的”形式出现的,而是某种类似于“一般劳动”的东西在历史上第一次变得可以理解,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劳动—一抽象劳动——作为它自己的条件。这篇论文认为,除了抽象劳动之外,没有任何基础,因此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也没有任何生产方式,这使得我们能够超越历史地思考“劳动”,这使得以下段落成为可能:
劳动过程……是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有目的的活动。它是对自然界存在的东西的占有,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它是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Stoffwechsel)的普遍条件,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的条件,因而它独立于这种存在的每一种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人类所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5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具体劳动”的范畴。本章的前提是,《资本论》推翻了类似于“超历史的一般劳动”——“具体劳动本身”——的思想,除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一作为一个一般范畴,它从作为抽象劳动的特殊实例的具体劳动中获得可理解性。换句话说,“一般劳动”范畴的唯一现实性是抽象劳动:只要“一般劳动”是实际的一般劳动,它就是抽象劳动。在资本主义内部,“一般劳动”并不是作为具体劳动而现实的。它作为具体劳动(复数,它们的多样性)是实际的,这就是为什么抽象劳动构成了它的可理解性条件。我们将论证,具体劳动(复数)和抽象劳动(一)之间的辩证法,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辩证法,是不能妥协的。潜在的“争议”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和其他地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段落(如上文),以超历史的术语清晰地描述了“劳动”。这篇论文认为,像这样的段落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它们没有承认《资本论》所证明的:资本是它们的可能性条件。正如我们将了解到的,这也延伸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其他概念,即“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和“劳动力”。因此,在某些方面,这一章与马克思是冲突的。
⁴Ibid. 152.
5Marx, Kapital 1, 198 (Capital 1,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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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章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甚至不是主要地证明抽象劳动的概念是一般思维劳动的条件。6它最重要的目的实际上是系统地检查,由于抽象劳动使“一般劳动”变得可理解,复杂而丰富的概念是“抽象劳动”本身,其核心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一—如果不发达的话一一对时间化的解释。事实上,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时间辩证法可以说是马克思对时间哲学的最大贡献,这一贡献还远未完全实现。为了预测下一章的内容,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抽象劳动,是因为如果抽象劳动是一般思维劳动的条件,那么它也必然是思考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因此,这一章是必要的第一步,以确定前一章的推测性提议和下一章试图证明的内容:反对萨特,有一个总化和时间化历史的总化者。它就是资本。因此,虽然历史在本章中没有突出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抽象劳动在任何意义上都“在”历史之外,或者同时构成和表达抽象劳动的交换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在”历史时间之外。恰相反。抽象劳动和商品交换关系完全处于历史和历史时间之内,正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历史和历史时间。它们一一只有在第4章和结束语之后才能完全理解这种说法一一是历史时间生产的历史本体论基础。因此,与许多所谓“系统辩证法”文献的观点相反,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历史化的关系,因此,历史时间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是内在于价值形式的系统发展的。8实现这一认识的一个关键维度是对马克思“必要”概念的系统研究,这也是本章第二部分所关注的,在概述了抽象劳动的总体性和暂时性力量之后。
6 The question is also: if abstract labour is the condition of thinking labour in general, is it the condition of thinking Sartre' s praxis' ? Heidegger' s‘Dasein' ?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that makes, we might go so far as to say, the existential-phenomenological subject possible?
7Chapter 4 concentrates exclusively on the materialist concept of history, but it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apital is the condition of thinking the modern, post-Enlightenment conception of history more generally.
Systematic Dialectics' does not grasp capital as the condition of thinking history, and hence does not think the systematic properly. Statements such as the following (which is representative of Systematic Dialectics) are thus misguided: the exchanges outlined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Capital are not historical but logical.’ Stavros Tombazos, Time in Marx: The Categories of Time in Marx's Capital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4), 62. This standpoint is common, and extends beyond Systematic Dialectics. In his Kantian rereading of commodity exchange as the a priori synthetic matrix of the social, Sohn-Rethel states that the exchange abstraction excludes everything that makes up history, human and even natural history' , and that through the exchange relationtime becomes unhistorical time.'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48-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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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剩余劳动”。这两个概念必须加以研究,不仅因为它们的差异和关系是抽象劳动存在的原因,而且因为—一这是第4章的任务一一它们的差异和关系的产生,用萨特的话来说,构成了历史的“初级可解性”。
本章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一一也是本文其余部分所强调的——可以通过以下命题来把握:在马克思中没有“超历史本体论”的位置,只有历史本体论。像劳动和需要这样的范畴,只有在一种生产方式和另一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的层面上,才具有本体论上的有效性,这样,资本主义的人与封建的人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个人与production®)的其他模式中的社会个人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主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进行超历史的思考。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抽象劳动的特殊资本主义存在,正是允许我们以超历史的方式思考“劳动”、“需要”和“历史”的东西。简而言之(假设一个人坚持生产方式的本体论优先),“超历史的”应该被理解为马克思的认识论范畴,而“历史的”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因此,尽管本章——实际上是本论文的其余部分一—动摇了前两章所提出的主张的超历史基础,但它并没有使这些主张变得毫无意义。相反,它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迄今为止在超历史水平上提出的思想的历史条件。因此,本章的精神不是要关闭“超历史的马克思”的可能性,而是要将他历史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历史时间的概念必须记录下资本主义之后社会和历史时间的可能性。我们需要超越历史的马克思,正是因为没有他就不可能思考共产主义。
9 This point registerş the essential limit of Carol C. Gould' s Marx's Social Ontology: Individuality and Community in Marx's Theory of Social Reality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1978). Drawing on the passages on the ‘social individual' in the Grundrisse, Gould attempts to create a transhistorically valid social ontology as the basis from which to think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cial individuality. There is something sociological in the bad sense about a methodology such as this: Gould’ s manoeuvre effectively de-historicises the social in order to historicise the historical. Marx' s conception of a social individual is intelligible because of capitalism (as is the category of ‘soc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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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抽象与具体劳动》
我们不需要超越《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就能了解“一般劳动”是如何将其可理解性归功于资本的。本章对价值形式进行系统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认识到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不仅表达,而且实际上构成了一般劳动的范畴。下面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
男人和女人……不会把他们的劳动产品作为价值相互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把这些物品看作是同质的人类劳动的壳子。事实恰恰相反。通过在交换中把他们的不同产品彼此等同为价值,他们把他们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等同为同一种人类劳动。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这样做了1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只有不同种类的商品之间的等价性的表现,才能使我们看到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因为它实际上把嵌入在不同种类的商品中的不同种类的劳动还原为它们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换句话说,交换行为决定了劳动的种类,而劳动的种类又决定了被交换物的价值。价值形式及其隐含的交换行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始条件。价值[Wert],可以被描述为“一定比例的可交换性”12,是社会关系的自我中介基础。正如我们将要考察的那样,它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如果不把它也理解为交换决定的基础,它就什么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永远是为交换而生产,因此,交换关系必须同时被理解为构成价值并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13
然而,任何关于资本和劳动范畴之间关系的讨论都必须关注一个特定的交换,这个交换与作为双重构成和表达价值的交换关系是一致的,但是,考虑到被交换的内容,它既是资本生产过程的前提,又是资本生产过程的结果。
10 Marx, Kapital 1, 88 (Capital 1, 166-67). The products of labour’ which men and women bring into relation with each other should also, crucially, be understood as these very same men and women. 11 Marx, Capital 1, 142. Emphasis added.
12 See Tony Smith, Hegel, Marx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Capitalism' , in Marx's Capital and Hegel's Logic: A Reexamination, ed. Fred Moseley and Tony Smith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4), 29.
13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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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或劳动力(Arbeitskraft)的买卖行为,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可变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1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第6章详细叙述了这种交换,强调了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遇到劳动力占有者的两个必要条件。这就是潜在劳动者必须“自由”的两种意义:(1)不占有生产资料的自由(因而不占有满足他自己需要的资料的自由);(2)在这个术语的法律意义上,可以自由地出售他唯一的财产(但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出售,这样他既能使他的劳动力异化,又能避免放弃他对劳动力的所有权。15)我们将在第四章中了解到,“所谓原始积累”本身就是这些条件的条件。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与马克思著作中劳动范畴的永久存在和各种变形不同,劳动力的概念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才出现(《政治批判大纲》),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才出现(在马克思1849年的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无处不在)。但这只是因为恩格斯在1891年的编辑之手)。
然而,就我们目前的目的而言,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对劳动力的描述的核心处找到一个潜在的模糊性。一方面,他将其描述为“存在于物质形式(Leiblichkeit)中的那些身体和智力能力的整个领域(Inbegriff),一个人的活的人格,他在生产任何种类的使用价值时启动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着的个人的一种能力而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似乎是一种超历史的—一实际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超历史的—一概念。这种解读可能被比作MoishePostone所说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这样,劳动力就成为劳动的规范储存库,成为“社会生活的超历史本质”。18因此,劳动力与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描述是一致的,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普遍条件,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独立于这种存在的任何形式”。’19这种解读也与马克思的一种观点相交叉
14 Variable capital' has a yariable meaning throughout the various drafts of Capital, bu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xchange relation it desigņates the wage-form (this is its predominant meaning in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duction-Process' , written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Capital in 1867). However, it also designates the act of labour itself, insofar as this act is only actual as one of the modes of existence’ of capital. Ibid. 988.
15 Ibid. 271. In this sense, the worker’ s mode of freedom and his mode of subjection are the same thing.
16 Marx, Kapital 1, 181 (Capital 1, 270).
17Marx, Capital 1, 274.
18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61.
19 Marx, Kapital 1, 198 (Capital 1, 290). This passage is nearly identical to passages in Marx, Capital 1, 133, and Marx, Contributio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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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意大利对“生命政治”概念的一些表述(这是矛盾的,因为相关作者明确地将自己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分离开来)。对于保罗·维尔诺来说,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生命和身体,因为“这个生命,这个身体,包含了能力,潜力,动力”20,但对维尔诺来说,这种潜力不可简化为它的商品化,因为生命在本体论上是资本的基础。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同意:“劳动力的潜力总是超过它与资本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有能力做得更多,产出也比他们在工作中做的多得多。”21“生命政治劳动力”的实现——对哈特和内格里来说,这是当代人类生活和爱的能力一一因此导致了一种“创造力”,它表达了资本之外的共同点和点。 22
然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明确的例子,即劳动力只有从其商品化的角度才能理解。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劳动力也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时间被物化为“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这是维持单个工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因此,与其他任何商品不同,劳动力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同时也是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一一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生物学上一使其价值的决定具有了“历史和道德因素”,而这种因素是任何其他商品都不可能具备的。在这方面,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它的所有者的死亡直接关系到它的价值的决定。2⁵然而,这种特殊性也必须推广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上。首先,因为人类的死亡率也直接关系到这种使用价值的决定,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原因是分不开的,从使用价值的观点来看,劳动力是每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唯一提供者。26这个特性
20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trans.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 Andrea Casson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82-3.
2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1.
22 Ibid. 315.
23 Marx, Kapital 1, 185 (Capital 1, 274).
24 Marx, Capital 1, 275. By this Marx primarily means the strength and organisa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Class struggle feature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process the next chapter.
26 Like value, exchange-value’ is a purely relational category. It is nothing but the form of appearance, the manifestation, of value as a purely social objectivity, which is to say that not an atom of matter enters into’ it. Ibid. 138. Insofar as exchange-value expresses the quantitative ratio in which one commodity is exchanged for another, money is its necessary and exclusive representative. The question here is whether labour-power is the sole provider of every use- and exchange-value. See Marx, Capital 1, 131, and footnote 28,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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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的双重性质:即“具体的有用劳动”(konkretentzlicher劳动),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个人形式的劳动,和“抽象人类劳动”(抽象menschliche劳动),或生产交换价值的纯粹社会形式的劳动。这两种社会形式的劳动并不是指两种独立的或可区分的行为,而是指商品决定的社会中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27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由使用价值的生产来定义的,而使用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的地位仍然是模糊的28,某种程度的历史不确定性似乎与具体劳动有关。但是,当这种“以特定形式和有一定目的的人类劳动力的支出”(29)被考虑——相当必要地考虑——它与抽象劳动的辩证关系时,“劳动作为劳动力的支出,不管它以何种“有用的”方式进行消费”30,很快就可以看出,只有从劳动力商品化的角度才能理解劳动力。抽象劳动——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不是一个超越历史的有效范畴。它作为“活劳动”生产交换价值的力量,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的命脉”31,而且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命脉。正如彼得·奥斯本(PeterOsborne)所阐述的那样,“这种力量………因此不是从根本上’而是历史本体论的:它是整个资本生产过程的历史本体论产物。”32为了从另一个角度加强这一点,在超历史的(“具体的”)和历史的(“抽象的”)劳动概念之间的辩证法一一也就是说,在所有生产方式共有的社会劳动形式和特定生产方式特有的社会劳动形式之间的辩证法一一的想法是荒谬的。“具体劳动”在历史上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33简而言之,“使用”、“交换”和“劳动”可以是
27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144. For Marx, therefore, the commodity does not contain two different sorts of labour; the same labour, however, is determined as different and as opposed to itself.’ Quoted in ibid.
28 The ambiguity within Marx' s account of use-value is far more pervasive than that within his account of labour-power. In the Grundrisse, the 1861-63 Manuscripts, and the Marginal Notes on Wagner, use-value is characterised as a decidedly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category, whereas a number of passages in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and the Contribution would seem to suggest that it is a category outside the sphere of investig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 Contribution, 28. Marx should be critiqued on this front. Usevalue, this thesis maintains, is only intelligible as an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category specific to capitalism. Use-value, which Marx too often conflates with utility' [Nutzen], is internal to value, even as it is produced as exterior to it. That is, use-value stands opposed to exchange-value, but only within the valueform. This will be further developed in our analysis of the dialectic of concrete and abstract labour-time.
29Marx, Capital 1, 137. Emphasis added.
30 Karl Marx, 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79-80], in Marx and Engels, MEW, Band 19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370.
31 Marx, Capital 1, 1007.
32 Osborne, 'Marx and the philosophy of time', 19.
33 Werner Bonefeld is mistaken in his position that figuring concrete labour as a specifically capitalist form of labor' amounts to an absurd notion.’ Werner Bonefeld, Abstract labour: Against its nature and on its time’ , Capital & Clașs 34:2 (2010), 270. Categorically, in its meaning as the dialectical other of abstract labour, concrete labour' is a specifically capitalist form of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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