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 and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Time

劳动，只是因为它是由抽象劳动构成并以货币表示的社会尺度的内在的—一它是社会尺度的存在条件。

个人作为具体劳动的承担者，由于他们是社会的个人这一事实而被时间化。因此，如果时间化的存在基础在马克思那里有任何意义，它本身就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特有的人类个体化的社会性之上。请看奥斯本下面的一段话：

如果一个人同意早期海德格尔的论点，即对死亡的预期是时间化的存在基础…(修改以记录与他人关系中这种预期的社会基础，从而记录人类个性化的社会性)，那么这是推断人类有限性的一小步，在死亡的存在登记的意义上，是时间“价值”的本体论基础，从而也是劳动时间作为一种普遍价值尺度发挥作用的本体论基础。而这一点，尽管任何这样的“测量”本身，都涉及到一个退化的、“普通的”或仅仅是按时间顺序的时间概念的社会实例化(否定了它所依赖的存在的时间化)。在它的极限下，时间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即“你的”时间)耗尽了。 87

这段话可以从各种不同的(高度关联的)立场来解读:交换关系、分工、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辩证法，等等。然而，有一种观点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不仅因为它接纳了其他每一种观点，而且因为它这样做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必须从这个起源重新构造。这一起源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它引发了一种双重的、不对称的历史总化和时间化形式。

劳动力的出售必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因为这种出售是商品循环(C-M-C)的初始行为，是一种商品向另一种商品的简单转化，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只不过是完成这一循环的一种消失的手段。正如托姆巴佐斯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个循环的经济主体一—为买而卖一一是个人89，不是因为这个循环是由个人意志鼓动的，而是因为它保证了个人的需要不会超过保存和再生产自己的需要(这个循环满足了这种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殊重要性被加倍了:劳动力的销售不仅代表了进入劳动过程的唯一途径，而且表明，C-M-C循环和需要的满足之间的唯一关系是购买一定数量的资料

87 Osborne, Marx and the philosophy of time’, 20.

88 Marx, Capital 1, 209.

89 Tombazos, Time in Marx,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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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资料”(在Leben作为“生存”的有限意义上)。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种重要性表现在具体劳动一一从劳动力出售的观点来看，由劳动力生产的劳动—一使历史时间化的方式上。在萨特的术语中，具体劳动可以被视为个人实践的规范，引用第2章，具体劳动构成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辩证运动，其中现在被优先考虑为过去对未来的总体超越。”此外，这种时间化的存在基础是，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个体工人的有限性(条件是，再次回到第二章有限性被理解为一种存在一一走向一种构造一一时间化一一每一个行为的战术限制)。因此，为了将这一点与第一章联系起来，具体劳动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个历史行为”:它产生了“辩证时间”(用萨特的话来说)，它集中体现了满足现有需要的手段的创造和新需要的创造。90

然而，即使从劳动过程的有限观点来看，这种对历史时间化的描述显然是不充分的。具体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仅仅是生活资料一一它们仅仅满足了它们的生产者的现有需要，并为他们创造了新的需要一一因为它们不属于这些生产者，换句话说，它们授权支付工资，然后用工资来交换其他的生活资料。由于工资形式的存在，生活资料只是作为交换对象、作为商品才具有现实性，因此它们的生产已经由抽象劳动决定了(在历史的总体化和时间化的层面上，这一点的各种变形将在下一章中展开)。然而，在我们对此进行评论之前，我们必须先说明这个“已经”的特征。这不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情，如果事实上:

社会劳动时间以潜伏状态存在于商品中，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才显现出来。出发点不是被看作社会劳动的个人劳动，相反地，而是私人的特殊种类的劳动，即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扬弃了自己的原始性质才证明自己是普遍的社会劳动的劳动。因此，普遍的社会劳动不是一种现成的前提，而是一种正在产生的结果。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困难：一方面，商品必须作为客体化的普遍劳动时间进入交换过程，另一方面，个人的劳动时间只有通过交换过程才成为客体化的普遍劳动时间(91)

90 In this regard, concrete labour represents a concrete form of labour in general’ , which is to say that it temporalises and historicalises as a kind of labour in particular’

91 Marx, KPÖ, 31-2 (Contribution,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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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亚瑟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这一段末尾用货币来解决矛盾，然而，“尽管货币肯定地把它所代表的劳动，从而通过反映，把一切商品所代表的劳动，假定为抽象的普遍劳动，但这种抽象仍然没有假定在交换之前。”在鲁宾之后，亚瑟得出结论，这个矛盾最好在生产过程本身解决，因此，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已经永远是为交换而生产的生产—一是以“活劳动在交换之前被视为抽象的，正是因为它在交换中被视为抽象的”为前提的。93.这并不是说，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具体劳动时间实际上是作为抽象劳动时间实现的(只有交换行为才能实现这一点)，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劳动时间已经内在于抽象劳动时间。这种内在性通常被描述为对抽象劳动时间的“强制”和“管制”;它的代理人是工头和时钟。正是沿着这些思路，Bonefeld借鉴了RiccardoBellofiore的作品，将抽象劳动描述为一种真正的抽象，它将“价值的幽灵”投射回生产中，在那里，幽灵变成了吸血鬼，吸干了活劳动，把它变成了“时间的尸体”。94.交换关系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唯一保证，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资本关系中抽象劳动的构成比交换中抽象劳动的构成更为根本”95。因为只有劳动过程才有可能把“时间价值’的本体论基础”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如果由于劳动力的商品化，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内在，那么人的需要(行为的时间化和历史化的基础，由此产生的目的论目的，从而产生这种行为的统一性)就是资本的内在。在《资本论》第一卷第4章“资本的一般公式”中，马克思断言：“商品的简单流通……是达到流通之外的最终目的的手段，即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而“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价值的增值只有在这种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会发生。96.这里有两种，而且是两种根本对立的需要概念，以及与它们一起起作用的目的论，确定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关系，是下一章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什么必须

92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46.

93 Ibid. In effect, abstract labour as a form-determination of the living labour of the wage worker, and abstract labour as the dead labour objectified in a commodity, are the same thing, in the one case looked at as activity, in the other as its result.' Ibid.

94 Bonefeld, Abstract labour: Against its nature and on its time’, 266. The expression time' s carcase' is a translation of die Verkörperung der Zeit’ , from the passage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cited earlier (see footnotes 1 and 69 in this chapter). The embodiment of time' is a more literal translation.

95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45.

96 Marx, Capital 1,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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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强调的是，个人需要的满足是在简单流通之外进行的，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创造恰恰是在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内部进行的。与简单的商品流通不同，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不仅以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为前提，而且以满足个人需要的手段为前提。97再一次，我们面临着劳动力商品化的特殊重要性。它不仅规定了在循环C-M-C的特定实例内的行为(即劳动力的出售、具体劳动行为和工资与生活资料的交换)只有在循环M-C-M(资本的最终循环)内才是现实的;为了卖而买)，但是，只要它导致个人需求的满足，每个C-M-C实例中的每个行为只在M-C-M'中是实际的。总而言之，C-M-C的物质性是以M-C-M’为前提的，因此，作为历史行为的具体劳动的总化和时间化能力是以抽象劳动的总化和时间化能力为基础的，或者从劳动力的购买角度来看，劳动力所生产的劳动。用萨特的话来说，抽象劳动的总化和时间化不是因为它是由人类的需要驱动的，而是因为它在内部将这种需要转化——扭曲——为紧急性。因此，对于工人来说(回到《批判》中先前引用的两段话)，“未来支配着现在，因为这个未来严格地将自己与过去等同起来”(98)，“要实现的未来已经被制造成机械惯性.以超越过去存在的方式。”99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资本的自我更新是通过这种紧急的暂时性来表达的，这种暂时性量化了人类的需要。如果，正如前一章所论证的那样，人类的需要将“死亡”作为“时间性将自身时间化”的存在限制的基础，这样，行为将自身时间化为一种“朝向需要的存在”，那么，急迫性构成了资本主义对这种，据此，“时间价值’的本体论基础”被简化为个体工人所能活的年数、月数、日数等。100尽管事实上一一事实上正是因为一一资本对他或她的再生产漠不关心，而不是把他或她作为劳动力的某种社会总和的一部分。101.这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有重要的影响。正如下一章所确立的，《资本论》是历史的主体(这与《资本论》是同义的)

97 As Tombazos shows, Marx' s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mple circulation and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capital is indebted to the transition from chemism to teleology in Hegel' s Logic. See Tombazos, Time in Marx, 75-9. Unlike the chemical process (simple circulation), the teleological process (capital) not only presupposes but posits the moments of its self-renewal

98 Sartre, CDR 1, 82.

99 Ibid. 235.

100 Marx' s concept of capital could well be understood as a dialectic of mortality (in both its existential and chronological registers) and immortality, inasmuch as the immortality which money strove to achieve by setting itself negatively against circulation, by withdrawing from it, is achieved by capital, which preserves itself precisely by abaņdoning itself to circulation’ , and value is capital only as self-immortalising and self-multiplying value.' Marx, Grundrisse, 261, 639.

101 Osborne, Marx and the philosophy of tim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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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它是M-C-M的经济主体)，但它之所以是这个主体，是因为它的需求剥夺了人类(以自己的方式)综合和暂时化历史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正如第4章所说，《资本论》是思考《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条件，但仅仅是因为它动摇了这个概念:思考第一个历史行为的条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是它的去历史化。它不能也永远不会实现它的最终目的(无限的财富)，但在它消失之前，资本将永远不会停止试图确保人类的需要，从而“物质生活本身”，不会超过“……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102]

毫无疑问，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劳动的一般范畴。在《贡献》和《资本论》之后，必须通过抽象劳动的概念，对劳动本身及其与具体劳动的动态关系，重新思考劳动的总化、时代化和历史化的力量。103然而，如果抽象劳动不与《资本论》第一卷的另一个“最佳点”:剩余价值的概念(Mehrwert)结合起来，它就什么都不是一一没有实际的物质性。剩余价值一一对它的研究指导了本章的其余部分一一比任何其他概念都更能说明资本主义内部历史所采取的复杂(和政治上令人恼火的)方向。就“一个对象对资本所能具有的唯一效用(n<s:1>tzlichkeit)就是保存或增加资本”而言，剩余价值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活劳动“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纯粹的使用价值……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来面对资本”。105.从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辩证法中，出现了两个新的概念(它们又是同一的):剩余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106。剩余劳动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一样，决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概念(通常是这样)

102 Marx and Engels, DI, 21 (GI, 42).

103 Consider this passage by Tombazos : In the usual way of reading Capital, the commodity divides itself into abstract and concrete labour, in value and use-value, without being able to be value if it is not also usevalue, and vice versa. This is correct but insufficient. Abstract labour divides itself, within itself, into abstract labour (universality) and abstract/concrete labour (universality/particularity)…It seems to us more correct to say that the commodity is divided into value and value/use-value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non-independent (and neutral) character of use-values under capitalism. Thus, abstract labour appears in two forms: as a simple unity with itself (value, universality) and as a" “composed" unity (value/use-value, abstract/concrete labour, particularity).’ Tombazos, Time in Marx, 29-30. The problem with this passage is not that all use-values are dependent on value, but that they are all neutral (the use-value of labour-power is by no means neutral’ ).

104Marx, Grundrisse, 270.

105 Ibid. 295, 297. Like most passages in the Grundrisse, this passage must be read from the retroactive standpoint of the dialectic of abstract and concrete labour. See, in addition,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42.

106 Unlike concrete labour', abstract labour’ and necessary labour'’, surplus-labour' will be written with a hyphen in orer to reflect the unity,of the original Ġerman. The same holds for surpluslabour-time' (as against necessary labour-time' [notwendige Arbeitszeit]). In the Grundrisse, Marx often uses the term surplus-time' [Surpluszeit] synonymously with surplus-labour-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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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的)。它记录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核心矛盾(比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和对该商品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更基本的矛盾)。因此，剩余劳动在抽象劳动/价值的核心处记录了一个矛盾，出于这个原因，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必须在其本身的权利中进行检查，然后-这是第4章的任务-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独特的历史动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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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概念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概念的复杂谱系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与劳动力、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概念不同，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从这一批判的一开始就占据了突出地位(假设《政治批判大纲》构成了这一开端)。在《政治批判大纲》中，对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论述要比对劳动力的论述发达得多，因为它已经表明，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和劳动力在概念上是不可分割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述没有以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辩证法为中介。《政治批判大纲》中缺乏抽象劳动的概念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像奥斯本所坚持的那样，“抽象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是不可分离的”，以至于“在本体论上，两者都只是作为理想的客体才是实际的”107，那么剩余劳动的概念也必须如此(即，必须将剩余劳动添加到这个不可分离的概念列表中)。剩余劳动并不等同于抽象劳动。相反，从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的差别来看，它是抽象劳动。就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在《政治批判大纲》中作为发展了的概念发挥作用而言，追溯的逻辑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但前提是它们要通过抽象劳动及其与具体劳动的辩证关系得到重新定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政治批判大纲》——不是《1861-63手稿》，也不是《资本论》，它们都非常关注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108一可以说包含了关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最具哲学建设性的段落，主要是因为它们批判地恰当地描述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界限(施兰克)和界限(格伦泽)之间的区别和关系。109因此，我们可以说——不无讽刺地说——《政治批判大纲》也提供了一些关于抽象劳动的最具哲学建设性的段落。这里的要点是(如果不是贯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的话)追溯性的逻辑同时也是相互构成的逻辑。换句话说，可以说《政治批判大纲》对《资本论》的贡献与《资本论》对《政治批判大纲》的贡献一样多。

正如托姆巴佐斯所描述的那样，剩余价值构成了“商品的隐藏时间”，因为它产生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和生产商品的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异

107Osborne, ‘Marx and the philosophy of time’, 19.

108 Surplus-labour and surplus-value do not feature in the Contribution, which is essentially a draft of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109 See, in particular, Marx, Grundrisse, 415-16 and 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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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产生这种商品。110这种差别纯粹是量的差别，在实体和尺度上都是如此。这里并没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起作用: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生产一切商品所必需的同一种劳动时间(劳动力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因为它只能通过其他任何商品再生产)。然而——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差别使一种内部对立的单一的“必要劳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单一的需要概念)运动起来，这样，必要劳动在自身内部就把自己分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和生产其他一切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111因此，剩余价值不仅使劳动力与其他任何商品对立起来(劳动力之所以“特殊”，并不是因为它没有“隐藏时间”，而是因为它的“隐藏时间”就是没有这种“隐藏时间”time11²))，而且使抽象劳动和价值更普遍地与自己对立起来。因此，在劳动力和其他每一种商品之间，包括生产每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尽管每种商品都来源于同一种劳动时间)，就产生了矛盾—一实际上是辩证法。剩余价值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它的存在，也就是资本的存在，取决于从等价关系中创造出一种过剩。而正如《资本论》明确指出的那样，正是有一种商品具有从不可违背的“商品交换规律”中产生过剩的能力。劳动力，而且只有劳动力，生产出生产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因此它被商品化了。这就是必须理解抽象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实际关系的背景。剩余劳动依赖于抽象劳动的时间可理解性，但抽象劳动时间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必要劳动”在自身内部同时包含又不包含剩余劳动。抽象劳动时间的同质性、可量化性和可分割性一一我们必须记住，时间最初不是一个量，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一从根本上说，它不是建立在它表现出来的任何差异上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劳动力和其他一切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异上的。抽象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前提是要把它理解为既与剩余劳动分离又与剩余劳动对立，并把剩余劳动包含在它的内部。

剩余劳动(至少在理想上)包含在生产它的商品以外的每一种商品中，这一事实扩大了抽象劳动的辩证范围。一方面，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基本表述是“一”

110 Tombazos, Time in Marx, 85.

111I am using Tombazos’ s language here. See ibid. 29 (and footnote 103 in this chapter).

112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basic sense in which labour-power is a peculiar commodity' because the mortality of its owner directly bear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it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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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比它本身更有价值的源泉(113)，或者说，剩余价值……只是活劳动与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的关系’(114)—一它们的可理解性在于抽象劳动时间。如果没有抽象劳动的概念，剩余价值就没有意义。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是“对劳动时间的盗窃”，但这不仅仅是因为从工人那里偷走了无数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同样是一种质的盗窃，其基础是抽象劳动首先是一种纯粹关系的——纯粹社会的——时间形式。抽象劳动有质，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生产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间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辩证法，不能直接映射到《逻辑学》中的质和量的辩证法上。也就是说，质+量→尺度不能改写为“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尺度”。质和量的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是抽象劳动内在的。由于劳动力的商品化，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的质被量化，正是因为它已经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质的内在，或者说是纯粹的可交换性115。

然而，另一方面，抽象劳动的纯粹关系性质必须被理解为内在的，事实上是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双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我们已经假定了这一点，第四章的大部分内容将从历史时间的生产的观点来重新阐发这一点。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抽象劳动在其核心上起源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双重关系，那么它也掩盖了这种关系。抽象劳动时间的同质性、可量化性和可分割性，既表达又掩盖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双重关系;或者说，这种表现和伪装既存在于内部，又同时存在。因此，货币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物化”具有双重重要性。除劳动力以外的一切劳动产品的销售，在理想上表现了(利润)，掩盖了(价格)这些产品中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这种实现是追溯的，并且与剩余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内在意义相适应。劳动力的出售更为复杂，但可以用类似的术语来描述。它启动了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113 Marx, Capital 1, 301.

114 Marx, Grundrisse, 337. For Marx, it is not at all contradictory, or, rather, the in-every-way mutually contradictory statements that labour is absolute poverty as object, on one side, and is, on the other side, the general possibility of wealth as subject and as activity, are reciprocally determined and follow from the essence of labour, such as it is presupposed by capital as its contradiction and as its contradictory being, and such as it, in turn, presupposes capital.’ Ibid. 296.

115 This point is indebted to the fifth chapter of Arthur’ s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See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90, 109. In addition to this, see Christopher J. Arthur, 'Marx, Hegel and the Value-Form’ , in Marx's Capital and Hegel's Logic: A Reexamination, 269-91. Tombazos is correct to point out that abstract labour is indifferent to the productivity of concrete labour, that it can thus only be more or less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abstract labour is a purely quantitative category, that, as he puts it, the “quality" of abstract labour is precisely that it has no “quality". Tombazos, Time in Marx,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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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利润率)和隐藏(劳动价格，wage116)从个别工人那里榨取剩余劳动，从而产生潜在的剩余价值。这种榨取既是前瞻性的，又是追溯性的117，它与把剩余劳动同社会必要劳动对立起来的意义相适应。在黑格尔模式中，这里的基本点是，“本质关系”抽象劳动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表现(Erscheinung)和表象(Schein)，因为它本身就是建立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双重关系之上的。抽象劳动时间同时实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内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是混合在一起的”118，以及剩余劳动只不过是“强迫劳动”这一事实。 119

因此，我们面临的辩证法不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辩证法”(没有这样的东西)，而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必要劳动本身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两个关键方面不同于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辩证法。首先，如前所述，这种辩证法产生于同一种劳动和时间的两种不同表现。其次，更重要的是，这种辩证法的结构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作为抽象劳动的内部和外部生产出来的(这是活劳动作为资本的外部生产出来的方式，因为它是生产过程的内部生产出来的)，剩余劳动是作为必要劳动的内部和外部生产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资本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剩余决定必然性，那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剩余劳动同时决定自己为必要劳动的内部劳动(从除劳动力以外的一切商品生产的观点来看)和外部劳动(从劳动力生产的观点来看)。因此，使价值转化为剩余价值成为可能的生产过程的客观条件，不仅表现为，而且被设定为剩余价值本身的结果。120因此，“价值……为了重新实现它自己而必须采取的特殊形式.

116 Wage-labour always consists of paid and unpaid labour' (Marx, Grundrisse, 574), and at the same time, in wage-laboureven surplus-labour, or unpaid labour, appears as paid.' (Marx, Capital 1, 680).

117 In other word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power chronologically precedes the labour-process, but the exchange of labour-power for the wage is only actual (the worker is only paid) after this process.

118 Ibid. 346. Marx’ s statement that capital did not invent surplus-labour’ (Ibid. 344) is misleading. It is true that within the corvée system the necessary labour which the Wallachian peasant performs for his own maintenance is distinctly marked off from his surplus-labour on behalf of the boyar' (Ibid. 346), but this surplus-labour is not just the unhidden predecessor of surplus-labour within capitalism, as Marx' s analysis of the working-day [der Arbęitstag] suggests. The various forms of feudal surplus-labour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kind of ‘surplus-labour' which characterises capitalism. If anything, and just like the relation beţween abstract labour and labour in general, surplus-labour within capitalism is the condition of thinkingsurplus-labour' transhistorically.

119 Marx, Grundrisse, 324.

120 the values he [the capitalist] gave in that exchange [the wage for living labour capacity] were not values which he originally put into circulation out of his own funds; they were, rather, objectified alien labour which he appropriated without giving any equivalent whatsoever, and which he now re-exchanges for alien living labour.' Ibid.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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