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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and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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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把自己设定为资本……只是剩余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121这是一个框架,下面的段落必须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

资本迫使工人在必要劳动之外从事剩余劳动。资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另一方面,它也只是在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而剩余劳动可以作为剩余价值实现的范围和范围内才把它作为必要劳动存在。因此,它把剩余劳动当作必要劳动的条件,把剩余价值当作对象化劳动的界限,当作价值本身的界限。只要它不能以价值为前提,它就不能以必要劳动为前提;而且,鉴于它的基础,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因此,资本主义限制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用英国人的话说,是通过人为的限制),它这样做的根据和范围,和它规定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是一样的。因此,就其本性而言,它对劳动和价值创造设置了障碍,这与它无限扩大这两者的倾向是相矛盾的。因为它一方面为自己设置一种特殊的障碍,另一方面又同样地超越和超越一切障碍,所以它是活的矛盾122

这段话的直接语境是个体工人和集体工人(或个体工人和他的阶级)之间的矛盾一一以及由此矛盾产生的幻觉,这种矛盾本身就是由单个资本家和集体资本家(或单个资本家和他的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这段话表达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除了他的工人之外,个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消费者:作为货币形式(而不是工资)的交换价值的拥有者。因此,同时限制和扩大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人的“可交换性”[Tauschfähigkeit]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的消费能力。123这就是资本作为“活的矛盾”的意义。但这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界限”和“障碍”概念的出现。在《政治政治批判大纲》和其他地方,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发展界限和障碍之间的关系,甚至没有系统地发展界限和障碍之间的区别。因此,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它阐明了这种差异和关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然而,这篇论文认为,在马克思的界限和障碍之间还有一种更基本的关系,必须加以揭示,因为它是这种关系的其他表达(如上面所阐述的)的基础,

121 Ibid. 451.

122 Ibid. 421.

123 Capital, then, posits necessary labour-time as the barrier to the exchange-value of living labourcapacity; surplus-labour-time as the barrier to necessary labour-time; and surplus-value as the barrier to surplus-labour-tim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drives over and beyond all these barriers, to the extent that it posits labour-capacity opposite itself as something simply engaged in exchange, as money, and surpluslabour-time as the only barrier, because creator [Schöpferin], of surplus-value.’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in Marx and Engels, MEW, Band 42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337 (Grundrisse, 4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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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与黑格尔的界限和障碍的概念,即在《逻辑学》的“存在论”第二章中所概述的“定在”(dasdasein)相抵触。对黑格尔来说,"通过这一界限,某物成为它所是,在这一界限中,它有了它的质"124,因此,这一界限是"某物和另一物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中介"125换句话说,某物的界限决定了这一事实,即它的“超越”同时是它的内部和外部。因此,这个东西是有限的:“非存在构成了它的本性和存在”,因此“这个存在的真理就是它的目的”。126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个某物也可能是无限的,因为它的概念表明了它的否定性—一它的有限性一—本身可以被否定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它的自我设定的界限同样是一个障碍:一个“应该”「索伦]被超越的界限。127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双重关系从根本上破坏了这种极限哲学,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重新制造了这种极限哲学。因此,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不可能把这种双重关系映射为“某物”和“他者”之间的双重关系。从除劳动力以外的一切商品的观点来看,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确实是剩余劳动的界限,因为剩余劳动由于前者而有限,并且力求超越前者。诚然,剩余劳动实现这种超越性,哪怕只是作为一种“坏的无限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种无限性与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处于一种“交替的规定性”之中。因此,资本无限扩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只是作为“在一定限度内的无限扩张”。或者,“资本的运动是…………无限的”130,但只有在形式回路M-C-M包含了物质生产(“………P……”)的情况下才存在。131然而,这些断言代表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极限概念之间的任何一种“同源性”的范围。从除劳动力以外的每一种商品的角度来看,都是这样

124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126.

125 Ibid. 127.

126 Ibid. 129.

127 Something' s own limit thus posited by it as a negative which is at the same time essential, is not merely limit as such, but barrier. But what is posited as negated is not barrier alone; the negation is twoedged, since what is posited by it as negated is the limit, and this is in general what is common to both something and other, and is also a determinateness of the in-itself of the determination as such. This in-itself, therefore, as the negative relation to its limit (which is also distinguished from it), to itself as barrier, is the ought.'Ibid 132. 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altered to render Schranke asbarrier' rather than limitation’.

128 Ibid. 138.

129 Peter Osborne, A sudden topicality: Marx,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crisis’ , Radical Philosophy 160 (March/April 2010), 21.

130 Marx, Capital 1, 253.

131 Chris Arthur describes .P…’ as the ,“black box" t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capital, and which it must manage materially, and not just formally.' 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Problem of Use-Value for a Dialectic o Capital' , in New Dialec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ed. Robert Albritton and John Simoulid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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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极限是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就宣称剩余劳动具有质量。这并不是因为剩余劳动把这种必要劳动当作自己的界限(这是符合逻辑的)。更确切地说,基本问题在于,这种必要劳动不能自由地设定自己的界限。从每一种商品的观点来看,剩余劳动都不是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的自我设定的界限,而是强加的界限。因此,不仅是必要劳动本身,而且资本主义的界限本身也是作为“活的矛盾”而存在的。对于除劳动力以外的每一种商品的生产来说,这个界限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不仅应当而且必须超越的界限,而且,作为生产其他每一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也要超越这个界限。关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有两点可以说明。第一,这个界限是必要劳动不仅不应该而且不应该超越的界限,因为这种不超越是创造剩余劳动的条件。这个障碍“原则上总是可以克服的”132,但考虑到工资形式和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力量,它在实践中很少被克服,即使被克服了,也只是暂时的。其次,这表明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的限制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障碍的限制:一个完全无法超越的限制。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观点来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只有绝对的分离:“对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作为不可超越的本体论条件的异化……资本的流通为它满载着剩余价值的回程而进行辩证转向的那个点,就是劳动力被剥夺的那个点,对工人来说,这是绝对的、纯粹的损失:这里既没有扬弃,也没有扬弃,而只是一种真正坏的无限性,因此根本不是辩证的。133在这一点上,回到前一章,我们可以说,资本是通过两种不同的、但相互依存的“走向极限的存在”形式来实现时间化的,在这两种形式中,剩余劳动必然同时是可超越的和不可超越的界限。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时间化的观点来看,马克思既是黑格尔学派的,也是海德格尔学派的。

这就是马克思对“自由”或“可支配”时间的分析——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还是在资本主义外部一—必须处于的背景。马克思一贯地把这个时间——特别是“可以支配的时间”——与财富本身等同起来:“财富的全部发展取决于可以支配的时间的创造”,更明确地说:“财富是可以支配的时间,仅此而已。135

132 Osborne, A sudden topicality: Marx,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crisis' , 21.

133 Haver, For a Communist Ontology’, 117.

134 Marx, Grundrisse, 398.

135 This formulation of wealth first appears in the Grundrisse (ibid. 397), and is elaborated on in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Value, Part 3 [1861-63], trans. Jack Cohe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2), 255- 57. This formulation is not Marx' s: it comes from an anonymous 1821 London pamphlet entitled The Source and Remedy of the National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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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需要和生产力的概念一起,自由/可支配时间的概念必须被理解为马克思的超历史财富概念的组成部分。然而,自由/可支配的时间一一其中包括“教育时间、智力发展时间、实现社会功能时间、社会交往时间、(身体和……心灵)生命力的自由发挥时间”136一只有当它与劳动时间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时,才可以作为一个概念来理解。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有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双重关系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也就是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双重关系。包含着剩余时间的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除劳动力以外的一切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是资本家自由时间的基础:“社会非劳动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劳动部分的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即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137这种自由时间可以被描述为“上层建筑的时间”:用于“进行不直接生产的活动”(如治国术、战争)的时间,以及“开发人类能力和社会潜力……没有直接实际目的”(如艺术、科学)的时间。138剩余劳动时间是这个上层建筑时代的“基础”——它是“意识形态时间”的基础——但只是到目前为止,回到第一章,正如即将到来的段落所强调的那样,这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着共同构成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关系。此外,剩余时间所排斥的必要劳动时间—一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构成了工人自由时间的基础。这并不是说工人个人没有自由时间一一工作日的生理界限以及由此产生的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使自由时间不可能存在一一而是说,他的劳动时间使他的自由时间“存在于并通过与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而存在”。139然而,这种自由时间虽然是与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的,但它也是一—而且仅仅是——自由’的,因为它对资本是生产的。请看下面这段话:

劳动时间的节省等于自由时间的增加,即个人充分发展的时间的增加,而个人充分发展的时间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的观点来看

136 Marx, Capital 1, 375.

137 Karl Marx,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61-63,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olume 30, Marx: 1861-1863,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8), 191.

138 Ibid. 190.

139 Marx, Grundrissę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604 (Grundrisse, 708). The use of the masculine personal pronoun his’ here is deliberate: it registers the fact that free time existing in and through the opposition to surplus-labour-time' must itself negotiate the fact that labour-power is reproduced through the absolute unfreedom of domestic labour-time. Simply put, Marx is indifferent to the fact that, within capitalism, domestic labour-time measures nothing, neither value nor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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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可以看作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自由时间一一既是空闲时间,又是从事更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把占有它的人变成另一个主体,然后他作为这个另一个主体进入直接生产过程。因此,这个过程对于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人来说,既是纪律,又是纪律;同时,实践[aus<e:1>bung],实验科学,物质创造性的和客观化的科学,对于已经成为人的人来说,在他的头脑中存在着社会积累的知识。 140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它强调了工人的自由时间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资本构成的。它举例说明了剩余劳动时间和这种自由时间之间关系的另一面:一方面,这种自由时间是与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的,因而后者代表着应当是前者的东西,即对前者的盗窃;另一方面,这种自由时间同样具有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性,因而后者也矛盾地以前者的增加为前提。这段话需要双重地加以说明。第一个背景,也就是后面会受到更多关注的,是流通资本和固定资本生产的区别。前者涉及满足眼前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后者则由这种生产的资料的生产来界定,生产“不是朝向作为直接对象的价值,而是朝向价值创造”,也就是说,朝向“资本的价值生产能力”的生产。141资本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维度是生产固定资本的趋势,而不是生产流动资本。142由此出发,第二个背景非常简单,即生产能力的持续发展与“消费能力”的持续发展直接相关[Fähigkeit desGenusses,这同样意味着享受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个人潜力的发展,一种生产力。144这些背景奠定了这样一种方式:“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观点来看,(自由时间的增加)可以看作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而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自由时间的增加不仅丰富了工人转变为“生产过程本身的守门人和调节者”的能力,这样,这个过程就变成了“(工人)自己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他对自然的理解,以及他凭借自己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而对自然的控制”。145.这种增加既使工人富裕起来,又使工人成为消费者,使工人富裕起来

140 Marx, Grundrisse, 711-12. Emphasis added. Marx rote the expression being man himself' in English. See Marx, Grundrisse der İ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607.

141 Marx, Grundrisse, 710.

142 it is in the production of fixed capital that capital posits itself as end-in-itself and appears active as capital, to a higher power than it does in the production of circulating capital.' Ibid.

143 Ibid. 711.

144 Ibid.

145 Ibid.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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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人,社会积累的知识存在于他的头脑中”;这就是“个人的充分发展”,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为劳动的一般生产力提供了动力。工人的自由时间可以“自然地(把)它的占有者变成另一个主体”,但是这种转化的自然性和这个主体的差异性仍然是由资本构成的,因为它们是资本内部的。因此,奥斯本对这段话的批判是放错了地方。远没有表达“完全站不住脚的十九世纪假设”,这样它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没有什么是“自然的”,也没有什么是“自由的”,关于个人在可支配时间内转变为“不同主体”的当前过程”146,这段话实际上预测了这些过程(消费和文化工业)在多大程度上既是“不自然的”又是“不自由的”。

然而,这段话的全部重要性只有在与《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以下段落结合起来阅读时才会显现出来:

劳动时间,即使交换价值被扬弃,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成本的尺度。但是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是为了享受产品,一部分是为了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与劳动不同,不受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所支配,而且这种目的的实现被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或一种社会义务,可以按照个人的意志进行。不言而喻,如果劳动时间被限制在正常的量之内(马斯),而且劳动不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而劳动,而且,随着主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矛盾等等的扬弃,劳动就具有完全不同的自由性质,它就成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自由支配时间的基础,即同样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然比劳动动物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性质[阿贝斯蒂埃].147

劳动时间和自由/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共产主义和对理解资本主义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马克思有一种“共产主义本体论”,如果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轮廓,那么这种关系一一应该更广泛地理解为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一一构成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本体论差异”的基础148。在共产主义中仍然存在着自由与必然性的辩证法。然而,这种辩证法与

146 Osborne, Marx and the philosophy of time', 21. Crucially, Osborne’ s citation of this passage omits the sentence stating that the increase of free tim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roduction of fixed capital, this fixed capital being man himself.’ See ibid. 20.

147 Karl Marx,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in Marx and Engels, MEW, Band 26, Dritter Teil (Berlin: Dietz Verlag, 1968), 253 (Theories of Surplus-Value, Part 3, 257).

148 Recall that the Heideggerian notion of ontological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and entity) must in Marx be based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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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在共产主义中,衡量财富的标准是自由,而不是必然性。在共产主义中,“财富的尺度……无论如何都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正如上面这段话所指出的,劳动时间“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成本的尺度”,但是,如果交换价值—一以及抽象劳动一—实际上被扬弃了,那么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财富本身的尺度,因为财富不再采取价值的形式。共产主义中自由和必然性的辩证法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辩证法一一用毛主义的话说,它表达了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一一因为“自由的领域只有在由必要性和外部权宜之计决定的劳动结束的地方才真正开始”,以及“真正的自由领域,人类力量的发展本身就是目的……只有以必然性领域为基础,才能蓬勃发展。150.这样,劳动时间和自由/可支配的时间之间的冲突消失了,不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别消失了,而是因为剩余劳动时间消失了。共产主义扬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它在这个时间内消灭了剩余劳动。因此,共产主义是对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和生产其他一切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在质量上的同一性的有意识的集体的、因而是理性的承认,而资本主义则代表了对这一同一性的结构性拒绝(尽管事实上它依赖于这一身份)。与此同时,这种扬弃不仅保留而且提高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力,但只是在它产生了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劳动时间质量,从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产品质量的情况下。简而言之,共产主义不允许劳动中有剩余时间的存在。“自由活动”成为这个时代的专属领域,因此劳动——“生活的第一需要”——是财富的基础,而不是财富的尺度。151

然而,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体论差异—一事实上,每一种都产生一种根本不同的时间,因为每一种都产生一种根本不同的时间

149 Marx, Grundrisse, 708. Antonio Negri’ s position tht Communism is the negation of all measure, the affirmation of the most exasperated plurality -creativity' is thus completely at odds with Marx' s position.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1979], trans. Harry Cleaver, Michael Ryan and Maurizio Viano, ed. Jim Fleming (New York: Autonomedia, 1991), 33.

150 Marx, Capital 3, 958-59.

151 .when the narrow-minded bourgeois form is stripped away, what is wealth other than the universality of individual needs, capacities, pleasures, productive forces, etc., created through universal interchange?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human mastery over the forces of nature, those of so-called “nature" as well as his own nature? The absolute working out of his creative potentialities, with no presupposition other than the previou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at makes this totality of development, i.e. the development of all human powers as such, the end in itself, not as measured on a predetermined scale? Where he does not reproduce himself in one specificity, but produces his totality? Strives not to remain something he ha become, but is in the absolute movement of becoming?’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395-96 (Grundrisse, 488). This wealth comprises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kind of historica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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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类,反之亦然,只有当它被框定为一种历史差异时,才能理解。而共产主义所产生的那种历史和历史时间本身,只有从它所扬弃的那种历史和历史时间的立场来看,才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一一它比资本主义内部的任何其他关系都更能构成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一现在必须被配置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关系。具体地说,这种关系的生产如何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联系?它又是如何重构需要的历史化力量的?简而言之,价值化与历史时间的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指向了下一章的重点: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使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作为历史时间运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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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资本论》:思考历史的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

如前所述,回路C-M-C和M-C-M'之间的差异应该被理解为表达了两种不同的需求概念。第一个回路导致人类需要的满足一一最重要的是满足工人再生产自身存在的需要一一第二个回路与资本自我扩张的需要相关:“不断更新的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目的。²此外,潜藏在“M-C-M”循环之下的那种“需要”,构成了对人类需要的歪曲(verrcktheit),因此,用萨特的话说,价值的自我膨胀把人类的需要转化为迫切需要一一个人被迫为了生存而出卖他的劳动力,正是因为资本必须扩张。3在这方面,如果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内在一一如果前者是总化和时间化的,但只是在它是总化和时间化的力量的内在的范围内一一这是因为只有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才能满足资本自我扩张的需要。4换句话说,只有从资本需要的角度出发,用交换价值来衡量,具体劳动对抽象劳动的内在性的范围才会显露出来。个人出卖他的劳动力,因为他需要生存,但这种需要并不是他随后发生的劳动的总体化和时代化的基础。支配这种劳动的目的论目的的需要不是工人消费生活资料的需要,而是创造注定要进行交换的使用价值的需要。在资本主义中,工人没有设定他的行为的目的——资本设定了——因此,他消费生活资料的需要与这些资料的实际生产是完全分开的。唯一真正把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的是工资。

因此,尽管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总体性和时间性是不同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它们之间就没有辩证法),

1 Georg Lukács, Te Changing Fun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19],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229. .Thu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in the first instance, a the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and its economic structure'. Ibid.

2 Marx, Capital 1, 253.

3 For Sartre, this represents the sense in which the practico-inert temporalises: exigency -or ne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practico-inert -constitutes the systematised perversion, the systematic co-option, of the temporalising basis of human praxis.

4However, only use-value -e.g. the use-value of labour-power -produces that which satisfies capital’ s need for self-expansion. Only the use-value of labour-power produces surplus-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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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劳动的历史本体论基础—一即决定在每一种劳动中,总化是时间化,而时间化是总化的基础一一是相同的。这个基础,很简单,就是资本自我扩张的需要。⁵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新的问题就出现了:资本自我扩张的需要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更准确地说,这种需要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种需要作为一种现代的、哲学的历史观,又与这个概念有怎样的关系?资本对扩张的不懈追求贯穿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整个批判,但将马克思对这种追求的阐述重新构建为一种历史化的需要概念,意味着什么呢?一种记录历史本身创造的需要概念,从而使资本的需要历史地化了必要的需要?这些问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必然性(notendigkeit)和需要(bedrfnis)这两个概念的广阔本体论范围,在1844年《手稿》中首次提出,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充实,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各个草稿中并没有实现。换句话说,从《政治批判大纲》开始,本章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充分地支持“唯物主义观点”,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观点不仅决定了必需品和需求必须服从历史逻辑,而是必须被理解为构成了那个逻辑本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观点无疑是建立在人的需要和必需品的基础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因此延伸到资本的需要和必需品。一点也不。如果,在资本主义内部,人的需求是内在的,如果他们的满足是因为资本,这意味着资本不仅仅使自己与唯物主义观点相关。它重新确立了这种观点。这一点必须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样,需要、资本和历史之间的一套普遍的本体论关系就会显露出来,而且会超越马克思用来表现这些关系的主要框架,也就是说,超越对历史的一般理解。马克思告诉我们,社会需要是进化和扩大的,资本主义是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需要的历史特定形态,它异化了人的必需品和人的需要。这当然是对的,但它更笼统地假定而不是解释了资本的自我扩张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处理这种关系,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确定的那样,抽象劳动是思考“一般劳动”范畴的条件,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可理解性就依赖于这个范畴。但是一—这是切中要害的

5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capital' s need to self-expand is not itself ontologically grounded by the human’ s need to socially produce the means of its life, that there is not, in other words, a mutually constitutive

-a reciprocal -ontological ground between capital' s need and human needs. The point, rather, is that the historical-ontological ground of the expansion of human needs within capitalism, that which gives this expansion its historical intelligibility, is capital’ s need to self-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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