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 and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Time

马克思对康德和黑格尔的亏欠，以及他对他们的批判背离，是可以实现的。在一个层面上，价值增值过程包含了劳动过程，其方式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包容功能大致相同:劳动过程以这样一种方式被置于增殖过程之下，即劳动过程一—作为表象的感性对象—一被转化为资本的自我认识的对象，从而认可了增殖过程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尽管黑格尔断言，这种对包容的把握“改变了直接的东西……剥去了感觉的东西，把普遍的东西提了出来”，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资本对劳动过程的特殊性是完全漠不关心的。这种冷漠标志着资本通过交换价值的生产而自我扩张:资本是建立在消除劳动过程的具体的、感性的特殊性的基础上的。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抹去立刻就是这些特殊性的创造。这是马克思的包容概念的深刻的黑格尔维度:通过辩证的方式，劳动过程在价值化过程之下的包容是劳动过程特殊性的逻辑的和本体论的创造，因此，在逻辑之后，概念的普遍性一一这里的价值化过程一一就包含在这些特殊性之中。从扬弃的观点来看，这就是资本的三段论结构。因此，马克思的包容概念代表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包容概念之间的独特对抗。然而，尽管马克思的包容概念的康德方面是《资本论》中最直接和最明确的维度，但最终是辩证的维度——一个从黑格尔出发的维度，但同时又批判性地重构了他一一奠定了这个概念的独特性。

从这里可以得出三点。首先，马克思的包容概念证实了关系在本体论上先于关系的意义:并不是说一个既存的事物(价值增值过程)包容了另一个事物(劳动过程)。相反，按照总体化和时间化的基本逻辑，“包容”表示价值增值过程和劳动过程之间关系的主动生产，从而表示这些过程之间差异的可理解性。其次，这一概念明确了劳动过程在价值化过程内部的意义，因此，包容取代了“内部化”的逻辑，到目前为止，内部化已经构建了我们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人的需要和资本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一点现在应该清楚了，包容并不是简单的“内部化”的另一种说法，而是内部化和外部化的辩证关系。如果，在萨特之后，一个外化的总体通过实践被再内化,这样，这种再内化

37 Ibid. 12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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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内在性的内在否定”38，那么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转到马克思身上，说劳动过程的内在化为价值化过程，是价值化过程的内在性的内在否定。劳动过程特殊性的消除是辩证地与这些特殊性的不断扩大的创造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萨特和马克思之间的区别在于，由于劳动力的商品化，这种辩证法必须被理解为价值增值过程本身的自我创造(价值增值过程在自身内部外化了劳动过程)。这就引出了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这标志着对黑格尔的最大批判偏离。在彼得·奥斯本之后，我们可以称之为“实际抽象”。正如奥斯本所说，“一旦我们摆脱了黑格尔的既定绝对概念”(附注:这正是黑格尔《法哲学》的问题所在，这也是为什么黑格尔一贯致力于包容的辩证特征的原因)，然后是“分析的”好抽象，“具体的抽象的充实”，或者是系统辩证法的范畴形式的统一，现在可能与实际的“坏”抽象相对应: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范式地被价值形式的抽象所支配。39换句话说，一旦我们认识到包容的本质——一个必然持续和开放的过程——那么，包容的分析上的“好”维度一一价值化过程的具体完满构成劳动过程特殊性的方式一—现在可能对应于包容的实践上的“坏”维度一一由于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过程的特殊性被抹去了。然而，正如奥斯本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实际上坏’的抽象与片面的’坏的知性抽象有着不同的逻辑形式，而好坏抽象的论述正是从知性抽象中衍生出来的。”40换句话说，把劳动过程包含在价值增值过程之下(这里指的是后者“抹掉”前者的具体特殊性)，是一种“坏的”抹掉，这是“好的”创造所固有的。

这就是构成资本主义的两种包容形式一一形式包容和现实包容一一必须被置于其中的哲学语境。对马克思来说，形式包容之所以是“形式的”，是因为它表明了资本“占有”劳动过程的方式，而没有实际改变劳动过程的内容，而真正的包容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资本实际上改变了劳动过程一一实际上，不断地，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它重新创造了这个过程。马克思主要利用形式包容来强调现有的劳动过程是如何被置于资本之下的

38 Sartre, CDR 1, 57.

39 Peter Osborne, The reproach of abstraction’, Radical Philosophy 127 (September/October 2004), 27.

4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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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41，举例来说，行会工人如何成为雇佣工人，而他们的劳动过程的内容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另一方面，真正的包容产生了马克思所描述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众所周知，剩余价值的生产—一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差异和关系的生产—一同样推动着形式包容和现实包容:价值增值过程包含了劳动过程，因为资本需要自我扩张(以生产剩余价值)。因此，马克思直接把两种不同的消费形式与两种不同的剩余价值生产形式联系起来，对这两种形式的分析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一半形式的包容对应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超过了劳动力所有者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实际的包容对应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再生产劳动力所有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缩短，因而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各自长度的相应变化。42因此，绝对剩余价值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它涉及到再生产工人所必需的时间的绝对延长，而相对剩余价值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是相对于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的，以便使工作日保持不变。甚至可以缩短。简而言之，形式的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绝对剩余价值，是一个广泛的过程，而真正的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相对剩余价值，则是一个密集的过程。然而，正如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一样，我们最终关心的不是形式/真实的包容和绝对/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们可能会说，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劳动和增值过程的辩证法的“内在实体”。对马克思来说，包容是一个辩证范畴:它记录了价值增值过程如何在劳动过程内部内化和外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式包容和现实包容之间的关系是辩证关系。就其本身而言，形式的包容和现实的包容可以理解为辩证的过程，因为它们各自表达了劳动过程和增殖过程之间关系的不同形式，但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形式的包容和现实的包容的辩证法”（也没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辩证法”)。然而，这丝毫没有减少揭示社会的必然性的需要

41 Marx, Capital 1, 1020-21.

42 Ibid. 432. Whereas Marx rarely directly uses the term subsumption' in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proper, the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duction-Process ren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and real subsumption, and absolute and relative surplus-value, quite explicit:If the production of absolute surplusvalue was the material expression [materieller Ausdruck] of the formal subsumptioņ of labour under capital, then the production of relative surplus-value may be viewed as its real subsumption.’ Ibid.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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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包容和现实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更普遍地构成了资本生产过程的内在引擎。

从1861-63年《手稿》开始，马克思著作的一个维度是形式的包容，因此是绝对的剩余价值，“先于”现实的包容和相对的剩余价值。43这样看来，形式包容是“……现实包容的前提和先决条件”。44在一个层面上，这种描述并不令人惊讶:它源于马克思对工作日的考察，即“资本的持续趋势”将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可能的极限”45，以及随后工人为缩短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可以理解为推动了劳动过程本身的动态转变。这种转变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缩短了生产工人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形式包容可以被理解为现实包容中三个决定性发展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合作、劳动分工和机器的使用。绝对剩余价值的绝对限制产生了实际包容的性质，即“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真正的包容中，它才能：

The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of labour, or the productive forces of directly social, socialised (i.e. collective) labour come into being through cooperatio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within the workshop, the use of machinery, and in gener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by the conscious use of the sciences, of mechanics, chemistry, etc. for specific ends, technology, etc. and similarly, through the enormous increase of scale corresponding to such developments (for it is only socialised labour that is capable of applying the general products of human development, such as mathematics, to the immediate productionprocess; and, conversely, progress in these sciences presupposes a certain level of material production). This entir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of socialised labour (in contrast to the more or less isolated labour of individuals), and together with it the use of science (the general product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takes the form of the productive power of capital.⁴

43 See, in particular, ibid. 1025.

44 Ibid. 1026.

45 Karl Marx, Value, Price and Profit [1865], as cited in Tomba, Marx's Temporalities, 134.

46 Marx, Capital 1, 1024. With the real subsumption of labour under capital a complete (and constantly repeated) revolution takes place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workers and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workers and capitalists.’ Ibid. 1035. The expression a complete and constantly repeated revolution’ is Marx’ s self-reference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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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篇文章所表明的，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包容是资本主义内部“社会劳动”的实现。这种社会劳动是由单个资本之间的竞争所刺激的：组织和技术创新是由个体资本家希望以低于其现有社会价值的“个人价值”出售商品(哪怕只是暂时的)的愿望驱动的(创新，特别是新机器，在同一行业内和不同行业之间不均匀地引入)。然而，最终，形式包容“先于”其真正的对应物，即前者仅仅是后者的“前提和先决条件”的观点，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框架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是一种误导。这不仅仅是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区别似乎是虚幻的。47更根本的是，这是因为，在逻辑上和物质上，形式包容和现实包容之间的关系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一种相互作用，或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不断交叉，或者用托姆巴的话来说，就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相互共渗透”。48真实的包容既是形式包容的逻辑和物质前提，也是形式包容的前提(反之亦然)。在一个工业部门中采用机器，不仅“延长了那些继续使用旧的、不完善的生产资料的工人的劳动时间”，而且“在那些最初直接采用机器的工业部门中，它还是把工作日延长到一切自然界限之外的最有力的手段”。50根本不存在用现实的包容来“代替”形式的包容:价值增殖过程包含了劳动过程，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依赖于形式的包容和现实的包容之间的共存和相互作用。真实包容“在逻辑上隐含在资本的概念中”51，因此不能被理解为某种按时间顺序继承了形式包容的东西。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将真实包容/相对剩余价值置于形式包容/绝对剩余价值之上的借口。前者构成了“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们允许资本主义生产“(确立)自己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并(带来)一种新的物质生产方式”52(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真正的包容

47 Ibid. 646. For Marx, relative surplus-value is absolute, because it requires the absolute prolongation of the working day beyond the labour-time necessary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ker himself. Absolute surplusvalue is relative, because it requires a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ur which will allow the necessary labour-time to be restricted to a portion of the working day.’ Ibid.

48Tomba, Marx's Temporalities, 155. As Tomba states, it is because of this reciprocal co-penetration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the world, between First, Second and Third World, between centre, semi-periphery and periphery, and the concomitant typology of advanced or backward capitalisms, loses any meaning.’ Ibid. 155-56.

49 Marx,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61-63, 327-28.

50Marx, Capital 1, 526.

51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76.

52 Marx, Capital 1,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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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终是将资本确立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历史方式的构成要素的可能性的基础)现实的包容——而不是形式的包容—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正如上面引用的段落所说明的那样。真正的包容—一而不是形式的包容—一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作为资本的无偿礼物而发展……并表现为资本按其本性所拥有的一种力量一一资本所固有的生产力”的原因。53然而，只有这两种包容形式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才会引起资本的自我扩张;正如我们现在将开始更详细地考察的那样，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把资本登记为一种总化的、时间化的、从而历史化的辩证法。总而言之，形式的包容和现实的包容构成了资本自我扩张的需要得以实现的物质过程。这些过程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和历史时间至关重要。然而，为了确定资本作为一种包容如何与历史相关，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它是如何与历史无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包容是如何经常被置于一个历史总化和时间化的框架中，这个框架除了假定并因此模糊资本、时间和历史是如何相互构成的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作用。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对历史和包容之间关系的一种常见解读出现了，这种解读尽管存在各种内部变化，但仍坚持两个基本假设。54首先，马克思的“包容”可以理解为历史分期的一个范畴，这样连续的历史时期(不管它们是如何划分的)直接对应于形式包容和现实包容的连续阶段。在这些叙述中，形式包容与现实包容的确切含义各不相同，但形式包容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先于现实包容的信念是坚定的。55这些解读只局限于西欧的历史。其次，当代(20世纪70年代初起)的真实包容阶段可以被理解为雅克·卡马特(JacquesCamatte)所说的“劳动力在资本下的总包容”。56人们可能会说，这就是真实的包容“完成”了资本下劳动的包容的方式。有两个段落57举例说明了这两个假设，特别是“完全包容”的假设。第一段来自弗雷德里克

53 Ibid. 381.

54Despite its shortcomings, the Endnotes Collective provides a useful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is reading. See http://endnotes. org. uk/en/endnotes-the-history-of-subsumption (accessed 27 April 2015). The primary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the French group Théorie Communiste.

55 See e.g. Étienne Balibar, Elements for a Theory of Transition', in Althusser and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302-3, wherein formal subsumption begins with the form of outwork on behalf of a merchant capitalist and ends wi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r Balibar, formal subsumption thus coincides with Marx' s analysis of manufacture, and possesses the structure and form of a transition wherein there is a distinct non-correspondence -a dislocation -between th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56 Jacques Camatte, Capital and Community [1976], trans. David Brown (London: Unpopular Books, 1988), 45. I am indebted to the Endnotes Collective for this reference.

57I am indebted to Andrés Sáenz de Sicilia for both of these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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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最近重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并说明了他如何使用包容范畴来证明他的理论，即《资本论》第一卷本质上是关于失业的

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规律”——“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的处境，无论他的报酬是高是低，必然会变得更糟”（《资本论》1799)——在战后富裕的50年代和60年代成为许多嘲弄的对象。今天，这已不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随着马克思对全球化的暗示，这些分析似乎在世界范围内更新了《资本论》今天的现状。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指明了一个“包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以外的或社会的东西不再位于资本和经济学之外，而是被它所吸收:因此，失业或没有经济功能的人不再被驱逐出资本，而是留在资本之中。在一切都被纳入资本主义之下的地方，在资本主义之外就不再有任何东西;而失业者一一或者这里的赤贫者、穷光蛋一一就像被资本雇佣一样，处于失业状态;他们通过自己的非功能性来实现一种经济功能(即使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得到报酬)58

第二段来自安东尼奥·内格里1981年的文章《时间的构成》，与卡马特的观点相呼应，概括了内格里后来所说的“社会的完全包容阶段”。59

使用价值只有在交换价值的伪装下才能出现。不再有使用价值所依赖的外部有利条件………真正的包容意味着价值规律的完全实现……社会劳动涵盖生命的全部时间，并覆盖生命的全部领域……整个生命时间都变成了生产时间。60

这些段落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进行批判。詹姆逊在“经济”和“社会”之间建立的对立，使我们能够“指定一个‘包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以外的或社会的东西不再位于资本和经济学之外，而是被它所吸收”，这是错过了一个要点，即对马克思来说，经济是社会的一个范畴，即，正如第一章所说明的那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经济”是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的同义词，因此也是社会生产的同义词

58 Frederic Jameson, Representing Capital: a Commentary on Volume On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1), 71.

59 Antonio Negri, Twenty Theses on Marx: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 Situation Today’ , in Marxism Beyond Marxism, ed. Saree Makdisi, Cesare Casarino and Rebecca E. Karl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59.

60 Antonio Negri, The Constitution of Time’ [1981], in Time for Revolution, trans. Matteo Mandarini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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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质上的社会存在的人的历史意义。61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詹姆逊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合并，导致了诸如“一切都被纳入资本主义”这样的陈述(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的、占主导地位的主体，而不是唯一的主体)。内格里关于“不再存在使用价值可以依赖的外部优势”的论点，正如前一章所证明的那样，也错过了使用价值范畴的历史特殊性。暂时不考虑是否有可能谈论形式包容与现实包容相对立的“历史阶段”这个问题，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曾经有过使用价值拥有这样一个“外部”优势的时刻，就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内部，使用价值总是“在交换价值的伪装下”出现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价值形式内与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批判围绕着，但没有直接面对的一点是，卡马特，詹姆逊，最重要的是，内格里的方式，他们不仅假设了需要解释的东西，而且还援引了允许我们解释需要解释的东西的范畴。更直接地说:他们揭示了，尽管是无意和无意识的，在资本下劳动的包容和历史时间的生产之间存在着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基本关系，而且，总体化的范畴是首先允许我们揭示这种关系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他们想要将包容的范围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扩展到“一切”(詹姆逊)的愿望(马克思肯定不会赞同这一点)，或“整个生命时间”(内格里)——一种几乎没有什么作用的欲望，但混淆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或者更具体地说，混淆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更普遍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区别。62主要问题也不是他们想要创造不同的、按时间顺序的历史阶段，与形式的、然后是真正的包容相对应，这种欲望从一开始就忽视了资本主义内部这两种包容形式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这些都是有可能抛弃可理解性的重大问题

61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points to the sense in which Jameson’ s category of postmodernity’ (that Representing Capital certainly holds on to) can be understood as an essentially ahistorical, if not antihistorical, category. If postmodernity' isour' current historical conjuncture wherein real subsumption subsumes everything' , the irony here is that Jameson' 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ligns with Marx' s -the economic and the social become intertwined -precisely at the moment that Jameson evacuates history from Marx (who provides, one might say, a pre-postmodern’ account of capitalism).

62 What these accounts -particularly Negri' s -do is eradicate the ineradicable, the unsurpassable, limit to capital: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power.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are immense, and leave us with a Marx that is barely recognisable. When, as Negri says, ‘social labour covers all the time of life’ , it is not ju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bour-power and living labour which isappears, but the ver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process of capital. Social life’ as such becomes synonymous with labour-time' , such that the raison d'être of capitalism is not valorisation, but the tautological desire for command for command’ s s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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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终，他们指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未能认识到历史的可理解性取决于指导它的“总体化”概念。简单地说，指导卡马特的“资本下劳动的总消费”以及内格里的“社会的总消费”的总化是总化的庸俗含义:这是一个整体化的过程，它的单向推进在自身内包含着自身“完成”的可能性(在此，无论内格里有意与否，真正的包容成为历史的(按时间顺序的)“终结”的同义词)。3与这种对总体化的理解相对应的是时间化的庸俗含义，其历史记录是众所周知的:对时间的线性和不可逆转的理解，其监护人当然是年代学。然而，严格来说，问题不在于年表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历史时间模型只表达了必须解释的东西:历史时间之所以是“历史的”是因为它表现为一种自我扩展的时间，或者换句话说，历史时间之所以是历史时间，是因为它自行扩展。对历史时间的普通理解记录了这一点，但它这样做的方式是将自我膨胀的起源掩盖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历史时间的主导模式)。卡马特、詹姆逊和内格里仅仅再现了历史时间的普通概念，他们无法解释他们的描述隐含地依赖于什么：“历史”本身就是自我扩张的永恒运动。尽管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下劳动消费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解释这一点。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不是一个封闭的和完成的总体性，而是一个根据定义是开放的和不完整的总体性，它的统一性.正如现在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它的分化过程。简而言之，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正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之间持续的辩证法一一正是卡马特、詹姆逊和内格里所忽视的辩证法一一构成了思考历史时间自我扩张的条件。包容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分期化的一一甚至是一个历史化的一—范畴，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历史化的范畴:它是一个记录历史本身构成的范畴。

63 If Negri’ s concep of totalisation çorrelates to the ordinary concept of totality -totalisation extending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social' and life' -this is becuse, for him, valorisation is a continuous and totalitarian process, it knows neither limit nor repose.’ Negri, Marx Beyond Marx, 76. Jettisoning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power as the defining limit of valorisation, is, in short, to confuse, and thus conflate, totalisation and tota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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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自动化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如何产生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剩余价值的生产与马克思现代的、后启蒙时代的历史观之间的基本关系。如果人的需要的扩大是这一概念的本质，如果资本的扩大是把人的需要的扩大理解为“历史”的历史本体论基础，那么，增殖过程对劳动过程的包容不仅是资本自我扩张需要的物质表现，而是使历史这一范畴成为可能的关系。如果，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价值增值过程优先于劳动过程，真实的包容优先于形式的包容——这两者我们都必须做到——这并不是因为价值增值过程以任何方式“独立”于劳动过程，或者真实的包容以某种方式“取代”了形式的包容，而是因为马克思把增值过程和实际消费作为资本生产过程的真正“资本主义”特征。要把资本作为思维历史的条件来保证，就要强调增殖过程和现实包容的决定性特征。其中有两个特征尤为突出，对它们的考察指导了接下来的两节。第一个是自动化。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自动化的论述贯穿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广义地说，价值增值过程对劳动过程的真正包容，是以物化劳动的转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产资料向资本本身的转化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架内，物化劳动把自己转化为资本的能力，即把生产资料转化为控制和剥削活劳动的手段的能力，表现为完全适合于工人的某种东西……表现为与工人不可分割的东西，因而表现为作为物而属于工人的一种性质，作为使用价值，作为生产资料。4在这一点上，生产资料作为一种本身的性质，变成了由运动来规定的(而不是由外力推动运动的静态物体)，因此，人类不再是主体，其劳动使物体活跃起来，以满足人类的需要。现实的包容颠倒了这种关系：“……在物质生产的层面上，在社会领域的生活过程的层面上一一因为这就是生产过程一一我们发现了我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在宗教中发现的同样的情况，即主体转化为客体，反之亦然。”65.真正的包容及其最发达的物质表现形式——机器——是劳动工具的运动和活动坚持其独立性的地方

64Marx, Capital 1, 988-89.

65 Marx, Resultate des unmittelbaren Produktionsprozesses, 20 (Marx, Capital 1,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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