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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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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1世纪，新科技可能会让这些虚构故事更为强大。为了了解我们的未来，就必须回顾耶稣基督、法兰西共和国和苹果公司等的故事，看看它们究竟如何得到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人类认为自己创造了历史，但历史其实是围绕着各种虚构故事展开的。单一人类个体的基本能力，从石器时代以来并没有多大改变，真要说有什么改变，也可能只是在衰退。但是各种虚构故事的力量在增强，它们推动了历史，让我们从石器时代走到了硅时代。
这一切开始于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让智人开始谈论只存在于人类想象之中的事情。而在接下来的6万年间，智人编织出许多虚构故事，只是这时的故事仍然影响有限、流传不广。某个部落里崇拜的先祖精神，可能到了隔壁部落就已经一无所知；某个地方能用作流通货币的贝壳，翻过一座山脉就可能毫无价值。但仅仅像先祖精神或是有价值的贝壳这种虚构故事，就已经能促成几百甚至几千个智人通力合作，远胜过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这都赋予了智人极大的优势。然而，只依靠狩猎或是采集并不足以支持城市甚至王国的运作，因此只要智人仍然是狩猎采集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规模合作。正因为如此，石器时代各种神、精灵和恶魔说起来并不强大。
到了大约1.2万年前，农业革命拉开序幕，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来扩大并强化人际网络。有了农业，就有可能养活拥挤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市民，或是纪律严明的军队里成千上万名士兵。然而，这种人际网络也遇到了新的障碍。在维护这种集体神话、组织大规模合作的过程中，早期农民只能依赖人脑的数据处理能力，但人脑的能力实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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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深信诸神的故事。他们为自己最敬爱的神兴建神庙、举办庆典、甘心奉献，双手奉上土地、什一税或是各种祭品。在发端于约6000年前的苏美尔文化中，城市开始形成，而此时的神庙不仅是信仰中心，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枢纽。苏美尔诸神的功能，类似于现代的品牌和公司。今天，公司是个虚构的法律实体，它能够拥有财产、借贷、雇用员工、开设经济企业。在乌鲁克（Uruk）、拉格什（Lagash）和舒鲁帕克（Shurupak）等古城，神也是个法律实体，能拥有田地和奴隶、发放和接受贷款、支付薪资以及建造水坝和开筑运河。
神不会死，也没有后代争夺遗产，于是就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的苏美尔人发现自己成了神的员工，拿着神的贷款，种着神的土地，也向神纳税。就像现在有人是谷歌公司的员工，有人是微软公司的员工；在古代的乌鲁克，可能某个人是水神恩基的雇员，而他的邻居则在伊南娜（Inanna）女神的手下。恩基和伊南娜的神庙刻画了乌鲁克的地平线，神的标志也出现在建筑物、商品和衣服上。对苏美尔人而言，恩基和伊南娜再真实不过了，就像我们眼中的谷歌和微软一样真实。与先前石器时代的鬼魂和神灵相比，苏美尔的神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实体。
不用说，各种业务当然不会由神亲自动手，它们只是人类的想象，也只会出现在想象之中。所有日常业务都交给神庙的祭司（正如谷歌和微软也需要有血有肉的人来管理其业务）。然而，随着神名下的财产和权力越来越多，祭司开始无力应付。虽然祭司可能代表了神威浩荡的天空之神、无所不知的大地女神，但自己毕竟还是血肉之躯，他们很难记住，究竟哪些是伊南娜女神的庄园、果园和田地？伊南娜的哪些员工已经领了薪资？伊南娜的哪些佃户还没支付佃租？这位女神对债务人又收了多高的利率？正是这一主要原因，使得无论是在苏美尔还是在全球其他地方，即使农业革命已经发生数千年，人类的合作网络还是迟迟无法大幅扩张。可见，没有幅员辽阔的王国，没有遍及四海的贸易网络，也就没有全球信仰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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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终于在大约5000年前被打破：苏美尔人发明了文字与货币。这两者就像双胞胎——同时同地由同一父母产出——让人突破了人类大脑的数据处理限制。文字和货币让人类开始能够向数十万人收税，从而组织起复杂的官僚体系，建造出幅员辽阔的王国。在苏美尔，这些王国都是由同为人类的神职领袖来领导，以神的名义来治理。在邻近的尼罗河谷则更进一步，将神职领袖直接与神结合，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神——法老。
在古埃及人的概念里，法老不只是神的代理人，更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神。整个埃及都属于这位神，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缴纳他定下的税款。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就像苏美尔神庙的情形，神并不会亲自管理他的商业帝国。虽然有些法老铁腕统治，有些法老歌舞升平，但不论哪种情况，实际的行政管理事务还是交给手下几千名能读会写的行政官员来处理。正如其他人类一样，法老有着生物的身躯，也就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感。但这个“生物的法老”根本无足轻重，真正统治尼罗河谷的，是那个想象中的法老，他存在于数百万古埃及人口口相传的故事之中。
法老自己安坐于首都孟菲斯，在宫殿里吃着葡萄、与妻妾调情，而他手下的官员则在整个王国四处奔波，从地中海沿岸至努比亚沙漠。这些官员计算出每个村庄必须上缴的税款，记录在长长的莎草纸滚动条上，再送到孟菲斯。如果孟菲斯下达了一项书面命令，要求为军队招募士兵或为工程征集工人，官员就会努力补齐所需人数。他们会计算王室的粮仓里有多少小麦，清理运河和水库需要多长工期，又该把多少猪鸭送往孟菲斯，好让法老及其后宫嫔妃大快朵颐。就算这位肉身之神身亡，把整个身体做了防腐处理，用极尽奢华的丧葬仪式一路送到孟菲斯市郊的王室墓地，整个官僚体系依旧正常运作。官员还是继续写着滚动条、收着税、下达着命令，继续推进这部法老机器的齿轮顺利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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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美尔的诸神让我们想起现代公司的品牌，那么像法老这种“活神”就像是现代的个人品牌，如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Presley，猫王）、麦当娜（Madonna）或贾斯汀·比伯（JustinBieber）。和法老一样，猫王有着生物的躯体，也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感，猫王得吃、得喝，也得睡。但猫王绝不只是一个生物体而已，他也像法老一样，是一个故事、一个神话和一个品牌，因此，品牌的价值要远高于生物体的价值。在猫王的一生中，这个品牌通过卖唱片、门票、海报和版权赚了数百万美元。但在所有的必要工作里，只有一小部分真正需要猫王这个生物体，绝大多数都是由经纪人、律师、制作人和秘书组成的团队完成。因此，就算生物的猫王已然去世，这个品牌仍然可以运转。即使到今天，歌迷还是可以购买猫王的海报和专辑，广播电台还要支付播放版税，每年也还是有超过50万的歌迷如朝圣般涌向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猫王家宅——雅园（Grac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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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出现之前，故事受限于人类大脑的能力，不能讲得太复杂，否则就没人能记得。但文字出现之后，忽然人类可以开始创造长篇复杂的故事，不再单靠人类大脑，而能记在黏土板或莎草纸上。古埃及人不记得法老所有的土地和税收数据，猫王也从未完整读过所有以他之名签署的合约；没人真正对欧盟的所有法律和规章了如指掌，银行家或中情局探员也不清楚全球每一美元的流向。但这些细节都写在某个地方，把所有相关文件集结起来，就构成了法老、猫王、欧盟和美元的身份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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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文字让人能够以算法的方式组织整个社会。前文为了讨论情感是什么、大脑如何运作，曾提过“算法”一词，它是一系列有条理的步骤，能用来计算、解决问题和做出决定。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人类通过大脑完成所有计算，做出所有决定；而有了文字之后，人类就能组成网络，每个人完成庞大算法里的一个小步骤，而最后的重要决定由整个算法做出。这正是官僚体系的本质。
以现代医院为例。一到医院，挂号处就会给你一份标准表格，询问一套预先设计好的问题。你的答案将会转交给护士，由护士依据医院规定判断该做哪些初步检查，比如，她可能要量你的血压和心率，另外做个抽血检查。值班医生评估初步检查结果，遵照严格的规定，确认你该前往哪个科室就诊。到了专科诊室，就会进行更全面的检查，例如X射线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厚厚的医疗指示手册详细规定了检查流程。接着，专科医生根据权威的统计数据库分析结果，决定该用哪种药物或进行哪些进一步的检查。
有了这种算法架构，谁是挂号人员、护士或值班医生无关大局，他们的人格类型、政治倾向或当时的心情也无关紧要，只要他们遵守所有规定流程，把你的病治好的概率就会很高。根据这种理想算法，你的命运实际上操纵在“系统”的手里，而不是碰巧在这个或那个岗位上的有血有肉的人。
医院的情形同样也能套用到军队、监狱、学校、公司和古代王国。当然，古埃及的科技远远不及现代医院复杂，但整个算法的道理是一致的。在古埃及，大多数决定同样不由某个智者来决定，而是用记在莎草纸、黏土板上的文字连接起由所有官员组成的网络。以法老这位“活神”之名，这个网络便重组了人类社会、重塑了自然世界。举例来说，从公元前1878年到公元前1814年，埃及由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SenusretIII）及其子阿门内姆哈特三世（AmenemhatIII）统治，挖了一条巨大的运河，将尼罗河连接到法尤姆谷地（FayumValley）的沼泽。他们运用复杂的水坝、水库及运河支渠系统，将尼罗河的部分河水引至法尤姆，建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蓄水量足足有500亿立方米。[1]相较之下，作为美国最大的人工水库——胡佛大坝拦截形成的米德湖（LakeMead），最大蓄水量也只有350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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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尤姆工程计划赋予法老权力，让法老得以约束尼罗河，从而避免破坏性的大洪水，并在干旱时提供宝贵的水源。此外，法尤姆谷地本来是一片鳄鱼肆虐、沙漠围绕的沼泽，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埃及的粮仓。在这个新的人工湖岸边建起了一座新城，埃及人称之为“Shedet”，希腊人则称其为“Crocodilopolis”，也就是“鳄鱼之城”。全城最重要的建筑物就是鳄鱼神索贝克（Sobek）的神庙，索贝克的地位等同于法老（当代雕像有时也会看到有鳄鱼头的法老）。神庙里有一只名为佩苏卓斯（Petsuchos）的圣鳄，被认为是索贝克的神灵转世。就像活神法老一样，这位活神佩苏卓斯也由满怀关爱的祭司悉心照料，为这只幸运的爬行动物提供美食和玩具，让它穿上金色披风、戴上镶嵌着宝石的王冠。毕竟，佩苏卓斯正是这些祭司依附的品牌、一切权威和生计的依靠。一旦佩苏卓斯过世，立刻就会有一只新的鳄鱼被选出填补空缺，而过世的鳄鱼则被进行仔细的防腐处理，并制成木乃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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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努塞尔特三世和阿门内姆哈特三世的时代，人们既没有推土机，也没有炸药，甚至连铁器、役马或轮子都尚未出现（轮子一直要到公元前1500年才在埃及普及）。当时的尖端科技是青铜器，但价格昂贵、极为罕见，大多数建筑工具仍然是石器或木器，完全由人力操作。许多人认为，古埃及的各种伟大建筑（所有那些水坝、水库以及金字塔）一定是来自外层空间的外星人所建，否则一个连轮子和铁器都没有的文化，怎么可能完成这样的奇迹？
但真相与这种说法大不相同。埃及人之所以能辟出法尤姆湖、建起金字塔，原因不是外星人的帮助，而是杰出的组织技能。依靠几千位识字的官员，法老招募了数万名劳工，也获得了足以供应这些劳工多年劳动的食物。如果能有几万名劳工合作数十年，就算只是用石器，也足以辟出人工湖、建起金字塔。
当然，法老自己几乎连手指都不用动。他不用自己收税、不用自己画蓝图，当然也不用自己拿铲子。但那些埃及人相信，唯有向活神法老和他的守护神索贝克祈祷，才能让尼罗河谷免于毁灭性的洪水和干旱灾害。他们并没有错。虽然法老和索贝克都只是想象的实体，也无法提高或降低尼罗河的水位，但如果有几百万人都相信法老和索贝克，于是合作修建水坝、挖掘运河，洪水和干旱的概率就能大幅度降低。如果与苏美尔的诸神相比（更不用说是石器时代的神灵），古埃及的神已经是真正力量强大的实体，它们能够建造城市、招募军队，还控制了数百万人、耕牛和鳄鱼的生命。
这里所说的想象的实体能够建造或控制事物，乍听可能很奇怪，但我们现在却很习惯说美国建造了第一颗核弹、中国建造了三峡大坝，或者谷歌正在建造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所以，为什么不能说是法老建造了一座水库、索贝克挖掘了一条运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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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生活
就这样，文字催生了强大的虚构实体，这些实体组织了数百万人，也重塑了河流、沼泽和鳄鱼的现实。同时，文字也让人类习惯了通过抽象符号的调节来体验现实，于是更容易相信这样的虚构实体确实存在。
狩猎采集者整天爬树、找蘑菇、追野猪、抓兔子，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树木、蘑菇、野猪和兔子；农民整天在田里劳作，耕地、收割、磨玉米、照顾家畜，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赤脚踩着土地的感觉、牛拉着犁散发出的味道，以及刚出炉的热腾腾面包的口感。相较之下，古埃及的抄书吏将大把的时间花在阅读、书写和计算上。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面对莎草纸上的墨迹，以此来决定谁拥有哪块地、每头牛该值多少钱、哪个农民每年该缴多少税金。用莎草纸和铁笔，抄书吏就能左右整个村落的命运。
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大多数人并不识字，但那些重要的管理者通过书面文字这一媒介日益看到了现实。对于识字的精英分子来说（不管是在古埃及还是20世纪的欧洲），一张纸上写的任何事情都至少与树木、耕牛和人类一样真实。
1940年春，纳粹德国从北方攻进法国，大部分法国犹太人都试着往南逃离法国。如果要跨越边界，就需要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签证，于是成千上万的法国犹太人夹杂在洪水般的难民潮中，一起围在波尔多的葡萄牙领事馆前，希望得到一张能救命的纸。虽然葡萄牙政府下令，驻法领事需要经过外交部批准才能签发签证，但在波尔多的领事阿里斯蒂德·德·索萨·门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决定无视命令，这也让他30年的外交生涯随风而逝。纳粹坦克不断逼近波尔多，索萨·门德斯等人长达10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就是不停签发签证、在文件上盖章。索萨·门德斯签发了数千张签证，最后因疲惫不支而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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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政府当时根本不想接受这些难民，派出专员将这位不听命令的领事遣送回国解职。然而，虽然这些官员对人类的苦难似乎毫无感受，却对文件深表尊重，不管是法国、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官员，对于索萨·门德斯抗命签发的签证仍然愿意遵守，于是让可能多达3万人逃出了纳粹德国的死亡陷阱。索萨·门德斯手中的武器可以说只有一个橡皮图章，但却完成了大屠杀期间单人推动的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2]
文字记录的神圣性通常也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1958—1961年，毛泽东领导的红色中国实行“大跃进”，希望让中国快速成为强国。为了把余粮转为财政金，并投入到工业和军事计划中，毛泽东下令将农业产量增加两倍甚至三倍。这项不可能完成的命令，从中央到地方，一直下达到村。地方官员不敢提出批评，还希望拍拍上级马屁，于是捏造出各种农业产量激增的假报告。这些虚假的数字又一路回传，每到一级就又夸大一些，在这里添上一笔、那里加一个零。结果，中国遭受了史上严重的饥荒，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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