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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经过几十年、几世纪,意义的网也可能忽然解体,而由一张新的网取而代之。读历史就是在看这些网的编织和解体,并让人意识到,对这个世代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很有可能对他们的后代就变得毫无意义。
1187年,萨拉丁(Saladin)在哈丁战役(Battle of Hattin)中击败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教皇因此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希望夺回圣城。让我们假设有位名叫约翰的年轻英国贵族,远离家乡征讨萨拉丁。约翰相信,自己这么做是有客观意义的,如果自己在东征过程中牺牲,灵魂就能升上天堂,享受永恒的无上喜悦。如果这时候跟他说,灵魂和天堂都是人类编出来的故事,肯定会把他吓坏。约翰一心相信,如果他抵达圣地,却被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战士一斧头劈在头上,他当然会痛苦万分、两耳嗡嗡、两腿一软、眼前一黑——然后就会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片明亮的光芒笼罩,听到天使的歌声、悠扬的竖琴,看到发着光、有着翅膀的天使召唤他通过一道雄伟的金色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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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对这一切的信念之所以这么强烈,是因为有一张细细密密而且极其强大的意义之网包覆着他。他最早的记忆,就是亨利爷爷有一把生锈的剑,挂在古堡的主厅。当他还在蹒跚学步时,就听过亨利爷爷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战死的故事,说爷爷现在已经在天堂安息,有天使做伴,一直护佑着约翰和他的家人。吟游诗人来访城堡时,常常吟唱着十字军在圣地英勇作战的歌谣。约翰上教堂的时候,喜欢看彩绘玻璃窗,其中一扇正是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ofBouillon,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拿长枪刺穿一个面容邪恶的敌人,另一扇则是罪人的灵魂在地狱里燃烧。约翰也会认真听当地神父的讲道,那是他认识的最有学问的人。几乎每个礼拜天,神父都会搭配各种精心设计的比喻和令人莞尔的笑话,讲述着世上只有天主教是唯一的救赎,罗马教皇是我们神圣的父,我们必须听从他的指示。如果我们杀人或偷窃,上帝会让我们下地狱;但如果我们杀的是异教徒,上帝会欢迎我们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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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刚满18岁的一天,一位骑士骑马狼狈地来到城堡大门,语带哽咽地宣布:十字军在哈丁被萨拉丁击败了!耶路撒冷沦陷!教皇宣布将发动新一波十字军东征,并承诺不幸丧生者将得到永恒的救赎!身边所有人看来既震惊又忧虑,但约翰脸上发出超脱俗世的光亮,宣告:“我将对战异教徒,收复圣地!”众人静了一下,接着脸上露出笑容,流下感动的泪水。母亲擦擦眼泪,紧紧抱着约翰,说她有多么引以为荣。他的父亲则在他背上大力拍了一掌,说道:“儿子,如果我还是你这年纪,必会和你同行。事关我们家族的荣誉,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他有两个朋友也宣布要一同从军。而且,就连约翰的死对头、那个住在河对岸的男爵,也特地来家里拜访,祝他一路顺利。
当他离开城堡时,村民纷纷从小屋里出来,向他挥手致意,而对于这个即将前去对抗异教徒的十字军勇士,所有的美丽姑娘都露出崇拜的眼神。他从英国出航,驶过各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例如诺曼底、普罗旺斯、西西里岛,许多异国的骑士纷纷加入,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念。但等到军队终于在圣地上岸,开始与萨拉丁的部下战斗,约翰才惊讶地发现,这些邪恶的撒拉逊人怎么和自己有同样的信念。当然,想必撒拉逊人也没搞清楚,竟然以为基督徒才是异教徒,而穆斯林则是服从神的旨意。但撒拉逊人也接受同样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为神和耶路撒冷而战的战士如果战死,将会直接上天堂。
就这样,中世纪文化一丝一缕地编织着意义的网,把约翰和同时代的人都像苍蝇一样捕进网中。约翰绝不可能想象得到,这一切故事都只是出于想象虚构。说他的父母和叔伯都错了还有可能,但还有吟游诗人、他所有的朋友、村里的姑娘、知识渊博的神父、住在河对岸的男爵、在罗马的教皇、普罗旺斯和西西里岛的骑士,甚至还包括那些穆斯林,难道真有可能这些人都在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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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这么过了好多年。在历史学家的注视下,意义的网被拆散,又张起了一张新的网。约翰的父母已经故去,他的兄弟姐妹也不在人世。这时已经不再有吟游诗人唱着十字军东征的故事,新流行的是剧院上演的爱情悲剧。家族的城堡被烧成一片平地,重建之后,亨利爷爷的剑已经难觅影踪。教堂的彩绘玻璃在一次冬季的狂风中破碎,换上的玻璃不再描绘布永的戈弗雷和地狱里的罪人,而是英国国王打败法国国王的伟大胜利。当地的牧师已经不再称呼教皇为“我们神圣的父”,而是“罗马的那个魔鬼”。在附近的大学里,学者钻研着古希腊手稿、解剖尸体,并在紧闭的门后窃窃私语,说着或许根本没有灵魂这种东西。
时间转眼又过了好多年。原本是城堡的地方,现在成了购物商场。在当地的电影院里,《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theHolyGrail)已经放映了无数次。而在一座空教堂里,无聊的牧师看到两名日本游客简直喜出望外,开始滔滔不绝地解说教堂里的彩绘玻璃,游客礼貌地频频点头微笑,但完全没听懂。在外面的阶梯上,一群青少年正用iPhone手机在YouTube上看约翰·列侬那首《想象》(Imagine)的混录版。约翰·列侬唱着:“想象这个世界没有天堂,只要你想象,这事很轻松。”一名巴基斯坦清洁工正在打扫人行道,旁边有台收音机播报着新闻:叙利亚屠杀仍在继续,安理会会议落幕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突然之间一条时光隧道打开,一道神秘的光照在其中一位青少年的脸上,他宣告:“我将对战异教徒,收复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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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徒?圣地?对于现在绝大多数英格兰人来说,这些词语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就连那位牧师,也可能觉得这个年轻人是精神病发作。相反,如果一位英国青年决定加入国际特赦组织,前往叙利亚保护难民人权,现在大家会觉得他是个英雄,但在中世纪,大家会觉得这人疯了。在12世纪的英格兰,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人权。你要大老远跑到中东,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居然不是去杀穆斯林,而是保护一群穆斯林别被另一群穆斯林杀了?你的脑子绝对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正是历史展开的方式。人类编织出一张意义的网,并全然相信它,但这张网迟早都会拆散,直到我们回头一看,实在无法想象当时怎么可能有人真心相信这样的事。事后看来,为了进入天堂而参加十字军,听起来就像彻底疯了。事后看来,冷战似乎是件更疯狂的事。不过才短短30年前,怎么可能有人因为相信能打造出人间天堂,就不惜为此冒着核弹浩劫的危险?而在现在的100年后,我们现在对民主和人权的信念,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后代感到同样难以理解。
大同世界
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其中的法律、约束力、实体和地点都只存在于他们共同的想象之中。这张网,让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能组织十字军、革命和人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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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动物也有可能想象各种事情。猫埋伏着要抓老鼠时,虽然可能没看到老鼠,但很可能想象老鼠的形状甚至味道。不过就我们目前所知,猫只能想象这个世上实际存在的东西,例如老鼠。它们无法想象自己看不见、闻不着、尝不到的东西,例如美元、谷歌或欧盟。只有智人能够想象出这种虚幻的事物。
因此,猫和其他动物至今仍然只能处于客观的世界,沟通系统也只用来描述现实,但智人能用语言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现实。在过去7万年间,智人发明出的具备互为主体性的现实越发强大,让智人在今天称霸世界。黑猩猩、大象、亚马孙雨林和北极冰川究竟能否挺过21世纪?这一切的结果,将要视欧盟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意愿和决定而定。这几个实体其实都属于互为主体,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对抗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灵魂或没有心灵,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必要的想象力。狮子能跑、能跳、能抓、能咬,却不会开银行账户或提起诉讼。而在21世纪,一个知道如何提起诉讼的银行家,拥有的权力绝对远远高于大草原上最凶猛的狮子。
能够创造出互为主体的实体,这种能力不仅让人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也让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出现分歧。历史学家希望了解神、国家这种互为主体的实体如何发展,但生物学家很难认同这类事物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能解开遗传密码、弄明白大脑里的每个神经元,就能知道人类所有的秘密。毕竟,如果人类没有灵魂,如果所有思想、情感和感觉都只是生化算法,那么为什么生物学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变幻莫测?从这个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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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十字军东征就是由进化压力导致的领土争端,而英格兰骑士前往圣地征伐萨拉丁,其实就像一个狼群想抢下隔壁狼群的势力范围。
相反,人文科学强调互为主体的实体,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激素和神经元。要用历史的方式思考,也就意味着要给想象中的故事赋予实际的力量。当然,历史学家不会忽视气候变化和基因突变等客观因素,但他们更重视那些人们发明并信以为真的故事。朝鲜与韩国之所以如此不同,并不是因为平壤居民和首尔居民基因不同,也不是因为北边气候较冷,山较多,而是因为南北双方相信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故事。
或许某一天,神经生物学能有重大突破,让我们用纯粹生化的词汇来解释十字军东征。但我们现在离那一天还非常遥远。在21世纪,历史和生物学的界线可能会变得模糊,但并非因为我们将发现如何用生物学来诠释历史事件,而是因为我们会因为意识形态的虚构故事而改写DNA链,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改变气候,用网络空间来取代山川的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的种种虚构想象转译成基因和电子代码,互为主体的现实将会吞没客观现实,而使生物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到了21世纪,虚构想象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甚至超越自然选择。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未来,只是破译基因组、处理各种数据数字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破解种种赋予世界意义的虚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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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ichard Dobbs et al., ‘How the World Could Better Fight Obesity’, McKinseys & Company, November, 2014, accessed 11 December 2014,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economic\_studies/how\_the\_world\_could\_bett
[5]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Injuries and Risk Factors Study 2013’,Lancet , 18 December 2014, accessed 18 December 2014, http://www.thelancet.com/themed/global-burden-of-disease; Stephen Adams, Obesity Killing Three Times As Many As Malnutrition’,Telegraph , 13 December 2012, accessed 18 December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health/healthnews/9742960/Obesity-killingthree-times-as-many-as-malnutrition.html
[6] Robert S. Lopez,The Birth of Europe [in Hebrew] (Tel Aviv:Dvir, 1990),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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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effery K. Taubenberger and David M. Morens, ‘1918 Influenza:The Mother of All Pandemics’,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12:1 (2006), 15–22; Niall P. A. S. Johnson and Juergen Mueller, ‘Updating the Accounts:Global Mortality of the 1918–1920 “Spanish”Influenza Pandemic’,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76:1 (2002), 105–15; Stacey L. Knobler, Alison Mack, Adel Mahmoud et al., ed.,The Threat of Pandemic Influenza:Are We Ready?Workshop Summary (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5), 57–110; David van Reybrouck,Congo:The Epic History of a People (New York:HarperCollins, 2014), 164; Siddharth Chandra, Goran Kuljanin and Jennifer Wray, ‘Mortality from the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19:The Case of India’,Demography 49:3 (2012), 857– 65; George C. Kohn,Encyclopedia of Plague and Pestilence: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 3rd edn (New York:Facts on File, 2008), 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