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

混乱造成的焦虑，大部分因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得到缓解，而这也是资本主义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思想家不断安抚我们：“不用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只要经济增长，其他一切都交给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行了。”资本主义就这样批准了一个贪婪而混乱的系统，整个系统飞速增长，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自己正在前往何方。（计划经济也同样相信增长，并认为能够通过国家计划来避免混乱、控制增长。计划经济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作用，但最终还是要转向自由市场经济。）

如今，知识界常常抨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确实，由于资本主义主导了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尽全力了解它有何缺点，以免末日就在眼前。但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仍应看到它的优点与成就。如果我们暂时忽略生态可能会在未来崩溃，并以生产和增长作为成功的标准，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2016年，虽然我们的世界可能依旧充满压力，也可能一片混乱，但各种关于崩溃和暴力的末日预言并未成真，反倒是关于永久增长和全球合作的吹牛夸口确实实现了。虽然偶尔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国际战争，但是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不仅可行，甚至还克服了饥荒、瘟疫和战争。几千年间，不论是祭司、神父、牧师、拉比还是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的教法说明官），都说人类不可能单凭自己就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但之后出现了银行家、投资者和实业家，不到200年，这个梦想就实现了。

于是，这份现代契约承诺给我们前所未有的力量，而且也确实实现了，但代价是什么呢？为了换取力量，这份契约要求我们放弃意义。这种令人心寒的要求，人类该如何应对？遵守要求，可能会带来一个黑暗的世界，丧失道德、美学或同理心。但从目前的事实看，人类不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而且也更为和平，合作也更为愉快。人类是怎么做到的？在一个没有神、没有天堂、没有地狱的世界上，道德、美丽甚至同理心，是如何保存下来并且发展蓬勃的呢？

当然，资本家又会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但市场那只手不仅我们看不见，就连它本身也是盲目的，仅凭它绝不可能挽救人类社会。事实上，如果没有某些神、国王或教会也伸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别说整个市场，就连一个市集也难以维持。如果万物真的可以买卖，包括法院和警察，那么信任就会烟消云散，信用也会荡然无存，商业则会无以为继。^[20]所以，究竟是什么让现代社会免于崩溃的命运？拯救人类的并不是供需法则，而是因为兴起了一种革命性的新宗教——人文主义。

第7章 人文主义革命

现代契约给了人类力量，但条件是我们不再相信整个世界有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能让生命有意义。然而，如果细查契约条款，会发现有一条赖皮的例外条款。如果人类不用通过伟大的宇宙计划也能找到意义，就不算违背契约。

这条例外条款正是现代社会的救赎，因为如果真的没有意义，就不可能维持秩序。现代社会在政治、艺术和宗教方面的斐然成就，为人类的生命找到了意义，但找寻意义的过程与伟大的宇宙计划没有关系。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自己不是什么神圣戏剧里的角色，也没有谁真的在意我们或我们的行为，因此不会有人限制我们的力量，但我们仍然相信自己的生活有意义。

在2016年，人类确实是鱼与熊掌都能兼得。人类拥有的力量不仅远超以往，而且出人意料：上帝已死，但社会并未崩溃。纵观历史，先知和哲学家都认为，如果人类不再相信有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所有的法律和秩序都会消失。今天，对全球法律和秩序造成最大威胁的正是那些继续相信唯一真神和伟大计划的人。对神怀有敬畏的叙利亚，比世俗的荷兰要暴力许多。

如果没有宇宙计划，我们也不用遵守神圣或自然的法则，那么是什么阻止了社会崩溃？为什么你能够旅行数千公里，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或从新奥尔良到蒙特利尔，而不会被贩奴者绑架、遭亡命之徒伏击，或被敌对部落杀害？

向内心探寻

正是人文主义，让人类摆脱了人生无意义、存在无依据的困境。人文主义这个革命性的新教条，在过去几个世纪征服了世界。人文主义宗教崇拜人性，期望由“人类”来扮演上帝在基督教或真主在伊斯兰教中扮演的角色，或自然法则在佛教和道教中扮演的角色。传统认为，是伟大的宇宙计划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意义，但人文主义让角色逆转，认为是人类体验为宇宙赋予了意义。根据人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必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找出意义，而且不仅是自己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训诫：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

因此，现代性推动的主要宗教革命并不是对神失去信心，而是对人类有了信心。走到这一步，足足花了数个世纪。思想家写着宣传小册，诗人作着诗，音乐家谱着交响曲，政治家推动着各种契约，他们共同使人相信，人类可以让宇宙充满意义。想知道人文主义革命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可以看看现代欧洲文化与中世纪欧洲文化有多么不同。在公元1300年，伦敦、巴黎和西班牙托莱多的市民还不相信人类自己就能判断善恶、正误、美丑，认为只有神才能创造和定义善良、正义与美丽。

虽然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人类确实享有独特的能力和机会，但同时认为人类就是一种无知和堕落的生物，如果没有外力监督指导，就不可能理解永恒的真理，只会沉溺在一时的感官享受及世俗幻象之中。中世纪的思想家还指出人类不免一死，各种观点和感受会如风般易逝。人们在今天全心爱着某样东西，明天就可能会厌恶，等到下周，甚至连自己也已过世、深埋地底。因此，任何根据人类观念生出的意义，都必然是脆弱而短暂的。这么说来，如果要讲绝对的真理、生命和宇宙的意义，就必须依据某种高于人类的来源制定的永恒法则。

根据这个观点，神不仅成了意义的本源，也成了权威的本源。意义和权威始终携手共进。那些判断我们的行为究竟属于好坏、对错、美丑等意义的人，也会获得权威，能告诉我们该如何思考和行动。

以神作为意义和权威的源头，不只是一个哲学理论，而且影响了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假设在公元1300年的某个英国小镇，有位已婚妇女很喜欢到隔壁邻居家偷情。当她溜回家，忍住笑意、整理衣服的时候，心里会开始不停想着：“这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说明我是怎样的人？我该继续这样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位妇女会去找当地的神父，向他忏悔，并请求上帝给予指导。神父对《圣经》的内容了如指掌，而《圣经》的内容也告诉他上帝对于通奸的看法。基于上帝永恒不变的话语，这位神父可以明确判断这个女人犯了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如果不悔改，就会下地狱。所以，她必须立即悔改，捐10枚金币给即将出征的十字军，6个月内不得吃肉，还得前往坎特伯雷，到圣托马斯·贝克特主教（St.ThomasBecket）的安息地朝圣。而且不用说，这种可怕的罪过绝对不可以再犯。

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一直想让我们认为，人类自己就是意义的本源，因此自由意志也是最高的权威。我们不需要等着某个外在的实体说三道四，而能够用自己的感觉和欲望来判断。我们从小就不断听到各种人文主义的口号：“要聆听自己的声音，对自己真诚，相信自己，追随自己的内心，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正是集各家大成，可以说是18世纪讨论感受的“圣经”。卢梭认为，当寻找生活的行为准则时，应该明白这些准则是“在我心深处，出于自然，无人能抹去。想做什么，只需要问问自己。我觉得好，就是好；我觉得坏，就是坏”。^[21]

因此，如果一位现代女性想知道自己有外遇有何意义，她不太可能盲目接受神父或某本古书的判断，而是仔细审视自己内心的感觉。如果这时的感觉还不太清楚，她会打电话给闺密，两人见面喝喝咖啡，倾吐心声。如果还是觉得琢磨不定，她就会找一位心理治疗师，把一切都告诉他。理论上，现代的心理治疗师与中世纪的神父站在同一个位置，也已经有太多人对两者做过比较。总之，实际上，两者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心理治疗师并没有一本定义善恶对错的《圣经》。当这位妇女说完故事的时候，治疗师不可能忽然破口大骂：“你这个邪恶的女人！你犯了一个可怕的罪！”当然，他同样不可能赞美她说：“太好了！你真棒！”相反，不管这位妇女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治疗师最有可能做的事，就是用一种温暖且关怀的声音问：“那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呢？”

确实，心理治疗师的书架上，有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著作，还有厚达千页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Mental Disorders），简直能把书架压垮，但这些都不是什么神圣的经典。《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诊断的是生命中的疾病，而不是生命的意义。大多数心理学家相信，唯有从人的感觉出发，才有权判断人类行为的真正意义。因此，不论这位心理治疗师对病人的婚外情有何看法，也不管弗洛伊德、荣格或《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对婚外情这件事有何看法，他都不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病人身上。相反，他该做的是帮她走进心中最私密的房间。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找到答案。中世纪的神父仿佛和上帝有一条热线，能够为我们分辨好坏，但现代的心理治疗师只会帮助我们触及自己内心的感觉。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婚姻制度总是不断变化。中世纪将婚姻视为神赐圣事，神同时授权父亲依据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为孩子安排嫁娶。于是，婚外情等于明目张胆地同时挑战了神权和父权。不管这对恋人怎么想、有什么感觉，婚外情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今天，人们因为相爱而结婚，而这种关系的价值来自他们的个人感受。因此，如果曾经把你送入某人怀抱的这种感受，今天又把你送进另一个人的怀中，又有什么问题？如果今天，结发20年的配偶已经不能再满足你的情欲和性欲，而这个新情人既善良，又热情，而且还能很好地感受到你的需求，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呢？

但你可能会跳出来说“等等”，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方的感觉啊。这位妇女和情人可能在彼此的怀中觉得很甜蜜，但如果被彼此的另一半发现，大家可能都会在一段时间痛苦万分。如果导致离婚，可能会对孩子造成情感伤害。就算配偶从未察觉，但只是要隐瞒这件事，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并让人越来越觉得孤立和愤怒。

在人文主义的伦理中，最有趣的讨论就是像婚外情这种彼此感觉有所冲突的情境。如果某个行为让一方感觉良好，让另一方感觉痛苦，情况会如何？该如何衡量这些感受？两个情人之间感觉幸福，是否会比配偶和孩子感觉不幸更重要？

不论你想站在哪一边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了解双方使用的论据。现代人对婚外情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无论立场如何，理由都会比较偏向于人的感受，而不会基于《圣经》或上帝的训诫。人文主义告诉我们，只有这件事让人感觉不好，才有可能是件坏事。谋杀之所以是错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神曾说“不可杀人”，而单纯就是因为这会让被害人及其家人、朋友十分痛苦。偷窃之所以是错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古籍说过“不可偷盗”，而单纯就是因为如果有人失去财产，会感觉不开心。如果某个行为不会让任何人感觉不好，就等于没错。如果一份古代文献说上帝曾告诫我们不可以制作任何人类或动物的形象（《出埃及记》20：4），但我就是喜欢雕刻这些人物、动物，在过程中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这究竟能有什么错？

同样的逻辑也能应用到对同性恋的讨论上。如果两个成年男性之间喜欢发生性行为，且不会伤害任何人，这又有什么错？为什么要用法律禁止呢？这就是两个男人间的私事，应该根据他们自己的个人感受来自由决定。如果在中世纪，两个男人向神父告解，说他们彼此相爱，而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神父的判断并不会因为他们究竟高不高兴而有任何改变，而且他们居然不感到愧疚，这可是罪上加罪！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两个男人相爱，大家会说：“如果感觉对了，就爱吧！不要让什么神父、牧师影响你们，倾听自己的内心就对了，你最知道什么对你

好。”

有趣的是，今天就算是宗教狂热分子，当他们想煽动大众时，也会使用这种人文主义论调。例如，在过去10年间，以色列的LGBT^[22]社群每年都会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举行同性恋游行。在这个充满冲突的城市，这一天难得显得如此和平，因为不管是犹太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忽然有了共同的敌人：同性恋游行。真正有趣的是他们的理由。他们并不会说：“这些罪人不该举办同性恋游行，因为上帝禁止同性恋！”他们会通过麦克风和摄影镜头高声疾呼：“看到同性恋游行居然穿过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中心，实在深深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同性恋者希望我们尊重他们的感受，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的感受。”

法国《查理周刊》曾刊出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在2015年1月7日，便有恐怖分子杀害该刊员工。接下来几天里，许多伊斯兰教的组织发出声明谴责攻击行为，但有些声明还是忍不住加了一条“但是……”例如，埃及记者组织（Egyptian Journalists’ Syndicate）虽然谴责恐怖分子使用暴力，但同样谴责该刊“伤害全世界数百万穆斯林的感情”。^[23]这种情形，可以称为进步。

我们的感受不仅能提供个人生活中的意义，也能为社会和政治程序提供意义。当想知道该由谁来统治国家、采用何种外交政策、使用何种经济手段时，我们不会从古籍经典里找答案，也不会只听教皇或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命令。相反，大多数国家都用民主选举的方式，聆听人民对当前事务的看法。我们相信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而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正是最终的政治权威。

然而，选民又怎么知道该选谁？至少在理论上，选民要探寻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顺心而为，但这并不容易。想要触碰到自己真正的感受，就得先过滤掉那些没有意义的宣传口号、无耻政客无尽的谎言、狡猾名嘴放出的各种烟幕弹，以及被收买的专家提出的貌似专业的看法。先去除掉所有这些喧嚣嘈杂，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接着，内心真正的声音会在你耳边轻声说“投给卡梅伦”“投给莫迪”或“投给希拉里”，于是你就在票上盖下印记。这就是我们决定该由谁来领导国家的方式。

在中世纪，大家会觉得这种方法实在愚不可及。对于重要的政治决定，怎么可能以无知俗人一时的感觉为判断基础呢？当英格兰在玫瑰战争之后面临分裂时，从来没人提过要用全民公投来解决。哪有可能让每个乡巴佬或妓女都投一票选择兰开斯特或约克？同样，当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II）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从没说这是人民的意愿。这是神的旨意，政治权威从天而降，不是起于凡人之心。